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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遭遇贸易摩擦的形势分析及应对建议_国际贸易论文十篇

2022-04-14

当前我国遭遇贸易摩擦的形势分析及应对建议_国际贸易论文十篇

党建论文】导语,您眼前所欣赏的此篇文章共有61696文字,由苏文仁潜心修订,发布在祈祷工作报告网!关系是指人与人之间,人与事物之间,事物与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当前我国遭遇贸易摩擦的形势分析及应对建议_国际贸易论文十篇假如你对这文章有更多的感触,请告诉我们!

当前我国遭遇贸易摩擦的形势分析及应对建议_国际贸易论文 篇一

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20xx年全球贸易总额急剧萎缩。我国外贸进出口总额虽然也出现较大幅度下降,但由于应对有方、措施得力,仍以全年1.2万亿美元的出口总额一跃成为全球最大的贸易出口国,在国际贸易市场所占份额进一步提升,加之我国经济率先复苏,有关国家对我国防范和戒备心理增强,导致贸易摩擦事件增多,使我国本就复杂的外贸形势变得更为严峻。对此,我们必须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处理、稳妥应对,趋利避害,确保出口贸易保持持续恢复势头,推动经济健康平稳较快发展。

一、我国遭遇贸易摩擦的基本情况

20xx年全年,我国实现出口总额120xx.8亿美元,同比下降16%,但受金融危机影响各主要出口国出口贸易也受到严重冲击,我国占全球出口市场份额仍然上升到9%以上,取代德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商品出口国。与此同时,我们应该看到,由于全球贸易总额急剧下滑、各国国内经济发展困难和矛盾增多、市场竞争更加激烈,贸易保护主义倾向进一步加剧。20xx年是我国遭遇贸易摩擦形势最为严峻的一年,成为贸易保护主义最大的受害国,全年共有22个国家和地区对我国发起了116起贸易救济调查,涉案总额高达127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23%、102%,均达到历史最高值。其中,美国对华贸易救济案件涉案总额达76亿美元,为上年的5倍多。同时,印度、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也先后对我国出口产品发起了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

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在严重冲击全球贸易体系、引发贸易战的同时,也给全球经济复苏以及我国经济健康稳定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wWW.meiword.coM由于我国外贸结构调整转型工作才刚刚起步,相当数量的产品和企业仍停留在较低层次的价格竞争策略上,片面追求出口数量,过度依赖能源资源消耗以及廉价劳动力的支撑,不仅给环境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带来巨大压力,本身不可持续,而且极易成为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对象。同时,由于应对贸易摩擦的经验不多,往往会遭受巨额损失。部分国家实施贸易保护主义不符合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最终拖累整个世界经济的复苏进程。

二、贸易保护主义加剧的主要原因及趋势

(一)世界经济复苏步伐缓慢,全球出口市场萎缩,经济复苏和就业压力使各国对有限市场的争夺更加激烈

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全球经济增长明显减缓,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出现负增长。据世界银行预测,20xx年全球经济下滑2.2%。20xx年三季度至20xx年二季度,美国经济连续下滑,至三季度按年率实际gdp环比增长2.2%,四季度增幅虽然有所提升,但失业率仍然居高不下,20xx年10月份以来,一直维持在10%或稍高水平,由于经济复苏步伐缓慢,难以创造足够的就业岗位。预计20xx年失业率还将上升。20xx年欧元区gdp下降4.2%,其中德国、意大利、法国gdp分别下降5.3%、5.1%和2.4%。进入20xx年后欧元区失业率达到两位数水平,创下1999年欧元区成立以来的最高记录。

经济衰退,使各主要国家进口量大幅减少,全球贸易量急剧下滑,20xx年底至20xx年初下跌幅度达到30—50%,预计20xx年全年全球贸易量下跌10%以上。为促使经济回升、保护国内市场、缓解就业压力,各国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加剧,导致贸易保护主义势头不断加深,提高关税、滥用救济措施等手段被频繁使用。而由于我国经济、贸易率先企稳回升,势必成为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对象国。同时部分新兴的发展中国家由于与我国的产业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相似性,产品竞争范围不断扩大,也以各种理由设置贸易壁垒对我国出口产品设卡。

(二)币汇率问题成为各主要国家对我国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借口

20xx年以来,币兑美元汇率长时间维持在6.82—6.83之间的水平。在美元贬值的情况下,由于实行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币也被动地跟随美元对其他货币贬值,实际有效汇率下跌。近期美元呈现一定的升值趋势,但由于经济基本面等决定因素并未有实质性改善,中长期来看仍存在贬值的可能,这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促进我国出口回升的作用。美国对美元贬值采取放任的态度,本身是贸易保护主义的一种隐性表现形式。

(三)哥本哈根会议后绿色壁垒将越来越成为贸易保护主义新的表现形式

近年来,贸易保护手段不断向着更加多样、更为隐蔽的趋势发展,除了传统的反倾销、反补贴、特别保障等手段外,技术壁垒、绿色壁垒、环境保护、知识产权保护等更具战略性的保护手段也逐渐被越来越多的国家采用。特别是哥本哈根会议以后,气候变化成为影响各国之间经贸关系的重要话题,气候变化之争实质是发展权之争,发达国家试图将其与保护主义相结合,构筑新的绿色壁垒。欧盟因不满意哥本哈根会议的谈判结果声称将考虑推出碳关税,美国参议院也拟将碳关税纳入审议中的气候变化法案,如果这些均成为现实,将会给我国大部分的工业产品出口造成强烈冲击,出口成本将大幅增加,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将在很大程度上被削减,并最终使我国本已开始恢复和改善的出口局面受到拖累。 三、应对建议

(一)切实将经济增长的动力转到主要依靠内需上来

除20xx—20xx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之外,近年来,其它年份中净出口对我国gdp增长的贡献率逐年增加,经济增长呈现明显的外需拉动特征,外需波动已成为经济运行中必须面对的风险。因此,要力争将持续稳定增长的动力更多地建立在经济自身和企业内部,坚持主要依靠内需实现经济健康稳定发展这一长期战略方针不动摇,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同时注重灵活审慎地把握政策调控的方向和力度,统筹考虑、循序渐进,避免矫枉过正,失去经济发展既得的良好局面。

(二)转变粗放型的外贸增长方式

积极推动外贸出口转型升级,由规模导向型向效益导向型逐步转变,避免片面追求出口的增长速度和规模,以免激化与主要贸易伙伴国之间的矛盾,促使对外贸易健康、可持续发展。妥善解决国内出口企业之间竞相压价、恶性竞争等问题,引导企业加强自律,提升出口产品档次,避免盲目的数量扩张和简单的价格竞争。引导企业加深对wto规则和贸易救济知识的了解,加强高附加值产品的研发和制造,学会运用金融工具规避外贸风险,提高应对贸易摩擦的能力。

(三)坚持以我为主,积极稳妥地改革完善币汇率形成机制

密切关注各主要贸易伙伴国和国际市场上主要出口竞争国汇率政策的走势,积极应对可能因竞相实施汇率贬值而引发的贸易战。坚持在币汇率问题上的立场,妥善处理发达国家对我国施加的升值压力。同时,进一步完善币汇率调控机制,在合理水平上保持币汇率的相对稳定,控制好升值预期。推进外汇市场建设,加强外汇市场价格传导机制、外汇流动性管理机制和风险防范机制建设。开发适用的汇率衍生产品,鼓励出口企业运用汇率避险工具规避风险。积极促进币国际储备、国际结算与国际流通进程。

(四)形成部门合力,建立贸易摩擦应急反应体系

建立健全海关、商务、流通、检验检疫等部门参与的应对贸易摩擦应急反应体系,形成应对合力。保持与各主要国家之间的高层经济对话,积极推进全球自由贸易谈判进程,在经贸谈判中维护自由开放的国际贸易体系。全面评估与主要贸易伙伴国之间的经贸关系,加强对各主要发达国家贸易保护政策的跟踪。注重加强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沟通与合作,共同抵制发达国家设置的各种不合理的贸易壁垒。充分合理的运用wto争端解决机制,对其他各成员国对我国实施的各种不公平或歧视性的待遇及时提出反诉讼,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采取一定的贸易报复措施,对有关国家施加压力。重视和发挥相关行业组织在维护出口秩序中的作用,加强对出口企业的指导,做好预警信息通报、出口风险发布,以及企业应诉指导和培训等工作。支持有实力的企业走出去,避开贸易壁垒,建立自身的全球生产体系和营销体系。

(五)发挥外汇储备充裕优势,适当增加进口

近年来,我国外汇储备余额不断增加。20xx年全年新增外汇储备4531亿美元,余额达到2.4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3.28%。要充分发挥外汇储备对促进国家能源战略的实施和确保经济金融安全的积极作用,加大有利于我国经济中长期发展的原材料进口、关键技术引进和国外能源资源开发力度,增强我国的全球资源保障能力,实现进出口贸易增长与国际收支平衡的协调发展,避免因进出口增长悬殊引发国际贸易环境恶化。

试论建立中国国际贸易行政x_国际贸易论文 篇二

论文关键词:国际贸易 wto国际贸易 行政

论文摘要:中国入世时承诺如果国际贸易中一方初始上诉权是向行政机关提出的,那么在所有情况下,应有向司法机关提出上诉的机会,这意味着我国所有行政复议都不是终局性的,都要赋予当事人提请司法审查的机会,让享有终局裁决权。按目前中国有关法律的规定,明显与入世时承诺不符。而由承担司法审查职能,是当今世界发展的主流。当前由普通行政庭实施司法审查的方式,已不能满足发展了的形势需要,外贸救济的司法审查主体应该由专门的国际贸易行政实施。

1建立中国国际贸易行政的必要性

1 .1履行我国入世承诺的需要

我国在加人wto的法律文件中承诺:“中国应设立或指定并维持审查庭,联络点和程序,以便迅速审查所有与《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gatt1994")第10条第1款、gats第6条和《trips协定》相关规定所指的法律、法规、普遍适用的司法决定和行政决定的实施有关的所有行政行为。此类审查庭应是公正的,井于被授权进行行政执行的机关,且不应对审查事项的结果有任何实质利害关系。”“审查程序应包括给予须经审查的任何行政行为影响的个人或企业进行上诉的机会,且不因上诉受到处罚。如初始上诉权需要向行政机关提出,则在所有情况下应有选择向司法机关对该决定提出上诉的机会。WWw.meiword.CoM关于上诉的决定应通知上诉人,作出该决定的理由应以书面形式提供。上诉人还应被告知可进一步上诉的任何权利。”

1.2当前我国国际贸易发展的需要

中国现在在世界贸易进出口总额中位列第三,对世界贸易的影响举足轻重。随着中国贸易实力的增强,中国和别国的贸易摩擦也随之增加。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措施从传统的反倾销发展到反补贴、安全标准等技术贸易壁垒以及卫生、防疫等其他非关税壁垒。对于进口贸易摩擦,我国国际贸易救济立法与实践成绩斐然。现在基本上建立了以《外贸法》为核心,以《反倾销条例》、《反补贴条例》、《保障措施条例》为基础的国际贸易救济法律体系。这对维护我国公平的贸易秩序,保护本国产业安全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然而,这些法律法规都是国际贸易行政救济措施,但司法救济措施却只有20xx年实施的最高院发布的三个司法解释:《最高关于审理反倾销行政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最高关于审理反补贴行政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和《最高关于审理国际贸易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为我国开展反倾销、反补贴案件的司法审查提供了法律依据。这远远不能满足我国司法审查的需要。

1.3我国现行的体制不能充分满足变化了的涉外行政诉讼需要

人世以后,我国行政诉讼工作将日趋复杂而严峻,主要表现有:

(1)受案范围的不断扩大。根据我国的人世承诺,凡是与国际贸易有关的抽象行政行为、行政终局性行为等原来不属于司法审查的行政行为最后都要纳人到司法审查的范畴。

(2)涉外行政诉讼的增多。人世后,进出口贸易额大增,大量的外国企业、公民涌人国内市场进行经济贸易活动。国际贸易数量和范围的扩大,这使得涉外行政诉讼案件数量日趋增多,案件类型五花八门,诉讼当事人更为复杂,涉及的法律法规更加复杂。     (3)涉外行政诉讼的法律适用复杂化。我国承诺国内法律要与wto规则保持一致,所以大量的法律、法规、规章将被清理、修改、废除,如果是由于法制工作的相对滞后,将造成在审理行政诉讼案件时法律适用上的模糊和混乱,由此也必然造成我国行政诉讼的错综复杂。

2中国国际贸易行政之管辖权

中国建立国际贸易行政是出于中国国际贸易的发展的需要,因此,将来建立的中国国际贸易的受案范围应以中国在国际贸易过程中所产生的贸易争议为限,但并非一切的贸易争议均由中国国际贸易行政所管辖。具体来说,就是在国际贸易过程中,由于行政行为所引起的贸易争议交由国际贸易行政所管辖,而把因合同争议所引起的纠纷排除在国际贸易行政管辖之外。这是因为第一,我国20xx年的进口贸易总额达到21738亿美元,同时我国也成为全球与别国贸易摩擦最多的国家之一。如果将外贸合同案件也交由国际贸易管辖,那么国际贸易就会因案件过多而无法承受;第二,我国已实行统一的xxx制度,若将内贸合同案件与外贸合同案件交由不同的去审理判决,可能会影响xxx的统一贯彻执行。因此,由外贸合同争议所产生的纠纷仍应归由普通所管辖,而应把在国际贸易过程中由于行政行为所产生的案件归由国际贸易行政管辖。具体来说,人世以来,虽然中国努力把命令干预型转变为服务引导型,但是在国际贸易过程中,干预的痕迹依然很明显,这显然与中国的人世承诺不符。如果单靠自身意识之转变来兑现人世承诺,没有外在的监督力量,这个转变的过程将会是非常漫长而且缺乏效率的。因此,通过建立国际贸易行政,对行政行为行使司法监督权将会极大的促进这一转变的过程。

3中国国际贸易行政之设置

对于中国国际贸易行政之设置,有学者认为应在最高建立建立专门的国际贸易xxx庭,便于对全国的国际贸易行政诉讼案件进行处理。笔者认为,这种看法不妥,因为最高的最主要职能在于指导和监督地方各级和专门的审判工作,如果把大量的国际贸易行政争议案件放在最高内处理,显然弱化了最高的指导和监督职能,而且如果要便于对全国国际贸易行政争议案件的处理,也不一定要将其置于最高内处理,可以参照处理知识产权案件的处理手法。鉴于外经贸主管机关设于,地方外经贸管理权由主管部门授予,中国的国际贸易应设于,审级为中级,但在需要时得在其他省、市审理案件,其上诉为市高级。国际贸易不得设于行政部门内,其人、财、物不能由所在行政部门管理,否则会直接影响国家审判权的统一行使,影响执法的严肃性和公正性。

略论八旗蒙古和八旗汉军的建立_历史论文 篇三

皇太极在位近二十年期间,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就是八旗蒙古和八旗汉军的建立。这不仅解决了大量内附的蒙古人和汉人的组织形式问题,而且也使八旗制的结构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在论述这点之前,先对蒙、汉八旗的建立过程作一简略叙述。

元朝灭亡后,蒙古族北返故土,形成瓦刺、鞑靼两部。到明后期,更分为漠西、漠北、漠南三部。漠西蒙古即原瓦刺部,又称卫拉特四部。漠北蒙古又称外喀尔喀三部。漠南蒙古则以元朝嫡裔察哈尔蒙古最强盛,其余鄂尔多斯、土默特、阿索忒、雍谢布、喀喇沁、内喀尔喀五部、科尔沁诸部皆受其控制。科尔沁、喀尔喀等部蒙古自1593年古勒山战役失败之后,开始与努尔哈齐建立联系,而察哈尔林丹汗则绐终坚持与明朝的结盟。经过努尔哈齐、皇太极两代的努力,终于击溃察哈尔蒙古,将投归后金国的一部分漠南蒙古改编成八旗蒙古,同时对已经臣服但仍留蒙古草原上的漠南、漠北蒙古,也采取了编旗方式,称为外番蒙古各旗。本文涉及的只是统属于满洲八和硕贝勒之下、与八旗满洲并列的八旗蒙古。

努尔哈齐建国之前,已有蒙古人投入其下,吴讷格即是其中最著名者。但八旗刚建立时, 来归的蒙古人数并不多, 所以直至天命六年(1621)才出现了蒙古牛录的记载。当年十一月,“蒙古喀尔喀部内古尔台吉,莽果尔台吉率民六百四十五户并牲畜业归”,努尔哈齐授二人总兵官之职,赐以“满洲一牛录三百人,并蒙古一牛录,共二牛录。”〔1〕此时蒙古牛录尚不多,未有另立八旗蒙古之必要, 故古尔虽领蒙古牛录,但仍隶八旗满洲之下。

到天命七年初,情况有了变化。wWw.meiword.COM原臣属于察哈尔的科尔沁、兀鲁特诸部贝勒明安等十七人举部来投,带来人口凡三千余户。同时,又有喀尔喀部分台吉亦来投。如此大量蒙古人众的拥入,实为后金国与蒙古诸部关系中前所未有。为给尚未来归的蒙古各部树立榜样,天命七年三月,努尔哈齐致书来归之蒙古诸贝勒云:“我思自喀尔喀前来之诸贝勒编为一旗,自察哈尔前来之诸贝勒编为一旗。我念尔等来归,故编尔等为二旗。尔等若以为分旗难以度日,愿与(满洲)诸贝勒结亲通婚,彼此相与,则任尔自便。……我之八家,如同一家。我亲生之诸子与贝勒等携来之诸子,同其爱养,不有歧视。尔等循我国贝勒之例以度日。”〔2〕二旗旗主当是明安贝勒与恩格德尔台吉, 其地位与满洲八旗旗主相埒。这反映在天命九年(1624)元旦的朝仪中,恩格德尔所率蒙古诸贝勒仅次于大贝勒代善列于第二班,而排在阿敏等人之前。到天聪元年(1627)十二月外藩蒙古来朝时,明安等人亦是与大贝勒同列,而居阿巴泰等诸小贝勒之前。

蒙古二旗的建立,改变了原来单一的八旗满洲的格局。但是后金统治者一方面以蒙古单立二旗显示优容,另一方面又不让蒙古诸贝勒参预最高决策。从天命七年实行八王共治制,到次年八都堂之设置,甚至皇太极的继位等一系列重大事件,皆不见蒙古诸贝勒的活动。故实际上蒙古二旗只是属于后金国的附庸,还未能真正同八旗满洲融为一体。

天聪年间,经皇太极不断对蒙古诸部征讨,除察哈尔之外的漠南蒙古诸部已经基本臣服于后金国。此时,皇太极就再也不能容忍后金国内蒙古二旗与八旗满洲并存的二元体制了。天聪六年(1632年)九月,皇太极“以归顺蒙古诸贝勒所行违背,不令别立一旗,令随各旗贝勒行走,所属人员拨与吴讷格、鄂本兑旗下管理。”〔3 〕即令二旗蒙古贝勒归属于各自联姻的八旗满洲贝勒之下。

这里所谓吴讷格、鄂本兑二旗,乃是属于八旗满洲内的蒙古牛录,只是作战之时由二人统率,并未拨出另立系统,故虽名曰“二旗”(或称二营即蒙古左右营,后又称左右翼),实际上又经常被称为“八旗蒙古”。〔4〕而且,吴讷格天命十年在镶黄旗,天聪时改为正白旗。 鄂本兑二天命十年在正白旗,天聪时改为正黄旗。在八王共治制的天命天聪之际,也决无可能将此二人率领的蒙古二旗,分别归于满洲正白、正黄旗下。天聪八年(1634)五月攻明时的上谕说得很明白:“凡随满洲旗蒙古贝勒所属牛录甲兵,令各该管甲喇章京率之以行。其蒙古贝勒,则各该固山额真率之以行。”〔5〕可见,原喀尔喀、 兀鲁特蒙古五旗解散之后,“拨与吴讷格、鄂本兑旗下管理”的各牛录,是分隶在八旗满洲之内的,所有权虽仍归蒙古诸贝勒,但征战时已不由他们率领,而受八旗满洲下的各甲喇章京统率。

天聪九年(1635)二月“编审内外喀喇沁蒙古壮丁,共一万六千九百五十三名,分为十一旗。”〔6 〕除外喀喇沁的九千一百二十三名壮丁组成古鲁思辖布旗、俄木布楚虎尔旗及耿格尔与单把同管旗,仍属外藩蒙古三旗之外,其余八旗皆由原八旗满洲下的蒙古牛录加上这次新归附的内喀喇沁壮丁七千八百三十名混编而居,成为与八旗满洲并列的八旗蒙古。至此,八旗蒙古正式建立。

八旗汉军的产生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较之八旗蒙古,其形成更为艰难,过程也更为曲折。努乐哈齐时期后金中汉人将领地位最高者莫过于李永芳、佟养性和刘兴祚(爱塔)三人。天命三年克抚顺时,曾允许李永芳仍辖旧部,但很快就取消了这一特权。而佟养性“原系抚顺城商人,因与我通好,为明帝监禁于辽东城。迨获释后,来归有功,以女妻之为婿,授副将职。”刘爱塔“原系开原城平民,以战前太平时,来归有功,授备御职。”〔7〕二人只身来归,并无旧部。天命七年, 就在编立明安、恩格德尔蒙古二旗同时,却将绝大部分汉民编入满洲牛录,分隶于八旗满洲之下。天命时,李永芳、佟养性、刘爱塔虽还各有自己的辖区,但已降为八旗贝勒的属人。后皇太极历数代善之罪状时曾云:“我见其常常虐害爱塔,夺其乘马,取其诸物,予料爱塔不能自存,必至逃亡。爱塔果逃。”〔8〕知刘爱塔确属正红旗满洲无疑。 《八旗通志》中李永芳后定为正蓝旗汉军,则天命时应隶于满洲镶黄旗,崇德以后随其姻亲阿巴泰转入新建之正兰旗。八旗汉军成立后,才由正蓝旗满洲转入正蓝旗汉军。天命末年,后金国内的汉人叛乱被后,又将大量壮丁编入庄园,沦为各级满洲官员的奴仆,即所谓“辽东之民,久经分给将士,谊关主仆。”〔9〕在这种情况下,根本谈不上编立汉军旗。

皇太极即位以后,改变对汉人的策略,以“满汉之人,均属一体”为号召,将部分汉民从庄园抽出,“分屯别居,编为民户,择汉官清正者辖之。”〔10〕天聪三年又通过考试,将沦为八旗贝勒包衣的部分汉人诸申拨出二百余人。同时,皇太极在对明朝的战争中,逐渐认识到火炮的作用。天聪四年,八旗满洲之下,已有所谓“炮手兵”,与新降附的汉兵混住。

汉军编旗的开始,即同火炮在后金事上的广泛作用相关。天聪五年(1631)初,首批红衣大将军炮铸成,皇太极即命将“汉人军民一切事务,悉命额附佟养性总理。”〔11〕天聪六年在汉人奏疏中,已有汉兵六甲喇与八固山并提。天聪七年正月,“汉兵一旗”的名称出现于《实录》。〔12〕天聪八年五月,改旧汉兵为汉军。〔13〕如果以天聪五年作为汉军一旗之肇始,经过崇德二年分为二旗,四年分为四旗,到七年正式成立八旗汉军,前后凡十一年。其所以如此艰难,根本原因在于后金国统治者对汉人的政策与蒙古不同,对后者担心的只是其散漫难治,而对汉人则始终存在着极重的猜忌心理。这在天聪以来许多汉人的遭遇中都能找到解释。

同八旗蒙古一样,八旗汉军成立之前,所谓一旗、二旗、四旗,皆不能视为八旗制中正式的旗。换言之,即在崇德七年之前,汉军旗的各牛录仍然分隶于八旗满洲。如汉军一旗时,虽命佟养性总理汉人官民,但天聪九年二月,皇太极召宴燕京及大凌河的归顺各官,“时预宴各官有形容憔悴者,上见之曰:‘或者贝勒等不加恩养,以致如此,……’遂遣人遍谕贝勒。贝勒等奏曰:‘诚如上谕,臣等嗣后加意恩养,自不敢忘。’”〔14〕可见此时虽有汉军一旗,但众官员仍分属于八旗贝勒。由此可知天聪六年出现的汉兵六甲喇,亦应隶属八旗满洲。又,天聪五年七月,“上御殿,集诸贝勒大臣议设统兵将帅,每固山额真下两翼各设梅勒额真一员,每甲喇各设甲喇额真一员,其兵将帅,每固山额真下两翼各设梅勒额真一员,每甲喇各设甲喇额真一员,其随营红衣炮大将军炮四十位,及应用挽车牛骡,皆令总兵官佟养性管理。”〔15〕故知汉军一旗这炮队,也是分属于八旗满洲的,只是因兵器的制造、训练、给养之特殊性,才由佟养性总辖。那么,皇太极在天聪八年正月对众汉官的一道上谕中说:“初,尔等俱分隶满洲大臣……(朕)将尔等拨出满洲大臣家,另编为一旗。”〔16〕似汉军旗于八旗满洲之外,又应当如何解释呢?第一,应该注意到皇太极说的是从“满洲大臣家”,而非从满洲贝勒属下拨出。第二,原来众汉官在满洲大臣家时,按皇太极说的是有马不得乘,牲畜不得用,有腴田不获耕种等等,实际就是当奴隶。皇太极将其从满洲大臣的家奴地位中拨出,并非指脱离满洲八旗贝勒而言。因而所谓“另编一旗”,只是意味众汉官在获得自由民地位后,组成牛录,由汉官自行管理,与这些汉人牛录分属八旗满洲并不矛盾。天聪七年文馆汉人胡贡明的一段话很能说明问题,他说:“臣于死中得生,分与贝勒养活,虽不能谷丰衣足,然缺短少长,不得还向贝勒讨给,况生死荣辱,悉悬于贝勒之手。”〔17〕汉军一旗建立后,其成员仍分隶于各贝勒不是很清楚吗?

崇德四年(1639)设汉军四旗时的情况同样值得注意。是年六月,“分二旗官属兵丁为四旗”,每旗仿八旗满洲之制,设“固山额真一员,梅勒章京二员”,以马光远为两黄旗固山额真,石廷柱为两白旗固山额真,王世选为两红旗固山额真,巴颜为两蓝旗固山额真。固山额真虽各领二旗,但旗纛却只有一个。“初,两旗纛色皆用玄青,至是改马光远纛以玄青镶黄,石廷柱纛以玄青镶白,王世选纛以玄青镶红,巴颜纛纯用玄青。”〔18〕既称四旗,何以固山额真各辖两旗?解释只能是每旗之两翼分别在满洲同色之正镶两旗,属于不同旗分,其中固山额真各在相应的满洲正色旗中,因为此时汉军旗未分正镶,所以他的旗分只能是其隶属的满洲旗。而且,此时八旗满洲中,除两黄旗由皇太极独掌外,其余六旗皆各有主,因此要将汉军四旗各自归于相应的正色满洲旗分之中,不仅是不可能的,也违背八旗制的基本原则。所以,汉军四旗依然属于过渡阶段的形式。

崇德七年,清军取得对明作战决定性的松锦大捷。当年七月壬申,皇太极“命编汉军为八旗”,八旗汉军才正式建立。

现在要讨论的另一个问题,是八旗蒙古与八旗汉军成立以后的隶属问题,即它们与八旗满洲的关系。王锺翰先生早就指出,“蒙古八旗”、“汉军八旗”这一名称严格说来是不正确的,应该称为“八旗蒙古”、“八旗汉军”。〔19〕清代官修《八旗通志》中,称某旗满洲都统(固山额真)、蒙古都统、汉军都统,表明八旗中各旗皆包括了满、蒙、汉三个固山(旗),即同属于一旗旗主的平列的三个集团。所以,八旗蒙古、八旗汉军成立之后,与八旗满洲共为二十四旗,并非形成以族别为划分标志的三个并列的八旗,而是仍然以原八旗满洲为格局,将八旗蒙古、汉军分别按旗色与八旗满洲组成新的八旗。或者说,原满洲八和硕贝勒各有满洲一旗,而现在增加为满、蒙、汉三旗。这本来是很清楚的。清初人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爰立八旗,曰:正黄、镶黄、正白、镶白、正红、镶红、正蓝、镶蓝。每旗析三部:以从龙部落及傍小国臣顺者子孙臣民为‘满洲’;诸漠北引弓之民,景化内徙者,别为‘蒙古’;而以辽人故明指挥使子孙,他将众来降及所掠得,别隶为‘汉军’。”〔20〕

然而在一些文章中,往往因习惯于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八旗这样的称呼,竟将三者视为彼此的三类不同族别的八旗。认为“三大旗制,犹如部落联盟,满洲是盟主,而皇帝——皇太极则是这个联盟的最高统帅。”〔21〕这就不单单是个名称问题,而涉及到蒙、汉八旗的隶属性,同进也涉及到对八旗制的本质的理解。

本文前面已经说明,八旗制的本质不仅在于它是军政合一的团体,更重要的是它的领属关系,即全旗成员皆为旗主贝勒之属人。八旗满洲的成立,将后金国划为八家,分隶于八旗贝勒,凡后金国人,不论成年编丁与否,皆分隶于某旗贝勒,即使是闲散奴仆亦无例外,绝无之人能超然于八旗之外。旗主贝勒是一旗之共主,全旗之衣食生计、婚丧嫁娶、赋役征派,皆取决于各旗贝勒。因此,各旗成员与各旗贝勒的关系,乃是最基本的社会关系,其次才是国家(即皇权)对各旗的关系。国家的作用只是维持八旗成员的自由民身份,使之免于沦为各旗贝勒的私属,在此以外,国家对各旗内部的事务一般不作过分干预。尽管皇太极后期,皇权已经绝对压倒各旗旗主,国家对旗内事务的干预日益增多,但在入关之前,未改变八旗隶属的基本关系。这是八旗国家不同于其它民族国家的地方,也是讨论蒙、汉八旗隶属性的基本出发点。

蒙、汉八旗的建立,改变了过去以蒙古牛录、汉军牛录附属于满洲八旗的状况。但蒙、汉八旗之建立又并非形成蒙古、汉军各自于八旗满洲以外的八旗体系,仍然是分别隶属于同一旗色的八旗满洲贝勒。最明显的事实是,蒙、汉八旗皆只设固山额真,其上并未另置旗主。天聪九年二月八旗蒙古成立时,八固山额真为正黄旗阿代、镶黄旗、正红旗恩格图、镶红旗布彦代、正白旗伊拜、镶白旗苏纳、正蓝旗吴赖、镶蓝旗扈什布。〔22〕据《八旗通志》各本传,此八人皆由同旗色之八旗满洲出任,而且其中仅阿代、恩格图、布彦代三人为蒙古人,无传,其他四人皆以满洲人出任。八旗汉军成立时的固山额真,依以上次序为祖润泽、刘之源、吴守进、金砺、佟图赖、石廷柱、巴颜、李国翰。由于汉军八固山额真皆为汉人,未有满人出任,而且《八旗通志》、《满洲名臣传》、《清史列传》中各传所记旗分多依汉军八旗编立之后而定,故不像蒙古八固山额真那样明确由原来相应旗色之八旗满洲成员出任。但以刘之源曾追述其原为“镶黄旗满洲包衣人”〔23〕揆之,其余七人原先也应属于相应旗色之满洲旗。

蒙汉八旗固山额真的满洲旗分根原,表明在蒙、汉八旗成立以前,他们是八旗满洲贝勒的属人,这是无疑的。而蒙汉八旗分立后,情况又如何呢?崇德二年(1637)九月审理正蓝旗蒙古固山额真俄莫克图罪状时,谓“先是,外藩蒙古台吉博洛有一女未字,固山额真俄莫克图往视之,胁博洛曰:‘我贝勒欲得此女,不问贝勒,不可与人。’博洛告于巴奉塔布囊、沙济达喇,遂奏闻。上命法司鞫问,以俄莫克图逼胁事实,应论死。又以俄莫克图视女时,英俄尔岱见之,曾告于豪格,而俄莫克图又与豪格具言其事。……。”结果豪格罢管部务,俄莫克图革固山额真职。〔24〕时豪格为满洲正蓝旗旗主,而蒙古正蓝旗固山额真亦以豪格为主,他们的隶属关系甚明。再如崇德四年正月阿玉石一案,也说:“先是,阿玉石绐其兄苏纳(镶白旗蒙古固山额真)云‘上命兄往汤泉,其妻亦欲偕往。’王曰:“其妻不可去。尔当告知固山贝子尼堪、罗托、承政英俄尔岱、满达尔汗。’阿玉石遂往告之。尼堪等问曰:‘王云何?’阿玉石答曰:‘王已许其偕往矣。’尼堪等云:‘王虽许去,奈是边地,实不应往。’因遣人问王。王曰:‘我亦云不可去,并未尝许。’至是审实,以阿玉石既给其兄,又诈称王命,论死。奏闻,上命革职,鞭八十。”〔25〕阿济格天聪时为镶白旗不主旗之议政贝勒,崇德后封郡王,虽不任旗主,仍领有自己的牛录。看来苏纳原隶镶白旗满洲时,即为阿济格之属人,此时虽出任镶白旗蒙古固山额真,但仍然以阿济格为其主。八旗汉军的情况亦同。崇德八年正月,镶红旗汉军章京范文程家人康六获银一千两,为镶红旗旗主罗洛宏包衣牛录章京都伦所夺。“康六于梅勒章京孟乔芳处控告三次,乔芳庇其本贝勒,匿不举发。”〔26〕孟乔芳为镶红旗汉军梅勒章京,其旗主仍为镶红旗贝勒罗洛宏。通过以上三例,可以清楚看出,蒙、汉八旗与八旗满洲分离之后,其固山额真、梅勒章京对原八旗满洲旗主、贝勒(崇德后之亲王、郡王、贝勒)的隶属关系,依然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并未因此而稍有变更。

当然,蒙、汉八旗固山额真作为满八旗旗主、贝勒属员,决不是单指其个人的隶属关系,而是表明他们所辖之全体固山成员与旗主、贝勒的关系。八旗蒙古成立这前,天聪八年,皇太极派“阿什达尔汉、塔布囊达雅齐往外藩蒙古,与诸贝勒分划牧地,”与之同行的有八旗满洲属下的八旗蒙古代表,结果详细划分了各外藩蒙古、八旗蒙古之间的疆界驻地。当时八旗蒙古“其分定地方户口之数,正黄旗二千户,镶黄旗六百户,正红旗八百二十户,镶红旗八百三十户,镶蓝旗六百七十户,正白旗六百四十户,镶白旗七百户,正蓝旗七百户,”〔27〕共六千九百六十户。张晋藩、郭成康二先生根据清人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提出:这里的八旗蒙古,是指满洲“八旗下移营蒙古”。〔28〕这个看法是正确的。“移营蒙古”首见于天聪元年二月,阿敏攻占朝鲜义州、郭山等地后,欲率大军直趋平壤,“请发在外移营蒙古兵,及在内分管蒙古兵,驻守义州,以率大军直趋平壤,“请发在外移营蒙古兵,及在内分管蒙古兵,驻守义州,以便调取大军前进。”〔29〕“移营蒙古”又作“游牧蒙古”,《老档》记载同一事云:“遣游牧蒙古牛录下蒙古六人之妻孥,至义州城食粮,由阿歌汤古岱、阿歌阿巴泰携之前往。”〔30〕既由汤古岱、阿巴泰率领,就足以肯定不是当时尚未解散的兀鲁特、喀尔喀二蒙古旗,而是八旗满洲下的蒙古牛录。其所以分为在外移营和在内分管,可能是由于生活方式的不同。仍保持游牧方式的蒙古牛录须不断变更牧地,故称移营或游牧蒙古,也才有必要与外藩蒙古划分牧地疆界。而接受农耕定居的蒙古牛录,与满洲牛录一起生活,故称内蒙古。天聪九年编立八旗蒙古,即以移营蒙古为基础,而内管蒙古则仍留在八旗满洲之内。从天聪八年移营蒙古的户数来看,有将近7000户,每户以5丁计算,50户编一牛录,可有近140个牛录,应该说包括了八旗满洲属下的约大部分蒙古牛录。天聪九年编立八旗蒙古时,与之混编的内喀喇沁的壮丁数7830名,亦以每户5丁计算,大约是1500多户, 只够编30个牛录。所以,八旗蒙古成立时,其主干仍然是八旗满洲下的蒙古牛录。

移营蒙古从八旗满洲中分立出来,编为八旗蒙古后,并未改变原来的隶属关系。事实也是如此,崇德三年正月,“正红旗谭泰珠前去贸易返回时,以王(礼亲王代善)之行李不能驮运,遣部下色德礼借驼于本旗游牧蒙古托克托衣,托克托衣遂取本牛录下桂勒和之驼一只、民间之驼一只送至。”〔31〕据《八旗通志·旗分志》,托克托衣似即正红旗蒙古都统左参领下第四佐领之托克退。又同年八月,“上驷院驼五只,命镶黄旗管移营蒙古托诺牧养之。乃托诺牧养不善,转交喀尔喇代牛录下拨硕库叟塞和,叟塞和又转交古鲁克达尔汉牛录下拨硕库博博罗,博博罗又转与本牛录托屯托辉。以屯托辉牧养不善,倒毙三只,遗失两只。”上命托诺偿驼三只,叟塞和偿马一匹,博博罗偿驼一只。〔32〕同日,又有“镶黄旗库鲁克达尔汗年录下库达奏称:‘托诺念旧鸷仇,离散我妻,配与伊牛录下巴达希。’上遣固山额真吴赖往讯之。”〔33〕按上述两段史料中的古鲁克或库鲁克,即《八旗通志·旗分志》中镶黄旗蒙古都统右参领下第十二佐领。吴赖自崇德元年(1636)即为镶黄旗蒙古固山额真。故托讷所管镶黄旗下移营蒙古,即指镶黄旗蒙古固山所属牛录甚明。同年十二月围猎时,“正红旗辉灿牛录下诺木图,擅自随围,应鞭七十,移营章京巴雅穆应坐以应得之罪。”辉灿即正红旗蒙古都统左参领第二佐领惠三,则此牛录亦属移营蒙古无疑。同时获罪的还有“镶蓝旗色格牛录下移营分得拨硕库朱存代”。如此看来,八旗蒙古成立之后,移营蒙仍然保持了原有形式和名称。虽然分立为蒙古旗,另设蒙古固山额真统辖,但仍在相同旗色之旗主属下。

不仅如此,如同八旗满洲牛录并非全由一旗旗主所专管一样,蒙、汉八旗之牛录亦各为一旗诸贝勒所分有。天聪九年(1635)九月,正红旗代善子瓦克达得罪,将其部分家奴、牲畜、财物及“在外所属满洲、蒙古、汉人牛录,俱给萨哈廉台吉。”〔34〕此时八旗汉军尚未成立,汉人牛录自然仍在八旗满洲之下,但八旗蒙古已经编成。据《八旗志通·旗分志》,正红旗满洲都统下的国初牛录中并无蒙古牛录,故瓦克达所领的蒙古牛录似应是属于正红旗蒙古都统之下的。 又, 崇德八年(1643)镶蓝旗公扎喀纳获罪,皇太极“免监禁,还其奴仆家财及满洲牛录,其马匹、甲胄,蒙古、汉人牛录,俱不准给。”〔35〕查《八旗通志·旗分志》,镶蓝旗满洲都统下之国初牛录,唯第二参领第十佐领是“国初以蒙古来归人丁编立,始为半个牛录”,直到康熙时,才以本旗余丁编入,为一整牛录。并无汉人牛录。可以推断,扎喀纳的蒙古、汉人牛录当是在蒙、汉八旗之下的。扎喀纳的爵位不过为公,其上更有贝子、贝勒、郡王、亲王。扎喀纳可以同时兼领镶蓝旗下满、蒙、汉三个固山牛录,位居其上者当更是如此。崇德四年,正蓝旗贝勒阿巴泰出征,以筹备军饷遣其家人取阿济拜牛录下毛巴里怀胎牛一头,后军中未用,不还毛巴里,反杀之用于筵宴。阿济拜为正蓝旗蒙古都统左参领下第三佐领,看来是归阿巴泰领有的。崇德四年五月,豫亲王多铎降为贝勒,“分其奴仆、牲畜、财物及本旗所属满、汉、蒙古牛录为三分。留二分给豫亲王,其一分奴仆、牲畜全给和硕睿亲王。其满洲、蒙古、汉人牛录及库中财物,和硕睿亲王与武英郡王均分。”〔36〕从多铎正白旗中调出的牛录包括满洲十牛录,蒙古四牛录,汉人二牛录,共十六牛录,〔37〕肯定不是正白旗全部,而只是多铎专管的牛录。而且也不可能都是正白旗满洲固山的牛录,而是分别属于满、蒙、汉三固山的。蒙、汉八旗各牛录既为八旗满洲贝勒属人,因而有责任承供本旗贝勒之征调。阿巴泰之罪不在于征用属下牛录之牛,而在于满足私人享用。崇德八年八月,镶红旗主罗洛宏被告强取牛录章京巴尔哈孙所获狐袭及接受牛录额真多尔济馈赠等事,罚银一千两。巴尔哈孙、多尔济皆镶红旗蒙古都统左参领下章京佐领,其牛录当为罗洛宏专领牛录。

由是可知,不仅同一旗色的满、蒙、汉三固山皆宗同一旗主,而且同一旗内不主旗贝勒等也同时兼从三个固山中分得各自所专有的牛录。所有这些专管牛录连同本旗三个固山的公中牛录,再全部集合在同一旗主之下,正是这种人身隶属关系,构成了八旗所特有的社会组织形式。在这种情况下,每一固山已经不像仅有八旗满洲时那样,作为一个完整的、相对的社会集团而出现了。虽然在管理上服从于本固山额真,然而在隶属关系、供役对象上,同一旗下各固山的牛录又与别固山的牛录发生联系,分属于旗内不同的贝勒。但从八旗(八家)的角度看,则每旗(每家)仍是统一完整的社会组织。

作为各旗贝勒的属人,既受其赡养,即有责任为之服役。如天聪初年来归的喀喇沁蒙古台吉弼喇什,“蒙古旗制定,隶镶红旗。上妻以宗女,命贝勒代善赡焉。”崇德三年,“与明通市张家口,命弼喇什莅焉。六年,复往莅。时诸王大臣各遣其属从,有盗礼亲王代善金者,弼喇什坐囚,论罚。”〔38〕弼喇什虽为蒙古台吉,但对本主贝勒如同家人。汉军情况亦复相同。清初著名大臣宁完我,辽阳人,天命中降于后金,“给事贝勒萨哈廉家”,萨哈廉为正红旗贝勒,故史载宁完我“隶汉军正红旗”,后为文馆巴克什。天聪十年二月因赌博为人所讦,“削世职,尽夺所赐,仍令给事萨哈廉家”,直至顺治初才复起用。很清楚,汉军的旗分是由原在八旗满洲中的旗分而定,即使出任国家要职,其身份依然隶属原主,犯罪后亦仍由原主收养为奴。

综上所述,可以说蒙、汉八旗的建立,改变了原来只有八旗满洲时八旗制的单一性。原来的“旗”与固山是合一的,所谓八旗就是八固山。迨蒙、汉八旗各为固山,即每旗之下有三固山,八旗共有二十四固山。因此,有些学者认为旗的含意就只是旗色了。〔39〕换言之,即作为同一旗色的满、蒙、汉三个固山组成的团体,已不具有特有的社会联系。这种理解并不符合八旗制度的本质。满、蒙、汉八旗既然分别依旗色隶属于八旗贝勒,那么,一旗之下固然是由满洲一固山增加了蒙、汉二固山,但一国分为八旗(即八家)的格局并未改变。这一点,当时的人看得很清楚。崇德二年八月,即八旗蒙古建立之后,皇太极在对议政大臣的上谕中说了这样一段话:“更有将各旗妄分彼此,明目张胆,明知本旗有悖乱之人,隐匿不言,及人言之,反加庇护者,尤朕心之所深恶者也。八旗皆朝廷之人。”〔40〕这里蒙古八固山和汉军二旗,是包括在八旗之中的。到八旗汉军建立之后,崇德八年六月又有一个上谕,责备在松锦之战中,各旗“固山额真大臣等,各让其本旗王、贝勒、贝子、公等多取,以致将士少获。”〔41〕亦将满、蒙、汉各固山额真的隶属关系说得很明白。所以,八旗即八家仍然构成后金国家的支柱。

皇太极继位以来,努力加强对八旗的控制,为此,最重要的就是提高各旗固山额真的地位,使其成为总管一旗(固山)事务的大臣,凡各旗行军围猎、生产行政、内部监察,无一不有权处理。总之,将一旗之管理、监察大权,逐渐从各旗贝勒手中分离出来,转移到固山额真手中。而且固山额真的任免权,不属于各旗旗主,天聪五年之前属议政大臣会议,其后均归于皇太极控制下的吏部。尽管如此,各旗人口、财产仍隶于本旗贝勒。旗内成员的婚丧嫁娶必须征得本旗贝勒同意。财产的继承转移,也必须事先申报,征得本旗贝勒的同意。后金国家仍然尊重这一权力。即使旗内处理不公,国家出面干预,也只限在本旗之内,遵循先在本家族内按亲疏分配,若无亲戚,方归本牛录,或归本旗贝勒。旗下属人,除讦告离主者得以改旗外,一般仍留在本旗,或由本旗旗主处理。崇德八年,镶蓝旗贝子罗托(斋桑古子)得罪,“以罗托家财、牲畜、人口俱归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或分给公篇古、屯齐、屯齐喀(皆镶蓝旗宗室),听王自便。”〔42〕若是两旗之间,则须同时征得两旗贝勒的同意。如崇德三年,镶白旗星讷欲以正白旗之寡妻为子妇,“请于武英郡王,王因遣人至豫新王所议。”〔43〕据此可见,各旗旗主贝勒是以一旗最高所有者的身分出现的。天聪九年,汉军固山额真石廷柱妻前夫所生女,寄养别旗之外母家。该旗贝勒欲令女入府。石廷柱即携女还家,不与,云“我所娶之妻所生之女,即我女也。我等职官之女,诸贝勒从未有取者。若取此女,我有愧于在下各官。”结果,“石廷柱另属一旗,乃牵连上下,语言夸大。因革石廷柱大章京职,罚银百两。”〔44〕由此可证寄养于别旗之人,即为该旗贝勒之属人,由该旗贝勒安排,即使父母亦莫如之何。

八旗各有自己的经济,分别容纳、赡养外来人口,这是当时解决蒙、汉八旗生计的唯一可行的途径。崇德三年七月,皇太极谕诸王、贝勒、贝子等云:“我国家蒙天眷佑,汉人、蒙古、虎尔哈、瓦尔喀在在归附,皆分给与诸王、贝勒、贝子,令加恩养。”又谕国中新旧满洲及旧蒙古、新旧汉人云:“尔等有家贫不能娶妻,及披甲不能买马者,有勇敢堪充行伍因贫不能披甲者,俱许自陈,先诉于本牛录章京,牛录章京率之告于固山额真,固山额真详问,即带本人及牛录章京启知本王、贝勒、贝子。……”〔45〕崇德八年,又重申各旗王、贝勒、贝子须加意赡养“新旧人等”,即满、蒙、汉八固山全体成员。反之,若允许蒙古、汉人各以自己的经济隶属关系结合成八旗满洲之外的社会集团,按满洲人口比例,就不足以控制。所以,将蒙、汉八固山分隶于八旗满洲,同样是一种强制,也是当时发展的必然结果。

另一方面,正如王锺翰先生指出的:“八旗蒙古”和“八旗汉军”既然一同被编在八旗之下,享有与“八旗满洲”同等的地位,即应被视为满族。〔46〕这一论断为我们正确理解八旗内部满、蒙、汉三固山的关系提供了一把钥匙。如果将八旗蒙古、汉军排斥在八旗之外,各成系统,那么,无论清朝统治者如何号召满、蒙、汉同为一体,也势必难以融合成为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在满族国家的发展过程中,不仅有满族的汉化,同时也有大量蒙古、汉人的满化。没有后一点,单凭原有的女真族人,是无法征服明朝,进而统一全中国的。

八旗(八分、八家)构成后金—清国家中最高的相对的社会集团,人口财产隶属于一旗之王、贝勒,这一法律表现的经济原因,则是八旗各自的经济构成了社会的全部基础。此外的国有经济,不过靠八家捐出。但终皇太极之世,清朝未能建立起强大的国有经济。入关之前,皇太极之所以未能将八旗诸王、贝勒的势力彻底削弱,根本原因即在于此。入关以后,掌握了全国经济,方才有可能最终战胜八旗王、贝勒、贝子、公等。不过,这是以后的事情了。

由于国家缺乏有力的经济财政基础,故国中一有缓急,皇太极也只有仰仗八家调剂。天聪六年,“上以大凌河新附人众,计国中无问官民,计口储粮,有余悉输官,视市值记籍,徐为之偿;有余粮不输者,许家人告发。”皇太极企图以断然措施,将八旗经济纳入国家控制之内,但当时的汉人官员就已经指出这条路走不通。〔47〕从以后的史料中,也未见有因多储不售而受告计者。崇德元年十月,国中不充,皇太极又宣谕君臣:“尔等有粮之人藏粮,必待粮价腾贵方肯出粜,此何意耶?今当各计尔等家口足用外,其余粮即往市粜卖。恐有粮之家拒不粜卖,先令尔八家各出粮百石于市中发卖。”〔48〕这种强制手段,恐怕也只能奏效于一时。所以,次年闰四月,阿济格征朝鲜获皮岛储粮六百余石,皇太极限令“运至东京,赈济贫若无粟之民。若不足,令各牛录下有粮之家均卖与本牛录下人,取其值,或借给取息。如再不足,各旗王可周给之。”〔49〕归根到底,还得依赖各旗王、贝勒、贝子、公解决本旗的生计。崇德以后,国家权力机构已牢牢控制在皇太极手中,大清国的大计方针无不按其意志确定,然而各旗仍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各自旗主贝勒领域。皇太极在将各旗事务纳入统一的法制的过程中,虽然竭力干预各旗内部事务,限制各旗旗主贝勒越轨擅行,但同时又须依赖他们的配合,尊重其既得权益,关系十分微妙。崇德八年,是皇太极权力达到顶峰之时,但他仍说:“朕素于诸王、贝勒、贝子、公等一切家事,俱不预闻。嗣后于新旧人等,孰爱养有方,孰漫不抚恤,必加详察。”〔50〕皇太极此言“俱不预闻”,虽未免有些言过其实,但多少反映出他对八旗王贝勒既有不满,又不能越俎代庖的一种无可奈何的心理。

注释:

〔1〕《满洲实录》卷7,336~338页。

〔2〕《满文老档》太祖朝卷40,369页。

〔3〕《太宗实录》卷12,171~172页。

〔4〕《太宗实录》卷3,48页;卷6,89页; 《满文老档》天聪朝卷17,944页。

〔5〕同〔1〕卷18,241页。

〔6〕同〔1〕卷22,292~293页;《国史院档》上,146~148页。

〔7〕同〔2〕天陪朝卷15,920页

〔8〕《国史院档》上,198页。

〔9〕同〔1〕卷3,52页。

〔10〕同〔1〕卷1,26页

〔11〕同〔1〕卷8,109页

〔12〕同〔1〕卷13,180页。

〔13〕同〔1〕卷18,240页。

〔14〕同〔1〕卷22,291页。

〔15〕同〔1〕卷22,126页。

〔16〕同〔1〕卷17,233页。

〔17〕《天聪朝臣工奏议》下,七年四月十四日《胡贡明请用才纳谏奏》。

〔18〕同〔1〕47,626页。

〔19〕王锺翰:《清初八旗蒙古考》,《清史杂考》117~118页。

〔20〕金德纯:《旗军志》。

〔21〕李治亭:《论清初满汉贵族地主联盟》,《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6~7页。

〔22〕同〔1〕卷22,292~293页。

〔23〕《八旗通志》卷114,《刘之源传》。

〔24〕同〔1〕卷39,504页。

〔25〕同〔1〕卷45,592页。

〔26〕同〔1〕卷65,908页。

〔27〕同〔1〕卷26,276页。

〔28〕《清入关前国家法律制度史》359页。

〔29〕同〔1〕卷2,35页。

〔30〕同〔2〕天聪朝卷1,811页。

〔31〕同〔8〕,274~275页

〔32〕同〔8〕,363页。

〔33〕同〔8〕,361页。

〔34〕同〔8〕,201~202页。

〔35〕同〔1〕卷65,907页。

〔36〕同〔1〕卷46,620页。

〔37〕同〔1〕卷47,621页。

〔38〕《清史稿》卷229,9281页。

〔39〕同〔28〕,291页下注一。

〔40〕同〔1〕卷34,445页。

〔41〕同〔1〕卷65,893页。

〔42〕同〔1〕卷65,907页。

〔43〕同〔8〕,378页。

〔44〕同〔8〕,181~192页。

〔45〕同〔1〕卷42,556~557页。

〔46〕《清史新考》51页。

〔47〕同〔38〕卷239页,《罗绣锦传》。

〔48〕同〔2〕天聪朝卷32,1643页

〔49〕同〔1〕卷35,448页。

〔50〕同〔1〕卷65,894页。

试论国际贸易场景实训中的能力指标体系构建_国际贸易论文 篇四

论文摘要:国际贸易场景实训课程作为对现有过予理论化的国际贸易课堂教学、机械的机房实训室及难以掌控的校外企业实习环节的有效补充,在培养学生的国际贸易业务实际操作能力和相关业务素养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在对国际贸易场景实训课程的培养目标进行较为清晰的定位的基础上,对该课程培养的各种能力进行并构建该课程培养的能力指标体系对培养合格的贸易人才尤为重要。

论文关键词:国际贸易;场景实训;能力指标体系

经济全球化加快了我国融人世界经济的步伐,也毋容置疑地带动了我国进出口贸易的迅速发展。为了适应当前越来越频繁的国际贸易往来活动,对国际贸易专业的高级实用型人才需求量大大增加,不仅要求学生掌握国际经济与贸易的相关专业理论知识更重要的是要求学生有着熟练的国际经济与贸易的实际操作技能和相关的业务素养。因此,开设国际贸易场景实训课程是非常必要的,他不仅可以帮助学生对以往在课堂上所学的理论和业务知识进行巩固,更重要的是它可以解决机房加软件的模拟实训操作的机械性和校外企业难以掌控的问题,让学生处在真实的场景环境中来完成国际贸易的各种业务,帮助学生培养国际贸易业务实际操作能力和其他相关的业务素养。

一、国际贸易场景实训的培养目标

(一)培养学生国际市场与决策能力

作为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学生,首先必须具有较强的国际市场}同察力,那么在国际贸易场景实训课程中,首先就要训练学生的国际市场与决策的能力。学生在进行场景实训之前,都会获得一份真实的公司运营的资料,要求做市场调查并撰写立项报告,在这个过程中辅导老师会全程辅导,而且有针对性的对学生的市场和决策的能力进行训练。WWw.meiword.Com

(二)培养学生国际贸易业务操作技能

国际贸易场景实训课程最重要的环节就是对学生的进出口贸易业务的实际操作技能的训练,进出口贸易业务在国际贸易实务,单证实务以及国际贸易模拟操作等课程中均有学到,但是这些课程不能让学生亲自动手来体验每一个具体环节。通过场景实训,让学生自己通过谈判达成贸易协议、然后缮制各种单据最后完成整笔交易的全部流程,在这个过程中,学生的进出口的各项业务技能可以得到很好的训练,这些能力对于学生以后走上工作岗位进行实务操作是至关重要的。

(三)培养学生国际贸易风险防范和管理能力

面对变幻莫测的国际市场环境,进出口商都面临着较大的国际贸易风险,在进行进出口贸易业务的整个过程中都可能喷到各种各样的风险,因此国际贸易专业的学生必须具备国际贸易风险识别评估和控制的能力。在国际贸易场景实训课程中,学生是在仿真的环境中来进行的贸易业务,而且要对每一个环节进行操作,在辅导老师的引导下和学生的实际操作过程中,学生的风险意识会得到很好的强化,每操作一步就会考虑到可能面临的风险以及风险可能带来的损失,这对培养学生的风险识别能力是很有效的,在风险识别的基础上评估风险的等级,以确定最为关键的、对~笔贸易影响最大的风险因素,然后采取相应的措施来规避和防范才是更重要的。

(四)锻炼学生其他的综合素养

学生在场景实训过程中,基本上接近真实的贸易活动,要与不同的商人进行谈判、要处理不同的单据、在业务的每~个环节可能会碰到一些问题并要处理这些问题、会碰都一些突发事件并要及时做出合适的处理等等。这就要求学生必须具有较强的语言能力和谈判技巧,最好是至少通一门外语,还要了解不同国家的文化,便于扫清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商人的谈判障碍;还要具备临危不乱的素质,能很好的处理突发的业务问题和其他事件;在单据的处理过程中还必须细心,能准确的缮制每一份单据;在力、理每一环节的业务时必须谦虚谨慎,能顺利的与每一种人交流,办好每一笔业务,这些综合素养在工作中非常实用,在进行场景实训的时候可以针对性的予以锻炼。

二、国际贸易场景实训的能力指标体系的构建

(一)国际市场与决策的能力指标

对于学生的国际市场与决策的能力可以通过市场信能力、市场环境能力、竞争对手能力、目标市场能力、盈利能力、市场进入策略选择能力等六个二级指标来评定,其中市场能力又包括市场信息的收集、甄别和利用的能力;市场环境能力包括宏观和微观环境的能力;竞争对手能力包括对现有竞争对手和潜在竞争对手的能力;目标市场能力包括目标市场细分和市场定位决策的能力;盈利能力包插成本计算和投资收益预算的能力;市场进入策略选择包括进入方式、渠道和促销方式选择的能力。

(二)进出口业务操作能力指标

进出口业务操作技能的衡量指标较多,包括商务洽谈能力、银行业务能力、货物处理能力、报检能力、报关能力、力、理保险能力、外汇管理能力、力、理税务事宜能力等八个二级指标,其中商务洽谈能力包括业务建立、核算报价和交易磋商的能力;银行业务能力包括准备开证文件、申请开立信用证、信用证审核与、汇票出具与审核、审单、收汇、备款赎单等能力;货物处理能力包括备货及准备必要的出口文件、租船订舱、缮制提单、安排国内运输、提单换取提货单,到船方提货;报检能力包括信用证检验条款、安排备检事宜、缮制报检单、进出口报检等能力;报关能力包括缮制报关单、准备报关必备文件力、理进出口清关等能力;办理保险能力包括保险条款、缮制投保单、联系保险事宜、缮制装船通知、受益人声明等单证、催收、审核装船通知、受益人证明等能力;外汇管理能力包括合同订立后的外汇管理局备案、用汇申请和外汇核销的能力;办理税务事宜能力包括力、理海关税务清缴、税款核算的能力。

(三)国际贸易风险的管理能力指标

国际贸易风险管理的能力主要由风险识别、风险评估和风险控制三项指标来衡量,其中风险识别能力包括风险源的识别、风险表现形态的识别和风险危害的识别三项能力;风险评估能力包括对风险发生概率的估测、对风险损失幅度的估测和衡量风险程度的能力;风险控制能力包括风险回避、分散、对冲和转移的能力。 (四)其他综合素养指标

国际贸易场景实训课程对学生的其他综合素养的评价主要包括顺利沟通的能力、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和其他工作生活中所需的基本素养这三个二级指标。其中顺利沟通的能力包括娴熟的外语交流能力、良好的沟通技巧和熟悉他国文化的能力;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包括处理业务中突发事件、处理各种争端和冲突的能力。

三、对能力指标体系构建的特殊处理

(一)根据学生个性来处理

每一个学生都有自己的偏好,不可能要求所有学生都能掌握同样的知识和技能,国际贸易场景实训课程不同于其他课程的地方就在于可以真正做到因“才”施教,在场景实训中每一个学生都可以扮演不同的角色,为了让每一个学生都能真正锻炼自己感兴趣的技能,在实训之前可以做一个全面调查,让学生选择自己希望锻炼的能力以及他们喜欢的角色和职位,在实训时就尽可能按学生的要求来赋予他们相应的角色和职位,并有正对眭的按照学生个体的能力要求来安排一些业务。让学生在兴趣的驱使下实现最优的能力锻炼。

(二)根据班级特点来处理

当一个班级的大部分学生要求得到锻炼的能力基本一致的时候,由于一笔完整的业务必须得所有的流程都要走到,而且必须得团队精诚合作才能出色的完成,这样可以根据班级的特点来选择场景实训的具体内容,比较好的做法就是根据对学生的调查结果赋予能力指标体系中各能力指标以权重,对于权重较大的能力指标,在设置实训任务的时候应该作为重点加强训练,对于权重相对较小的能力指标也不能忽视,要在整个国际贸易业务流程中给予适当锻炼,至少让学生能够达到初级能力水平。

(三)协调好各级能力指标之间的关系

以上能力指标体系是通过国际贸易场景实训学生可能获得的能力和学生希望获得的能力的总体反应,并不意味着每一个同学具备了每一种具体的能力才算合格,或者说场景实训的培养目标才得以实现,也不表明必须具备所有的三级能力指标才真正达到了能力指标的要求。正如前面所说,每一位同学都可能有不同的兴趣和职业偏好,他们对每一种能力的重视程度是不一样的,并不能因为某同学只具备了三级或二级指标中的某种能力而另几种能力相对较弱就认为该同学在这方面的能力较差,应该结合该同学的职业倾向来对他的能力进行评价。这样在对学生进行场景实训的时候,才能更加有针对性和侧重点,才能让学生提高自己希望获得和提高的能力。

四、结论

国际贸易场景实训课对学生理论知识的巩固、对国际贸易业务的操作技能的熟练以及各种综合素养的提高非常重要,学生可以通过整个场景实训环节获得许多与专业有关甚至无关的能力。但是,由于不同的学生有着不同的兴趣和职业倾向,在对学生的能力进行训练的时候必须注意不能干篇一律让所有学生都能具备所有的能力,或者具备同样的某种能力,必须根据不同学生自己的兴趣和对某种能力的需求有针对性的安排实训内容,让学生在兴趣的驱动下自主提高自己所需的能力水平。同时,能力指标体系的建立,为国际贸易实训内容的安排提供了一定的指导意义,可以根据学生对能力的不同需求来设置不同的实训内容,让国际贸易场景实训的内容更加丰富和多洋化。

浅论我国对外贸易公共服务体系建设_国际贸易论文 篇五

20xx年底我国贸易进出口总额达到21738亿美元,进出1:3商品结构不断优化,直接利用外国投资连年居世界首位,呈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但是也暴露出了很多的问题: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额占全国出口总额的比重过高,贸易竞争力不强,出1:3市场过于集中,贸易环境改善不明显,中小企业市场开拓能力不足,贸易摩擦频发,利用外资质量不高等等。鉴于此,我国应积极建立对外贸易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高我国对外贸易水平。

一、对外贸易公共服务体系的概述

在当今的贸易环境下,世界各国都在进行贸易体制改革,加快贸易体制升级,着力发展贸易促进机制,建立对外贸易公共服务体系。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国也在尝试贸易体制改革,但效果不是很明显。因此,建立对外贸易公共服务体系是我国走向贸易强国的必经之路。

(一)对外贸易公共服务体系的内涵

目前,国内外理论界关于对外贸易公共服务体系的定义还存在着一定的争论,没有形成统一的说法。笔者认为,对外贸易公共服务体系的内涵可以理解为,国家为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和提高利用外资质量而提供的经济性服务。WWw.meiword.Com具体包括:改善投资环境和公共基础设施,建立更加舒适宽松的投资环境;统一发布对外贸易出1:3政策和公共商务信息,以帮助公众“一站式”访问现有的信息和服务;协调海关、质检、税务等相关的对外贸易管理部门,为出1:3企业提供更加快捷的贸易手续;强化对中小企业信息化公共服务,加速中小企业的发展和提高中小企业开拓海外市场的能力;开展海外市场调查,为出1:3企业提供全面的出1:3咨询服务。它的服务对象不仅包括国内企业,还应惠及普通的公众。

(二)对外贸易公共服务体系的类型

1.出口贸易公共服务体系

出1:3贸易公共服务是指国家为促进出1:3的增长,为出:13企业提供政策性扶持和制定出1:3发展规划,并为出1:3企业提供公平、公正的公共服务。出1:3贸易公共服务包括:出1:3贸易金融服务(例如建立出1:3银行,为出1:3企业提供贷款等)、技术性促进措施、简化出1:3手续、政策咨询、出口商品技术服务、出口研发服务、出口贸易促进政策、出:13贸易摩擦救济、贸易市场凋研、贸易技术服务等方面的公共服务。出1:3贸易公共服务体系是以出1:3贸易公共服务为基础,以为主体,充分发挥的公共服务资源优势,以市场为导向,调动出1:3企业的积极性,为出口企业提供全方位、多层次、机会均等的公共服务。

2.对外贸易环境公共服务体系

目前国内外关于贸易环境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表述,但是可以归纳为:在整个贸易过程中,对贸易产生影响的各种因素和条件的总和,包括相关的贸易软件和硬件基础。具体包括:国家的稳定性,相关的贸易制度、政策和法规,基础设施和各种贸易配套设施,以及有关环境保护的法规与标准。对外贸易环境公共服务体系是指积极地运用各种行政手段,营造宽松和有利的对外贸易环境和投资环境,积极地推动对外贸易的发展。

3.对外贸易公共信息服务体系

对外贸易公共信息服务体系是以为主导,行业协会为辅助,中小企业为主要服务对象,旨在推动对外贸易的发展,为本国和国外贸易企业提供国际市场信息、国际贸易政策法规信息、对外贸易运行状况信息等。该体系有利于国内出:13企业了解国际贸易市场变化和贸易伙伴所在国的政策法规,规避风险,节约生产成本。另外,对外贸易公共服务体系还包括中小企业公共服务体系、出1:3商品技术服务体系、出1:3研发公共服务体系等一系列的公共服务体系。

二、发达国家对外贸易公共服务体系的发展与演进

近年来,随着一些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逐步放缓,对外贸易逆差不断扩大,这些国家大都对贸易体制进行了相应的改革,努力建立一套完整的对外贸易公共服务体系,使之更加高效、便捷地为本国企业服务。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有助于加快我国对外贸易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

(一)法国对外贸易公共服务体系

进入21世纪以来,法国经济形势出现了衰退的趋势,贸易逆差持续扩大。近年来,法国不断地改革现行的贸易促进体制,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对外贸易公共服务体系。该体系推动了中小企业的发展,为中小企业营造了更加有利的贸易环境。

1.庞大的对外贸易促进体系

法国的对外贸易促进机构主要包括:经济财政工业部对外经济关系司、驻外经参处、各大区外贸局、法国国际化促进署(原对外贸易中心和法国国际化促进署合并)等。各部门通力合作,以向企业提供各种信息为己任,以为企业制定对外贸易促进政策为手段,共同为法国企业服务。法国的对外贸易促进政策主要以信息咨询服务和财政补贴为主,鼓励本国企业“走出去”和参加国际展览会,并给予一定的资金补贴,培养本国企业的研发能力和创新能力,简化为企业提供出口信息和支持的手续,并实行对外贸易促进手段完全商业化运作,既符合欧盟的相关规定,又不违反世贸组织原则。

2.高效的公共信息服务体系

法国通过对外贸易中心和工商会等机构,收集、调查和整理全球对外贸易信息,为企业提供全方位、高效的信息服务。法国在国外设有100多个驻外经商机构,这些机构收集大量的所驻国的贸易信息、市场综合产业信息、法律法规、条件以及出口担保等方面的政策,为本国企业出口和对外投资提供服务。并对信息服务实施标准化管理,制定了一套比较完备的标准化信息管理体系,实现整个信息服务程序的可控性和有效性。通过高效的信息服务,推动了本国企业的发展,开拓了海外市场。

3.完善的中小企业公共服务体系

法国的中小企业在对外贸易所占的比重不高,一度只维持在40%左右。随着法国对中小企业的重视程度不断加深,中小企业在法国对外贸易中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法国鼓励中小企业扩大出口,中小企业很好地与或私人伙伴联合,这些企业在国外谋求发展,并在法国创造就业机会;设立了法国技术创新署、法国中小企业投资担保公司、法国风险投资公司以及风险投资基金等部门,为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技术转移及国际合作提供财政保障,为法国中小企业在国外投资设点和开发业务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二)英国对外贸易公共服务体系

英国作为一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非常重视在公共服务领域对贸易发展的促进作用,并一直尝试着改进公共服务领域中的创新思维、服务思想及政策措施。试图更好、更全面的为对外贸易服务。

1.完整的对外贸易促进体系

英国的对外贸易促进体系遍及各地,具有纵向与横向紧密结合、覆盖范围广、服务细致等特点。除了和地方当局各经济管理机构的广泛参与外,民间机构在对外贸易促进方面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英国的贸易促进管理部门主要包括:贸工部、、国际贸易总局、出口信贷担保署等部门,这些部门在贸易促进方面的作用主要是制定相关贸易促进政策,维护出口企业和外投资公司的利益,营造公平的贸易环境,提供各种贸易咨询、信息等方面的服务,从而很好地促进了英国的贸易发展。

2.健全的创新服务体系

英国高度重视企业的创新能力,并了一系列的鼓励创新的政策措施,极大地推动了本国企业的创新。作为英国创新的主管部门的贸工部,在资金、信息等方面给予了企业很大的支持。贸工部有多个创新支持措施,如知识转移网络、知识转移合作计划,建立了公益型信息平台;重视信息服务功能,支持信息服务领域的公共服务。此外,还提供培训、会议、考察、国际专家帮助、市场专项调查、人才流动等一系列服务,并且将这些服务渗透到企业技术或市场开发的每一步。

3.宽松的对外贸易环境

英国倡导贸易自由化,实施高度开放和自由的对外贸易体制,营造了宽松的对外贸易环境。英国实行统一的对外贸易政策,制定了税收优惠、设立自由贸易区、为国外企业提供国民待遇等一系列的措施,这些优惠的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吸引了外资的流入,增加了国内就业机会。

(三)发达国家对外贸易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对我国的启示

发达国家对外贸易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虽然内容和侧重点各有不同,但对我国对外贸易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有着很好的借鉴意义:在服务方面,强调服务至上原则,整合公共服务资源,更好地为本国对外贸易企业提供服务;重视对外贸易促进体系的建设,建立一套完整的对外贸易促进机制,各种贸易促进机构通力合作,更好地为本国贸易发展服务;注重公共信息服务体系的建设,为企业提供各种贸易信息,搭建公共服务的信息平台;重视企业的创新能力,在资金、政策方面为企业创新提供帮助;大力发展中小企业,在公共服务领域方面,向中小企业倾斜,改善中小企业的发展环境,为中小企业的成长提供更加广阔的空间。

三、我国对外贸易公共服务体系存在的问题

我国对外贸易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明显滞后,还处于起步阶段,在各个方面还存在着很多的不足之处,具体表现为:

(一)公共服务财政支出地区分布不均衡

我国目前为止,公共服务的财政支出中,用于经济建设支出占gdp的比重保持在25%左右,虽然在总量上不少,但质量不高,且地区差异性十分明显。、上海等一些经济发达的省市,公共服务支出明显高于其他地区,同时产生的绩效也远远高于其他地区,特别是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公共服务支出明显偏少(如表1)。这主要是因为经济发达地区财力状况好于欠发达地区,可支配的公共服务支出非常充沛,再加上多年来的不断积累,在公共服务与经济增长互为因果关系的条件下,形成了目前我国公共服务分布不均衡的结果。另外,这六个省市的对外贸易总额占全国对外贸易总额的79%。由此可见,公共服务支出的多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对外贸易的发展。 (二)对外贸易公共信息服务水平不高

发达国家在推动贸易发展的过程中,都十分重视对外贸易公共信息服务,每年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从而推动贸易企业的发展。近年来,我国虽然在对外贸易公共信息服务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建立了包括中国贸易指南、国内涉外政策环境、世界各国技术性贸易措施信息等在内的数据库和网站,但是总体的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仍然有一定的差距。信息内容不全面,分布零散,地区分布不平衡,很多经济落后的地区特别是广大的农村地区,很难通过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快捷地了解最新的政策法规等信息;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信息技术应用水平落后于实际需求,缺乏统·的信息管理和分工。

注:根据公共服务综合绩效得分分布情况,将公共服务绩效等级分为五级:a级代表“优秀”;b级代表“良好”;c级代表“一般”;d级代表“不足”;e级则代表“匮乏”。

(三)对中小企业的扶持不够

在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中小企业对经济的发展、就业数量的增加、对外贸易的增长等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中小企业的发展,在公共服务领域方面,向中小企业倾斜。我国在公共服务领域对中小企业的扶持明显不够,主要表现在:政策法规不完善,虽然了《中小企业促进法》,但是相关的配套法规明显不足,且可操作性不强;资金扶持不够,我国中小企业无论在渠道,还是信用担保与欧美国家差距仍然明显;支持创新不到位,我国对中小企业的创新能力的培养不足。在财政、税收、咨询、技术等方面给予的支持不够。

四、建立和完善我国对外贸易公共服务体系的对策建议

(一)完善对外贸易公共信息服务体系

鉴于我国对外贸易公共信息服务发展的缓慢和滞后,20xx年通过的《对外贸易法》第五十四条明确规定:国家建立对外贸易公共信息服务体系,向对外贸易经营者和其他社会公众提供信息服务。因此,建立和完善对外贸易公共信息服务体系,有助于我国的对外贸易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为社会公众和进出口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提供了有效的信息服务,切实解决制约企业发展的信息障碍,改善我国对外贸易的运行环境。加大对外贸易公共信息服务的专项资金投入,使公共信息服务的覆盖更加全面;强化的网站建设,为企业提供更全面的对外贸易信息服务;完善各国对外贸易政策及环境、国外贸易市场调研等数据库的建设,为出口企业提供更全面的指导。

(二)建立对外贸易公共服务监管体系

我国的对外贸易公共服务体系还处于萌芽状态,对外贸易公共服务监督和管理存在着行政职能混乱、监管规则不健全、管理权责不清晰等问题。因此,在大力发展我国对外贸易公共服务体系的同时,应建立一套完善的对外贸易公共服务监管体系,促进对外贸易公共服务体系的健康发展。强化各行政职能部门责任,建立科学的对外贸易公共服务监管权责机制,确保对外贸易公共服务有效的进行;加大对外贸易公共服务的公开化和透明化,逐渐提高对外贸易公共服务的制度,使公众参与对外贸易公共服务的管理与监督;建立一支专业化监管队伍,确保监管工作的高效性。

(三)保证资金投入、实现外贸公共服务均衡化

我国对外贸易公共服务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环境保护等方面的资金投入呈逐年上升趋势,但分布不均衡。经济发达的省市,由于财力状况充足,投入较多,所以效率相对较高,产出明显;而经济欠发达的省市,由于可支配的公共服务支出较少,所以效率普遍不高。因此,应在保证总体公共服务资金投入的同时,兼顾经济欠发达的省市,以达到对外贸易公共服务均衡分布,最终实现对外贸易各地区均衡发展。

(四)大力发展商会的作用

我国的商会经过近几年的快速发展,在数量上已经初具规模,但是依然存在着“半官、半民”的性质、自律机制不健全、缺乏透明度、结构失衡等一系列的问题。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因此,要大力推动商会的发展,促进其在对外贸易、招商引资、企业发展等方面的作用,包括:促进商会性质的转变,由“半官、半民”的性质转化为自治的、自愿的、非盈利的民间组织;建立商会自律机制,实行管理透明化,切实保护好企业的利益,更好地为企业提供各种信息咨询服务和必要的技术帮助;扩大商会的权利,使商会的作用发挥得更加全面。

中国与南斯拉夫建交始末_历史论文 篇六

摘  要:南斯拉夫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但中南两国的建交却拖延了五年才实现。苏联与南斯拉夫关系的变化是中南建交延搁和实现的主要原因。建国初期,尽管南斯拉夫符合新中国的建交原则,但中国不得不首先考虑苏联的立场和中苏同盟的利益。随着苏南双方外交关系的恢复以及南斯拉夫与东欧国家关系的改善,中南才最终得以建交。

南斯拉夫是最早承认中华共和国的国家之一,但迟至1955年两国才建立外交关系。对这段历史,程中原撰写的《张闻天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613页)、裴坚章主编的《中华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74-75页)、党史研究室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编的《张闻天年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下卷第957-958页)等均有提及,但囿于文体等原因,未能详述其过程。中国驻南斯拉夫首任大使伍修权所著《回忆与怀念》(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93-294页)一书则记述了他所经历和了解的有关情形。据笔者所及,已有的为数甚少的关于中南关系史的研究更多集中在建交以后的历史,也许由于掌握史料的局限,对建交过程着墨不多,亦间有讹误,例如,称中南建交是由中国首先做出决定、南斯拉夫积极响应而得以实现的,这显然不符合史实。从中国档案馆开放的档案中,笔者涉猎到关于中南建交的第一手资料,遂尝试撰文更为完整地再现这一中国建交史上特殊个案的真实情况。

  

一、南斯拉夫对新中国的承认与中南建交的搁置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南两国都承受了巨大的民族牺牲,如中国党领导反本侵略的最大敌后战场一样,以铁托为首的南斯拉夫党也领导发展了反抗德国侵略的最大敌后战场,经过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同样牵制和消灭了大量的有生力量,也同样在反抗侵略中壮大了自己的队伍,并最终实现民族的解放和,在1945年11月建立了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Www.meiword.COm之后,南斯拉夫没有与中国建交,而是继续同情、支持中国革命。也十分钦佩英勇的南斯拉夫和党,一直关注其建设事业的发展。

然而,南斯拉夫与苏联党之间的变故最终影响了中南两党、乃至后来中南国家间关系的发展。1948年6月,苏南两党矛盾激化,苏共操纵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会议做出了开除南共的决定,南斯拉夫被彻底孤立起来。与此同时,中国国内解放战争的形势已使成立新中国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迫切需要得到苏联方面的支持,也正积极要求访苏。但显然南共与苏共的对立,使本与存有芥蒂的斯大林更加怀疑可能不过是又一个铁托,同样是“民族主义”的代表。所以,为了表明立场,打消苏联方面的疑虑,寻求与苏联和阵营在上的统一性,尽管当时对苏南冲突的真实情况并不甚了解,还是怀着对苏共权威地位的信任,迅速做出响应,表示“完全同意”情报局的决议。7月10日,通过了《关于南共问题的决议》,认为以铁托等为代表的南共领导集团,在其对内对外的背叛性的和错误的行动中,违反了主义的基本观点,指出南内所发生的事件,不是偶然的和孤立的现象,而是阶级斗争在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中的反映,要求全党干部认真研究情报局决议,借以加强党内关于阶级的、党的、国际主义的、自我批评精神和纪律性的教育。11月7日,《日报》再发表的署名文章《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论述“为什么铁托集团的反苏立场会使南斯拉夫受美国的愚弄和侵略,而丧失南斯拉夫的,变南斯拉夫为的殖民地?”[2]其后一段时间,在南斯拉夫问题上,党内学习及对民众宣传时均与苏共保持一致。

南斯拉夫为顶住苏联联合东欧国家对其在各个领域不断施以的强大压力,只得与美英等西方国家建立关系,发展贸易,争取援助,试图在当时两大阵营对抗的国际大背景下走一条“中间路线”,这一路线在后来发展成为“不结盟”政策。而中国党也根据即将诞生的新中国所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公开宣布了“一边倒”的外交方针,1949年6月30日在《论专政》一文中指出“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中国人不是倒向一边,就是倒向一边,绝无例外”。[3]

1949年10月1日,中华共和国向各国公告愿与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建立外交关系。依据新的外交立场,新中国结合世界各国的不同态度,在建交问题上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方针。各国家或者与原本就没有外交关系,或者在宣布承认新中国的同时宣布与断交,所以,至1950年1月,中国按一般国际惯例,先后与苏联等11个国家通过间的公函往来,彼此承认,即实现了建交。为在国际上确立自主外交的崭新形象,新中国还开创了谈判建交的方式,以主要解决三个原则性问题,即:是否能承认中华共和国为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同时断绝同的外交关系;是否能支持新中国恢复在的合法席位;是否能将其国管辖地区内属于中国的财产归还。通过谈判,自1950年4月至1954年10月,中国又与印度、瑞典等9个周边民族主义国家和西方较为中立的资本主义国家建交(其中芬兰与本无外交关系,也非成员,未经谈判即宣布建交;挪威1950年1月就宣布承认中国,但由于追随美国阻挠恢复中国在的合法权利,至1954年10月才正式建交)。

相比之下,同时期承认新中国的南斯拉夫既没有被作为国家对待,也没有被列入对中国友好的资本主义国家行列,它与中国的建交过程就显得格外特殊。

1949年10月6日,即中苏建交后第三天,南斯拉夫代外长乌拉地米尔·波波瓦克致电周恩来外长,表示“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欢迎中华共和国之建立及中华之组成。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传达南斯拉夫愿同中国建立友谊关系之愿望,并深信中华共和国代表中国之意志,已决定承认中华共和国。” [4]

然而此时,苏南两党冲突已使两国关系彻底恶化。就在9、10月间,苏联单方面宣布废除1945年签订的苏南间为期20年的友好互助与战后合作条约,东欧国家随即对南采取了同样的举动,并以从事“间谍与破坏活动”为名驱逐了南外交官员。12月,党情报局第三次会议通过《在杀人犯与间谍掌握中的南斯拉夫党》的决议,声称“铁托集团完全变为主义并已投到世界阵营”,指出“反对铁托集团——受人雇用的间谍与杀人犯——的斗争,是一切党和工人党的国际责任”。[5]

鉴于这种情形,考虑到苏联的立场,为了避免扩大分歧,以维护阵营的团结一致,新中国只好对南斯拉夫表示建交意愿的电文行无为之道,既没有复电表示赞成或拒绝,也没有复电表示收到此电,甚至在文件和新闻宣传报道中列举承认新中国的国家时都没有提及南斯拉夫的名字。中南建交问题被搁置下来,两国也就此处于隔绝状态。

1950年2月,中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其中明确规定缔约国双方均不缔结反对对方的任何同盟,不参加反对对方的任何集团及任何行动或措施,并根据巩固和平与普遍安全的利益,对有关中苏两国共同利益的一切重大国际问题,均将进行彼此协商。这就使得中南关系的一切可能的改变只能系于苏南关系的改变。

后来,1956年在接见来访的南斯拉夫主义联盟代表团时检讨说:我们有对不起你们的地方。过去听了情报局的意见,我们虽然没有参加情报局,但对它也很难不支持。我们写过文章批评你们。其实也不应该采取这种方式,该和你们商量。假如你们有些观点是错了,可以向你们谈,由你们自己来批评,不必那么急。在报纸上批评外国的党,成功的例子很少。这件事件对国际主义运动来说,是取得了一个深刻的历史教训。谈到建交问题时,说:你们承认新中国,我们没有回答,也没有反对。当时我们不能也不应该反对,而且也没有理由反对。英国承认我国的时候,我们都没有反对,你们国家承认的时候,又有什么理由反对呢?没有回答你们,也有一个原因,就是苏联不愿意我们和你们建交,那时我们不同意也很难办。当时有人说世界上有两个铁托,一个在南斯拉夫,一个在中国。在1955年6月会见首任南斯拉夫驻华大使弗·波波维奇时,也指出:延迟建交的原因是我们希望同苏联一起同你们搞好关系。苏联同你们搞好了关系,我们再同你们搞好关系,这样比较好。[6]

不过,南斯拉夫在受到中国冷遇后,仍然执行对中国友好的政策,呼吁国际社会承认新中国,并在大会上多次对恢复中国合法地位的问题投赞成票,声明“承认是中国的代表,将会由于该承担对和我们组织的会员国的义务,而有助于增加的效能”,“不管谁如何看待中国,六亿人口的中国现在是世界上一个大的因素,忽略这一因素就会产生不良后果,这个中国有着自己的,它究竟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那是中国自己的事情,而不是在亚洲以外的其他任何人的事情,除了中国以外任何人也不能剥夺这个在世界上代表自己国家的合法权利”。[7]正是基于这个认识,南斯拉夫一直主张“应吸收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起它的作用”。[8]

二、国际形势的变化与中南建交的再度提出

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国际形势开始发生变化。一方面,中国、朝鲜、越南等国反抗的斗争相继取得胜利,蓬勃高涨的战后民族解放运动正在聚集形成一支新兴的重要国际力量。另一方面,持续了数年的冷战到此时也出现了新的情况:1953年8月苏联氢弹成功,结束了美国核垄断的地位;斯大林的去世和艾森豪威尔的上台,一定程度上为冷战的演变提供了契机;美苏对各自阵营的控制均出现减弱的迹象。在此背景下,以赫鲁晓夫为首的新的苏共开始调整对外政策,谋求缓和世界。其中一项举措就是主动改善与南斯拉夫的关系,以巩固阵营的团结。南斯拉夫也希望能在不危害其党和国家的和安全利益的前提下结束与苏联的多年对抗。

1953年6月,在苏联的正式提议下,苏南双方同意恢复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接着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波兰也同南斯拉夫恢复了关系。为消除苏联党内的不同意见,1954年初,经赫鲁晓夫建议,专门成立了研究南斯拉夫问题委员会。该委员会经过调查,向苏共提交了一份报告,确认南斯拉夫的社会性质为国家。随后,苏联采取了一系列促使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行动,例如:6月22日,苏共给南共发出1948年中断关系以后的第一封信,表示愿意同南斯拉夫改进关系;8月,南斯拉夫农业官员应苏联农业部邀请到莫斯科参观农业展览会;9月初,苏联对外贸易团体代表与南斯拉夫对外贸易协会代表进行谈判,10月1日签订一项关于两国互售货物的协定;苏联报刊开始正面登载有关南斯拉夫的消息,这是苏南冲突后几年来未曾见的。

南斯拉夫在与苏联及东欧国家关系改善的同时,开始从不同渠道试图与中国方面进行接触,但中国对此态度谨慎。1953年6月,中国驻匈牙利大使收到南斯拉夫大使就任照会后,向国内请示如何应对,回电“同意对南照会置之不理”,不过在此件电文稿上,苏联东欧司司长徐以新批示“目前我同意发此电,由于苏南外交关系的变化,最近需要在对南关系上全盘研究一下。”8月,南斯拉夫新任驻印度大使拟给中国送就任通知书,仍指示“原则上同意不接受”,如果再来试探,“仍答以我与南斯拉夫无外交关系,如彼竟将该通知书送来,可以收下,但不予置覆”。12月中国驻保加利亚大使再请示同样问题时,电复:部务会议已决定“对南大使就任照会可简覆收到,如来拜会可予接见,做一般寒暄,不回拜”。 [9]这标志着中国对南斯拉夫执行的不接触政策开始发生转变。

是年最后一天,周恩来首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在1954年6月访问印度和时,与印、缅总理共同倡议指导两国关系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应适用于他们与亚洲以及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指出这些原则如能为一切国家所遵守,则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的和平共处就有了保证,强调各国都应该有选择他们的国家制度和生活方式的权利,不应受到其他国家的干涉。中国在日内瓦会议上取得的胜利,证明了其作为一个大国的影响和威信,也标志着中国外交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会议期间,中英建立“代办级”外交关系,之前英国虽较早向新中国表示承认和建交意愿,但由于在实际行动上违背了中国的建交原则,谈判一直拖延无果。9月23日,周恩来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作工作报告,谈到外交政策时说:为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繁荣幸福的工业国家,我们要求一个和平的环境,一个和平的世界,我们要巩固和发展同苏联及国家的团结合作关系,我们愿意同一切国家建立和平合作的关系,只要这些国家也具有同样的愿望和诚意。但在当时,中南建交的滞后仍然是新中国扩大对外交往的一个不和谐音符。

同时期,铁托表面上对外声言南斯拉夫“不想再碰壁了”,所以无意建议与中国交换使节[10],实际上仍希望利用一些外交渠道向中国传递建交的重要信息,诚如10月8日南联邦执行委员会副主席卡德尔在奥斯陆的记者招待会上所指出的:“应该寻求某种方法以使中国注意到有必要和一切国家合作”。[11]

1954年10月1日,在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举行的宴会上,包括南斯拉夫在内的7个未建交国家的馆长受到邀请。南斯拉夫代办史蒂凡·召克不仅送来贺片,携夫人准时到会[12],而且在告辞前与王幼平大使有一席长谈,苏联驻罗马尼亚参赞帮助翻译。史蒂凡首先以南斯拉夫外交代表和南斯拉夫党员的身份向王幼平祝贺中国战胜日本、战胜、战胜美和建国五周年,并希望王幼平也能出席南斯拉夫宴会。谈话期间,史蒂凡并数次表示:南斯拉夫是世界上最早承认中国的国家之一,南斯拉夫及其是理解中国斗争的,从中华共和国成立之日起就赞成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及其正义事业,赞成恢复中国在的地位,并为此作过斗争,虽然南斯拉夫承认中国这样久了,但至今未得回复。10月2日,王幼平向来访的苏联驻罗马尼亚大使麦尔尼考夫谈及此事。苏大使认为南斯拉夫代办的话是代表其官方的,建议“把南斯拉夫从美帝阵营拉出来”,并指出“南斯拉夫地位有战略意义,他的是英勇的,有高度爱国主义情绪,并对苏联及国家有倾心的感情。如果我们与南斯拉夫关系长期不恢复,这种情绪会冷下去,则对美国有利。对这些国家,如果其领袖不是与美国抱得很紧,拉他一把对阵营是有利的。”10月3日,王幼平即在发国内的电文中,根据欧洲情形,建议为争取南斯拉夫和配合苏联、东欧国家促转巴尔干,“我似应尽速考虑对南斯拉夫的态度和政策,似应早日与南斯拉夫建立外交关系,并有必要互换使节”。[13]10月12日,回电赞成王幼平与南斯拉夫代办交谈的做法,但指示“目前我与南斯拉夫正式建交并互换使节条件尚不成熟”,同时要求“今后在一般社交场合应积极展开活动,继续与其接触,对其宴会邀请均可参加,对其挑拨中苏关系的言论应据理予以驳斥。进一步研究南斯拉夫的动态,弄清情况,并将你们的观察及时报部。” [14]中国在处理与南斯拉夫关系问题上又向前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三、中南双方的努力与中南建交的实现

南斯拉夫驻罗马尼亚外交人员刚刚向中方传递了建交信息,10月6日,在捷克斯洛伐克驻苏联建军节招待会上,南斯拉夫驻苏使维迪枢又向中国驻苏使张闻天表示友好,提出想前往拜访,张闻天考虑到苏联及各国家对南斯拉夫态度的变化,表示同意。10月13日,维迪枢前来中国做初次礼节拜访,再次说到四年前南斯拉夫曾承认中华共和国、但始终未得答复一事,明确提出他希望两国之间能够很快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张闻天慎重询问这是否是南斯拉夫的正式意见。维迪枢予以确认,声言南斯拉夫的领导都是这个意见,他们都希望同新中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并表示如果中国在原则上同意建立外交关系及互派大使,则南斯拉夫即可首先采取主动。[15]

当日,张闻天发出两封电报致并报总理和。第一封报告事情经过,请示如何答复南斯拉夫大使建议。第二封就中南关系,根据下述情况,建议同意南斯拉夫大使的建议:“1、南国同苏联和国家的关系有所改进,不但外交关系均已恢复,而且贸易关系也在发展。2、南国在外交政策上已开始公开表示反对大西洋公约,反对欧洲防务集团,最近又表示反对伦敦九国会议的决议。3、苏新国家对南国的态度也有明显的改变。特别是苏联,苏联报刊现在开始登载南国报纸的及某些经济建设消息,也登载过铁托的演说。苏联对争取南斯拉夫极为重视。南斯拉夫在巴尔干和东南欧,在战略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如南国转变,则美国在巴尔干及东南欧的战争计划就会根本破产。4、南斯拉夫对中国一般表示友好,四年前曾承认过我们,在向来支持我国进入,这次又主动提出要同我国建立外交关系。这同我国同资产阶级国家的建交方针已相符合。”[16]

10月18日,复张闻天电:“10月13日两电均悉。关于苏联、各国家与南斯拉夫的关系问题,苏共曾在9月底有信给我们,其中说南斯拉夫希望在改善苏南关系的同时,也改善同各国家的关系。苏共已告诉南斯拉夫,苏共将把南斯拉夫的这个愿望转告有关的各兄弟党,并说只要南斯拉夫方面也采取必要的步骤,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可以迅速取得成绩。同意即与南斯拉夫建立外交关系,并决定由你代表中国在莫斯科同南斯拉夫驻苏使进行建交谈判。但开始谈判前,须先见莫洛托夫同志一次,通知苏联我们对南斯拉夫将采取行动”。[17]很明显,苏联因素对中南建交又一次起了关键性作用。

另外,据伍修权的回忆,此间苏共曾派国际部的特别代表专程来华,亲自接见,伍修权担任翻译。苏共代表向陈述他们对于恢复和改善苏南关系的意见,解释他们已经采取的行动,说苏共认为1948年情报局关于南斯拉夫的决议,是不公正的和有错误的,继续保持与南斯拉夫的紧张关系,是不利于阵营的,他们希望各兄弟国家都恢复和建立与南斯拉夫的正常关系,为了与各兄弟党协调一致,建议中国也采取同样的行动。会谈后,与周恩来等同志商谈了苏共的建议,认为这个意见是合理的。经过局讨论并同意,中国最终做出了与南斯拉夫建交的决定。[18]

10月22日,张闻天就此事拜访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莫洛托夫当即表示:他个人完全赞成中国的决定,但尚需报告,如有意见再电话通知。次日上午苏联远东司电话告知张闻天:苏联赞成中国同南斯拉夫建交决定,没有其他补充意见。张闻天即于同日下午回拜南斯拉夫驻苏使,转达了中国同意建交的决定。[19]

但在其后的一个半月里,中南双方都没有任何作为,一面是南斯拉夫认为中国负有延迟建交的责任,应由中国开启建交谈判,一面是中方还在等待南方“首先采取主动”。直至12月6日晚,在芬兰驻苏招待会上,维迪枢只得向张闻天明言:关于建交问题南斯拉夫希望中国领导人对愿和南斯拉夫建交有正式表示,因过去南斯拉夫已公开承认了新中国,但新中国还未表示过承认南斯拉夫,有了这种表示之后,双方即可就具体交换使节进行谈判,这种表示可使中南两国立于平等地位。张闻天认为南斯拉夫有很强的民族自尊心,对其采取平等的、尊重的态度,对争取南斯拉夫是有很大作用的,所以在第二天再致电并报总理和,建议最近在适当的地方由总理先表示一下中方本愿意同一切愿意和平共处的国家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精神及愿意同南斯拉夫建交的态度。[20]

从档案可以看出,经过内部讨论后,考虑了两个实施方案,一是用周恩来的名义致电南斯拉夫外长表示愿同南斯拉夫建交并互派使节,二是用张闻天大使的名义正式照会南驻苏大使,转达我愿同南斯拉夫建交的意见,并向周恩来呈文请示,附建议总理在最近某一场合(如政协会议)讲话中对南斯拉夫问题做一次表示。周恩来对此批示:同意以周恩来外长的名义给南外长一电表示愿同南斯拉夫建交,电文请张闻天面交南驻苏大使转达,双方建交的公报,可各自发表,以使南方可提到1949年承认我国那一历史事实。[21]

12月16日,电告张闻天,要他转交12月14日周恩来签署的致南斯拉夫外长电。张闻天于次日下午将此电交给南驻苏大使,电文称“中华共和国欢迎同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此时,南外长正陪同铁托前往印度访问。至1955年1月5日,南斯拉夫大使拜访张闻天交来其外长波波维区1月2日签署的致周恩来外长的复电,并准备双方同时发表的公告草案,复电称“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满意地接受阁下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十四日来电中所述中华共和国的通知”,同时表示:相信建立中南间正常的外交关系“将有利于我们两国间相互关系的良好发展,同样也有利于国际合作和世界和平的共同事业”。[22]

这两封电文后来刊载在1955年1月11日的《日报》上,如果仅据这两份电文判断,自然会得出结论:中南建交是由中国方面做出决定、主动提议的,南斯拉夫方面予以接受。而我们从档案中看到建交过程中主动提议建交的却是南斯拉夫方面,中方则是在建交的最终实现形式上表示了主动。以周恩来外长的名义发出欢迎建交的电文,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中方延迟建交的责任,也显示对平等外交的尊重。经过长达五年的时间,中南两国终于协定自1955年1月2日起建立外交关系。事过境迁五十载,解密档案,才还原了这段历史的本来面貌。

总的看来,苏南关系的变化是中南建交延搁和实现的主要原因。由于中国在建国初期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方针,所以,虽然南斯拉夫符合新中国的建交原则,但中国在这个问题上,不得不首先考虑苏联的立场和中苏同盟的利益,而且,从维护阵营的团结出发,也不赞成南共采取反苏的立场。此外,中南两党在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上,的确存在不少分歧,早在《关于南共问题的决议》中,就已指出:南共“在其对内对外的背叛性的和错误的行动中,违反了主义的基本观点,例如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原则区别,国际援助对于各国革命运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对于革命事业的领导作用,党是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党的集中制,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用等”[23],这一认识对两国建交也起了一定的阻碍作用。事实上,苏联因素和中南两党的分歧,对建交后一段时期中南关系的发展仍起着很大的影响,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参引文献]

[1]《日报》先于1948年7月13日,刊登了根据莫斯科俄语广播《真理报》6月29日所载该项决议录音译出的《情报局关于南斯拉夫党状况的决议》,7月14日接着刊登了委员会7月10日《关于南共问题的决议》。

[2]《日报》1948年11月7日。

[3] 中华共和国、文献研究室编《外交文选》,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93页。

[4] 1949年10月6日南斯拉夫代外长代表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承认中国致周恩来外长电,中国档案馆档案,档号:109-00414-03。

[5]《日报》1949年12月4日。

[6]《外交文选》,第251-252、215页。

[7] 1954年10月18日中国驻苏就南斯拉夫对我加入的态度发电,中国档案馆档案,档号:109-00479-02。

[8] 1954年10月14日关于与南斯拉夫建交的问题(内部资料报告,无署名),中国档案馆档案,档号:109-00580-01。

[9] 1953年7月1日就对南斯拉夫照会置之不理发驻匈牙利电;1953年9月5日就同意不接受南斯拉夫大使就任通知发驻印度电;1953年12月发驻保加利亚电,中国档案馆档案,档号:109-00414-01。

[10] 1954年10月14日关于与南斯拉夫建交的问题(内部资料报告,无署名),中国档案馆档案,档号:109-00580-01。

[11] 1954年10月18日中国驻苏就南斯拉夫对我加入的态度致电,中国档案馆档案,档号:109-00479-02。

[12] 其他应邀国家中,意大利、比利时和土耳其无回复,法国、埃及和阿根廷有回复致谢但未出席,埃及送有贺片。

[13] 1954年10月3日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王幼平就建议考虑我对南斯拉夫政策及关系致电,中国档案馆档案,档号:109-00584-01。

[14] 1954年10月12日就与南斯拉夫建交问题发王幼平电,中国档案馆档案,档号:109-00584-01。

[15] 1953年10月13日中国驻苏使张闻天就南斯拉夫驻苏使来我馆拜访事致并报周恩来总理和电,中国档案馆档案,档号:109-00580-01。

[16] 1953年10月13日张闻天就建议和南斯拉夫建交事致并报周恩来总理和电,中国档案馆档案,档号:109-00580-01。

[17] 1953年10月18日就与南斯拉夫建交问题发张闻天电,中国档案馆档案,档号:109-00580-01。

[18] 伍修权著《回忆与怀念》,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94页。

[19] 1954年10月27日,张闻天就为中南建交事会莫洛托夫及南斯拉夫大使情况致并报周恩来总理和电,中国档案馆档案,档号:109-00580-01。

[20] 1954年12月7日,张闻天就与南斯拉夫大使再谈建交事致并报周恩来总理和电,中国档案馆档案,档号:109-00580-01。

[21] 1954年12月就中南建交问题呈周恩来请示文(该件有12月22日周恩来总理的批示),中国档案馆档案,档号:109-00580-01。

[22]《日报》1955年1月11日。

[23]《日报》1948年7月14日。

浅谈应用型本科创新型国际贸易实验室的构建研究_国际贸易论文 篇七

论文关键词:应用型;创新型;国际贸易;实验室建设  

论文摘要:我国应用型高等院校在国际贸易专业实验室建设方面长期落后于高等教育改革的步伐,即便是当今主流的仿真型、情景模拟型国际贸易实验室,也存在着建设思路狭窄、实训功能局限等问题。本文首次提出应用型本科国贸专业人才培养层次与实验室建设的关系,并结合社会对外贸人才素质与能力的最新需求,提出了实战加模拟的创新型国际贸易专业实验室的建设思路。

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实验室是培养应用型人才,为区域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的重要资源和保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实验室建设应该与普通高校、高职高专等不同办学层次有显著的区别。然而长期以来,我国应用型高等院校的国际贸易专业在实验室建设上依旧是穿新鞋走老路,建设思路因循守旧,依然固化于学科性、学术型教育的寞臼,导致相关实验室的建设缺乏特色,往往是重形式、走过场,多数实验室形式单一、功能匾乏,不能适应培养应用型人才的需要。为此,笔者将自身多年的国际贸易实务教学和外贸实战经验相结合,意图通过对当前主流国际贸易专业实验室建设模式的深入、找出问题的症结所在,进而提出创新型国际贸易专业实验室的建设思路。

一、当前国际贸易专业实验室建设的现状及存在问题

自1985年以来,中国的高等教育体制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伴随着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历程,高校国际贸易专业实验室建设也有了不小的进步,但是总的来说从建设思路、软硬件设备的创新发展上来看,依旧落后于国内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对专业人才技能方面的需要。wWw.meiword.COM

1.国际贸易专业实验室的几种建设模式

(1)手工操作型。利用纸质外贸单据的缮制为媒介,简单模拟进出口业务流程的实验室,属于国内高校早期建立的国际贸易实验室,其优点是投入较少,现场感强。缺点是设备较为简陋,功能单一,以制单操作为主,实训范围狭窄,对指导教师的要求较高。

(2)电脑制单型。是上述手工操作型实验室的升级版,主要是将外贸常见单据制成电子表格,供学生在电脑上练习填制。其优点是,外贸单证虚拟化,操作方便。缺点是训练依旧集中在外贸制单环节,不利于学生全面掌握和熟悉进出口业务的全部流程和相关技能。

(3)电脑十单机外贸软件型。即电脑加单机版的外贸软件,优点是通过单机版外贸实训软件可以模拟进出口的大部分流程,其缺点是,学生只能单机操作,相互之间没有互动和竞争,软件仅仅停留在模拟演示外贸流程的层面上,数据库内资源匾乏,缺少针对外贸函电磋商、进出口成本核算、外贸制单、国际结算操作、报关报检、外汇核销等各个环节的具体训练模块,目前仍有相当一部分学校采用这种实验室模式。

(4)互联网演练型。将上述实验室放入局域网环境中,并且引进了网络版外贸模拟实训软件,实验室功能得以进一步扩展,实验环境具备了一定的仿真性,主流软件的数据库资料较为丰富,可以进行进出口主要模块的技能训练。目前这一类型的国际贸易实验室成为许多财力雄厚高校国际贸易实验室的主流模式。

2.现有建设模式的不足

综上所述,现有国际贸易实验室主要为“电脑+单机外贸软件型”和“互联网演练型”,这两种方式的不足之处如下:

(1)建设思维僵化,实验室模式单一。当前,可重复、低成本的“电脑加软件”成为国际贸易实验室的主流模式,但无论仿真程度有多高,依旧难以避免“照着葫芦画成瓢”的尴尬局面,直接为生产经营第一线进行代理服务的服务型、创业型、全真型实验没有被列入实验室功能之内。

(2)建设规格偏低,与应用型人才培养要求相脱节。例如目前的外贸模拟实训软件侧重于对外贸制单、租船订舱、报关报检等环节相对机械化的模块训练,而对寻找客户、开拓国际市场、外贸谈判、成本核算等重要的综合技能环节重视不够,导致人才培养规格与高职高专层次重合。

(3)软件实训功能局限性大,与现实业务操作仍有较大的差距。首先是软件自身数据库内资料缺乏真实性,另外,功能模块不全,一些模块的功能较弱,例如外贸单证制作和某些环节的操作顺序随机性较强,在现实的操作环境中可能几种方式都是正确的,而软件形式却较为死板,非此即彼,无法逐一实现对学生实训结果的兼容性判断。

(4)软件自身的仿真模拟效果与实际操作存在较大距离,教师端控制和演示功能不强,学生得不到及时的操作指导,容易导致学生对现实的外贸操作环境认识出现偏差,难以实现“零距离就业”的目标。

二、创新型国际贸易专业实验室的建设原则

1.按照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定位确立实验室建设规格

作为应用型本科院校,其国际贸易人才的培养单位应高于高职高专和中专层次,目前企业对这个层次人才的迫切需求是,不仅要掌握国际贸易通常的程式化操作技能,更要求他们具有国际市场开拓能力、商务谈判能力和准确的成本核算等综合业务能力,而这部分能力才是应用型本科院校国际贸易专业人才的核心竞争力所在。

2.遵循区域经济对外贸人才的岗位技能要求设计实验室功能

国际贸易专业实验室应以岗位需求为导向进行功能设计,只有合理确定应用型本科人才的业务能力标准,才能科学合理地设计相应的实验室功能模块。通过我们对用人单位的实践调查,结合笔者多年的外贸实战经验,可以大致将外贸岗位做一个简单的划分归类。

(1)外销员。是企业产品进出口的项目负责人,要求具备较为全面的外贸技能和综合业务素质,应具备寻找客户、开拓国际市场、外贸谈判、成本核算、对外签约等综合业务能力。

(2)单证员。负责从外贸谈判签约到报关、报检、出运和结汇各环节的文件起草和缮制。须具备起码的商务英语信函书写能力和各类外贸文件、单据的审核和缮制能力。

(3)报关员。负责办理公司产品的进出口清关手续。应具备各类报关单据的填制能力、熟悉海关政策法规和报关流程,掌握报关软件的使用。

(4)报检员、货代员、跟单员、结算员等。根据公司规模不同,前述岗位可能单独设立,也可能合而为一,应熟悉相关环节的法律法规和操作程序,掌握外贸制单技能。

(5)其他相关岗位。外贸翻译、银行国际业务职员等,也应具备相关的进出口流程知识,懂得相关国际惯例和国际结算流程。

从上可知,外销员在外贸业务中是产品进出口的项目经理,岗位技能和综合素质要求相对较高,应该是应用型本科国际贸易人才培养的主要方向,而高职高专层次的相关人才培养定位应低于应用型本科层次,主要针对除外销员之外其他的岗位进行培养。应用型本科国际贸易实验室的建设应充分考虑相关专业的培养层次设置实验模块。

3.以多样化实验室模式满足社会对国际贸易人才日新月异的技能和素质需求

应用型本科国际贸易实验室应打破现有主流建设思维,实现产学结合、校内外结合、仿真与实战相结合、模拟与现实相结合的立体化新模式。现有模式从本质上来说均为软件虚拟操作,缺乏实物模拟,更缺少与社会对接的服务型、实战型功能。对于国际贸易行业而言,更加重要的是实战经验,企业欢迎的是经过实际业务锻炼的国贸人才,高校国贸实验室的建设应考虑如何构建学生这一方面竞争力的问题。

据我们调查,目前有90%以上的中小企业有产品外销意图,其中绝大部分缺乏具有真才实干的外贸专业人才,不知道如何拓展国际市场,他们不欢迎从未接触过外贸实战的大学毕业生,急需的是有真正国际市场拓展和外贸操作综合技能的专业人才。因此,高校的专业实验室建设者和经营实验室设备的公司应能够及时捕捉到市场需求的最新动向,适时调整国际贸易实验室建设的整体方案,为企业服务的创业型、实战型实训内容应该在国际贸易实验室中占有重要地位。

   三、创新型国际贸易专业实验室建设的构建

目前,面临着高校扩招,国内经济持续低迷,毕业生就业难的多重压力,很多高校尝试在实践教学方面走出一条实用高效的新路子,例如建立自己的创业园和创业基地,鼓励教师、学生校内创业等等。我们认为,结合自身特色,因地制宜搞好校内实验室创新,是当前应用型高等院校适应经济发展需要,保障人才培养质量的一条可行之路。国际贸易专业实验室的建设既要考虑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层次与实验室功能设计的关系,又要注意将模拟实训与实战演练相结合。笔者将创新型国际贸易专业实验室的功能界定为:软件训练与实物操作结合,仿真模拟与创业实战相互补充的立体化模式(见表1)。除了校内实训外,创新型国际贸易实验室还应能满足外贸企业在产品宣传、国际市场拓展策划、寻找客户和初期谈判方面的咨询和代理操作功能。

1.实验室硬件及环境要求

(1)空间布局

按照创新型国际贸易专业实验室建设的构建思路,兼顾各大院校的现实条件,笔者建议将实验室分为两大功能区,即微机模拟实训区和实战操作区。

①微机模拟区。主要通过计算机和主流的外贸软件进行局域网、互联网范围内的模拟操作训练,面积要求应视具体实训人数而定。

②实战操作区。全真的外贸公司办公环境,设置办公区、会议洽谈区两个小分区,一是承接企业委托,进行真实的单证缮制、海外客户查询及洽谈等综合社会服务,二是进行外贸主要环节的实物单据观摩和模拟操作,面积要求应视具体实训人数而定。至于船公司、海关、商检局、外管局等辅助部门的分区,由于校内实验室的局限性,勉强设置的实物空间既不具有真实感,也起不到应有效果,画虎不成反类犬,建议此部分功能在微机模拟试验区完成。

(2)硬件要求

①微机模拟区:主流电脑,设置局域网,并接入互联网,满足学生局域网内模拟操作和在互联网环境下拓展国际业务的需求。

②实战操作区:配备公司运营必须的办公家具、计算机、电话和传真机等设备。

2.软环境要求

实验室是硬件、软件和实验内容的统一体,在具备了软硬件条件之后,实验项目的开发,外贸软件的配备,实验内容相关资料的准备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实验室功能的充分发挥。

(1)外贸实训软件平台的搭建

首先是外贸实训软件,必须具有模拟外贸谈判、签约、备货发运、制单结汇、合同纠纷处理等外贸全流程的功能,必须具有丰富的产品数据库,涵盖主流的结算方式,同时具有较强的单据检查功能,方便的教师端演示与控制功能等。其次,加强重点环节的实训功能,如租船订舱操作、报关报检操作、银行国际结算操作等环节的扩展功能。再次,为有效开展针对企业的实战型实训,外贸实训软件平台还应考虑到开发有利于帮助企业推广产品信息,扩大企业知名度的实用软件工具,使得大学的实验真正做到产学结合,让学生获得宝贵的真实业务操作经验。

(2)各类外贸实训项目的研发

为实现国贸实验室的创新,实训项目的研发是个重要环节,除了传统的模拟实训项目之外,实践教学团队应当有能力走出去,将企业所需的单据制作、产品推广、寻找国外买家、初期的书面贸易磋商等工作承揽到创新型国际贸易实验室中,按照任务驱动,行动导向的理念转化为一系列实验项目。那些为企业进行代理服务的真实项目,将为大学商科类实验室注入新的活力,学生通过这些项目获得的综合能力才是今后进入社会的核心竞争力所在。

试析如何构建中国的国际贸易政策保护性_国际贸易论文 篇八

本文阐述了国家贸易政策保护性的表现,以及如何构建中国符合wto规则的保护性贸易政策措施。

[论文关键词]国际贸易  政策保护性  贸易保护

中国加入wto后,应正确认识wto这一多边贸易组织的性质,在宏观政策上制定出相应符合wto的原则,反映中国利益的贸易政策,笔者就如何构建中国的国际贸易政策保护性进行了阐述。

一、国家贸易政策保护性的表现

1、“公开型”的贸易保护

“公开型”的贸易保护,是指在关贸总协定和wto下的贸易,以及投资自由化的谈判过程中还未涉及的领域,或是还未完全展开和达成协议的谈判的领域,再加上谈判达成协议后还没有履行的承诺,以及协议中的一些规则的例外而引起的保护措施。还未涉及的领域,指某些国家为了维护本国的利益暂时把某些行业的自由化搁置起来不予谈判;还未完全展开和达成协议的谈判的领域,是指某些“敏感行业”,国家的比较优势相差悬殊,如果完全放开会导致本国产业的“严重损害”,故在多边谈判中暂时将这些行业的自由化程度放低、放慢;谈判后还没有履行的承诺,指根据承诺减让表现在还未兑现的部分;谈判达成的协议规则的例外,是指协议中一般都是作了自由化的规定的,但无论哪项协议,都是由一些规则和规则的例外拼凑起来的,这些规则的例外实际上就是承认这些方面的适当保护。这些保护都是公开的,这实际上也是国际在多边贸易谈判中实力较量的结果。

一般认为,在wto下的多边贸易谈判中的“敏感行业”,是自由化较缓慢和最不彻底的行业。wwW.meiword.com如农业、纺织业、服务贸易领域,一直是各主要发达国家“公开型”的贸易保护的领域。

在wto条件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开型”贸易保护的手段有两种:一是运用高关税限制进口;二是利用各种各样的非关税壁垒。国内的价格支持就是常见的公开型保护措施之一。国内支持的名目繁多,例如国内补贴、价格管理、出口补贴和绿箱(green box)政策等等。

2、“隐蔽型”的贸易保护

在wto框架下,除了“公开型”贸易保护外,还有十分重要的“隐蔽型”贸易保护。“隐蔽型”的贸易保护是与“公开型”的贸易保护相对应的,以“反倾销壁垒”为代表,还包括“技术壁垒”、“绿色壁垒”等。这类壁垒的特点是它们往往本着人类的共同利益的原则制定出来的,一般包括了“公平原则”、“保护生态和人类健康”等原则,这些原则本意确实是好的,但现实情况则是它往往会成为某些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制定保护贸易政策的依据。事实上这种“隐蔽型”的贸易保护措施,现在已经成了发达国家保护国内产业的主要工具。“隐蔽型”的贸易保护的手段包括两类:一是征收高额关税,如加征高额反倾销税、反补贴税;二是禁止进口甚至就地销毁,这主要是不符合国家的检验检疫标准、环保标准等而采取的措施。

二如何构建中国符合wto规则的保护性贸易政策措旋

1、制定符合中国利益的贸易法律体系的必然性

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国际分工处于不利的地位,贸易利益相对较小。无论是过去还是在现在的wto条件下,各国的贸易政策的本质是保护性的,不能幻想wto会真正无私地给中国一个稳定的、自由的贸易环境。wto下的保护更具进攻性、系统化、法律化,更加难以对付。加入wto后的中国,首先,在保护国内市场方面应该好好地向发达国家学习,制定出中国的一套有利于中国利益的贸易法律体系,已成为当务之急。 其次,对中国国内各产业来讲,加入wto对它们的影响也是各不相同的。作为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协调好各个阶级、阶层的利益,维护社会的稳定比什么都重要。如果我们一味地强调入世承诺,而忽视各个利益集团的利益协调,必将产生严重的后果。而要协调入世对各行业带来的利益不对等也必须依靠国家的力量,制定相应的xxx律措篪,在wto框架下采取适当保护措旆,而且这也是各个国家普遍采取的对策。

2、制定符合中国利益的贸易政策体系的可能性

首先,wto规则的例外给各个国家制定国家的贸易保护政策提供了合法的依据。因此中国加入wto后,是有可能制定符合中国利益的保护贸易政策的。

其次,wto中的很多协议和规则并不十分严密,存在漏洞。这使得国家可以根据这些存在漏洞的协议制定本国的很容易成为保护措施的贸易法律,如反倾销协议的模糊性漏洞,就成为各个国家贸易保护的工具。中国也可以利用这些协议的不完善来制定符合中国利益的贸易法律法规。

第三,新型的贸易保护手段(如动植物卫生检验检疫标准、绿色壁垒、技术标准壁垒等),我们的技术水平差并不意味着就不能利用技术手段,也可以利用别的优势建立中国特有的壁垒前些年中国肉鸡产业受到外国的极大冲击,当时就有人提出要对肉鸡的进口采取一些限制措施。例如,可以根据规定每只肉鸡的鸡毛渣平均不能多于500根,因为中国采用的是人工拔毛,剩下的鸡毛渣比美国等发达国家用机器拔毛后剩下的鸡毛渣要少,这样的规定对我们是有利的。

总之,wto不是一个贸易自由化的天堂,相反,它允许“合法”地保护,而且它使贸易保护更加系统化、法律化。

3、按wto的原则和“例外”条款构造中国“隐蔽型、新型”的非关税壁垒体系

在wto条件下,关税手段和“传统”的非关税保护措施,是要受到限制并最终要取消的,于是各国纷纷转向“新型”(“隐蔽型”)的非关税壁垒。加入wto后的中国也必须顺应这一趋努,按wto的原则和“例外”条款构造中国“隐蔽型、新型”的非关税壁垒体系。

以加强和提高反倾销、反补贴的能力建设的核心在利用“新型”的非关税壁垒(ntb)作为保护措施方面,发达国家早已具有相当高的水平,侧重点早已转向以反倾销为代表的“新型”的、隐蔽性强的ntb。根据中国加入wto法律文件,进口许可证、进口配额和进口招标这3种传统ntb的大部分已在中国正式加入wto之日取消,剩余部分也将在20xx或20xx年1月1日取消。因此,在利用ntb方面应以加强反倾销能力建设为核心。从1994年《中华共和国对外贸易法》中对反倾销的规定,到l997年的《中华共和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再到最近颁布的《中华共和国反倾销条例》,应该说,中国在反倾销立法方面的工作已经初见成效。但是,中国的反倾销队伍还有待加强。

反补贴也是比较新型的非关税壁垒,也成为各发达国家保护国内产业的一个重要手段。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在1989~l993年期间发起的反补贴案数目占全球反补贴总数的比重高达93.2%。中国最近也颁布了《反补贴条例》,但是,至今中国的反补贴尚无实际操作经验,专业人才缺乏的问题也较为突出。

三、结语

需要指出的是,在wto条件下在必要时候适当地保护本国产业,任务是艰巨和复杂的,这是一项系统工程,不能说制定了几部法律威法规就可以有效保护了。它需要国家各个部门相互配合,不仅需要制定法律,也需要培养人才;不仅要制定保护性的对外贸易政策,更需要将它与国内产业政策结合起来考虑。

历史上国共两党的民族主义及其影响_历史论文 篇九

一、国共两党具有民族主义的共性 

自从1922年秋当时的主要负责人陈独秀、李大钊等经张继等人介绍加入,一直到1949年退踞,国共两党始终分分合合,打打谈谈。如果计算两党分合的时间段,我们会发觉,双方谈判或合作的时间,甚至比双方战争的时间还要长。[1]当然,除了二十年代初的一段时间以外,两党间纵使有过合作,相互也甚少互信,不乏大敌当前兄弟阋墙之举。但上的差异与对立,并没有妨碍它们在一定条件和一定基础上,长期保持和平的甚至是合作的关系,这表明,两党间仍旧存在着某种共性的东西。

国共两党在历史上究竟相互间存在着哪些带有共性的东西,当然不是今天这一短时间所能讨论清楚的问题。比如双方对民权自由的理解,对民生平等的赞同,特别是把1948-1950年间内部大批党员干部自我批判及其检讨的文字,与党各种言论和政策加以对照,我们不难发现其中确有许多可以相通之处。[2]但我们在这里特别要提到的,还是双方所共有的民族主义特质。

长期以来,断言党是苏俄侵略中国的工具,党批评是的傀儡,双方都坚持认为,只有自己是真爱国。事实上,当年孙中山也好,也好;陈独秀也好,也好,他们成立或参加(包括兴中会、同盟会及中华革命党)或党,多半都不是基于均贫富的冲动,其最初的动机反而大都是不满于国家和民族遭受列强欺凌的现状,必欲实现民族的和复兴。wwW.meiword.COm二十年代国共两党能够实现党内合作,一个重要的条件也是双方在「打倒列强」,即实现民族革命和解放这一关键性的目标上有着几乎一致的看法。三四十年代国共两党再度建立统一战线,还是因为双方都把正在侵略中国的日本视为自己的头号敌人。同样的情况,南京国民成立后,尽管明明力所不及,它上来首先着手进行的一件事,就是推行所谓「革命外交」,力图通过谈判尽快废除强加给中国的种种不平等条约,实现民族的。而党建立后,也照样首先把反对的方针列入到自己的议事日程当中。并且由于他们这时的实力远超过当年的南京,因而态度上更彻底更激烈。它不仅公开宣布废除一切旧有条约,坚持暂不与欧美列强建立外交关系,而且还直接了当地要求苏联归还和放弃其1945年通过条约形式在中国东北取得的一切特殊权益,如此等等。[3]

很明显,尽管国共两党各自追求的理想有所不同,依据的理念区别甚多,借助的社会力量差别很大,所走的道路以及采取的革命手段也大相径庭,尽管它们都强烈地怀疑对手的民族性,曾经使用过许多极端的语言来抹黑对方,但也好,也好,他们中谁也没有,事实上也不可能像对方所斥责的那样,心甘情愿地成为列强的附庸。看一看笔下对美国干预自己内部事务的强烈不满,注意一下对不惜破裂关系的强硬态度,可以说,国共两党,包括它们的最高领导人,在争取民族和民族平等这一点上,基本的诉求其实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差别。双方之所以坚持指责对方,除了由于差异所导致的模式和立场的影响以外,藉用蒋永敬教授之言,多半也是操之在谁的问题。「操之在我」,一切都对;操之在人,则一切皆非。[4]熟悉当今角力和话语者,对此当不会感到太过陌生。

二、民族主义优先,还是优先?

谈到历史上国共两党在民族主义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共性特点,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的影响和作用的问题。在此必须回答:无论,还是党,它们通常是把的考虑放在首位呢,还是会把民族利益的考量放在首位?或者它们在什么情况下会把民族利益放在首位,什么情况下会把放在首位?这是因为,我们无论如何不能简单地得出结论说,民族主义肯定可以成为连结国共两党的纽带。毕竟,国共双方之所以始终缺少互信的基础,的区别乃至对立有很大的关系。所谓「操之在我」,上就是以我划线。而以我划线的背后,的作用至为关键。

我们这里所说的,指的是受到某种特定观念左右的习惯性的思维方式,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相应的政策模式和目标。不难想象的是,当人们的思维方式固定化以后,他们通常很难不站在某种特定的立场,透过某种特殊的角度去看待和理解对手的思想与行为。战争期间的国共两党关系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时,国共两党基于的共同愿望而妥协与合作,但它们却经常怀疑对手的真诚性,说党「游而不击」,党说「消极」。结果是你疑我,我疑你,进而你防我,我防你,磨擦冲突愈演愈烈。导致它们无法信任对方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它们都坚持认为只有自己才是民族利益的真正代表者和彻底的捍卫者。所以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自然同他们各自所特有的观念意识是分不开的。从的理念出发,党本来就是国际性的组织,是受苏俄指挥,以世界革命为目标的,党人当然不爱国;而从党的理论出发,不过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内部的地主资产阶级集团,它不是依赖于这个,就是依赖于那个,对列强妥协投降则是理所当然。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极力防制、打击甚至试图根本取消党;党坚持壮大自己的力量,努力争取取代,站在他们各自的立场上,都是一种必然的选择。

既然观念上把对方看成是自己革命的敌人,为什么双方又能够妥协甚至合作呢?换言之,如果双方根本就不相信对方是民族主义者,它们又如何能感觉到自己需要与对方妥协或合作呢?其实,就历史上的国共两党而言,它们在一些情况下确实不是简单地因为认识到大家具有共同的民族主义立场而联合在一起的。但不论它们各自如何看待对方,民族主义的共同目标和共同敌人仍然是双方重要的妥协基础。所谓「兄弟阋墙外御其侮」,离开了两党的成员都是中国人这个基本的要件,它们很难会从内斗迅速转向外战。当然,直接促使国共两党做出这种选择的,还另有原因,这就是实力本身的局限性和来自外部的现实压力。和党之所以会选择妥协,通常都是由于它们在整个中国的角力场中深切地感受到自身实力严重不足,甚至面临危机,同时受到外部压力,因而必须要基于某种现实利益的需要来区分主次敌人和制定灵活的策略。如果对自己的实力有十足的把握,相信对手已微不足道,没有对不妥协、不合作可能带来的后果的重大担心,即使他们的民族主义情感同样强烈,也未必会掉转枪口,跳进同一条战壕。[5]

在此,我们仍以两度国共妥协的起因略作。

从1922年秋天领导人加入,或接纳党员,到1924年一大最终确定容纳党,实行党内合作的政策,国共两党都有相当现实的利益考量。在党方面,由于它的人数太少,需要借助走向群众,实现掀动民族革命的计划;在方面,由于它的组织长年涣散,又连续遭受失败,也存在着利用青年来推进党务,增添活力,使自己变成名符其实的群众性的革命党的某种现实需要。不仅如此,它们双方的合作也还带有满足苏联和国际愿望的现实考量。因为它们都必须要得到莫斯科的援助。只有两党结合在一起,它们才能变得生机勃勃和充满革命的气息,进而赢得莫斯科的高度重视。

同样,1936年的西安事变之所以能够一举扑灭燃烧了将近十年的国共内战的战火,也并非只是由于的一念之差。当时的、党事实上都面临危机。一方面,日本步步进逼,华北随时可能重蹈东北覆辙,南京退无可退,战争迫在眉睫,从一年前,即华北事变发生之日起,就已经在秘密地寻求解决党问题的途径了。另一方面,党战争失利,军事形势恶劣,临近华北前线,它也面临日本入侵的直接威胁,因此也早就表明了愿意和解的意图。双方没有能够及早地从秘密接触中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很大程度是因为在这一年里双方的政策目标都还不是十分清晰,沟通上也颇多问题,更顾虑妥协后苏联的作用,党则在很长时间里事实上只是以反蒋派作为对象。随着西安事变爆发,蒋清楚地看到十几万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存在着转向红军的严重危险,同时他也看清了苏联的态度,得到了周恩来拥蒋、愿受指挥的亲口承诺,再加上有日本入侵威胁和国内社会各界对「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强烈渴望,因此,权衡利害得失,这个时候下决心和共,党这个时候转而全面挺蒋,也是水到渠成的必然结果。

国共两度妥协与合作的原因,可以清楚看出的是,即使在长期对立的国共两党之间,意识形有时也并不能起多大的作用。双方之所以能够走到一起去,民族主义是基础,实力不足是条件,外部的压力和各自现实的利益需要是基本的动力。正是由于在中国的角力场上,双方都不具备决胜的把握,甚至面临严重的危机。民族主义的目标才不期然地成为它们现实利益需要与考量的重要内容,的目标则不得不被暂时束之高阁。

三、以四十年代国共美苏关系变化为例

要深入了解历史上国共两党基于现实利益的考量,而在事实上把民族主义置于优先地位的情况,四十年代国共美苏关系的变化是一个很生动的例子。

众所周知,抗战期间国共关系渐趋紧张和恶化,是1939-1940年以后的事情。而美苏开始介入中国内部事务,包括直接或间接地介入国共斗争,也都是在四十年代这段时间。按照当年的概括,这一段时间的基本态势是「国共反映美苏」,即国共两党这时的一举一动,都与美苏对华政策及其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密切相连。照理说,的背后是美国,党的背后则是苏联。而当年的和党也确实都强烈地指责对方受到了列强的支持。党严厉批判「美蒋反动派」,断言之所以坚持戡乱内战,是因为美国企图控制中国,而不惜大量向提供军援和经援;最著名的是在搞了一个「控苏案」,又写了一本〈苏俄在中国〉,坚持不是败于党,而是败于背后苏联的阴谋。但事实上,四十年代与美国的关系,和党与苏联的关系,恰恰处于相当矛盾和吊诡的境地,与当年双方的说法颇多差距。

就党而言,从1940年秋天起,就开始与莫斯科之间发生磨擦。所有这些上的磨擦,大都是基于民族主义的利益冲突。只不过把自己等同国家,则是把的利益直接视同民族的利益。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毛两度拒绝莫斯科出兵牵制日军的要求,断言如果被打坍,不仅不利于中国革命,而且也不利于苏联,这件事再典型不过地反映出与苏联利益的不同。正是由于与莫斯科之间的这种分歧,于1941年秋到1942年春开始发动了全党的整风运动,毫不留情地清除了党内「国际派」的影响力,此举更清楚地在展现出毛不受苏联控制的决心。史达林等人对毛及其领导下的中国党人的不满,也因此而强烈地表现出来,在他们1942年以后对美国人的许多谈话当中,都可以看到对的批评。一个最典型的批评,就是指责中国党人不过是些「人造黄油式的主义者」。言外之意,莫斯科相信领导的只是名义上的党罢了。

令人称奇的是,就在人怀疑的党性质的几乎同时,与党有着完全不同的价值观的美国人却在对延安发生好感。而他们发生好感的原因,又恰好印证了人的猜疑。1941年皖南事变后罗斯福总统特使居里访华时,向转达了美国最高当局对中国党的评价。罗斯福说:在万里之外的美国人看来,中国的党其实不过是一些社会改革的推动者。与此同时,相当一批美国记者、外交官和派驻延安的美事观察人员在和党人接触,他们不断地向国内发回各种赞美的报导和报告,也明显地同情党人。他们确信,延安比重庆更值得美国人重视,特别是从战后美苏关系变动的前景看,真正能够有助于美国确保其在东亚地区利益的,可能不是,而是党。

就方面来说,这个时候的情况其实也相差不多。四十年代初期,美国虽然给了极大的援助,但的民族主义情绪依旧表现得相当强烈。发生在国美军事合作热络期的史迪威事件,就是一个十分典型的例子。蒋并没有因为罗斯福及美国提供了大量的军经援助和在外交上大力提携,而容忍美国将军凌驾于自己之上。同样,美国也并不因为更接近于自己的,就站在一边。虽然美国部分外交官和军事人员对党高度同情和赞赏的现象并没有直接影响到美国官方的对华政策,并且在赫尔利做了美国驻华大使之后很快有所改变,但美国对的批评,事实上并没有因为双方较为接近,就有所削弱。甚至战后美苏冷战格局形成,的对抗开始成为左右美苏政策的基本考量,也仍旧被排斥在美国战略盟友的大门以外。从马歇尔到艾奇逊,美国的领导人宁愿在中国培植第三势力,宁愿眼睁睁地看着党一步步接近胜利,也不愿意下大力气拯救。来自美国的援助,正是由于美国的这种态度而时断时续,完全达不到方面的要求。对美国的反感与不满,自然与日俱增。他之所以未能公开与美国人翻脸,仅仅是因为处境的日趋恶劣,使他不能不在公开场合忍气吞声,委曲求全罢了。

可以肯定的是,也好,也好,他们所有政策的出发点,都离不开自身的利益,特别是在处理同苏美两国的关系上,民族主义的情感明显地占据支配的地位,的作用反在其次。这是因为,无论,还是党,他们在和美国人或苏联人打交道时,都无法用的一致性来掩盖由于民族差异而存在的利益分歧。同样,美国也好,苏联也好,它们所关心,根本上也是它们各自的利益。美国的外交官们当年之所以看中,一是美方出于对日本本土作战的需要,急于借助在沿海地区的根据地和军队,配合美军登陆作战;一是美国的决策部门高度关心战后美国同苏联在远东及太平洋地区可能出现的力量抗衡,他们相信,如果倒向苏联,以国共力量发展的趋势,内战势不可免,结果不仅中国大陆可能会成为苏联的势力范围,就连整个东亚乃至东南亚都可能受到影响。而赫尔利后来之所以能够扭转美国对华政策的这种发展趋向,同样是基于其现实利益的考量。因为首先美国麦克阿瑟将军成功地实现了跳岛作战,美方已经不需要借助中国大陆来进攻日本本岛了。其次,欧洲战争即将结束,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已成定局,美国已经准备对苏联就两国战后在东亚地区的相互利益问题达成某种妥协,相反,美国更需要利用的支持来安排战后世界的其他一些重大问题。战后美国之所以对逐渐抱定了离弃的态度,其实也是由于它不能不把自己的战略重心放在欧洲,放在近东,结果它已经没有太多的力量可以用于中国大陆,不管党的背后有没有苏联的援助,根本上它的对华政策是以自己的利害得失为考量,而不是以所谓道德、信义和的亲疏为基础。

战后的莫斯科同美国一样,它所关心的也是自身的利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形成的大国格局,导致了著名的雅尔达协定。这个协定成为美苏制定各自对华政策的重要依据。所谓苏联一开始就蓄意违反雅尔达协定以及中苏条约,秘密支持向挑战的情况其实并不存在。恰恰相反,人战后在远东最主要的目的就是确保它在中国东北的特殊权益,只要能够保证它在东北的权益,它并不在意美国把中国大陆置于自己的势力范围之下。同它处理欧洲的问题一样,对于其势力范围以内的国家和地区,它毫不退让,强硬到底。对其势力范围以外的国家和地区,则拱手交出,毫不顾惜。正因为如此,对于东欧国家,它坚持要全面控制,没有党也要扶起一个党来,不许美英干涉。而对党势力本来较强的希腊、法国和意大利,反倒抱以相当温和的态度,听任英美等国为所欲为。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史达林在战后给发的第一封电报,就是要到重庆去和谈和平,希望也能同法国、意大利党人一样,交出武装,到资产阶级里面去当部长。因为他相信,中国不在它的势力范围之内,不应当制造麻烦,破坏美苏之间已经达成的妥协。在史达林的这种态度里面,我们同样看不出有多少的色彩。

重庆谈判期间,苏联的上述态度确曾一度发生过变化。但这同样是基于保护其在东北的特殊权益的考量。导致莫斯科产生这种严重担心的,是1945年9月美军在未与苏方通气的情况下,贸然派遣海军陆战队大举登陆华北,并公然协助军队强行打通陆路交通,开入东北。美军登陆华北,对东北苏军造成极大。为阻止把美国的势力引入东北,苏方一度不顾中苏条约的相关规定,开始有意把党的军队引入东北。但随着下令撤退东北行营,同时考虑到自己与美国在欧洲和近东的种种纠纷,苏联很快又回到了中苏条约的立场上来,把党的军队统统赶出重要城市和工业区,并逼使他们远离交通要道,重新开始与进行交涉,试图通过经济合作的谈判,使同意不让苏联以外的第三国染指东北。如果不是坚持拒绝苏方的合作要求,很难想象苏联会违反中苏条约放手支持党在东北发展。正是由于太过明显的态度,终于促使苏联在东北问题上开始制造麻烦,党也因而得到了大批日军装备。

但是,即便如此,也并不表明莫斯科已经相信了。双方在东北问题上的合作,与其说是一致性的产物,倒不如说是利益上相互需要的结果。一个很明显的情况是,随着1947年南斯拉夫党领导人狄托与苏联闹翻,苏联重又开始怀疑与狄托同样强势的,公开认为是「半个狄托」。此后,苏联在没有征求的意见的情况下,令其驻华武官和大使在南京积极活动,推动各国外交官在国共两党间斡旋和平;在反复提出要求访问苏联的情况下,再三拖延甚至寻找各种藉口不让成行;史达林相信内部有人会随时向西方透露机密消息,他派在身边的私人代表不止一次地向莫斯科反映领导人中存在着派……,凡此种种,在在表现出苏联对中国党的不信任。结果是,一方面美国不愿意帮助拯救的失败,另一方面是苏联也不热心推动党的胜利。具体到这个时期的失败和党的胜利,外部因素的作用和影响究竟占多大的比例,实在是值得讨论的问题。

简要地讲述这段历史,只是要说明,其实并不能根本决定和对美苏的亲疏远近。蒋不满美国也好,后来仍不得不依靠美国也好;毛反感史达林也好,后来宣布向苏联「一边倒」也好,最主要的还是在民族主义情感的基础上权衡现实利益得失的结果。当然,反过来我们也可以看到,美国和苏联也同样不纯然是从的角度来考虑问题或选择盟友的,它们的实用主义特点同样不亚于中国人。

四、几点结论

由上面简略的,我们应当可以得出如下几点结论:

其一,不同的,是区别国共两党,并且是导致它们长期对立冲突的基本要件。但是,这种的对立和冲突,通常是透过不同的利益及关系表现出来的。而从来不是构成一个政党或的现实利益的全部要素。换言之,不论还是党,当它们不得不基于现实利益的需要来考量和决定自己的政策,尤其是对外政策的时候,通常很难单纯从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对于一个生长在特定民族土壤中的政党或来说,与作为一面规定政党或性质及其理想的旗帜相比较,它的民族主义基础对于它的生存与发展,明显地更为重要。

其二,也好,党也好,他们首先是民族主义者,然后才是其他什么主义者。换言之,也好,也好,他们民族主义的悲情意识,及其对外来干预和歧视的逆反心理,几乎是半殖民地中国给他们打下的毕生的烙印。实际上,他们相信某种,首先是因为他们相信那是实现其民族主义等诉求的最有效的手段和工具之一。也正因为如此,其自身民族主义合法性的基础受到挑战的时候,他们都可能不惜一切,包括与自己的对手进行妥协,来达到争取和保护民族利益的目的。虽然,就自身现实的利益着想,基于不同的地位,他们对这类情况所做出的反应往往差别很大。但这种差别更多的往往只是一个操之在谁的问题。

其三,无论,还是党,都只能基于现实利益的需要来调整自己的政策目标。但对现实利益及其政策调整目标的评估,通常是和政党或的实力评估成反比的。实力评估越强,对现实利益的担心就越小,结果牵就现实作出妥协的需要也就越少;实力评估越差,对现实利益的担心就越强,牵就现实作出妥协的需要也就越大。与此相联系,实力评估越强,对的诉求就会越发升高,其争取民族主义目标的手段也就容易趋于激烈;实力评估越弱,对的追求就越会趋于节制,其民族主义情感也相对地比较容易保持理性。当然,值得注意的是,角力场上的这种实力评估通常是以当政者的自我判断为主的,特别是遇到外来的或内部的压力过大时,这种判断就更容易发生偏差。

最后,民族主义这种情感,不仅饱受列强欺凌、积贫积弱的中国人有,战后不可一世的美国人和从来高唱国际主义的苏联人同样也有。在处理国与国关系的问题上,民族及国家的利益从来都是各国自己的问题。寄希望于外部的扶持与援助,强调的相同与接近,结果往往适得其反。毕竟,所谓外交实质上就是国家间的利益交换。而任何一种利益交换,又都必须基于等价的原则。因此,当美国或苏联感觉到自己的付出远远多于它所能得到的时候,它们就会变得斤斤计较。而当它们发现自己可以从其他方面得到更大的收益,设法免除这种无休止的麻烦与负担的想法,就会导致其很快改变自身政策的现实目标。因此,国共两党虽然长期以来背后都有美苏在起作用,但实际上最终还是要靠它们自己去解决问题。

参考文献:

[1] 两党谈判或合作的时间大致分两阶段,即从1922年秋到1927年夏两党关系破裂,和从1936年底西安事变结束,两党重开谈判,到1946年冬两党关系再度破裂,总共十五年左右。而双方全面对抗和战争的时间则包括从1927年夏到1936年底西安事变结束,和从1947年初到1949年底退踞,总共十二年左右。

[2] 如1948年8月举行的有400内中高级干部参加的党务座谈会,许多发言人都指出:失败,败在脱离工农贫苦大众,只有上层,没有下层,只注重争取官僚、资本家和大地主,民生平等毫未实行,甚至反其道而行之,多数不仅不得温饱,而且还要受党政军的。他们因而主张实行党员重新登记,将官僚、资本家和大地主统统驱逐出党,使党能够代表被剥削被的广大农工和进步知识分子,同时考虑在经济制度上选择方式,以便实行民生主义的革命。在的领导人一度积极推行所谓英国式的,即与此种教训之总结有相当的关连。

[3] 实际上,无论还是党,建立伊始都不具备公开向列强挑战的实力。南京的「革命外交」最终难以继续,1949年底1950年初赴莫斯科谈判之所以未能达到彻底取消苏联特殊地位的目标,都与他们当时的实力不足有关。但由此也从一个侧面进一步了国共两党领导人的民族主义情绪。

[4] 「操之在我」,蒋永敬教授2000年6月15日在中研院近史所对余敏玲文章评论中的用语。

[5] 这里可以提到两个很典型的例子。一个是1936年11月对于陈立夫与党代表潘汉年谈判时的指示,当时蒋刚刚取得了对红军在甘肃黄河沿岸作战的胜利,把红军主力逼到了甘北一隅,因而提出的妥协条件一度十分苛刻,坚持红军只能保留三千人,其余统统遣散或由军收编。另一个是在1948年底1949年初取得了辽沈、淮海和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消灭了的大部分主力部队之后,面对和谈的要求所开出的条件,如1949年1月14日的八项条件和4月15日的〈和平协定草案〉,同样如同一纸降书,毫无商量的余地。

浅析长三角区域贸易投资一体化与上海国际贸易中心的联动建设_国际贸易论文 篇十

论文关健词:长三南区域 贸易投资一体化 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

论文摘要: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以来,长三角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对服务全国大局,带动周边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也积累了丰富的经脸。在区域经济贸易发展的过程中,长三角始终坚持国家政策指导方针,建立区域合作机制,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和贸易投资一体化发展。建设上海国际贸易中心是我国跨世纪发展的重大战略,籍要实现长三角贸易投资的联动发展,依托长三角腹地,实现国内与国际市场的对接,对长三角联动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长三角区域贾易投资一体化的发展又将推动上海国际贸易中心的建设。

一、长三角区域贸易投资一体化与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概述

  贸易投资一体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贸易与投资的一体化结合不仅可以对贸易波动产生的风险的进行分散,而且fdi通过其出口导向与进口替代作用,可以促进出  口贸易的发展,进而促进经济的增长。上海国际贸易中心是四大中心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建立现代国际贸易中心对上海城市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服务长三角和服务全国,提升我国国际竞争力具有重大的意义。

  (一)长三角区域贸易投资一体化概述

改革开放以来,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对服务全国,带动周边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www.meiword.com长三角地区己成为世界所承认的全球第六大都市圈,并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领军区域。近年来,长三角地区16城市继续克服币升值、国际金融危机和国际贸易摩擦升温等不利因素,积极应对挑战,对外贸易继续保持高位增长的良好态势,投资环境不断改善,外商直接投资数量剧增,区域贸易投资发展迅猛。

在对外贸易方面,长三角地区在全国占据极其重要地位,为我国出口创汇,加入国际市场竞争做出了重要贡献。20xx年长三角区域全年进出口贸易额9255亿美元,增长14. 4%,占全国进出口贸易总额比重的36. 1%,占包括珠三角和京津冀在内的三大经济圈贸易总额比重的47.1%0 20xx年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强烈冲击,长三角地区完成外贸进出口总值8043. 1亿美元,比上年下降13. 1%,低于全国下降率0. 8个百分点,外贸总量占全国36. 4%,较20xx年略有提升,外贸吞吐量总体加快回升。

在利用外资方面,长三角区域外商投资规模稳定增长。随着长三角投资环境持续改善,长三角在基建与服务资源、社会文化及资源环境等方面优势尤为明显,长三角地区以其完善的产业布局和强大的经济活力,令外商投资企业对投资该地区充满信心,外商投资企业成为长三角地区经济重要的驱动力。另外币的升值和跨境贸易币的结算更增强了外国投资者的信心,截至20xx年底,长三角地区实有外商投资企业13万户,占整个东部地区实有外商投资企业总户数的36. 6%,到20xx年外商直接投资实际到位合计458亿美元,占全国的51%,长三角区域对外贸易使用币结算的需求旺盛,区域外商直接投资呈迅猛增长态势。

在区域贸易投资一体化上,苏浙沪三地依据各自的特点,实行错位发展。作为国内最为重要的引资区域,长三角区域投资环境不断优化,区域贸易投资发展迅速,外商来长三角区域直接投资的比例逐年上升,同时,作为长三角地区经济转型的重要内容之一,外资结构在不断变化,越来越侧重于大型项目,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及“高智”等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等方面。这些对长三角能够推动全国服务业发展起了重要的支撑作用。

  (二)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概述

上海现代国际贸易中心是为全国提供服务、提升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平台,不仅关系到上海在全球城市竞争中的地位,’而且关系到上海如何为全国的贸易增长方式转变提供平台,为获得贸易利益提供服务。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是一项综合性的建设任务,不仅对上海贸易结构的调整、产业结构的升级起到重要作用,而且是我国转变贸易增长方式和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手段。

上海国际贸易中心的发展还会更大地发挥上海口岸的功能作用,带动货物贸易的快速发展,而货物贸易规模的扩大,能进一步推动上海航运行业提升整体服务水平,使之更具国际竞争力,促进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健康蓬勃发展。与国际经济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金融中心之间互为因果关系,相互促进发展。

因此,上海国际贸易中心的内涵应该是:人流、物流、资金流的承载体;要素齐全、交投活跃的大平台:连接国内国外市场的主通道。这个中心应该具有辐射和服务长三角及长江流域乃至全国的功能。三大中心的统筹规划、互为支撑、协同发展,必定会使上海成为在国际经济舞台上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国际化都市。

二、长三角区域贸易投资一体化与上海国际贸易中心的联动建设

近年来,贸易投资一体化已成为国际投资的主要发展趋势,将投资与贸易的方向相结合是这个时代新兴投资方式的一大发展特点。贸易投资一体化的发展,将使得企业由公司间产业内贸易发展为大型公司内产业内贸易发展,这将使公司内贸易中高科技精密零部件的比重不断增加。跨国公司不仅是经济全球化的载体,为了壮大自身规模、降低经营风险,往往采用横向购并的形式,在某一产业内开展多元化经营、系列化生产。为了在全球竞争中保持核心竞争力,跨国公司在国际投资中往往采用垂直一体化战略,其形式既有独资、控股、参股的直接股权控制,也有借助品牌进行的非股权控制的虚拟一体化形式。

  (一)贸易投资一体化是长三角经济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贸易投资的增加对经济有很大的促进作用,而贸易投资一体化能打破区域间贸易的隔阂,这为长三角区域内贸易发展提供了便利。随着贸易投资一体化,长三角的资本存量将会有很大的增加,这十分有利于长三角的发展。

1、吸纳大量就业

在金融危机的国际大背景下,长三角地区呈现的贸易投资一体化能吸收大量的劳动力就业,从而缓解就业压力,维持社会的稳定。fdi的涌入,将使这个区域的经济投资更加的活跃;三资企业的发展,采取的各种优惠政策如税收减免的政策吸引了大量的贸易投资;大型企业的建立为长三角的贸易带来更大的发展。其中的一个重要直接效应是提高了就业水平,间接效应体现在大型企业通过对当地资源的利用带动了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有了投资,就有了发展的第一步。

2、促进长三角区域的产业升级

长三角地区作为中国最大的制造业生产基地,主要集中在第二、三产业,基础产业和支柱产业成为外商投资的热点,第三产业的外商投资比例也不断上升,从而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转变。同时,与fdi相伴而来的先进生产技术和管理技术及其扩散效应和示范效应,促进了该地区利用外资行业的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相对提高,也间接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转变。    3、扩大了外资规模,改善外贸结构,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    长三角的产业分布也因外资的投入发生了变化,规模有所增大。同时外企的加入使长三角的经济更加繁荣,经济形式更加多样化,市场竞争更加激烈。fdi企业的加入,有助于我国外贸产品的质量与技术提升,这就提高我国出口贸易的竞争力。外商投资开始从以产业结构转换导向和资源开发导向转为技术创新导向投资和产业国际转移导向投资,在长三角地区以制造业为特色的区域,外资更多的倾向于电子电气机械行业。这和该地区的进出口贸易趋于制成品是相辅相成的。此外外资企业为提供了一笔较为可观的税收收入,是一项重要的税收来源。

  (二)长三角区域贸易投资一体化为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近年来,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一直是长三角建设的重点,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可以借用这个平台进行合理规划建设。尽管我们国家一直致力于加强长三角区域的建设,但是长三角区域间还是存在着一些瓶颈,如地方保护主义及市场分割等问题。要打破这些瓶颈,首先就要内外贸易一体化,消除各省市间的隔阂。长三角区域贸易投资的发展需要稳定的投资环境,首要条件就是贸易投资体制的一体化,这是上海贸易中心建设与长三角区域进一步发展的必要条件。

长三角区域贸易投资一体化为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提供坚实基础。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中必须以长三角区域作为腹地支撑,对周边地区形成辐射力与集聚力,促进地区之间贸易资源共享与联动发展,使上海长三角区域对接国际市场的主要据点,带动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和市场繁荣,并使这一区域的实体经济能同时适应国内与国际两个市场的需求。因此,在依托长三角的背景下,上海国际贸易中心的建设需要长三角区域贸易投资发展及贸易体制的一体化来保证。

三、结论及建议

在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总目标下,区域内贸易投资的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上海现代国际贸易中心建设又将为长三角区域经济的发展,贸易投资一体化发展提供契机。同时,长三角区域贸易投资一体化的发展反过来为上海国际贸易中心的建设提供良好的基础。实现长三角区域合作,在建设上海国际贸易中心的进程中争取共建共赢,应成为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中的指导思想。这不仅因为建设上海国际贸易中心是国家发展的战略需要还因为只有满足了各地的需要,上海国际贸易中心才能顺利建成。因此,_仁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需要实现长三角贸易投资的联动发展,依托长三角腹地,实现国内与国际市场的对接。

为实现长三角区域贸易投资一体化发展和上海国际贸易中心的联动建设,应该做到:

  (一)长三角服务贸易放宽市场准入条件

长三角服务贸易要引进新的经营方式和新的服务产品。加大服务贸易的开放度,金融、保险、电信等行业逐步放宽市场准人限制。在软件开发、跨境外包、物流服务等行业,让外资充分参与,促进发达国家开放更多的劳务市场。长三角企业积极利用外资进人我国服务领域的溢出效应,提高长三角的国际服务贸易竞争力。

  (二)加强保税区的建设和发挥其作用

目前,上海外高桥保税区的建设日益完善。为了进一步推动保税区的发展,和国家正在推出新的政策,新政策将着眼于促进出口采购型物流发展。保税区的建设以及其功能的发挥对上海国际贸易中心的建设举足轻重。_上海洋山港保税区自20xx年获批复建设以来,目前仍处于建设中。建设洋山深水港区是一项国家战略,是上海进一步完善城市功能,提高城市国际竞争力,加速建设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的关键性举措之一。同时,洋山保税港区是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核心载体。

  (三)加强长三角国际贸易协调政策管理

长三角区域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服务贸易管理经验,建立长三角服务贸易政策协调体制与机制。统筹规划上海国际贸易中心与长三角服务贸易的发展战略,平衡长三角区域的服务贸易的利益,统筹长三角服务贸易对外谈判和市场协调,建立和完善符合国际规则的服务贸易规制和休系。

  (四)加强“低碳经济”的发展

借鉴国际经济圈建设的经验,加大对环保的投入,实现可持续发展。只有达到经济发展与环境的平衡,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才能真正意义上实现可持续发展。加强长三角低碳经济的发展,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便可依托长三角腹地,实现国内与国际市场的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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