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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级党课结业论文十篇-免费参考

2022-04-11

中级党课结业论文十篇

党建论文】导语,眼前所阅读的此篇文章共有49789文字,由汤佳保细致改进后,上传到祈祷工作报告网!现代(현대,朝鲜汉字转简体:现代,英文:Hyundai)是世界五百强车企现代汽车(Hyundai Motor Company)旗下的汽车品牌,旗下主要车型包括索纳塔(Sonata)、伊兰特(Elantra)、胜达(Santa Fe)和途胜(Tucson)等。中级党课结业论文十篇要是你对此篇文章感觉哪里不好,可以和大家一起探讨!

中级党课结业论文 篇一

加强党性修养理论联系实际 经过一个多月的党校培训,我在这几次党课的学习中和优秀的党校教师的教导下受益匪浅。我很庆幸我有机会参加这次入党积极分子的党课培训。通过这次培训我对党有了更深入的理解,更坚定了成为一名党员的信念,坚定我为主义奋斗终生的信念。党课教师在上党课时洋溢,旁征博引、深入浅出地给我们介绍了党的光辉历程、党员的权利义务、解放思想和实践科学发展观。而对于我们要如何做到以上几点,这就不得不要求我们在学习和思想上得到极大发展第一引导方向:研究生党员首先要注意在上保持正确的方向。要带头提高理论水平和思想素质。要自觉学习主义,思想,理论和重要思想,从根本上,保持大的前进方向是正确的,坚持真理。其次要时刻注意学习党在现阶段发表的各种指示文件,与党保持高度的一致,坚持理论上的与时倶进。理论是枯燥乏味的,学生党员要主动联系同学,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带动同学共同学习,共同进步。结合实际,借助各种生动活泼的活动形式,在同学中发挥其在上的先锋模范作用。

第二争做学习标兵:学生的主要任务就是学习,学生党员要起到先锋模范作用,就是努力学习,起到学习的带头的作用。研究生党员作为高校的学生,只有学好了文化知识,才能更好地全心全意为服务。这就要求研究生党员不仅要有明确的学习目的、端正的学习态度,还要有良好的学习方法,较高的学习效率;不仅要认真学习好本专业的知识,还要学习好相关专业的知识,以拓展知识的宽度和深度,完善知识结构;这样,党员在不断加强自身个人文化修养和帮助学习上有困难的同学的过程中,其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充分得以发挥,使学生受到这种良好学习氛围的感染,共同进步。高校的任务,是培养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各领域所需要的高级专门人才,研究生毕业后必须成为所学专业领域的中坚骨干力量,以卓有成效的工作业绩来为振兴中华做贡献。如果学业荒废,或学艺不精,不能有效承担党和赋予的历史使命,即使有为服务的心愿,也不可能成为一名合格的社会建设者,基本的人生责任都不能履行,全心全意为服务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第三合作中的纽带,密切联系同学,主动与同学交流,更好地帮助同学解决思想、问题。研究生党员的模范作用要做到能广泛团结同学,包括反对过自己的同学,尽自己所能热心帮助同学排忧解难,做同学的知心朋友。研究生党员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既是同学们的表率,又是同学们的朋友。在宣传和反映学生的要求和意见上成为联系学生的纽带,在联系,帮助同学方面成为他们的知心人,互相交流思想,要及时掌握同学们的思想变化。研究生党员的模范作用要做到能广泛团结同学,包括反对过自己的同学,尽自己所能热心帮助同学排忧解难,做同学的知心朋友。所以我认为上的方向,学习上的楷模 ,工作上的表率,合作中的纽带,生活上的榜样。增强集体凝聚力,从班上做起,在班上起到带头作用,从而进一步增强社会凝聚力。班上的班干工作是我们在研究生中最能体现你和同学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同学和同学之间存在的问题是关键所在。

第四树立工作表率:作为一名在校研究生党员(积极分子),必须在整体的学风建设中起到带头的模范作用。树立正确的学习态度,具有明确的学习目标。学习是自己的任务和责任,不能偷懒或者拖累他人,为研究生挣得一份荣誉。热爱所学专业,专业思想巩固。坚持在真理中检验自己的学习成绩。具有良好的生活习惯,是具有高效率学习能力的前提和基础。

勤于思考,掌握更多的知识和技能。多元化的社会发展需要更多的复合型的人才,不能仅限于专业书本知识,要尽可能多的掌握更多的文化素养。掌握学习规律,提高学习效率。要经常进行阶段总结,体会一段时间的学习成败,并且为以后的积累提供有力的经验。积极参加社会实践,锻炼实践能力。积极参加素质培训,增强创新能力。同时还要不间断的同学院和班级党部保持沟通,对学风建设提供更好的建议,这样才能使学风建设取得更大的可喜的成果。常以党员的标准来考核自己。

我们身为在校的学生除了生活,学习中起到模范作用外,还要为国家大事尽自己的一份微薄的之力。前些年是中国多灾多难的一个时期,20xx 年尾的雪灾,20xx 年 3.1和份子对圣火传递的破坏,还有最近的5.12四川汶川的7.8级的地震。我记得说过的一句话:“灾难,只会让中国雄起”在四川的地震来中。面对灾后的四川说:“我不管你们怎么样,我只要这 10 万群众脱险,这是命令”。总理在电话里大喊,说完摔了电话。随行人员说,头一次看到老爷子这么厉害。在抢救现场,年过花甲的,已然哭得不成样子,在四川指挥救灾工作时,在环境险恶的抢救现场,两鬓苍苍劳累无眠的老爷子一不小心摔倒了,手臂受伤出血,但为了抢救遇险群众,他把要给他包扎的医务人员推开了。在很多的事件中都可以表现出党始终把的根本利益放在第一位。我们中国党在面对这些灾难我们永远都不会退缩的,灾难,只会让中国雄起来而已。在这次事件中我觉得作为一名研究生党员(积极分子),在学校我能做到只有在为灾区的重建筹款。由其是 3.14 事件和 5.12 四川地震给我的感触很大。在四川灾区的表现更加让我觉得我有中国党的伟大,能成为为服务其中的一员是多么荣誉的一员。

脱贫感恩党奋进新起点征文论文1000字 篇二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既是党员干部的责任使命,也检验广大党员干部的作风作为。脱贫攻坚已进入大考验收,基层党员干部需绷紧弦、铆足劲,以战士的担当、战斗的姿态,冲锋在第一线、战斗在最前沿,扎实走好脱贫攻坚“最后一步”,巧用“心”“行”“技”,确保脱贫质量和成色,让“党员干部”成为脱贫攻坚的“最亮底色”。

勿将扶贫当任务,用“心”扶贫。脱贫攻坚迎来大考,村有任务、组有指标,党员干部陷入上报数据、汇报工作、应付迎检等繁琐事务之中,把扶贫当任务,淡化了扶贫的责任心、使命感。扶贫工作只有发自内心对弱势群体关心、对困难群众同情、对贫困户厚爱三分,化任务为担当,化压力为动力,在准、实两个字上持续发力,针对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安全住房“三保障”中存在的重点、难点问题,对已脱贫人口和非建档立卡人口,逐村、逐户、逐人开展再次排查,既做到全覆盖、不留死角,又要确保排查结果的真实性和科学性,带领群众干,不惧艰难,勇于牺牲,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服务中去,带领群众创造美好新生活。

勿让扶贫变口号,用“行”扶贫。脱贫攻坚越到紧要关头,越要响鼓重锤;越到吃劲时刻,越容不得“松口气”。杜绝脱贫工作中出现的畏难思想和厌战情绪,清除“留影式”入户、“卷宗式”总结。党员干部必须转作风、接地气,走在前面,冲在一线,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树立一线意识,追求一线作为,把更多精力投入到扶贫工作的真抓实干上来。防止急功近利,对脱贫目标层层加码;防止不考虑稳定脱贫,单纯计算当年收入,把贫困人口“算”出去;防止不研究帮助贫困人口增加收入的措施,简单采取“低保兜底、一兜了之”的做法;防止思想上不够重视,工作上比较被动,贫困群众满意度低。必须严格考核督查,督促基层党员干部真抓实干、全力攻坚,用党员干部的“辛苦指数”换取群众的“幸福指数”。确保脱贫成效获得群众认可,脱贫成果经得起历史检验。

勿使脱贫成终点,用“技”扶贫。“脱贫攻坚快,全靠产业带。”脱贫攻坚“最后百米”注重“授人以鱼”的同时更要“授人以渔”,完成由“输血式”向“造血式”扶贫转变。紧抓产业扶贫、就业扶贫两“法宝”,依托区域优势产业,对贫困实施产业帮扶,保持产业发展,稳定长期增收,确保贫困群众稳得住、逐步能致富,防止返贫、致贫。将“志”“智”双扶作为脱贫工作着力点和发力点,鼓励脱贫群众变身扶贫队员,激发贫困群众内生动力,实现“要我脱贫”到“我要脱贫”的转变,全面提升脱贫质量,多措并举巩固脱贫成果。牢固树立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官员的文化传统溯源_传统文化论文 篇三

寻租理论尽管已对的原因做出了深入而有效的解释,但它显然忽视了影响的还有一国的文化传统。中国文化中对道德自律和人伦关系的极端重视促发了现代中国官员的两个特色,即道德感薄弱和关系网盛行。因为对道德的极度信任暗含了对制度约束的忽视,降低了防范人性风险的能力;而对人伦的高度重视则造成了法制观念的淡漠,背叛人情和宗族传统,还会给官员造成极大压力。只有通过强化制度安排和提高制度供给能力的方式,削弱文化传统中的不利因素,才能恢复的生机与健康。

[关键词]文化传统、官员、制度安排

美国学者劳努道出了人们的共识,“是最大的痼疾,其危害仅次于。”[1]在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中,官员尤其让人关注,因为他们掌握着对社会价值进行权威性分配的权力。官员的滋长蔓延可以说是当代中国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

在关于的众多研究中,从经济学角度入手的寻租理论以其强大的说服力,赢得了越来越多的人们的认同。寻租理论认为,的根本原因在于运用行力对企业和个人的经济活动进行干预和管制。当平等竞争的市场秩序尚未建立,而官员还拥有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巨大干预权力时,这种干预和管制既妨碍了市场竞争的作用,又创造了少数有特权进行不平等竞争的人凭借权力取得超额收入的机会。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克鲁格(a ·krueger )在《寻租社会的经济学》中把这种超额收入称为“租金”(rent ),而把谋求得到这种权力以取得租金的活动称为“寻租”(rent-seeking )。Www.meiword.cOM

寻租理论认为,在资源极度紧缺的时代,官员拥有分配资源的巨大决定权也就拥有了重要的获利门路,尤其在责任心又很微弱时,从事活动的激励因素就应运而生;这种稀缺既可能是资源本身的紧张造成的,也可能是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布坎南指出的那样,“的特许、配额、许可证、同意、特许权分配——这些密切相关的词的每一个都意味着由造成的任意的或人为的稀缺。”[2]多数情况下,容易导致产生的组合是:垄断+自由处置权+不负责任的官员。[3]

克利特加德对此做了形象的描述并概括出一个公式,“假如我不贪污受贿,我得到的是工资收入和作为一个清廉人的道德满足。假如我贪污受贿,我得到的是贿赂,但须‘付出’道德代价,还有可能被察觉判刑,如果那样我还要自食其果。因此,如果贿赂减去道德代价,再减去被察觉的可能性与可能遭受的刑事处罚之和,大于工资收入与道德心理满足之和,那么,我将会贪污受贿。”[4]

应该说,在寻租理论中有一个人都是“经济人”的基本预设,即:每一个人都会理性地计算和衡量得失,只要条件具备,他就会努力地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该预设虽然洞察了人对物欲的普遍狂热,但它忽视了存在和延续于一个国家的文化传统,这种传统常常使得不仅具有权钱交易的世界共性,而且显示出不同国家或文化环境中的独特个性。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制度经济学派的大师诺斯就注意到,“从历史中存活下来的,表现在社会文化中的知识技能和行为规范使制度变迁绝对是渐进的并且是路径依赖的。”[5]那些古老而依然残存的中国文化传统就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官员提供了路径依赖。只有从这一点入手,我们才能更深入地把握中国官员的,并找到对症下药的治疗方案。

从若干被披露的案件中,我们大概可以在表象上把中国官员的原因概括为比较鲜明的两个特色,即道德感薄弱和关系网盛行,而这两个特色又基本对应了中国文化传统中延续至今的两个要素,即对道德自律和人伦关系的极端重视。

以下我们将把表象的原因与历史文化的传统结合在一起来阐述,对那些过去积淀下来的观念如何影响着现代官员的做为做一点初步的探究。

1、道德感薄弱的现状与重视道德自律的传统

重视道德自律的传统如何会导致道德感的薄弱呢?这似乎是一种自相矛盾的说法,如果不细加思索,就几乎无法发现其内在的甚至有些玄妙的关联。

首先官员道德感的薄弱应该是不争的事实。正如在许多研究中,人们常常提到的那样官员是因为放松了道德教化的结果,而那些犯事的官员在他们十分肤浅的检讨中也总是归因于忽视了自身的道德修养和理论学习,似乎道德是一把救命的大伞。但大量的事实显露了官员在财富面前的道德窘境。有时,数万元钱就足以把一个久经风雨的老革命“打倒在地”。那些到处呼啸着、裹挟着糖衣的“金钱炮弹”为什么如此轻易地就能冲跨我们苦心营建的道德堤坝?

其次,回顾历史,中国文化重视道德的传统也得到了多数学者的认同。如新儒学领军人物、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先生就认为,构成中国文化传统源泉的“先秦儒学基本上是通过教育,通过思想的努力来发生极大影响的,而不是通过实际的形式,从由上至下的控制来影响社会。”[6]

的确,中国古代的德治传统可以很容易地追溯到孔子那里。孔子奠定的儒学思想体系后来成为中国的主流。孔子不肯把理解为强行分配资源的权力系统而坚持把伦理作为的核心,他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即最好的状态是国家没有xxx,达到万事以礼为准的地步。

孔子对人性抱有很高的期望,他力求把知识精英“反求诸己”、始终以仁为宗旨修身养性的道德关怀,推广至一般公众的普遍精神提升,并进而达成整个社会道德的完善与秩序的和谐。“按照传统的说法,儒学具有修己和治人的两个方面,而这两个方面又是无法截然分开的。但无论是修己还是治人,儒学都以‘君子’的理想为其枢纽的观念。”[7]孔子设想,如果大家都成为君子,人们在世俗的生活与交往中就能保持一种精神超越的可能性,而整个社会也就可以因此主要依靠礼(道德伦理)而不是法律进行运作。

所以孔子对统治者说,“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以后,孟子又继续强调说,“人皆可以为尧舜”,荀子说“涂之人可以为禹”,连佛竺道生也说“一阐提可以成佛”,这些说法都是一个意思:人有价值自觉和道德自律的能力。

基于这样的思路,与道德之间就建立起一种不可分割的紧密关系,这种关系甚至逐步发展到了道德化(即“是要靠所谓贤人,即以身作则的儒家型的家。他们对自己的权力不仅有自我约束的能力,而且对的福祉有一定的承诺。”[8])与道德化(即注重以道德标准来评价官员,重视德行甚于政绩)的程度。所谓“挂帅”的提法就是描述二者关系的典型的现代翻版。

这里关键的问题在于,它埋设了一个巨大的隐患。孔子以及后世文化精英所倡导的“礼”和德治,是建立在个体内部“反求诸己”的道德实践上的,但人们究竟是不是在按他们的设想和标准修身养性、修养的程度又究竟如何,外部难以用统一的量化标准来衡量。相反,在缺乏制度和规范约束的前提下,谁能保证官员中没有“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的小人儒和伪君子。杜维明先生就认为,“实际上这种道德自觉性很高的领导阶层在当前的体系中还没有出现。”[9]事实上,出于一种上的功利思想和现实主义考虑,相当部分的官员会以道貌岸然的姿态出现在众人面前,而且可以把这种伪善表演到不但逼真,而且动人的地步。

经济学家樊纲说,市场经济是一种可以使鸡鸣狗盗之徒相互交易、相互合作而发展经济的制度;因为它所信赖的不是道德的教化、不是人们的善行,相反,它处处假定你不善,假定你不讲“道德”,只顾私利,然后在此假定下处处用合同、法律等等制度去防范小人、防范欺诈、防范恶行。[10]而传统文化恰恰与此相反,它先假定人是善的,是能够自律的,通过“一日三省乎己”等方式就能成为君子甚至圣人,在善的假定下,对人性自利和险恶的防范就比较疏松。既然占据社会主流的是已经和能够做到自足完善的道德精英,那么,随之而来的逻辑推论必然是:对道德的过分信任一定对应着对规范约束的轻视,因为约束越厉害,越体现了对道德的不信任。规范好人不是多余就是。于是在这种传统下,体制对官员的品行及其道德自律的能力抱以充分的信任,这种信任甚至远远超过它对制度建设的关注。应该承认,作为一种对人性的激励,这种传统也曾经发挥过较大的功用,即当道德形象能够导致升迁或换取其他利益时,官员就能够坚守自己的道德形象,做出积极的作为。问题是,这样的情况并不是的常态,于是弃守或随时准备弃守道德形象就成为官员更真实的选择。

所以笔者认为,整体意义上的官员道德水准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都从来没有达到过先哲期望的高度,它常被利用来做功利的筹码,它的薄弱本来就是一个事实。也就是说,道德堤坝不堪一击的原因,就是我们的道德堤坝本来就不够坚固。“三年清,十万雪花银”可以证明过去。解放初期,严明的党纪约束(枪毙山、张子善这种人治的方式起到了一定的威慑),加上没有多少资源可以谋求的历史贫困,道德的薄弱自然不容易显现出来;而在当今普遍求利的社会氛围中,官员对物欲的渴望被激起而满足物欲的条件又具备,并且相应的制度约束与法律规范还跟不上时,官员坚守道德的形象就不再具有巨大的吸引力,道德的薄弱立刻在相当的广度和深度上显现,以权力寻租为内容的就蔓延开来。

所以,道德感薄弱的状况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片面重视道德自律、忽视制度约束的文化传统所造成。要补救这种状况,绝对不能再靠道德自身,也就是不能靠官员自己所谓的学习反省,必须依靠制度来规范。

2、关系网盛行的现况与重视人伦关系的传统

盘根错节、无法割断的关系网与无法推脱的人情,是中国社会的特色,这种网和这种情一旦应用于权钱交易,则产生大面积的。

很多人都已经注意到这个事实,现在很多案件的牵涉范围都比较广,往往一抓就是一群,不但造成的后果严重,而且互相保护形成攻守同盟,导致查处艰难;其次,亲属共同牟利,父母利用特权为孩子牟利,或者配偶主动充当收受贿赂的管道等,都十分常见。实际上,即使从经验的角度感知,我们也可以发现,中国现阶段,的确存在着一个既不同于计划体制,又不同于规范市场化的资源配置系统,它是一种非正式的社会关系网络。寻租活动的展开,主要就是通过这个网络来进行的。这种非正式社会关系网络由于能够牵动诸多资源的流动,影响其流向,因而成为一种具有资源配置功能的资源,并进而成为寻租者逃脱法律制裁的依仗和凭借。[11]具体的说,这个关系网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基于人情而建立起来的亲属、战友、同学、老乡等;另一个则是基于利益互补关系而聚合起来的各种资源与权力拥有者的结合体。

庞大而紧密的关系网并不是现代中国的产物,轻视公德,重视私人关系的状况长久地存在于我们的文化传统中。

韦伯在设计现代官僚体系的时候,试图把人的情感与理性相分离,建立一个完全等级制的机械刻板的制度。这当然是无法做到的。最好的情形是,用严格的制度保障将人的情感与偏好控制在体系能够容忍的程度。但是“在内在超越的中国价值体系中,由于缺乏上帝立法的观念,法律始终没有神圣性。”[12]填补这一空缺的是人情:“人情大于法”。它的后果是,一个官员如果出于人情而适当牟利,能在相当程度上得到人们的认可和默许;而他如果胆敢做出六亲不认的样子,则不但会遭到亲人们的责难和社会的攻击,有时甚至会落到众叛亲离的下场。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中国一直称之为“人伦”,“伦”字的意思后世的注家说是“序”,即表示一种秩序。要寻找其历史渊源,我们还得回到孔子那里。孔子认为,人伦之情是建构理性社会的大众心理基础,因为个体的人通过情感和血缘纽带先与家庭,继而与整个社会联为一体,就不必借助超验的未知世界去找寻意义的依托。孔子认为,君子应该修身齐家然后治国平天下,家是人们行为的起点。在这个意义上,先生指出,中国“社会的组织只是人伦关系的逐步扩大。”[13]

从另一个角度说,对人伦的重视又是中国社会宗族力量始终强大的客观反映。正如学者们指出的那样:“宗族是中国历史上存在时间最长、流布最普遍的社会组织,拥有的民众之广泛为其他任何社会组织所不能比拟。中国人的宗族关系是主要的社会关系,宗法精神贯穿于中国古代及近代社会结构中,是维系社会的纽带,是稳定社会的因素。”[14]主导在价值上肯定了人们对宗族的认同和忠诚。于是,由直系血亲推演扩张,宗族成为古代最重要的关系网。族内的人们近乎本能的盼望,那些在本宗族中率先“发达”的官员们能够给全宗族带来巨大的可分享的福利,外面的一些人们则想方设法通过婚姻等途径进入那些豪门望族,目的也是共享荣华富贵。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在很多时候都没有讽刺意义,而原真的表达了人们的理想。

在现代社会官员谋求利益的过程中,我们依然可以发现浓厚的“宗族”观念的影子。至于老乡、同学、战友等,不过是这种关系的扩展和变形而已。熟谙中国文化传统的人们在寻租的过程中,一般也能心领神会地通过这种非正式的关系渠道来实现“沟通”。基于利益整合起来的关系网,开始时也通常需要由亲密的人们“引线搭桥”,然后经过试探达到信任,这种关系网因为能够在网的内部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并建立起“一损俱损”的安全闸机制而越来越受到“欢迎”。

萧功秦先生把这种以权钱交易为主要特征结合起来的关系网称为分利集团,他认为这种分利集团在“软化”的环境中很容易形成,而一旦形成,它必然会利用自己垄断的各种资源,通过种种寻租活动获得非法利益,而这些寻租活动又必然导致这些发展中国家进一步软化。如此恶性循环,“将面对两大陷阱的相互沟通而无能为力。”[15]

结论是,关系网的盛行与重视人伦关系和宗族强大的传统分不开,由于它实际上是把一批道德感薄弱的官员集合在一起,对的危害程度就远远超过单个的道德感薄弱的官员。强化法治的观念,通过制度的手段把人情规范在正常的范围内,是治疗的思路。

上面我们阐述的官员成因的两个特点和两个传统要素,最后归根究底都可以纳入“制度安排有缺陷”或“制度供给不足”的范畴。在普遍缺乏制度安排作保障的地方,不规则性是公共行政运作的常态特征,行政过程也总是不透明的;在制度供给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官员职能或职务范围内的权力就实现了增殖。两者都常伴随着权和利的交换。

有人曾用一个简短而精辟的分粥故事来说明制度安排的重要性。

在一个7个人组成的小团体中,每一个人都是平凡而平等的,没有凶险祸害之心。他们都想通过非的方式来解决每天的吃饭问题——分食一锅粥。由于没有称量的用具或有刻度的容器,只好通过一种制度安排来实现。方法一,指定其中一个人负责。结果这个人为自己分的最多;方法二,每人轮流主持一天,结果每个人在一周中只有自己主持的那一天吃得饱且有剩余,其余六天都是挨饿;方法三,大家选举一个信得过的人主持,开始还算公平,不久该人就开始为自己和溜须拍马的人多分;方法四,选举一个分粥委员会和监督委员会,频繁的争吵,使粥经常处于冰凉的状态;方法五,每一个人轮流分粥,但分粥的人最后领粥,结果就象用科学仪器测量出来的一样公平。[16]

可见理性化的制度安排可以改变人的行为预期。而好的制度浑然天成,清晰而精妙。只有在制度安排与提高制度供给能力上多下功夫,大胆革新传统中忽视制度建设和与法治不相容的文化积淀,才能真正治理官员的,恢复的健康与活力。

 注释:

[1]小约翰·t ·劳努:《贿赂》,纽约麦克米兰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700页。[2]詹姆士·布坎南:“寻求租金和寻求利润”,载《:权力与金钱的交换》,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第120页。[3][4]罗伯特·克利特加德:《控制》,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06页,第79页。[5]道·诺斯:“制度变迁理论纲要”,载《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上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6][8][9]杜维明:《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410页,第428页,第428页。

[7]:《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出版社1995年版,第154页。[10]参见樊纲:“‘不道德’的经济学”,载《读书》1998年第6期。[11]参见:《现代化的陷阱——当代中国的经济社会问题》,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第120页。[12][13]:《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出版社1995年版,第31页,第28页。

[14]冯尔康等:《中国宗族社会》,浙江出版社1994年版,第1页。[15]参见萧功秦:“‘软’与分利集团化:中国现代化的两重陷阱”,载《战略与管理》1994年第1期。[16]参见华北:“分粥制度”,载《青年参考》,1998年1月23日。

传统文化与党的思想建设_传统文化论文 篇四

一、传统文化对建党及党建初期党的建设的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没有政党方面的理论,但是传统文化对党的建设并非毫无意义。我们可以从党的成立和早期党的建设的过程看出传统文化对党的建设的客观影响和党的建设对传统文化批判继承的努力。

通过学术团体影响,是传统士人阶层从事活动所采取的普遍方式。如先秦的儒家和墨家学派就兼有学术团体和团体的性质,孔子率徒周游列国,企图以自己的德治主张影响当政者。墨子学派更是纪律严明的组织,并且直接干预。其后各种学术团体也有直接参与的,如明末东林党的活动等。

传统学社的文化特点可以总结为:从学术探讨入手;以道德修养为内容;以参与为目的。

1918年4月,、蔡和森等组织成立了新民学会。学会的宗旨是“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所谓革新学术,就是要把伦理和作为学术的主要内容,提倡自由研究,互质张知。Www.meiword.CoM所谓砥砺品行,就是注重品格修养,要有“须守之各规律”,如不虚伪、不懒惰、不浪费、不赌博、不狎妓等。所谓改良人心风俗,就是要通过学术影响人们的行为,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1920年冬,长沙主义小组在新民学会的基础上成立。

以的“新民学会”为代表,陈独秀的“新青年社”,李大钊、恽代英等参与的“少年中国学会”,邓中夏的“平民教育团”,周恩来的“觉悟社”,恽代英的“互助社”等学术团体都把改造中国与世界作为自己的方针,因而都为中国党的成立做了组织准备。而这些学术社团大多具有中国传统学派、学社的性质。如都注意品格修养,恽代英组织的“互助社”,制定了互相督促的条文和纪律,每天检查;周恩来组织的“觉悟社”,以“思想改造”为口号,主张“批评自己——批评别人——受人批评”。又都是从学术研讨入手,探寻救亡图存、治世救国之路,具有学术团体和团体的双重性质。

中国党成立以后,怎样搞好党的建设成为突出的问题。早期的建党思想以着重思想建设的原则和党的三大作风最有特色,从中可以看出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及我们党对传统文化批判继承的努力。

(一)着重思想建党继承了传统文化中学派、学社浓重的学习风气和注重学风的特点。说:“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党员,都要研究、恩格斯、、斯大林的理论,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都要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并经过他们去教育那些文化水准较低的党员。”[1](pp.532-533)要求党员对自己学而不厌,对人家诲人不倦,强调学习学习再学习。他还特别强调不重视理论学习,天天搞事务,就会思想僵化迷失方向。学习的内容一是主义,一是中国传统文化;学风就是理论联系实际,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延安整风的基本方式就是学习大量的材料,联系实际,整顿学风。

(二)着重思想建党的根本目的在于形成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提出了“实事求是”的学风。“实事求是”最早出现在《汉书·河间献王传》里,原意是指河间献王刘德在做学问时注意掌握充分的事实根据,然后再从事实中得出真实的结论来。则赋予了新的理论。把它提升到了党的思想路线的高度。指出:“理论和实践这样密切地相结合,是我们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2](p.1095)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既是主义的一部分,也是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经世致用的传统学风的批判继承。如东汉的王充,继承并发展了先秦“言之必可行”[3](p.134),“言必信,行必果”[3](p.140)等言行结合的思想,提出了“学贵能用”的观点。他说“凡贵通者,贵其能用之也,即徒诵读,读诗讽术,虽千篇以上,鹦鹉能言之类也。”[4](p.280)宋明清时期,又形成了“经世致用”、“经济实用”的“实学”。黄宗羲认为,学问以用得着为真,主张“经术所以经世”,力倡将“六经之旨与尘世之务”结合起来,做到“大者以治天下,小者以为民用”。的《实践论》,明显受王夫之的知行关系的影响。王夫之提出了“行先知后”、“知行相资以为用”的知行结合论,并最后归于“实践”,即“知之尽,实践之而已”[5](p.16)。

(三)着重思想建党的标准与处事原则在于形成密切联系群众的群众路线。指出:“我们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2](p.1095)这与我国传统文化中“民为邦本”的思想有密切关系。孔子主张“爱人”、“爱众”、“重民”。孟子发展了这种思想,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6](p.111)。唐代柳宗元主张统治者必须重视的意愿和利益,提出了“生人之意”的历史观,白居易也认为“以天下心为心”、“以百姓欲为欲”才是贤明的治世之道。历代帝王也常常以体察民情、顺乎为荣。唐太宗李世民就把君民关系比喻为舟与水的关系。对民贵君轻的思想加以继承和发扬,就是要把国家、民族、集体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全心全意为服务,一切路线方针政策都要从群众的利益出发。

(四)着重思想建党的主要方法是批评与自我批评。这是继承了传统学派、社团重视伦理修养的优良作风,孔子认为“正身”要靠“修己”,具体途径是“自省”、“改过”,“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3](p.39)。“自省”要自觉地、不断地进行,要“吾日三省吾身”[3](p.3)。宋代王阳明提倡“反己”与“责善”,相当于自我批评与相互批评,对别人的批评还要注意,“有则改之,无则加勉”[7](p.482)。不仅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思想可以从传统文化中找到渊源,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和原则也见于传统文化中。

二、传统文化对执政党思想建设的深刻影响

事实上,我们党的思想建设已经深深打上了传统文化的烙印,要搞好执政党的思想建设,必须对此有所认识:

(一)从传统的“民本”思想到全心全意为服务。纵观中国思想史,“民本”“重民”的思想十分丰富。从先秦到近代,从儒家、道家到佛家、墨家,对此都有自己的见解。孟子曾反复阐述他的“政在得民”的“仁政”学说,认为“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8](p.295)所以,他告诫国君们,只有体恤民情、解民疾苦、争取民心,国家才能长治久安。荀子讲得更为明确:“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9](p.152-153)西汉贾谊指出:“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10](p.149)“民者,万世之本也,不可欺。”[10](p.152)唐太宗对民重君轻的思想体验更为深刻,他说:“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11](p.358)魏征则引用荀子的话进而申述道:“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11](pp.358-359)大凡有远见的思想家,对民本思想都有论述,并能够体察民情,关心民众,因而采取一些轻徭薄赋、休养生息的政策。但是这种重民惠民的政策主要是当作统治手段的,从统治阶级根本利益出发的,而不是从广大的真实利益出发。所以一旦他们的统治巩固了,或者只顾他们的利益而放弃的利益的时候,他们就会横征暴敛,盘剥百姓,以致最后自取灭亡。而我们中国党吸取了传统民本思想中为政者应体恤民情的合理因素,不再有阶级的利益冲突,抛弃了其中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再把“利民”当作一种手段,而成了党人的唯一宗旨和出发点,发展成了全心全意为服务的崭新思想。中国党不像封建统治者那样担心受到民众的威胁,因为它把为谋利益当作党和国家的根本目的,始终代表最广大的根本利益,因此得以跳出王朝更替的历史周期率。我党要求党员的言论行为都必须以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关心群众疾苦,倾听群众心声,密切党和群众的血肉联系,党的一切政策和领导工作,都必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全心全意为服务。

(二)从传统的理想人格到党员的修养和领导干部的廉洁标准。在理想人格标准方面,中国古代各家思想都把改造社会、治国安民视为人生的最高归宿,都认为人生价值是在“济世”、“治国”、“安民”的过程中得到充分实现的。《大学》为士大夫和知识分子设计的人生道路便是这样,就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中国广大士大夫和知识分子奉行不悖。修身就是要培养极高的道德修养,即具备仁、义、礼、智、信等品德,有无私为他人为社会尽责任的思想、意志和能力。孟子还说,“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12](p.304)是一种进退自如的为人立世的态度,也体现了人生的目的和价值。在历史上,这种理想人格的影响往往成为人们自觉维护正义、忠于民族和国家、为社会尽责、为百姓请命的精神力量,造就了许多舍生取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悲壮的英雄人物。这种理想人格的力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在《论党员的修养》一文中对此有很深的理解,并对此加以继承和发扬,成为党人修养的一部分。一代领导人,不仅从理论上批判继承了这一思想精华,把它作为党员和领导干部的廉洁标准之一,纳入了党的思想建设的理论体系,而且对此有亲身的实践。

(三)从修身、内省到我党的思想道德教育和自我批评。儒家十分重视“修身”的重要性,强调通过学习,格物致知,端正自己的思想信念,提高自己的道德、意志、知识等修养,用先人圣贤的价值标准不断检讨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即孔子所说的“吾日三省吾身”。[3](p.3)儒家的出发点有两个:如果思想品德不端正,能力意志不强,就无法齐家、治国、平天下,并进而付诸实践,这就是孔子“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3](p.138)”再就是儒家在哲学上认定“性本善”,努力向内心寻求所说的“我欲仁,斯仁至矣。”[13](p.17)如果不对人进行教育,不启发他反省自己、自我解剖,那么,人本有的“善”性就会受社会邪恶的影响而变恶。儒家虽然主张通过教育,进行外在的灌输,但这种教育是以“性本善”为理论依据的,因此,儒家的修身是封闭自足式,其哲学基础是唯心主义的先验论。这种注重修身、强调“人性本善”的思想,对实际信奉的无产阶级性善论有一定的影响,他认为党政干部中出现的官僚主义和现象,是剥削阶级思想侵蚀的结果,所以他强调我党在思想建设中要重视思想教育、重视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是对传统文化中“内自省”思想的扬弃。所谓自我批评,简单地说就是自我反省,就是自己自觉地时时用党员的标准来对照检查自己的一言一行。它不仅仅是“内自省”,而且还依靠集体,依靠组织的帮助,每个党员都是他人自省时可相对照的镜子。要加强党性修养,不仅要开展自我批评,同时还要批评别人和接受别人的批评,互相监督。

(四)从“严刑禁贪”“以教为本”到我党的“先教而后诛”。对于任何来说,加强思想教育和严惩污吏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对有些污吏而言,说服和轻微处罚都无济于事,只有制定出一定的xxx,对他们的贪污行为给予严厉惩罚,才能制止他们继续为恶,才能制止的蔓延。能否真正惩治,直接关系到一个的巩固,所以我国历代封建王朝,特别是开明君主,都有严惩的措施。许多杰出的家、思想家不但认识到了严惩污吏对于巩固的重要意义,采取了许多令百姓拍手称快的严厉措施,而且提出了许多具体的操作方法。“天地之数,不能独以寒暑成岁,必有春夏秋冬。圣人之道,不能独以威势成政,必有教化。”[14](p.1)董仲舒认为“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其事异城,其用一也。”[15](p.9)隋朝思想家王通也颇为赞同上述以德化人、以刑禁贪、以教为本、以刑为用的人治思想。司马光对这种宽严相济、教刑并用的思想作过明确而详细的表述。精通中国历史的提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观点就是对“以教为本、以刑为用”传统思想的进一步阐发。惩罚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即使在国家,也同样需要以教育为主、以刑为辅的整风运动。新中国成立之后不久,党就根据的建议,于1950年6月发布了在全党范围内“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的决定。同年10月14日《日报》的社论《坚决肃清恶霸作风》中严厉指出:对于为非作歹的干部,“除进行严格教育外,对于情节严重屡教不改者,应该立即撤销他们在机关中所担任的职务,交付法律审判,以法治罪。如果是党员,还要开除他们的党籍”。基于对官僚主义、贪污浪费等现象的警惕和愤慨,建国以来,我党一方面连续不断地发动群众运动加以惩治。另一方面又始终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对全体党员干部坚持不懈地进行思想教育,不搞“不教而诛”。建国五十多年以来,党对犯有行为的人,始终采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方针,给以改过自新的机会。

三、传统文化与执政党思想建设结合的现实需要

在党的思想建设中,除了继续用主义理论武装全党外,要强调思想素质教育。在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历史,人们总是在不停地反思,对于我们传统的思想文化,我们不能够完全追随“五四”的反传统态度,割裂历史将无法成就永久的事业。必须反思“五四”传统,重新关照我们的传统文化。文化传统是我们整个民族心理思想结构中不可抹杀的一部分。应该考虑用传统文化来补充我们传统的思想教育的规范和模式。

中国党产生于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中国这块土地上,其主体也就是全部党员都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尽管是在批判传统文化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尽管在理性上可以用现代理论武装起来,但在无意识层面上仍然潜在地显现出传统文化的影响。从党员主体的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可以看到传统文化对党的思想建设的意义所在。

(一)中国传统文化既是党的思想建设的历史前提,也是党的思想建设的现实基础。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经济形式、结构、的作用而形成的文化积累,它不仅以程式化的经典文献、制度等客观形式存在着,而且广泛地以长期历史过程中积淀而成的民族的思维模式、知识结构、价值系统、伦理规范、行为方式、审美情趣等主体形式存在着。这些文化积累以生物遗传和社会遗传的形式时代延续,已经深深地融化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意识和行为规范中,内化为人们的一种心理和性格,并渗透到社会、经济,特别是精神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制约社会历史发展,甚至人的思想行为和日常生活的强大力量。因此,承袭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已经构成为中国社会的文化背景,成为中国国情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思想建设不能置身于中国的国情、中国的传统文化之外,而只能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积累上进行。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6](p.603)我们党进行思想建设,也是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一种创造活动,传统文化则是这种历史条件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传统文化制约着党的思想建设,成为党的思想建设的历史前提。

党员也是生活在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环境中,根据各种不同的风俗习惯、情感模式、价值观念来界定自己行为取向的。当社会化过程中把传统文化内化为人的精神素质时,便赋予了主体以一定的思想、观念、性格、感情和倾向性。所以党员也不能避免带着一定的倾向从事活动,其自身的文化素质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出来,并熔铸于活动的结果中,因此,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支配着党员的行为方式和一切价值取向,成为党的思想建设的现实基础。中国传统文化既是党的建设的历史前提,也是党的思想建设赖以进行的现实基础,那么,它必然影响着党的思想建设,这种影响是通过党员个体的中介来实现的,具体表现为:

第一,有意识的继承与无意识的渗透的交织。有意识的继承,就是中国传统文化通过引起党员的主观意识活动而被其意识所掌握,形成新的意识,这种影响是通过教育和学习传统文化的方式达到的,其特点在于有明确的目的性和倾向性。无意识的渗透,是指中国传统文化通过一定的间接的、潜移默化的方式,对党员的行为方式、价值取向发生作用。生活在文化传统中的党员,其思想意识无不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其中绝大部分是间接的、不知不觉地接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影响的结果就使党员在活动中无意识地遵循着一定的方式、习惯及行为模式,这些方法、习惯及行为模式,有的可以变为清晰的意识,更多的则仍然是无意识的。

第二,稳定性与变动性的统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行为和心态文化一旦形成,就深深地潜藏于人们的灵魂深处,成为相对稳定的文化心理结构,对党的思想建设长期产生影响。但是,传统文化的稳定性并不排斥其变动性的一面。从纵向透视,传统文化又是不断凝聚、不断被否定、又不断创造的一个动态系统。因此不同时期,将会有不同的传统文化作用于党的思想建设。

第三,积极效用与消极效用并存。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复杂的两面体,本身内涵是极其丰富的,其色调也是多种多样的,一方面,它包含有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如刚毅奋进、礼让互助、克己奉公的精神;自强不息的人生态度;“见贤而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的意识;“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情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博大胸怀;“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等等,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对党的思想建设将产生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中还包含着一些消极和落后的因素,尤其是等级服从心理、家长作风、小农意识、宗法观念,这些将阻碍党的思想建设的顺利进行,对党的思想建设产生消极影响。

(二)搞好党的思想建设离不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恩格斯在《德意志》中指出:“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个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条件下继续从事先辈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改变旧的条件。”[16](p.51)这就是说,人类的每一代都会面对而且要“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其中包括传统文化。但是,这里应该注意的是:这种利用,一方面是“继续从事先辈的活动”,即继承传统,发扬传统;而另一方面这种“继续”又是“在完全改变了条件”下进行的,条件完全改变,那么继续、继承、发扬,也就不会完全一切照旧,而会“走样”。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必须采取这样的态度。党的思想建设之所以需要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就是因为:

首先,主义在中国化的过程中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党的思想建设的基本内容就是利用主义教育党员、武装党员的头脑,而主义要为全体党员所接受、所掌握,就必须把它由欧洲形式变为中国形式,使之具有中国的民族风格和气质。主义是开创人类的崭新文化形态,它不是属于哪一个民族或哪一个地区,而是属于全世界的新文化,简单地把它归结于西学是不恰当的。但对于中国来说,主义毕竟是从西方传入的,毕竟是产生于西方的一种先进文化,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党人面临的艰巨任务。早在1938年秋,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报告中就指出: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主义。因此,“使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1](p.534)。他还说,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这里提出的“主义中国化”,一方面主义要不断吸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使自己内容上更加充实、完善起来;另一方面,主义博奥精深的理论学说,必须带上鲜明活泼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质,才能为中国大众所喜闻乐见。在这方面做得非常成功,使主义带上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乡土气息,使人倍感亲切。这种做法有利于主义理论的传播,有利于群众更好的掌握理论,并运用于实践中。主义理论要向深度发展,要用主义理论提高中华民族的理论思维,指导中国的革命活动,最重要的是实现主义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在学理上的内在联结。只有这样,才能使主义在中国的土地上真正生根、开花、结果,才能达到党的思想建设的预期效果。

其次,中国党的“中国特色”是深植于民族的历史发展和传统文化之中的。中国党是中华民族的无产阶级政党,它必须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切优秀品质的集中体现者和一切优秀传统文化的伟大继承者,才会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事实上,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都不可能不考虑他们原有的社会文化制度,不可能不考虑原有的文化精神、文化传统,而不同的社会文化有不同的历史个性,它就像社会有机体的基因一样,延续为各个民族独特的个性和有特色的社会共同体,这种基因也必定会注入该民族的政党组织,从而赋予各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以独特的民族特色。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几千年来不仅保持了中华民族的世代延续和发展,而且曾经抚育了中华民族优秀的品质和气质。今天它仍然是民族团结、社会统一不可缺少的纽带,是创造现代化事业的重要精神力量,也是党的思想建设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因此,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既是党的思想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客观要求。党的思想建设如果离开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就会失去历史的依据,脱离本民族精神的依据,变成一种外在的强力,成为一种外来的“移植物”。

再次,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是抵制西方文化渗透、净化党的思想建设外部文化环境的需要。我国实行对外开放以来,引进、翻译、出版了大量有代表性的当代西方学术理论著作,介绍了不少在西方各国具有影响的学术理论思潮,这对开阔我们的学术视野,活跃学术氛围,加强学术理论研究,是有积极意义的,对于党的思想建设也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现代西方文化毕竟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和社会矛盾的产物,作为资产阶级的意志形态,无不体现着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历史观、价值观、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具有十分明显的阶级性。然而,在过去一些时间,我国学术界、理论界、出版界在介绍和引进西方文化时,忽视用主义的观点、方法予以鉴别、、研究和批判;客观介绍较多,但也存在介绍“精华”时面面俱到,涉及“糟粕”时轻描淡写,追求新、奇、怪,对自己介绍的东西生吞活剥,一知半解,消化不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上述不良倾向,对少数党员的思想、道德观念、价值取向、文化意识和生活方式,也不同程度地有潜移默化的作用,甚至导致了他们价值观念的变化和观点的倾斜。一部分党员忘记了自己党的理想、宗旨,而强调自我,推崇个人,奉行享乐主义,用“一切向钱看”衡量一切,为政不廉,以权谋私,腐化堕落。要抵制和克服西方文化对党的思想建设的消极影响,除了强调系统的、严格的主义、思想、理论和重要思想的教育之外,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则是一条重要途径。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与近现代西方文化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有许多足以抵制西方文化消极影响的积极因素,比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整体意识、道德价值取向、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艰苦奋斗、节俭不奢的传统,正是对西方文化的个人本位、功利取向、悲观主义、享乐主义的否定。所以,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去抵御西方文化对党的思想建设的消极影响,这也是搞好党的思想建设的一个重要环节。

(三)搞好党的思想建设必须设法克服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影响,设法解除落后的传统文化。小农经济和家庭本位的生活方式,以及专制主义的官僚和专制主义文化,养成了中国民众许多根深蒂固的陈旧习惯和腐朽作风,这些陈规陋习随着历史的进程也逐渐积淀到人们的心理之中,形成了一种社会心理,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起着阻碍作用,也将有形无形地影响党的思想建设。在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今天,我们在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同时,对影响党的思想建设的落后传统文化尤其要进行严格和认真的清算,这是因为:

第一,落后的传统文化将使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发生扭曲和变形。任何一种思想体系,要在中国传播,必须经过中国文化的重构,这就可能混进杂质,造成原来思想体系的扭曲和变形。由于我国传统文化是在封建社会形成的,它的封建伦理本位、缺乏竞争和中庸观念、缺乏传统、以及重直觉体悟、轻逻辑论证、宗族血缘的乡土依恋等,对主义在中国化的过程中起着扭曲和变形的作用。例如,恩格斯说:“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17](p.406)这就是说,学习主义就是要理解它的精神实质,掌握它的基本原理。但由于中国传统文化非常讲究对经典的解释,当主义传到我国后,有些人便习惯地将主义当作“经典”,当作教义,搞“注释”、“解说”、“浅说”,教条主义地对待主义,阻碍了人们对主义的理解、丰富和发展。又如,主义是非常重视物质利益的。恩格斯说:“每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是作为利益表现出来”[18](p.537),也说过:“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18](p.103)。但中国传统文化是义利分离,重义轻利,把讲“利”的统统称为小人,所以在接受主义基本原理时,便按照中国传统文化的重义轻利原理来重释,结果把讲物质利益斥为“物质”、“金钱挂帅”,是“资本主义复辟”等。主义传入中国,并在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不免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消极因素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扭曲或变形,有的人对此看得很严重,并因此而悲观失望。其实按照解释学的观点,这种情况的发生是正常的,无论是一个民族或是一个人,在接受一种新的思想、新的文化之前,头脑都不是一块白板,因而它对新思想、新文化的理解和接受程度,都不免要受到由头脑中本有的东西所决定的“视界”的局限。因此,要坚持和发展主义,必须清除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对党的思想建设的影响。

第二,落后的传统文化将不利于党员接受新思想,实现观念更新。恩格斯曾经说过,传统有时表现为一种惰性力。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不但禁锢着人们的头脑,而且本能地排斥新思想、新观念。传统文化毕竟是过去的、历史的东西,与今天党的思想建设的要求之间必然存在冲突和矛盾,如等级观念、家长作风就会阻碍意识、作风的形成;保守心理、中庸观念将阻碍竞争意识、进取精神的形成;因循守旧、不求变革的心理将阻碍创新意识的形成;狭隘排外、妄自尊大的心理将阻碍开放意识的形成。因此,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将不利于党员接受新思想,形成新意识,从而实现观念更新。而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思想文化的潮流不断涌现,党员要紧跟时代步伐,适应时代的要求,把握时代的脉搏,做时代的弄潮儿,就必须不断地更新观念,接受新思想。观念更新是时代发展的客观要求,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因此,党的思想建设要注意清除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

第三,传统的价值观有助于克服落后的传统文化对党员思想道德素质的不良影响。党的思想建设主要是以主义理论武装全党,同时还要注意党员的思想道德素质。党员的思想道德素质的参照体系依然是传统文化中的价值判断,甚至直接源出于传统的价值观,如位居庙堂则“清正廉法”、“克己奉公”,身在江湖则“位卑忧国”、“匹夫有责”,对待同志“与人为善”、“信守诺言”,对待生活“居安思危”、“勤俭节约”,对待名利“取之有道”、“舍利取义”,对待邪恶“疾恶如仇”、“伸张正义”,报效国家“以身殉国”、“杀身成仁”,坚持原则“富贵不淫”、“威武不屈”,追求理想“达则兼济”、“穷则独善”等等。同时,也应该考虑把传统文化作为一种的自足的思想体系,反思其对于我党的思想建设的意义。传统儒家文化的治道是一种教化形成,它也包括法治、刑政,但主要是通过礼乐教化提升每一个人的人格。以礼节民,以乐和民,礼乐刑政,相辅相成。通过礼乐教化提高百姓的素养,纯洁人心,成就每一个和乐庄敬的生命,达到理想的胜境。传统文化中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及“仁、义、礼、智、信”五德,儒释道的许多智慧,提供了天、地、人、物、我之间相互和谐,以及不同国家、民族、文化共存互尊的资源。其化常之道在某种意义上也有助于社会的秩序化、和谐化和规范化。

四、警惕传统文化对执政党思想建设的不良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中,精华与糟粕并存。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培植了我们的民族精神;传统文化的糟粕和民族文化的不良传统形成了我们的国民劣根性。我们要弘扬传统文化中的优良部分,同时,还要特别警惕传统文化对执政党思想建设的不良影响。

(一)“官本位”观念。“官本位”的等级观念,是在我国几千年封建社会里形成的,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陈腐的社会意识。至今,“官本位”的等级观念作为一种根深蒂固的社会观念和社会现象还在顽强地表现着。一些官员和领导干部由于放松世界观的改造和党性锻炼,自觉不自觉地做了这种“官本位”等级观念的俘虏。于是跑官、买官、卖官的现象出现了;弄虚作假,虚报浮夸,骗取荣誉和职位的现象出现了;以权谋私的现象出现了。而要铲除“官本位”的等级观念,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权力是赋予的观点。在一切工作中,都要坚持尊重社会发展规律与尊重历史主体地位的一致性,坚持为崇高理想奋斗与为最广大谋利益的一致性,坚持完成党的各项工作任务与实现利益的一致性,端正对群众的态度,增进对群众的感情,提高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的自觉性。

(二)封建专制。我国传统文化漫长的历史是伴随着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逐渐形成并稳定下来的。以专制主义为核心的文化,曾经并且仍然对我们的生活有很深的影响,对一些根深蒂固的陈旧习惯、腐朽作风和错误观念,必须进行彻底的清算。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法制传统很少。”[19](p.332)封建专制主义残余产生了特权现象,某些干部脱离群众,骑在的头上作威作福,搞特权,特殊化,腐化变质,堕落为的罪人。某些干部,所到之处,迎送吃喝,交通封锁,大肆宣扬,不可一世,这些都给党的形象造成了不良影响。这就要用传统的廉政思想、民本思想等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同时也要完善检举、控告、弹劾、撤换、罢免等程序和制度。

(三)官僚主义。官僚主义是封建官僚的重要产物。“它的主要表现和危害是: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好摆门面,好说空话,思想僵化,墨守陈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诿,以至官气十足,动辄训人,打击报复,压制,欺上瞒下,专横跋扈,徇私行贿,贪赃枉法,等等。”[20](p.327)挖掘官僚主义在深层文化和机制方面的成因,警惕传统文化中的不良影响,是一项重要工作。与官僚主义现象作斗争,要健全干部正常录用、奖惩、退休、退职、淘汰制度,要赏罚严明,精简机构,避免机构臃肿、层次多、副职多、闲职多的现象。除了这些制度上的硬控制外,还要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加强思想教育和自我改造。

(四)人治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鲜明的伦理化的特征。许多、哲学、道德、审美等观念的产生,都是以“礼”为起点和轴心的,它要求人们在复杂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矛盾中注入所处的社会环境,极力维系平衡和谐的秩序。其价值观念,也有伦理化的特征。几千年的小农经济和家庭本位的生活方式,“农业——宗法”式的社会结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征,在古代社会中,血缘宗法关系严重地制约着社会、经济制度。并且通过深层的心理积淀,仍然有形无形地影响着党的思想建设。重血缘关系产生了“任人唯亲”的封建官僚,并且各种环境都有这种血亲关系的影响,甚至可以决定一个人的命运。于是,产生了“裙带”关系的复杂人情网络。因此,昏庸、贪赃枉法的人,也可以混迹官场,还造成了之风的猖獗和宗派主义的流行,行贿受贿、拉帮结派,以至践踏法律、公然违纪。而“看面子”、“拉关系”、“走后门”则成为人们的“日常行为准则”。太重人情,以致情大于法,以人情治而不以法制治。中国这种人治文化的主要精神,就是按个人意志去行使权力,解决问题,各种干部的私情、私欲、爱憎、以及贵贱等级、亲疏关系就成了其中必不可少的考虑因素。人治文化与现代市场经济是格格不入的,我们要搞好执政党的思想建设,要实现现代化,必须以法治国,以法治党,克服人治文化的不良影响。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经过了几千年的否定之否定,溶思想、伦理、知识、科学于一体,具有鲜明的独特性和极强的生命力。我们党人所宣传的思想、所提倡的价值原则与经过数千年的批判继承保存的优秀传统文化是有相通之处的。中国党要搞好思想建设,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不能忽视传统文化。要促进思想建设的有效开展,必须善于利用传统文化的习惯力量。我们要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中的优良传统,批判和改进其中的不良传统。开且要不断创造新文化,以健康、科学、向上的姿态,开创有中国特色的先进文化,推进新时期党的建设和有中国特色新的伟大工程。

妙峰山庙会:中华封建帝国首都的狂欢节_传统文化论文 篇五

西北郊的妙峰山是传统宗教信仰的中心,每年农历四月初一到十五,下层民众大多结成香会组织前去朝顶进香。本文指出了妙峰山春季庙会下层民众狂欢节的本质属性,并比较了它与金笔下欧洲中世纪狂欢节的异、同。最后,作者依据文化人类学对人双重属性的认识,对狂欢节的自然起源问题进行了说明,丰富和发展了金的理论。

【摘 要 题】本期专栏:个案研究

【关 键 词】妙峰山/碧霞元君信仰/民间香会组织/金/communitas①

【正 文】

米哈伊尔·金(1895~1975年)的伟大和深刻之处在于,他通过对拉伯雷小说以及欧洲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代狂欢文化的研究,揭示并描述了人类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现象:在现实生活中,特别是在阶级社会,人们普遍过着两种生活,一种是日常的生活,一种是狂欢式的生活,人们在这两种生活中必然产生不同的世界感受,也就是两种不同的世界观。金把民众在狂欢节中所产生的世界感受明确当作一种民众的世界观来看待,认为它同官方和教会的世界观根本对立。

金说:“中世纪的人似乎过着两种生活:一种是常规的、十分严肃而紧蹙眉头的生活,服从于严格的等级秩序的生活,充满了恐惧、教条、崇敬、虔诚的生活;另一种是狂欢广场式的自由自在的生活,充满了两重性的笑,充满了对一切神圣物的亵渎和歪曲,充满了不敬和猥亵,充满了同一切人一切事的随意不拘的交往。”② 他还说:“狂欢式的生活,是脱离了常轨的生活,在某种程度上是‘翻了个的生活’,是‘反面的生活’。WWw.meiword.CoM”③ 其内在特点可归纳为:“交替与变更的精神、死亡与新生的精神。狂欢节是毁坏一切和更新一切的时代才有的节日。”④

以金的观点观照中国传统时期妙峰山春季庙会,我们会看到什么呢?

金说:“在狂欢节上,人们不是袖手旁观,而是就在其中生活,而且是大家一起生活,因为从观念上说,它是全民的。在狂欢节进行当中,除了狂欢节的生活,谁也没有另一种生活。人们无处躲避它,因为狂欢节没有空间界限。在狂欢节期间,人们只能按照狂欢节的法律生活,亦即按照狂欢节自由的法律生活。”⑤ 传统时期每年农历四月初一到十五的碧霞元君庙会期间,城处处充满了节日的喜庆气氛,所有人无论是下层民众还是上层统治者都为这种青春节日的气氛所感染。

在妙峰山春季庙会上,所有人无论是香会组织成员抑或普通的香客,无论怀有什么目的,只要这时上了妙峰山,全都成了这场春季“社会戏剧”活动的参加者,成为“社会戏剧”活动有机的组成部分。所有人共同的努力和行动促成了“社会戏剧”的乌托邦气氛。1939年一游客描述妙峰山庙会的气氛说:“这里弥漫着一种驱使每个瞻仰神灵的人叩头的神秘气氛,甚至对那些全无信仰者也一样”⑥,金勋描述庙会情景说:“各路景象一新,香客热烈团结,互相亲爱,欢声载道,虔诚、代福还家之词不绝于耳。真有同作佛国民之概”。⑦ 是所有人共同的努力,使得大家的情绪在容易感动的明媚春天里互相传染,制造并渲染出“同作佛国民”的乌托邦气氛。

与欧洲中世纪狂欢节一样,妙峰山庙会上存在着大量仪式性的表演。十三档武会中最具轰动效应、最受人欢迎的扛箱会,表现的是与中世纪欧洲狂欢节戏谑地给“狂欢国王”加冕和脱冕相同的主题。

《京都风俗志》说:“扛箱,一个扮幞头玉带,横跨杠上,以二人肩抬之。好事者拦路问难,则谑浪笑语,以致众人欢笑。”⑧ 扛箱里装着献给碧霞元君的供品—钱粮纸码,会中的主角是扛箱官,他扮成一丑角的官吏形象,拿着一个硕大的旱烟袋,由二衙役用碗口粗的大竹竿抬着变换各种脚步一颤一颤地前行。扛箱官总是由社会地位低下又滑稽逗乐的人充当,人们尽情地与他戏谑,嘲笑他,而他也在与众人的欢笑戏谑中嘲弄着别人、自己以及身边的一切事物。

在扛箱官的身后有一人执打着大红影儿伞,身边还有一个与他插科打诨边走边逗乐的书吏。在他们的前面,数人抬着一个方形的大箱子,这是贡献给碧霞元君的钱粮,抬箱人一边走一边振颤箱子,箱子上的铜铃发出有节奏的悦耳之音。在扛箱的前面,衙役三班手执回避牌、鞭板锁棍之类,鸣锣开道。一切的排场与真的官员出巡时毫无二致,只是所有人都以滑稽逗乐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工作”,对待进行着的一切。

扛箱官一边走一边向围观的群众做着自嘲似的自我介绍,每当这时总会有人拦路“告状”,与扛箱官“云天雾地”胡侃逗乐。虽说是假告假审,整个过程却惟妙惟肖,合情入理,吸引很多人观看、起哄。

特别表现狂欢文化特点的是,庙会期间,扛箱官真的拥有与地方官一样的职权。清朝时扛箱会是兵部衙门办的会,《北平的百戏》曾这样说:“扛箱在前清据说是半官半私的东西”。⑨

《北平风俗类征》引《百本张钞本》描述扛箱官走会的滑稽场面说:“扛箱官儿会玩笑,倚仗着引伞儿把身躯照,撒了伞棍摔定了腰,抬扛箱的腿脚儿好,倚疯撒邪把王瓜架儿跳,抓哏凑趣儿找怯勺,也怕知根把状告,他觉乎脸上诮,二人无非一玩笑。”⑩ 正像金所说:“它以万事万物取笑(包括以参加狂欢节的人们自己取笑),整个世界都以可笑的姿态出现,都被从它的诙谐方面,从它可笑的相对性方面来看待和接受”。(11)

扛箱官的权力非常短暂,随着庙会结束,他也便在众人的哄笑声中自嘲地“免冠去职”,失去“半公半私”的特权。这在形式上与欧洲中世纪狂欢节“狂欢国王”的脱冕仪式、“狂欢国王”遭到群众象征性的“痛打”略有不同,但二者同样充满了诙谐的意趣,在诙谐的否定中寓涵着对旧世界的否定,对合理新世界的憧憬。

透过狂欢节上笑谑地给国王加冕和脱冕的仪式,金敏锐地捕捉到狂欢世界感受的重要内容——更替和更新的精神。他指出:“国王加冕和脱冕仪式的基础,是狂欢式的世界感受的核心所在,这个核心便是交替和变更的精神,死亡和新生的精神。狂欢节是毁坏一切和更新一切的时代才有的节日。这样可以说已经表达出了狂欢式的基本思想。”(12)

它昭示我们:一切事物都具有相对性和双重性的特点,都处于更替和更新的变化之中。没有绝对的否定和绝对的肯定。诞生孕育着死亡,死亡孕育着新生,世界正是在不断更替和更新中得到发展的。

妙峰山庙会还活动着其他类型的化装者。他们把自己隐藏于面具和服装的掩盖下,尽情地表现对于现实世界的嘲弄和否定,对理想世界的热烈期盼和追求。开路会将自己装扮成阴间的鬼、五虎棍会把自己变成历史上尊贵的皇帝和英雄、秧歌会的成员则变幻成市井众生和神仙佛道人物。天上、地上、阴间,世界在这儿失去了时空的概念,人们尽失社会、文化、性别的身份以及差异,所有人之间平等、随便和亲昵。人们摆脱了等级制度带来的虔诚、严肃和恐惧,得到彻底的自由和解放。大家尽情欢乐和游戏,没有彼此,不分你我,处处充满狂欢节的笑声。

对于假面在狂欢节日中的作用,金有这样的认识:“这是民间文化的一个最复杂也最意味深长的主题。假面同更替和变易的欢乐感相联系,同可笑的相对性相联系,也同情愿否定同一性和单义性、否定自身的因循保守一成不变相联系;假面同过渡、蜕变、打破自然界限相联系,也同讥笑、绰号(别名)相联系;假面体现着生活的游戏规则,……怪诞风格的本质本身在假面中展示得非常鲜明。”(13)

我们择一则描写秧歌会活动情景的文字,看一看假面下人们的怪诞诙谐表现:“大秧歌,登高跷,秃头和尚窜奔跑,丑锣(《水浒》人物母大虫顾大嫂)俊鼓(病关索杨雄)把黄瓜架儿绕,樵夫(拼命三郎石秀)俊,扁担挑,渔翁(立地太岁阮小二)唱曲儿,倚老卖老,俊公子儿生来的彪,老矬子柑中俏,惟有小二哥最难学,遇见会口把门路跳”。(14) 演员的表演一常生活中社会角色应有的规范和道德,男不男,女不女,老不老,少不少,所有人都装疯弄傻,颠憨卖呆。这是狂欢节最典型的活动,是金所说的“第二种生活”,它是:“狂欢广场式的自由自在的生活,充满了两重性的笑,充满了对一切神圣物的亵渎和歪曲,充满了不敬和猥亵,充满了同一切人一切事的随意不拘的交往。”(15) 现实生活中的“等级”、“秩序”、“尊严”、“道德”、“男女之大防”被戏仿为粗俗的玩笑。对于其深刻意义,金指出:“对崇高的东西的贬谪决不只具有表面的性质,决不只具有相对的性质。……在这里,贬低化就是世俗化(人世化、落地)、就是靠拢作为吸收本能而同时又是生育本能的大地(人世):贬低化既是埋葬,又是播种,置之死地,就是为了更好更多地重新生育。贬低化还意味着靠拢人体下身的生活,靠拢肚子和生殖器官的生活,也就是靠拢诸如交配、受胎、怀孕、分娩、消化和排泄这一类行为。贬低化为新的诞生掘开肉体的墓穴。因此它不仅具有毁灭、否定的意义,也具有积极、再生的意义:它是正反同体的,它既是否定又是肯定。这不单纯是打落在地,抛下无底深渊,绝对消灭,不,这是打入生产下层,进入孕育和诞生新生命的最底层,万物都是从那里繁茂生长的;怪诞现实主义别无其他下层,下层就是生育万物的大地,就是人体的腹腔,下层始终是生命的起点。”(16) 应该说,从象征的角度讲,的十三档或十六档武会全都是以文化象征的意义在庙会上出现的,他们可以理解为在一个大面具掩盖下的尽情狂欢。

对于狂欢活动中形成的这种新型的社会关系,金的感受是:“在狂欢中,人与人之间形成了一种新型的相互关系,通过具体感性的形式、半现实半游戏的形式表现了出来。这种关系同非狂欢式生活中强大的社会等级关系,恰恰相反。人的行为、姿态、语言,从在非狂欢式生活里完全左右着人们一切的种种等级地位(阶层、官衔、年龄、财产状况)中解放出来……”(17) 从妙峰山的情况看,岂止是“人与人之间形成了一种新型的相互关系”,实可称得上世界上所有生命间形成了一种新型的关系:众生平等、不分彼此、没有隔阂、息息相通。

我们看到,春季妙峰山庙会存在大量的金称之为狂欢活动的表现。但是,综观春季妙峰山庙会,我们则应该承认民众对秩序的追求和他们建立秩序的努力却是庙会活动的主调。

金对欧洲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代狂欢节的定义“翻了个的生活”、“反面的生活”是否就是狂欢节的唯一特点呢?据当代美国学者伯容(richard m. berrong)研究,金将民间文化与官方文化简单地二分对立起来,并非拉伯雷笔下世界的真实面貌。他认为拉伯雷作品里的民间文化面貌远比金所描述的复杂,它在拉伯雷世界里的作用和地位并不如金所言的是一个一成不变的、完全支配性的整体。(18) 拉伯雷的世界,恰如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时所强调的,是一个多元的、充满矛盾冲突的世界,其中并没有一个一统的主导原则或架构,其中的矛盾冲突处,正好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面貌和价值转变。金有意在多种声音中突出其中的反抗声音,而故意忽略其他,看不见不同的声音平等地对话、质疑、辩论。总之,狂欢节在欧洲渊源有自,金将之视为老百姓对统治阶级主导的反叛、对主流价值的颠覆,是一次行为与精神上的解放。这样的“解读”,实在与他所处的时代和他透过小说理论所要达到的社会批判目的密切相关。

那么,什么原因造成民众在妙峰山庙会上表现出追求和建立秩序的努力呢?

首先,过去,妙峰山在京城内外著名的碧霞元君庙中是数不上的。但清中期以后各庙的香火逐渐被妙峰山夺走,妙峰山成为所谓的“金顶”,成为民众信仰的中心。

金狂欢理论有一个重要特点,民众的狂欢活动是在统治者控制的“全民性的象征”(19)——广场进行的,在这里民众尽情地发泄对于现实世界的不满,冲击和颠覆既有的社会规范,金的狂欢理论因而也被称为广场文化理论。但是,与金所说的城市中心广场不一样,妙峰山远离统治中心,是民众自己的信仰圣地,在这个自己的天地里,若是还像在城市中心广场那样一味地进行宣泄情绪的破坏和冲击,整个信仰活动就无法进行。就因为妙峰山远离统治中心,成为下层民众表达理想、愿望的地方,因而他们能够超越那种低级的以破坏、发泄为目的的狂欢活动,步入建设“理想世界”的高级层次。这种情况的形成,对于下层民众来说,是长期生活在象征符号林立的中心必然出现的结果。我们看到,在春季狂欢节日里,在强烈的宗教情绪支配下,民众在妙峰山上主要做的是建构理想世界的工作,而非一味地颠覆和破坏。

其次,中国传统的世界观深入人心、为人服膺,它早已内化成了社会的“集体无意识”,潜在地制约着民众的价值判断和价值追求。(20) 是中华封建帝国的中心,以这种世界观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官方文化表现得最为显著和充分。在远离统治者监视的妙峰山,在生命勃发的春季狂欢节日,民众更愿意做的是体验他们平时渴望、羡慕的东西,而非一味地破坏和冲击它们。通过对于心仪已久东西的模仿和演绎,民众表达了对于这些观念的认同,体验了拥有它们的尊严,也发泄了平时所遭受的压抑。

总之,在演之于“天道”的封建帝国文化的影响和下,下层民众在妙峰山这个远离统治中心自己的“紫禁城”里,尽情表现他们人生的渴望和追求!同样是对统治制度的反抗,在西方狂欢节上民众表现的是摧毁;妙峰山上更多表现的是模仿,这种截然相反的态度说明了东、西方民众对他们社会统治制度来源的不同态度,以及对它们合法性的不同认识。(21)

按照金的说法,欧洲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狂欢节已尽脱与宗教、巫术的关系:“诙谐的原则作为狂欢节仪式的组织原则,使这些仪式完全摆脱了一切宗教和教会的教理教条,摆脱了神秘主义和虔诚,它们从而也完全失去了巫术和祈祷的性质(这些仪式既不强求什么,也不乞求什么)。不仅如此,某些狂欢节形式简直是对宗教祭祀活动的戏仿。一切狂欢节形式都是彻底超教会和超宗教的。它们属于完全另外一个存在领域。”(22) 但妙峰山的情况却与金的认识恰好相反。妙峰山庙会活动是在对生殖—生命大神碧霞元君信仰和崇拜的框架内进行的,所有的活动都与对碧霞元君的信仰和崇拜有紧密的联系!

首先,妙峰山春季庙会的缘起是为了纪念碧霞元君的生日(农历四月十八);第二,庙会活动围绕为碧霞元君进香,向碧霞元君许愿和还愿进行;第三,庙会活动的组织者——民间香会,其生成、存在、活动都是以为碧霞元君信仰服务为理由;第四,庙会活动的号召力和凝聚力源于碧霞元君信仰,碧霞元君信仰是庙会活动的合法性基础。与宗教、巫术关系密切是传统中国庙会的普遍情况,对于这一点,钟敬文先生有深刻的认识,他说:“与西方的狂欢有所不同的是,中国的这些民间社火、赛会和庙会中的狂欢现象所包含的文化内涵,要相对复杂一些。比如,首先,中国的这类活动,保存着宗教法术的性质,它们与现实的崇拜信仰,依然有着比较密切的关系。”(23)

综上所述,妙峰山春季庙会既有与西方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代狂欢节相同的一面,也有着自己的独特之处。金狂欢理论的精髓在于指出人类社会的一个重要现象:在春季狂欢活动中,人们用最粗鄙、性感、肉感同时也最富有生命活力的手段和方式,冲击有着绝对、僵化特征或可能的形而上教条和规则,社会的紧张因此得以舒缓,僵化的教条因此得以反省或改变。妙峰山春季庙会虽然也有一些颠覆日常生活秩序的荒诞活动,如扛箱会、高跷会的表演等,但其活动从总体上却贯穿着对于中华封建帝国秩序理念的赞美、追求和强调。另外,金的狂欢理论表明,西方中世纪狂欢节已摆脱了与宗教巫术的关系,但是妙峰山春季庙会却整个地在碧霞元君信仰的框架内进行,与宗教活动有着密不可分的复杂关系。虽则与金笔下的西方狂欢节有着诸多的不同,但是我们看到,妙峰山春季庙会与西方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代狂欢节一样是作为社会结构的“反结构”(24) 存在的,发挥着与西方狂欢节一样的社会功能。妙峰山春季庙会活动足以和金的狂欢理论形成有价值的理论对话!

 三   

金认为:“狂欢节具有宇宙的性质,这是整个世界的一种特殊状态,这是人人参与的世界再生和更新。这就是狂欢节观念和本质,这种本质是所有参加者都活生生地感觉到的。”(25) 他还认为:“节庆始终同时间有着本质性的关系。节庆的基础始终是一定的和具体的自然(宇宙)时间、生物时间和历史时间观念。同时,在其历史发展的一切阶段上,节庆都是同自然、社会和人生的危机、转折关头相联系的。死亡和再生、交替和更新的关头始终是节日世界感受的主导因素。正是这些关头—通过各种节日的具体形式—造成了节日特有的节庆性。”(26)

在其狂欢文化的丰富论述中,金多次指出狂欢节与时间的本质联系,已经感觉到有一种特殊的“节日气候”(27) 存在,可惜他并未对此做更多的论述。综观世界各地狂欢节发生的时间,我认为这一角度非常重要,它可以揭开狂欢节这一人类社会“第二种生活”的发生学意义!

我们生活的世界是否像金所说,存在着一个特殊的时间,在这个特殊的时间里,生命万物皆处于一种特殊的状态?

从生命万物在春天开始时的表现,我们说答案是肯定的!

春天,万象更新。经过一个冬季凋零的植物重又萌发了生机,各种动物也“启户始出”,欢腾奔跃于山野林间,天地间一片生机盎然,整个世界好像重新获得了生命。

世界上不少民族都有一个相同主题的神话——象征生命的神冬季死亡,进入冥界,经过漫长的冬季后,神又复活——春天到了。对应着这个神话,便是人们在春季里举行的对于生殖—生命之神的崇拜仪式和因其重回世界而引发的狂欢庆祝活动。

大部分的动物只在春、秋或春秋两季交配。据研究,人类的春秋两季也普遍比其他时候强。至于何以如此,原因非常复杂。有的说与太阳的光线照射有关;有的认为和季候的温度有关,初春的暖气和秋末冬初的肃杀之气对于动物的神经系统是一种。人类虽然脱离了动物界,不再像动物那样完全被动地受制于大自然,但自然法则的影响是无法摆脱的。

这一影响表现在人类的生活中,上古时期便是形成了春秋两季(尤其是春季)人类以性为主题的狂欢活动!《周礼·地官·媒氏》曰:“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司男女之无夫家而会之。”这是上古时期中国人的风俗习惯,在这个月中,男女之间可以自由交往,不受法律及社会道德的限制,不这样做反而要受罚。这显然不是周代的一种崭新法令,而是有着悠久的习惯做根据的。这种风俗习惯自身则是建筑在人类性的时期性之上的,东汉经学家郑玄的注就说:“中春阴阳交以成昏礼,顺天时也。”

这种春、秋两季的社会风俗活动是世界性的文化现象,“世界上有许多分散得很远而很不相干的这种民族,在春季、秋季,或春秋两季,都有盛大的欢乐的节气,让青年男女有合与结婚的机会。”(28) 据金研究,欧洲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代的狂欢节与古代多神教农事型节庆在起源上有着更本质的联系,(29) 这种古代多神教农事型节庆与我们说的春季盛大节日活动在内容和特点上是一样的。

对于狂欢节在中世纪人们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和广泛性,金说:“狂欢节类型的节庆活动和与之相关的各种诙谐性表演或仪式,在中世纪人们的生活中占有重大的位置。”“可以说,它们在整个官方世界的彼岸建立了第二世界和第二生活,这是所有中世纪的人都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参与,都在一定的时间内生活过的世界和生活。”(30) 正因为中世纪欧洲严重的阶级对立和宗教禁锢,才凸显了人们“第二种生活”的重要性。

社会中的人具有两种属性——生物性(自然性)和社会性。生物属性是自然赋予的,它以自身的最大满足为目的;社会属性是社会赋予的,它要求人按照社会的规范(社会的总体利益)行事。社会愈发展,社会规范和要求便愈复杂繁多,人的自然属性便越会受到压抑和强制,人们便越会感到生命异化的痛苦。对于人的这种根深蒂固的二元分立的困境,费孝通先生有着深刻的认识,他说:“人既是动物而又已经不是动物,人想当神仙,而又当不成神仙,是个两是两不是的统一体。社会总是要求‘满街都是圣人’,把一套行为规范来套住人的行为,可是事实上没有一个人是甘心情愿当圣人的,即便是我们的至圣先师孔老夫子也是到了快死的70岁时方才做到‘从心所欲不逾矩’。但是人又不能不在社会结构里得到生活,不能不接受这个紧箍咒,小心翼翼,意马心猿地做人,所以我用了freud所说的三层结构来说明人的心理构成:一是id(生物性的冲动)、二是ego(自己)、三是super-ego(超己),id就是,ego是个两面派,即一面要克己复礼地做个社会所能接受的人,一面又是满身难受地想越狱当逃犯。super-ego就是顶在头上,不得不服从的社会规定的身份。我当时指出神兽之间发生的形形的矛盾正是精神病医生要对付的园地。神兽之间有其难于调适的一面,但是普通的人并不都是要挂号去请教精神病医生的。那就是说神兽之间可以找到一个心安理得做人的办法的。”(31)

从实际情况看,一般的社会每年都有一个全民性的公共欢庆时间,为长期遭受社会规范束缚、为诸种社会差异困扰的人们“松绑”,虽然这种松绑是暂时的,但就在这个不存在社会差异,万民同庆的短暂时间里,人们尽情鞭挞套在他们脖子上的社会规范,生活整个地翻了个,卑贱的成为高贵的、丑的成了美的、坏的变成了好的……,正像金说的那样:“在狂欢中,人与人之间形成了一种新型的相互关系,通过具体感性的形式、半现实半游戏的形式表现了出来。这种关系同非狂欢式生活中强大的社会等级关系,恰恰相反。人的行为、姿态、语言,从在非狂欢式生活里完全左右着人们一切的种种等级地位(阶层、官衔、年龄、财产状况)中解放出来……”(32) 这就是我们研究的狂欢节!

春天时由于自然的原因,世界上所有生命都好像被重新赋予了饱满的生命活力和,生命世界进入到创造的季节。作为按文化原则生活的人类,他们不再像自然界中的生物一样听命于自然的冲动。对应于支配所有生命现象的自然法则,人类创造文化以应对。发生于中国古代的“仲春之会”以及欧洲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狂欢节,即是自然法则支配下的这种人类文化的创造。

在这个春季盛大的节日活动中,饱含生命创造活力和的人们共同制造和参与了这场全民性质的“社会戏剧”活动,情绪激昂的人们尽情地发泄平日为社会压抑的愤懑,鞭挞、贬斥、嘲弄往日神圣不可逾越的社会规范,尽情地表达他们心底最原始、最自然的追求,展现他们乌托邦的社会理想——没有任何形式的社会差别、生命平等。情绪上进入到communitas的虚幻境界,自然生命不再有外在的束缚,不再有二元分立的无奈和痛苦。在狂欢节上,个体发泄了社会生活造成的紧张与不满,社会则因此舒缓了矛盾、对立和冲突。

但是,上述所言还仅是狂欢节的第二意义,它的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从哲学上讲,communitas是没有自己性状的混沌状态,这是原有秩序打乱、原有差别消失、原有物性尽失后的一种崭新局面,这种状态具有无限多义性和无限可能性,是世界的初始状态。communitas状态中的人们正是借助于嘲弄和鞭挞既定的社会规范,展示了他们的新世界理想;在对于现实社会极尽戏谑和贬斥的同时,孕育着新世界的诞生。狂欢节因而是“正反同体”的,它充满着交替与变更的精神、死亡与新生的精神。

反抗人类处境的二元分立状态,追求生命的和谐统一一直是人类孜孜以求的梦想,狂欢节即是人类顺应自然的安排创造出来的这种全民性的追求!在日常生活中,艺术、宗教等也负担着这种神圣的使命。社会的巨轮在飞速前进,但人类却毫不气馁地反抗着异化,执拗地追求着他们理想中美好的人生。

注释:

①这是一个源于拉丁语的英语单词,意思是说在举行宗教仪式等集体活动过程中,原有的社会秩序、性别认同、地位和职位暂时失去,进入一种非常的、颠倒的、共同的、平等的、狂欢的社会和情感状态。我国的人类学家李亦园将其传神地翻译为“神汇”(李亦园:《人类的视野》,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

②③④(12)(15)(17)(19)(32)m.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白春仁、顾亚铃译,: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84页,第176页,第178页,第178页,第184页,第176页,第183页,第176页。

⑤(11)(13)(16)(22)(25)(26)(27)(29)(30)[俄]m.金:《〈弗朗索瓦·拉伯雷的创作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代的民间文化〉导言》,载佟景韩译:《金文论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02页,第108页,第140页,第119-120页,第101-102页,第102页,第104页,第250页,第100-104页,第99、100页。

⑥susan naquin & chun-fang yu( eds) , pilgrims and sacred sites in china,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p. 364.

⑦金勋:《妙峰山志》,手抄本,藏于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第4页。

⑧⑨⑩(14)转引自孙景琛、刘恩伯编:《传统节令风俗和歌舞》,:文化艺术出版社1986年版,第96页,第96页,第97页,第67页。

(18)参见richard m. berrong, rabelais and bakhtin: popular culture in gargantua and pantagruel lincoln, nebr. :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86,尤其第1-16页。他指出金对历史面貌的偏颇掌握实际上有其客观因素,历史学界对中世纪及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进行系统的研究是晚近的事,我们今日对这时期的文化所知的远比金多。参见第130页,注14。

(20)李泽厚认为,孔子以“仁”释“礼”,将社会外在规范化为个体的内在自觉,是中国哲学史上的创举,为汉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奠下了基础。(参见《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出版社1985年版)中国传统文化大多经历了这么一种“内化”的过程。

(21)虽则如此,我们仍然应该明确,“翻了个的生活”是世界范围内狂欢节的主要特点。这一特点在中国历史上其他地域的狂欢节上也表现得十分明显。妙峰山春季庙会是狂欢节活动的特例。参见赵世瑜:《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三联书店20xx年版。

(23)钟敬文:《文学狂欢化思想与狂欢》,《光明日报》1999年1月28日文萃副刊。

(24)英国人类学家特纳(victor turner)认为,所有的仪式都通过创造“反结构”(anti-structural)来建构现实社会结构,也就是通过仪式期间临时的等级化解来重新确认等级的意义。参见victor turner, the ritual process: structure and anti-structure, ithaca, n. y. :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9.

(28)[英]蔼理士:《性心理学》,潘光旦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33页。

(31)费孝通:《个人、群体、社会——一生学术历程的自我思考》,载乔健、潘乃谷主编:《中国人的观念与行为》,天津出版社1995年版,第14页。

中国建筑环境文化的价值意义_传统文化论文 篇六

内容摘要:本文论述了中国传统文化在建筑环境中的体现与价值,以及时建筑环境文化传统与现代的,阐明了中国建筑环境文化发展的意义,寻求传统建筑文化和现代发展的结合点。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中国的建筑环境表现出了与人与自然环境融为—体,互为平衡。

关键词:建筑 环境 传统 现代 文化

中国古代建筑有着灿烂的成就,在宫室、园林、建筑空间的处理、建筑艺术与材料结构的和谐统一等方面,都有着卓越的创造与贡献,形成了迥别于西方建筑的特殊风貌,在人类建筑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时至今日,建筑文化的特质愈来愈引起人们的重视。从建国后的大会堂到二十世纪末的香山饭店等建筑都继承了中国传统建筑艺术的精华,又融汇了西方现代建筑艺术的新观念、新技术,成为既有鲜活民族特色,又有强烈时代特征的建筑文化丰碑。中国的城市建筑无论古代、当代,都是在特定的空间中产生的文化现象,其丰富性与复杂性令所有研究者无法回避。

自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开始了艰难的转变过程。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也是有赖于文化的转变。如果说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脉络和演变轨迹是较为清晰的话,那么,近代以来的转变似乎显得非常复杂。中国地域广阔,不同地区的文化和经济差异较大。

在近代以前,中国和西方城市无疑遵循着不同的发展道路,不仅形成了各自的、经济和文化制度,而且也形成了各自的城市规划风格和建筑风格。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列强的侵入以及文化的传入影响,包括建筑文化在内的西方城市文化,开始对中国产生巨大的影响。WwW.meiword.cOM由此,包括建筑文化在内的中国城市文化,也开始了从传统到现代的深刻的转型。

当今,在我国的建筑理论和创作活动中,人们喜欢对传统与现代、继承与革新、中国与西方等一类建筑文化问题和现象进行比较和争论,这是必要的。但是争论这些问题应该明确它的目的,那就是它应当促进一种文化的发展和建构,推动它的进步,而不是仅仅满足于依据对这些文化现象做出客观、准确的描述。如:在讨论传统与现代、继承与革新的问题时,许多人热衷于从风格、形式或技术等方面去争论它们的高下、文野,却不是从它们与现代人的生存和生活的根本联系上去探讨它们的意义。在讨论中西方建筑文化时,人们在对中西方空间观念、行为方式和生活态度等等进行详尽比较的基础上,发现和总结出中国人同西方人建筑观念的差异和各自的特点,进而在创作和理论中充分强调和体现这种特点,这当然是好的。但是另一方面,人们却较少从人的存在状态的角度对传统与现代、继承与革新、中国与西方的建筑做出更进一步的价值判断。于是,“传统”“现代”“继承”“革新”“中国”“西方”等等本身变成了目的。建筑文化的比较和争论因此就没有达到应有的目的,不可能导致建筑文化的真正进步。

长期以来,在建筑史研究领域中,存在着一种“西方中心论”的观点,即认为西方城市建筑是历史传统,东方建筑是非历史传统。在弗莱彻尔的《比较建筑史》上刊有一幅“建筑之树”的插图,树的中心主干标明是希腊、罗马、罗蔓式,上端的6根主分枝分别是欧美一些国家哥特式建筑、文艺复兴建筑和近代建筑。却把埃及、印度、墨西哥、中国等都摆在下面一些纤弱的幼枝上,把美国放在这棵树的中心主干的顶端,极为形象地表达了作者的建筑“西方中心论”思想。无可否认,西方城市建筑在近几个世纪以来确实发展迅速,无论在内容和形式上,还是在科技和理论上、美学形态上都走在世界的前列。但是“西方中心论”的观点无疑是有问题的,世界建筑历史的发展,决不只此西方而别无殿堂,这已成为越来越多的建筑文化史家的共识。①西方后现代主义建筑文化理论家佛朗普顿认为:传统建筑特别是民俗建筑是在特定地点形成的建筑体系,具有功能和结构上的合理性。特别是在处理一些具体因素,如通风、采光、保温等方面具有优良的特点。所以,不能简单否定依地点、体具体的地理情况和人文文化环境发展起来的地方风格。

对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研究,是为了在理论层面上开拓一条中国建筑的健康发展之路。建筑文化学并不局限于解释各种建筑文化现象,它是要为建筑文化的发展提供价值导向。因此,建筑文化应该是批判的与实践的。要提供价值导向,先要作出价值评判,所以必须树立一种价值观。不同的人类都各有自己的文化背景,不同的建筑事件也都有一定的建筑文化影子。然而文化也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任何文化都是精华与糟粕并存,即便是精华,也往往离不开具体的时空条件;另一方面,传统文化既可能成为一副沉重的十字架,扼杀现代人的创造潜能,也可以成为一座智慧的宝库,丰富我们的想象,扩大我们思维的尺度。

现实及未来生活的复杂要求,远非机械地搬用某一种传统方法、途径,就可以得到满足的,必须博采所长,取我所需。另外,对于本特色的创造仍然是一个严肃的课题,需要结合具体地点、条件,对设计要求作具体。在创作方法上,采用“抽象继承、迁想妙得”的原则,可能会找到一条新途径。吴良镛提出所谓“抽象继承”是指从建筑传统中,将传统建筑的设计原则和基本理论的精华部分加以发展,运用到现实创作中来。并且把传统形象中最有特色的部分提取出来,经过抽象,集中提高,作为母题,予以新意,以启发当前设计创作形式美的创造。同时应当摸到中国传统文化的脉搏,挖掘出传统建筑艺术的时间和空间内涵,首先是要重视和恢复建筑艺术的文化价值和精神功能,不能只把建筑艺术作品当作工业产品和生活用品,更不应当只抓其眼前的物质功能。这样的继承,并非形式的抄袭或旧零件的排列组合,既有创作原理的继承与发展,又有形象的借鉴与创造。使设计既求神似,也不排斥某种程度、某一细节的形似,关键是根据地点、条件的需要。而“迁想妙得”,“迁想”是将自己的想象力深入到对象的形象中去,“妙得”是指把握对象的真正神情。②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建筑文化也是同样。我们应不仅从形式的角度,而且从文化的深度来理解传统,譬如:属于第一层面的,传统建筑中古典美的屋顶、斗拱、柱廊的造型特征,诗文、书画与工艺结合的装修形式,以及各式门窗菱格、装饰纹样;第二层面的,庭院式布局的空间韵律、自然与建筑互补的环境设计,诗情画意、充满人文精神的造园艺术,形、数、画、方位的表象与隐喻的象征手法;第三层面的,“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和注重环境效应的“风水”思想,阴阳对立、互动、相应的哲学思维和“身、心、气”合一的养生观,等等。它们之中蕴含着丰富的内涵、深邃的哲理和智慧。③这些都阐明,传统对现代的价值还需要我们在新建筑的创作中去发掘,去感知。

因此,我们应当努力去寻找传统的现代价值,在保存和发扬其传统精华的同时,摒弃其落后的,不适应现代发展的东西,寻求传统建筑文化和现代发展的结合点,体现传统建筑文化尊天地、重人本、讲亲和的唯物辩证思想。弘扬传统建筑文化还可从传统建筑的设计原理、空间组合、构图手法、意念表达等方面有所启迪、有所继承和运用、有所发展创新,不断探索传统建筑思维与现代建筑思维、传统技术与现代技术、传统审美与现代审美意识的结合方式,把优秀的传统建筑文化结合到现代建筑文化之中。

注释

①陈立旭都市文化与都市精神.东南大学出版社.20xx 第142页

②吴良镛,广义建筑学,清华大学出版社.1989,第65—66页

③杨永生.建筑百家言,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8. 第62页

20xx年乡村建设行动理论文章 篇七

实施乡村建设行动,把乡村建设摆在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位置,是“十四五”规划提出的要求。在20xx年年底召开的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实施乡村建设行动,继续把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放在农村,在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上持续发力,注重加强普惠性、兜底性、基础性民生建设。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历史关口,将乡村建设作为一项行动提出来、在重要位置摆出来,意义重大、内涵丰富,我们一定要认真贯彻落实,扎实推进实施。

乡村建设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任务,是补上农村现代化短板的重要抓手。党的以来,我国大力推进乡村建设,“十三五”时期是农村生活条件改善最为明显的时期,基本实现村村通电、通硬化路、通客车和光纤4g网络,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任务如期完成,全国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超过68%,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覆盖全国90%以上行政村。然而也要看到,当前一些地方乡村建设缺少规划,盲目大拆大建,机械照搬城镇建设,超越发展阶段,违背农愿;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欠账较多,还存在一些薄弱环节;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短板较明显。“十四五”时期,是开启全面建设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一个五年,也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五年。实施乡村建设行动,时不我待、重任在肩。

实施乡村建设行动,要把规划编制好。“谋定而后动,知止而有得”。今后一个时期是我国乡村形态快速演变的阶段,有的村庄会聚集更多的人和产业,有的会逐步向城镇融合,建设什么样的乡村,怎样建设乡村,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乡村建设只有先规划、后建设,因地制宜、因时制宜,才能把握村庄演变分化的规律,才符合城乡发展建设的规律。在空间上,要统筹县域城镇和村庄规划建设,有条件的地方应全域全要素编制村庄规划,合理确定村庄分类布局,贪大求洋要不得,照搬城镇要不得,大撤大并要不得;

在时间上,看得准的先干起来,看不准的可以等一等,集聚提升类等建设需求量大的村庄,要优先编制,不搞“一刀切”。同时,要注重保护传统村落和乡村特色风貌,不要一个样子盖到头,一种颜色刷到底。

实施乡村建设行动,要把硬件建设好。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家现代化。现代化建设不能“一边是繁荣的城市、一边是凋敝的农村”,要补齐农村现代化短板。一方面,农村要宜居,农村公共基础设施既要在往村覆盖、往户延伸上下功夫,全面改善水、电、路、气、房、讯等设施条件,也要推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重点抓好改厕和污水、垃圾处理,健全生活垃圾处理长效机制,实施河湖水系综合整治。另一方面,农村要宜业,要支持5g、物联网等新基建向农村覆盖延伸,并重点改善通自然村道路和冷链物流等既方便生活又促进生产的基础设施。同时,设施建起来了,还要长期用下去,可以一边建设,一边探索完善长效运行管护机制。

实施乡村建设行动,要把“软件”开发好。“丰年人乐业,垅上踏歌行”,农村现代化不仅包括“物”的现代化,也包括“人”的现代化,还包括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立一个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的乡村社会,广大农民才有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持续推进县乡村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教育、医疗、文化等公共资源在县域内优化配置,强化县城综合服务能力,同时把乡镇建设成为服务农民的区域中心。小村庄,大治理,要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推进农村移风易俗,打造善治乡村,同时围绕乡风文明和治理有效,推广“积分制”“清单制”等做法,创建一批乡村治理示范村镇。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乡村建设是干出来的,我们要抓紧行动起来,把的精神和要求落实到具体工程项目上,体现到真金白银支持上,集中资源、集中建设,稳扎稳打、久久为功,真正把这件事关亿万农民福祉的大事办好、实事办实。

保护传统节日文化 构建大众休闲文化_传统文化论文 篇八

传统节日文化是中华民族在春节、端午节、中秋节等传统节日里世代相传的文化习俗,它是民族精神、伦理道德、价值观念的全面艺术展现。因此,我们在休闲文化建设过程中要深刻理解大众休闲文化的公众性和公益性特征,让更多的人在节假日休闲中欢度人生。

   【关键词】传统节日文化;大众休闲文化;公众性;公益性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中国传统节日形式多样。中华民族在不同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创造了特色鲜明的节日文化。形成了汉民族所共有的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延续了上千年的传统节日文化形式,这是华夏儿女世代传承的文化精华。

一、传统节日文化

“中国传统节日,凝结着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情感,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和思想精华,是维系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的重要精神纽带,是建设先进文化的宝贵资源”。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中华民族在传统节日庆典活动中展现的具有一定地域文化特征、带有强烈民俗文化色彩、包涵伦理道德和精神内涵、具有独特歌舞形式、曲艺音乐特点的传统文化精华。中华民族在传统节日里不仅拥有共同的民间庆典习俗,同时还拥有是充分张扬地方个性、思想内容真挚纯洁、表现形式浪漫开放,形象鲜明的图腾和神仙崇拜等极其丰富的民间文艺表演形式,是中华传统文化绚丽多彩的表现形式。WwW.meiword.coM另外,从节日文化的角度看休闲文化,一个共性的东西,那就是祥和安逸;在传统节日中无一例外地张显出汉族文化的厚重,那就是天人和一、喜庆团圆、和谐共荣,因而形成了传统节日的共同习俗。在传统文化民俗文化的视角看休闲文化,还有一个共性的东西就是山水文化,寄情于山水是汉民族旅游休闲的开始,千百年来,著名的山水名胜区从来都是人们真心向往的好地方,在许多名山大川中都留有历代文人、雅士、高道、圣僧的碑刻、居室、观堂、寺院,成为人们观光览胜、谈古论今、缅怀先贤的好场所。再有,不同地域的名山、古镇、村落拥有不同的宗教(佛教文化、道教文化、儒教文化)、民俗和一些约定俗成的民间文化娱乐节目,就是祈福、平安。这是人们渴望得到的和欣赏的,因此,人们在休闲的时刻深深地沉浸在了这种浓浓的情谊中。传统文化、民俗文化是休闲文化的母体,其文化的基因是一脉相传的。

二、大众休闲文化

休闲文化是人们在休闲活动过程中了解、鉴赏、体验得到的文化综合,是将人类的休闲生活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加以时所包涵的文化总和。马惠娣在谈到休闲时曾这样阐述;“从文化角度看休闲,是指人在完成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后,为不断满足人的各方面需要而处于的一种文化创造、文化欣赏、文化构建的生命状态的行为方式”。[3]所以我们说,休闲是一种文化活动,是一种文化化了的生活。因为休闲的具体内容都必须用文化来表达,包括民族的语言文字、历史沿革、名胜古迹、方志人物、宗教民俗、音乐艺术等。因此我们说,休闲作为一种文化是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结晶,是人类社会传统文化的继承和现代文明的创造。是以个人的文化修养为背景,以探求和享受文化生活为目的,以获得现实生活中个人心理的满足、精神的愉悦、身体的康健为目标的生命活动过程,而不是“谋生”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文化扮演着媒介的角色,休闲成为人拥有文化、学习文化、创造文化的象征。第一,休闲文化是指“人们在业余闲暇时间,经过充分自由选择和纯粹兴趣所致(超越一般功利目的,如钱、权等)用于自我享受、调整和发展的观念、态度、方法和手段的总和”。[2]而大众休闲文化正是人们在百忙之中、在节假日悠闲中喜怒哀乐的思想感情多方位、多层次的表现。大众休闲文化是某一个人是否具有一定文化素养的象征,它直观地表现为人喜欢什么、欣赏什么,比如人们欣赏自然景观,会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名山大川中的碑题石刻、佛寺道观,无一不显现孕育的文化。观看人文古迹,我们不仅可以了解历史发展的渊源,更能感受历史文化的魅力,凭吊历史文化的深邃,欣赏历史文化的多彩,所以休闲具有自然文化的象征。第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又是不同文化风格的展现,不同地域的建筑、乡情民风、戏曲歌舞都包含着一定的文化内容,是地域民俗文化艺术思想的展现。无论我们走到哪里都会被当地的民俗、民风、民间艺术、文艺形式所吸引。所以,休闲具有民俗文化的象征。第三,选择什么形式的休闲项目、参与哪种内容的休闲活动也都是一个人接受教育的程度和拥有文化的品位的外在表现,所以,休闲还带有文化品位的象征。

三、保护传统节日文化是构建大众休闲文化的核心

保护传统节日文化和构建大众休闲文化是国家、地方、旅游、文化、宣传等部门要认真研究的问题和应当履行的职责;目前我国有114天的法定节假日,为人们进入休闲生活提供了时间条件,但就春节而言,国家是否考虑在《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条文中,增加春节前的放假天数,为那些不能在三十晚上赶回家过年的人建立起一个时间条件,因为春节是全世界华人共同关注的最重要的节庆活动,如果我们把春节过得有时间、有形式、有内容、有亲情,我们就不会在春节晚会的节目中听到我们的父母发出的“常回家看看”的感伤心声。第一,在休闲文化建设中各级地方要把本地区独有的自然风景名胜旅游区开发好、保护好。第二,要把地方性人文遗存维护好,要把老街区的牌楼、以及牌匾、楹联、幌子等地方特有的文化符号保存下来,把大众型休闲娱乐场所建设好。第三,要根除现代城市文化标识中的同化要素,城市广场、城市市标都要有自己的特色,切记不要把其他地区的自然景点、人造景观生搬硬套到(下转第64页)(上接第57页)本地区的休闲文化构成要件中来,同时,更不能挤占少数民族文化的地域空间,防止“假文化”的产生。第四,要把土生土长的地方民俗文化娱乐歌舞形式继承下来,休闲娱乐文化是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标识,要防止庸俗文化、黄色文化的侵染,在一些表演项目上要清除有背精神文明建设的“丑文化”的上演。第五,要建立起大众型、公益性休闲娱乐文化场所,以满足“工薪阶层”的需求,要紧防“强势集团”贵族式奢侈型消费思想的示范性影响,因为在休闲文化建设中,只有大众的文化才是最具有生命力的文化,比如在城市辖区,像高尔夫球场这样的绿地空间从土地使用的性质上讲,本应属“公共开放空间游憩业,是城市为市民及游客提供的带有一定社会福利性质及公益性质的自由活动空间及设施的集合”的范畴。[4]但是,这种城市辖区的绿地空间却没有对公众开放,这无疑是强势集团对弱势群体公共利益的侵占。所以,我们在休闲文化建设中必须建立起民族的传统节日休闲文化体系。要在传统文化保护和都市文化创新中为消费者嗜好的改变找到新型的服务方式,以适应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和建立节约型和谐社会的要求。使人们在更多的节假日休闲中愉悦身心,尉籍人生。

【参考文献】

[1]宣传部,等.运用传统节日弘扬民族文化优秀传统[n].日报,20xx-06-24.

[2]谢洪恩,等.论我国休闲文化生态系统的构建[j].社会科学研究,20xx,(6).

[3]马惠娣.休闲经济、休闲产业和休闲文化[n].浙江日报,20xx,(11).

[4]张顺,李东来.论城市游憩业空间分布特征与分级关系[j].吉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xx,(3).

建构现代音乐节奏训练的数理思维_音乐论文 篇九

摘要:音乐节奏的现代性为视唱练耳教学提出了新的课题,大量现代音乐作品的节奏创作思维遵循一定数理逻辑关系,从此关系入手展开教学,建构现代音乐节奏训练的新思维是本文的写作主旨与中心内容。

关键词:现代音乐;节奏训练;数理思维;节奏感;“中介声部”

一、 数理逻辑在现代音乐中的突显

节奏因素的巨变是现代音乐区别于调性时期音乐的一个显著特征, 在20世纪音乐作品中,节奏从节拍与小节线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第一次以其个体、的特征,推动音乐线条向前发展,节奏的结构力作用得以施展,作曲家们推出全新的节奏构思或在根本上用节奏去主导音乐结构的全部,为音乐燃起了全新的魅力。20世纪作曲家通过对节奏细胞的应用使作品的总体由一种具有内在联系的数理因素构成,在音像上有很强的感染力。例如:变拍子的“节拍数递增、递减”。①斯特拉文斯基《诱拐的游戏》中的定音鼓片段:

可见,以八分音符为基本单位,换置规律为三种形态:其一为奇数列:“3-5-5-3”,(1-4小节)其二为递增、递减数列:“3-4-5-6-5”,(4-8小节)其三为偶数列:“2-6-6-6-6-2-6-4-6”。(9-17小节)

序列主义的产生,尤其是1945年以后整体序列主义的产生,为音乐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维模式。受其影响,传统拍子节奏走向解体,用序列的法则或数列的逻辑来处理和控制节奏变成了20世纪音乐中重要的节奏思维之一,节奏产生质变,节奏思维模式不断更迭。在整体序列节奏中,节奏的构成及其组合常表现为从音高序列中产生节奏结构与用数来控制节奏结构两个方面。wwW.meiword.CoM这样一来,节奏自然就具备了受数字约束的内在逻辑。

比如费伯纳西序列,其构成规律是:序列中每一个数字都是它前两个数之和,如:0、1、1、2、3、5、8、13、21…,将这一序列部分或全部地用于创造时值的集合,当序列增长时会逐渐接近黄金分割的比例数值,体现了一种结构上的审美意义。鲁伊基·诺诺在《持续的音》中部分使用了费伯纳西序列及其逆行,:1、2、3、5、8、13、21、13、8、5、3、2、1。

二、视唱练耳教学中的节奏训练与数理思维

(一)节奏训练以周期循环节拍感为中心的滞后

与节奏组合由节拍的强弱规律决定相比,20世纪音乐节奏从小节线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摆脱重音的二、三拍组合的规律性重复,摆脱变换有规律的落在强拍上的现象,从确立起一种规则的节奏型后换用不规则的节奏型,然后又不时地回到规则的节奏型来否定小节线,到完全遵从数理逻辑规划节奏而彻底打破小节的概念。

审视当前国内的视唱练耳教学,节奏训练是以周期性节拍感训练为中心,以一个单位拍为最小训练单位,在清晰地掌握节拍关系的前提下,由浅入深,掌握不同速度下各种音值的关系。这种模式的节奏训练显然与现代音乐节奏的特质是不相符的,可以说,仅仅围绕周期性的节拍感开展的节奏训练是不全面的,无法适应现代音乐对学生节奏能力的要求。

(二)从数理关系入手开展现代音乐节奏训练

“内容发展到一定程度会导致新的功能的产生,新功能发挥到一定程度又会产生新的内容。因此,视唱练耳课的功能和内容是一个发展、开放的系统,是随着音乐的发展、实践的需要而变化的。” ②面对现代音乐节奏的特点,如何开展行之有效的节奏训练成为当前视唱练耳教学的一个重要课题。“节奏感是人对节奏感的心理效应,由听觉引起的运动神经的节奏冲动,是一种本能的、无意识的官能冲动。” ③现代节奏思维要求有别于以往周期性节拍感的新型节奏感的建立,下面我们借助心理学理论来现代音乐节奏感的培养。

音乐心理学对听觉的研究告诉我们,人通过听觉能够聚合印象并使之有序化,在连续的音响运动中,能够主动地根据强弱变换聚合出有重音的节拍,如2、3拍子。现代音乐作品中,对强弱的组织呈现出多变的单位,不再是单纯的2、3拍子的有序循环或交替,而体现为数理逻辑上的不断变化,有的依赖于一定数理关系而变化,有的则无任何规律可循。

对视唱练耳课程发展产生巨大影响的行为主义心理学强调良好听觉习惯的形成是培养听觉能力的首选途径,因此,在视唱练耳教学中要提供特定的,以便引起学生特定的反应,使其形成特定的听觉习惯,从而达到强化音乐听觉能力的宗旨。音乐的节奏知觉主要是对乐音节奏运动以及乐音的整体结构以辨识。音强与音长是乐音力度律动关系中最主要的因素,现代音乐节奏的构成在音强与音长方面蕴含着大量的数理逻辑,从数理思维④的建构入手提供特定的数理思维构成的能够引起学生相应的反应,在逐步形成特定的听觉习惯的基础上达到建立现代音乐节奏感的目的。

三、数理思维在节奏训练中的建构

(一)从适应到建构,借助“中介声部”的节奏训练

面对现代音乐节奏的特殊性,现代音乐节奏感的建立需要培养学生适应基于多变的数字单位形成的节奏形态,这便要求我们首先从简单的数理关系构建的节奏入手开展各项丰富的节奏的练习,在此过程中不断变换数理构成关系使之逐渐复杂化,从而使学生逐步适应现代音乐节奏的多变状态。

如前所述,现代音乐的节奏训练可从音强与音长两种因素入手,面对节奏、节拍的多变性与不可预计性,其中按照一定数理关系建立起来的基本音长因素—中介时值—是进行节奏训练的突破口。中介时值指音符之间所共有的基础时值,在实际运用中,添加由中介时值组合而成并且同时反映音乐不规则重音变化的“中介声部”进行训练是开展现代音乐节奏训练的有效手段。 “中介声部”是一个由中介时值组成并体现节奏重音且贯穿始终的一个附加声部,“中介声部”中的重音,还原现代音乐节奏运动的效果,体现现代音乐节奏重音的内在数理逻辑,使学生在特定的节奏音响背景下形成特定的听觉习惯,有利于培养学生建立现代音乐节奏感。同时,某些较复杂声部的内容可转化为由多个简单声部共同完成,便于在训练过程中分散难点。

“中介声部”的运用可通过多媒体手段完成。根据现代节奏训练内容,借助音乐制作软件做出一个体现现代节奏时值与重音数理关系的“中介声部”,其音响效果可准确地反映出所练习节奏谱的“中介值”和重音分布,在学生练习节奏过程中,作为背景音响辅助学生正确地打、读节奏,并通过重音音响的强调建立起数理逻辑变化概念。

(二)将数理思维渗入到视唱练耳教学中与节奏相关的各个环节

对于20世纪音乐节奏这个特有的、个性化、多元化的体系,如何掌握这些以特殊技法形成的音乐作品是当前视唱练耳教学的首要难题。视唱练耳教学应注重音乐的整体性,我们认知、感受音乐的时空是整体的,时间的节奏同样也是空间的结构。在对局部单元要素进行技术训练的基础上实现完型音乐的回归才是视唱练耳正确的教学逻辑。下面我们来探讨如何在从现代音乐单元要素到完型音乐的重构过程中渗入数理训练思维。 1.旋律与视唱

旋律与视唱练习是节奏、音高、速度、力度等单元要素训练的综合,明确旋律中节奏形态的数理关系是开展训练的前提。在教学中,教师首先要根据20世纪节奏复杂化的难易程度目的明确地选择特定习题,节奏构成的数理逻辑,依据已知的数理关系开展变换单位时间的训练,培养学生建构基于数理逻辑产生的现代音乐节奏感,在此基础上加入音高训练。听和唱都是一个建构的过程,但听是被动、单一、无反馈的弱建构,唱才能主动检察听记的音高和节奏是否准确,并在纠错记对中再建构,唱还锻炼了听觉的反应,是有反馈的强建构。因此,在训练的同时要注重多采用唱的方式。

2.连接

连接是培养学生和声感的重要环节,常见的教学法是采用将时值相同的按和声发展关系前后依次连接的方式开展听写与练唱,而没有注意到这一训练环节距完整音乐本体仅一步之遥,只需加入节奏声部便可重构音乐作品。现代音乐的构成同样遵循此规律,所以,可在连接的练习中从等长的连接过渡到有内在数理关系的现代节奏的连接;另一种训练方法是将学生分成合唱小组,同时安排每个人负责奏响不同的节奏角色,合成一个整体,开展伴有现代节奏的合唱。在连接中训练节奏,将和声感与节奏感相结合,丰富了记忆线索,有利于现代节奏感的建立。

如果说传统音乐节奏中体现出一定的数理关系,那么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现代音乐节奏是由一定数理关系决定的,现代音乐节奏突显的数理逻辑结构为节奏训练提供了新思维,无论从心理学角度还是课堂节奏训练实践的层面来看,建构数理思维都是开展现代音乐节奏训练的有利途径。当然,此种训练思维存在一定局限性,现代音乐节奏的灵活多变性期待更为科学、实用的节奏训练方法的出现。

注释:

①变拍子的“节拍数递增、递减”:是以某个时值的音符为基本单位,节拍数进行增减的任意换置。

②引自陈雅先《视唱练耳教学论》[m]上海音乐出版社20xx.5

③引自修海林、罗小平《音乐美学通论》[m]上海音乐出版社1999.4

④数理思维:建立在数理逻辑关系上的节奏训练思维。

参考文献:

[1]  陈雅先《视唱练耳教学论》[m]上海音乐出版社20xx.5

[2] 修海林、罗小平《音乐美学通论》[m]上海音乐出版社1999.4

[3 杨立青 梅西安作曲技法初探 [m] 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 1989.12

中国古典园林建筑的功能与类型_传统文化论文 篇十

中国古典园林是建筑、山池、园艺、绘画、雕刻以至诗文等多种艺术的综合体。其作用,一方面具有可观、可居,另一方面使园林移步换景、渐入佳境,同时,更具有画龙点睛的作用,在我国现存的古典园林中,保存了大量的建筑艺术瑰宝。它不仅是人们审美要求的体现,也是特定历史时期文化、权力的象征,具有不可替代的功用价值。可见,中国古典园林建筑的文化博大精深。下面,结合古代园林建筑实际情况,就古典园林建筑的功能和类型问题谈点粗浅的看法。 

一、中国古典园林建筑的功能 

园林建筑按照所属性质和地域的不同,风格也有很大的不同。皇家园林建筑体量大,装饰豪华,色彩金碧辉煌,表现出恢弘的皇家气派。而江南园林建筑突出“玲珑、活泼、通透、淡雅”,将秀丽、雅致的风格表现得淋漓尽致。尽管风格迥异,但建筑在园林中的作用却基本相同,主要概括三个方面:一是突出其实用性。根据人们的休憩及活动需要而设置,如亭、榭,即可供人停留赏景,又可以按需要兼做小卖亭、游船码头等用途。二是强调其独特性。配合园内风景布局形成的游览路线,在人们视线所达不到地方,园林建筑以其有利的位置和独特的造型,为人们展现出一幅幅或动或静的自然风景画,并与廊、墙、路等形成一定的活动路线。三是提升其园林意境。我国园林通常在园名、匾额、楹联中反映出其意境来。正如《红楼梦》中说大观园:“若大景致,若是亭榭无字标题,任是花柳山水,也断不能生色。”,从而营造了园林意境。 

二、园林建筑的特点 

经过上述功能,可以看出,园林建筑有如下特点: 

1、使用和造景,具有观赏和被观赏的特点。Www.meiword.CoM园林建筑既要满足各种活动和使用上的要求,又要符合园林景物布局原则,同时,也要给人们带来感官上的愉悦。因此,园林建筑既是物质产品,也是艺术作品,这就要求园林建筑要适合游人在或动或静中观景,又要使景色富于变化,达到步移景易的效果。 

2 、为环境服务,与自然景致充分结合。我国古典园林一般以自然山水作为景观构图的主题,建筑只为观赏风景和点缀风景而设置。园林建筑是人工因素,与自然因素有对立的一面,但如果处理得当,也可使自然环境增添情趣,这就要求园林建筑的设置要因地制宜,充分利用自然地形、地貌,做到布局上依形就势。这种自然美与人工美的高度统一,正是中国古典园林不断追求的境界。 

3、园林建筑性和组合性。我国的古典园林建筑一般体量较小,按大小、形状不同,具有不同的功能,根据使用上的需要,既可设置,又可用廊、墙、路等不同的建筑组合成一个群体,这种组合群体形成了富于变化的建筑外形轮廓,使建筑与风景相得益彰。 

三、我国古典园林建筑的类型及应用 

中国古典园林在设计时采用了浓厚民族风格的各种建筑物,将建筑物与自然环境相一致。因此,其类型十分丰富,主要有亭、廊、榭、桥、墙、舫以及花架、小品等多种类型。 

1、园亭。是供游人休息和观景的园林建筑。它的特点是周围开敞,在造型上相对小而集中,常与山、水、绿化结合起来组景,作为园林中“点景”的一种手段。亭的体量虽不大,但形式多样,其造型取决于它的平面形状、平面组合和屋顶形式。亭具有丰富变化的屋顶形象和轻巧、空灵的屋身以及随意布置的特点,很适合“观景”和“点景”建筑的需要。单体亭的形式有四方亭、圆亭、多角亭等形体,在亭与亭、廊、墙、房屋的结合上,又创造出了重檐、三重檐、攒尖顶、歇山顶及组合亭等。亭多布置于主要的观景点和风景点上,或作为主体建筑陪衬。在规模较小的私家园林中,亭常常成为组景的主体和园林艺术构图的中心。在一些风景游览胜地,则成产增加自然山水美感的重要点缀。设计中经常运用“对景”、“框景”、“借景”等手法,创造风景画面。 

2、园廊。屋檐下的过道及其延伸成的有顶的过道称为廊。它不仅是联系室内外的建筑,还常成为各个建筑之间的联系通道,是园林内游览路线的组成部分。它既有遮荫蔽雨、休息、交通联系的功能,又起组织景观、分隔空间、增加风景层次的作用。廊的形式和设计手法丰富多样。按结构形式分有双面空廊、单面空廊、复廊、双层廊和单支柱廊等五种,按造型及所处环境可分为直廊、曲廊、回廊、抄手廊、爬山廊、叠落廓、水廊、桥廊等。 

3、水榭。它是供游人休息、观赏风景的临水园林建筑。其典型形式是在水边架起平台,平台一部分架在岸上,一部分伸入水中。平台跨水部分以梁、柱凌空架设于水面上。平台临水部分围绕低平的栏杆,或设鹅颈靠椅供坐憩凭依。平台靠岸部分建有长方形的单位建筑,面水的一侧是主要观景方向,常用落地门窗,开敞通透。既可在窒内观景,也可到平台上游憩眺望。屋顶一般为造型优美的卷棚歇山式。 

4、园桥。即园林中的桥,可以联系风景点的水陆交通,组织游览线路,变换观赏视线,点缀水景,增加水面层次,兼有交通和艺术欣赏的双重作用。园桥在造园艺术上的价值,往往超过交通功能。在自然山水园林中,桥的布置同园林的总体布局、道路系统、水体面积、水面的分隔或聚合等密切相关。其位置和体形要和景观相协调。大水面架桥宜宏伟壮丽,小水面架桥宜轻盈质朴。水面宽广,桥宜较高并加栏杆,水面狭窄,桥宜较低并可不设栏杆。水陆高差相近,宜平桥贴水,过桥有凌波信步亲切之感,水体清澈明净,桥的轮廓需考虑倒影,地形平坦,桥的轮廓宜有起伏,以增加景观的变化。园桥的基本形式有平桥、拱桥、亭桥、廊桥、汀步等。

5、园墙。园墙在园林中起划分内外范围、分隔内部空间和遮挡劣景的作用。精巧的园墙还可装饰园景。中国古典园林中,按材料和构造可分为版筑墙、乱石墙、白粉墙等。分隔院落多用白粉墙,墙头配以青瓦。用白粉墙衬托山石、花木,犹如在白纸上绘制山水花卉,意境尤佳。园墙的设置多与地形结合,平坦的地形多建成平墙,坡地或山地则就势建成阶梯形,为了避免单调,有的建成波浪形的云墙。此外,中国古典园林中,园墙还通常设有洞门、洞窗、漏窗以及砖瓦花格进行装饰。 

6、舫。依照船的造型建在水面上的园林建筑物。供游玩宴饮、观赏水景之用。舫是中国从现实生活中模拟、提练出来的建筑形象。处身其中宛如乘船荡漾于水中。舫的前半部多三面临水,船首常设有平桥与岸相连。舫的基本形式同真船相似,一般分为船头、中舱、尾 

从现实生活中模拟、提练出来的建筑形象。处身其中宛如乘船荡漾于水中。舫的前半部多三面临水,船首常设有平桥与岸相连。舫的基本形式同真船相似,一般分为船头、中舱、尾舱三部分。船头作成敞棚,供赏景用,中舱最矮,是主要供休息、宴饮的场所,舱的两侧开长窗,坐在里面有宽广的视野,后部尾舱最高,一般分为两层,下实上虚,上层状似楼阁,四面开窗以便远眺。舱顶一般作成船篷样,首尾舱顶则为歇山式样,轻盈舒展,成为园林中的重要景观。 

7、园林小品。是园林中供休息、装饰、照明、展示和为园林管理及方便游人之用的小型建筑设施。一般没有内部空间,体量小巧,造型别致。园林小品既能美化环境,丰富园趣,为游人提供文化休息和公共活动的方便,又能使游人从中获得美的感受和良好的教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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