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口惠而实不至”？_法律论文十篇

为什么“口惠而实不至”？_法律论文十篇

【法学论文】导语，您眼前所欣赏的本篇文章共有32762文字，由毕成小经心校正之后，上传于祈祷工作报告网 www.qdbeian.com！职工，旧时指工人。通指我国企事业单位、机关中以工资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劳动者、工作人员。为什么“口惠而实不至”？_法律论文十篇要是你对这类文章有更多的感触，请告诉我们！

为什么“口惠而实不至”？_法律论文 篇一

大学法学院教授 贺卫方

一

记得1994年国家赔偿法的时候，引来了全社会广泛的赞誉———这一下可好了，今后，国家机关的行为侵犯了公民的权利，也要承担赔偿的责任。这是多么令人高兴的事情啊！

然而，五六年的时间过去了。国家赔偿法的实施效果怎样呢？很遗憾，根据不少媒体的报道，在大多数情况下，受到冤屈的公民要获得应有的赔偿仍然是难乎其难的事情。一些因冤案而倾家荡产、妻离子散的个案，最后只能得到少得可怜的赔偿。不但不能弥合受害人原有的创伤，反而更是伤口上撒盐，杯水车薪般的赔偿让人在伤害之外又添加羞辱。

不仅如此，能够得到赔偿的还是极少数。更多的人还在为自己所受到的伤害而奔走呼号。近年来，因为在电视的法律栏目上露过几次面，在报章上发表了一些涉及司法公正的文章，我的邮箱里便经常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诉冤信，甚至在办公室里也经常接待那些到的人士。他们的遭遇每每令我拍案而起。但是，一个无权无势的学者又能为他们做什么呢？

为什么，为什么初衷极好的立法竟然变成了画饼充饥的“样子货”？

二

从较浅的层面上说，我们固然可以认为这是由有关国家机关公职人员法律意识淡漠、缺少为服务的精神所致。但是，深一层看，所谓国家赔偿总涉及到国家与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不同的国家哲学观会对于由国家行为导致公民权利损害的结果的态度产生直接的影响。

在中国的传统社会，家国一体的哲学使得国家不过是家庭或家族的放大。皇帝并非现代意义上的一个官员，以皇权为核心的体系乃是民之父母。在这样的架构下，国与民之间的关系呈现出非常独特的形态。对待子民，国家（皇帝及其官吏）应当如父母，如保姆，教化他们，爱护他们，惩戒他们。作为子民，则自始便不具有与国家平等交涉的权利能力，甚至在道德方面也居于劣势。国家当然也可能在行使权力的时候出现错误，甚至陷入“邦无道”的状态。对此，我们的古典思想家们提出的方案趋向两极，通常要求君主要体察民情，对行为不当的官吏给予应有的惩罚；圣旨降下，恶官砍头，朝廷英明伟大，皇帝浩荡，万岁万万岁，哪里还有国家赔偿这一说！但是，如果问题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思想家们便不是希望革命，便是建议逃走。孔子所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是也。同样没有国家赔偿问题。

要之，国家赔偿要在特定的国家、公民关系下才可能出现。按照近代盛行的社会契约学说，国家是因为人们为解决没有国家时的困难而产生的。每个人将自己的一部分权利让渡给，为的是大家能够过上更有秩序和更自由的生活。的行为须受到作为体现的法律的约束，甚至民高于国。从法理上说，是受委托者，一旦它的行为造成对公民权利的伤害，则应当作出应有的赔偿。

三

当然，对国家哲学或对现代背后的理念的认知非一朝一夕之功。就今天我们面临的情况看，要尽可能有效地解决国家赔偿法“口惠而实不至”的问题，最有效的办法是建立能够地审查行为并地判处赔偿的机制。实际上，用不着另起炉灶，我们有现成的系统。现在的问题在于，各级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什么因素使得难以？很简单，在财政、人事等方面都严重地依赖各级。俗话说得好：“拿了人家的手短，吃了人家的嘴软。”你戴着我给你的乌纱，捧着我给你的饭碗，却吃里扒外，我有点过错，你不维护我的威信，反而判我赔偿，有你的好果子吃么？

司法机关本身的问题又怎么办？的确，目前司法机关给公民造成冤屈而不及时和合理地赔偿的情况也不少见。这种情况的改变涉及到整个司法制度的改革，例如，提高法官的选任标准以增进司法的公正，弱化现行管理制度中的行政化倾向以明确司法决策的责任与荣誉，理顺上下级机制以增强上诉审的纠错功能，加大裁判文书的说理成分以避免暗箱操作，等等，都将有利于司法公正的实现，减少司法冤屈。与此同时，如果我们真正赋予对行为的审查权力，将一方面地判断每一起纠纷，将正义送给每一个人，另一方面，也在行使这种权力的过程中提高自己的司法水平。摄影本报记者居扬 colspan="2" align='right' class="Article_tdbgall">

关于劳动争议仲裁制度改革的思考_法律论文 篇二

为了及时、公正地处理劳动争议，协调和稳定劳动关系，促进经济的健康发展，对现行劳动争议仲裁制度的改革、完善势在必行。

根据《xxx》的规定，我国目前实行的是“一调一裁二审”的单轨处理程序，仲裁是处理劳动争议的必经程序，即劳动争议发生后，当事人应申请劳动争议仲裁机构先行处理，如对仲裁结果不服，才可以向起诉。《xxx》和《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规定了劳动争议仲裁的基本制度，但对劳动争议仲裁的监督却缺乏必要的和有效的机制，因此仲裁的监督长期限于不太严格的内部监督。《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三款只规定“仲裁委员会有权要求当事人提供或者补充证据”，导致仲裁实践中难以把握，许多仲裁机构使用民事诉讼中的“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第二条规定了劳动争议仲裁机构受理劳动争议的四种类型。在实践中，许多劳动争议仲裁机构以许多争议没有明确规定在法定的受理范围中为由，对这些争议不予受理。

具体来说，我国劳动争议仲裁制度的弊端是：

第一，随着市场经济的变革，劳动争议内容的复杂化，“先裁后审，一裁两审”的劳动争议处理体制已越来越不适应劳动争议处理工作的需要。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受到限制，有的劳动争议因不能进入仲裁程序而使当事人丧失了向起诉的权利，不利于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任何形式的制度都存在经济性，劳动争议处理程序重复，审理期限过长，因此给当事人带来的损失是不可估量的。许多当事人，尤其是劳动者往往因为工作地点和性质的流动性较强而不能在较短时间内通过仲裁使自己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因此，一些案件就因为当事人离开等原因而使仲裁的正确性无法得到保证。但是，当事人的离开不无道理，如：劳动者需要生存，不可能长期、大量耗费自己的时间在仲裁处理中。劳动争议仲裁机构无终局权，如果有不服的情况，当事人可以向起诉，那么仲裁裁决可能将不具有最终的法律效力。仲裁在整个劳动争议的处理过程中处于中间环节，这样一来，仲裁显得流于形式，不利于仲裁机构主动性的发挥。可以想象，仲裁并非所有当事人自愿的选择，他们往往把重心放在向的起诉上。

第二，“公平”是所有制度必须遵循的原则，而我国的劳动争议仲裁制度中并没有明确的监督机制。仲裁的监督很大程度上处在一种自我监督的状态。监督机制的缺乏使发生法律效力的错误仲裁得不到改正，一些不公平现象得不到有效及时的解决。这样一来，不仅影响到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而且不能保证办案质量，影响仲裁的权威性和严肃性。

第三，仲裁受理范围较窄。仲裁制度很强调对劳动者的保护，但是一些劳动者却因为仲裁受理范围的限制而得不到保护。如退休后反聘的劳动者与原单位之间发生的争议，由于社会保障法还未建立，一些劳动者常由于争议得不到受理而采取过激行为，引发大规模的、静坐，影响社会的稳定，给国家和企业造成损失。

劳动争议仲裁制度是为了妥善处理企业劳动争议，保障企业和职工的合法权益，促进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而采用的一种制度。这些弊端的存在已不利于及时、公正地处理劳动争议，协调和稳定劳动关系，促进经济的健康发展。为此，笔者对现行劳动争议仲裁制度的改革、完善提出如下对策：

一、改变仲裁前置原则，建立“裁审分轨，各自终局”的双轨劳动争议处理程序。劳动争议发生后，当事人既可以向有管辖权的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也可以向起诉，但当事人只能选择其中之一。选择仲裁的，不得就同一案件再向起诉，仲裁经两极裁决后成为终局裁决；选择起诉的，则不得就同一案件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争议经两审审理后为终局判决。这样的“双轨制”体现了当事人的自由权利，赋予主体意志自治权，保障了诉讼权的完整。由于仲裁机构和处理某些争议的程序和材料的获取是一样的，那么，对这些相同的地方就可以设立一个专门的组织来工作。因为两个机构各有长处，双方的人员可以相互调配交流。这样不仅便于多渠道解决争议，而且提高了劳动争议解决的整体质量和效率，充分发挥了劳动争议仲裁制度和劳动争议诉讼制度的职能。

二、完善对劳动争议仲裁监督机制需多方面考虑。仲裁机构自身监督作用的发挥应扩大，不仅仅是小范围、局部、不规范的监督，而应该在立法上建立仲裁监督机制。同时扩大监督的范围，增强劳动争议处理的透明度，广泛接受群众监督-积极鼓励广大群众参加仲裁旁听、公开审理等。随着社会的发展，新闻媒体等社会监督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某些争议大的重大案件，社会的监督无疑会起到重要的监督作用。司法的监督应该是最具有效力的，对发现发生法律效力的仲裁文书确有错误、仲裁机构违反法定程序以及仲裁工作人员违法乱纪的应在司法上得到严格的制裁，使仲裁向着司法化发展。

三、为了更好地维护更多的劳动者利益，劳动争议仲裁制度应该扩大劳动争议的受理范围。由于我国相关法律制度、规章还在建立之中，如社会保障法等，那么，在这个时候以发展的眼光从依法治国的大局出发，应将与劳动者权益有关的争议均列入劳动争议仲裁受理的范围，全面调整劳动关系。 colspan="2" align='right' class="Article_tdbgall">

劳动合同中的不作为欺诈及法律适用浅析_法律论文 篇三

劳动关系是一种重要的长期的法律关系，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劳资纠纷也日益增多，劳动合同欺诈现象不断增多，因此劳动合同中存在的欺诈很有必要，本文将对订立劳动合同中的不作为欺诈进行理论上的探讨。

一、案例之构造：

被告甲是一家有限责任公司，2000年1月，被告的法人代表丙以该公司名义与原告乙签订一项劳动合同，合同于2000年7月生效，订立合同时，丙未将公司严重的经营窘境告之于乙，原告乙虽然开始了他的工作，但未获得报酬，2000年10月，丙告诉乙，公司因经营困难而不能支付其劳动报酬。现原告乙要求被告甲赔偿损害。

现问：1.该公司在签订劳动合同是否存在欺诈？

2.如存在欺诈，在《xxx》与《xxx》的规定发生冲突时，如何适用法律？

二、法理：

1.欺诈行为与私法自治

张俊浩先生认为：“所谓诈欺，即故意把不真实的情况当作真实情况来表示，旨在使他人发生错误，并进而作出迎合性的意思表示行为。” 王卫国先生认为：“因受欺诈而为的民事行为，是指一方当事人故意用捏造虚假情况，或者歪曲、掩盖真实情况的手段，致另一方当事人陷入错误的认识，并且基于这种错误的认识而进行的民事行为。” 学者王泽鉴先生认为：“诈欺，系故意使人陷于错误而为意思表示的行为，可谓系故意以违背善良风俗之方法侵害他人之权益。”

从这几位学者关于“欺诈”的认定有一个共识：即在通常情况下，构成欺诈行为须有行为人故意作虚假陈述或故意隐瞒真实情况，即一般是作为构成欺诈。这就产生一个问题：通过不作为，欺诈行为能否成立？如果成立，在何种程度上成立？

在欺诈民事行为中，受欺诈者因陷入错误而作出有瑕疵的意思表示，其本质上欠缺意思自由，是一种不适格的意思表示，从而也就当然是一种不真实的意思表示，不符合私法自治原则。 所谓私法自治，“指各个主体根据他自己的意志自主构建形成法律关系的原则”， 私法自治的优越性就在于：给个人提供一种受法律保护的自由，使个人获得自主决定的可能性。就行为本身而言，每个人都有权自由地决定是否从事某项行为，即所谓的当事人享有的自决权原则。

欺诈行为从本质上说，由于故意提供虚假之信息，使当事人作出错误之意思表示，是对其意思自由的不适当干预，从本意上讲不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从根本上讲是对当事人自决权的侵犯，因而是无效的民事行为。尽管如此，根据私法自治原则，“当事人协商一致即法律”，各国民法并未将之一概认为无效，而是给予受欺诈方一切选择可能性，即他可以充分利用撤销权：既可以对该民事行为行使撤销权，使之归于无效，又可以利用撤销权进行投机。在除斥期间，撤消权人可以静观该法律行为是否有利于己方，而作出决断。当然，各国都对除斥期间有一个时间限制，以免法律关系长期处于一种不稳定状态。必须指出欺诈人不享有撤消权，而必须承受这种不稳定状态的负担。

2、在缔约过程中，当存在重大说明义务时，不作为即构成欺诈

梅迪库斯认为：“欺诈，指有意（故意）引起某种错误”， 这里，笔者认为应包含作为与不作为两种情况，有关作为之情形，比较常见，这里主要不作为行为构成的欺诈。

一般来说，不管合同各方当事人的意思如何，谈判的开始，便产生一种信赖的法律关系，即每一方当事人都可以希望另一方当事人以一种合理的方式考虑他的利益，这就引出合同当事人对有关合同之成立的重大事由的说明义务问题。这种重大说明义务必须对合同成立有重大影响的事实，“缔约过程中原则上存在义务向对方告知可能阻碍他订立合同的目的，因而对他具有极端重要性的事实，其范围以良好的商业习惯所能预期得到的告知为准”。 就劳动合同而言，应聘者如在订立合同之时健康状况很差，或者不具备从事该工作所必须的复杂技能，其有义务向用人单位说明该情况，否则，一签约，该应聘者的沉默即可构成欺诈。比如，在应聘会计工作的人，即使具备相关技能，但其如有财务方面犯罪的记录，未经用人单位询问，他也有义务向对方作如实陈述，因为该因素对缔约合同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否则在对方不知道该情形而与之签定劳动合同，其不作为即构成欺诈。那么，反过来，如果用人单位本身经济状况极差：如丧失商业信用，资不抵债，财务状况极度恶化，极有可能破产等事实，那么即使应聘者未询问，该单位也应有义务告知其存在的经济窘境。“劳动合同是雇佣合同社会化的产物，是雇佣合同随着社会经济和大工业生产的发展导致其意思自治被弱化而法律强制性被扩增的衍生物。” 这体现了现代民法从形式正义转向实质正义，由于市场经济中，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的不对称地位，用人单位获取的信息渠道与信息量的能力相较于一般劳动者更为强大，对于其潜在的经营窘境之瑕疵，一般劳动者须花费相当大代价才能获取，因此其合同前的告知义务是可以接受的，对于有效地分担风险而言，这不仅合法，而且也是经济性的合理。

3、本案中，在缔约劳动合同过程中，该用人单位通过不作为行为构成欺诈。由于被告甲的法人代表丙未将该公司的严重的经营窘境告知与乙，被告知道或应当知道原告陷入错误，他有义务纠正该错误，但却不恰当地保持沉默，使原告陷于错误而为意思表示，从而构成欺诈。

三、因欺诈行为的劳动合同关系的法律适用

有学者认为xxx只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而劳动合同中存在从属关系，因而其不应由《xxx》来调整。 这里有必要澄清合同的定义，一个到今天仍准确适用的观点认为“合同是由双方当事人互相承诺或由双方之一的一方当事人自行允诺给予对方某物品或允诺做或不做某事的一种契约。” 劳动合同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服务给付合同，虽然其服务的给付是在高度服从的情况之下进行，但这种履行合同的从属性质与法律主体缔约之间的平等并不冲突。法律在这方面对合同自由进行了干预，即法律对强制性缔约作出规定，其目的在于提高市场弱者地位，使得劳动者有平等机会自主地考虑合同的订立。合同成立后，劳动者服从雇佣者的劳动指挥权只是劳动合同得以履行的保证，劳动者付出劳动，用人单位支付劳动报酬，双方仍需遵循平等自愿等民法原则，国家强制的最低劳动工资、劳动条件、劳动保障等规定只是保证劳动者能自由形成其意志。近代以来，劳动合同关系一直属私法调整之范畴，到现代，尽管劳动合同中体现了“契约公正”（即：较弱的合同一方当事人受到更多保护，双方当事人都有义务更多地考虑到他方的利益）的色彩，但并未构成对契约自由原则的根本背离，还是适用私法调整的原则，如意思自治，诚实信用原则、公平原则等。我国《xxx》仅仅排除了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而劳动合同并不是身份关系的协议。综上，笔者认为，劳动合同应属于《xxx》调整之范畴。

我国《xxx》采取了欺诈、胁迫订立的劳动合同绝对无效原则，而我国《xxx》采取了欺诈、胁迫订立的合同相对无效原则，给予了受害方撤销权与变更权，该撤销权是形成权，规定了一年的除斥期间。在二者规定发生冲突时，笔者认为，应适用于《xxx》的规定，在《xxx》规定不具体，适用于之不相冲突的《xxx》的规定。究其实质，由于《xxx》的规定，给予了被欺诈人保留一切选择之可能性，其精神充分体现了私法自治原则，而《xxx》将欺诈行为一律认为无效，掐断了当事人选择之余地，并且规定劳动合同无效，由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或确认，体现了国家对私法的不恰当干预，不符合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具有强烈的计划经济色彩，实有检讨之必要。

这里有个问题需要注意：即撤销权与请求权的竞合问题。由于撤销权是形成权，根据行使该权利之规则：行使形成权，不得附条件或期限，一旦行使该权利，其权利主体不得撤回行使该权利之行为。如果被欺诈者一旦行使撤销权，那么就消灭了该法律行为，因此他也排除了其他一切与之有效的法律行为前提的可能性。在本案中，如果原告乙由于被告甲的欺诈行为而行使撤销权，那么其就不得再要求其履行合同，即撤销权与履行合同请求权只能择一选择。

不过，由于劳务合同关系是一种长期法律关系，于此情形，应有必要设定损害赔偿请求权，使法律行为具有某种溯及既往的效力，以便使欺诈之人无法保留其过去通过欺诈行为所获得的孳息。在本案中，即使被欺诈之人乙行使了撤销权，劳动合同自此归于无效（在本案中，如被欺诈人乙要求甲履行合同，甲必须履行合同的义务，其无选择的自由，亦无抗辩之权利），甲还必须负支付乙劳务报酬之义务，并赔偿损失？？即信赖利益。

四、信赖利益的赔偿

缔约过程中，从事谈判的双方都负有一定的义务，都必须为合理行为，并顾及彼此的利益，在谈判中产生特别信任关系，对此义务的违反便构成冯？耶林所说的缔约过错责任，“契约的缔结产生了一种履行义务……当事人应自己过失致使契约不能成立者，应对信其契约为有效成立的相对人，赔偿基于此项信赖而产生的损害。” 由此引出信赖利益赔偿问题，“所谓信赖利益，乃法律行为无效，而相对人信赖其为有效，因无效之结果所蒙受之不利益也”。 该不利益包括损失的财产利益与机会利益。

信赖利益赔偿成立要件有五：（1）法律行为成立；（2）须法律行为无效；（3）须受有损害；（4）须损害与无效间有因果关系；（5）须信赖人善意无过失。

信赖利益赔偿的根据，在于诚实信用原则。“诚信原则就是要求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维持双方的利益平衡，以及当事人利益的社会利益平衡的立法者意志。” 我国《xxx》吸取了冯？耶林的主张，规定了缔约过错责任：如第四十二条第二款规定：行为人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第三款：有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造成不能

“末位淘汰”制度的xxx思考_法律论文 篇四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之间的竞争是残酷的。优胜劣汰，适者生存。为此，不少企业想方设法采用各种管理手段，迫使员工处于不进则退的竞争环境中，从而增强单位的竞争力，力争使企业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处于不败之地。“末位淘汰”制度就是近期从国外引进的所谓先进管理手段之一。企业要生存，先要员工为自己的生存而拼命奔跑，落伍者，则将惨遭淘汰。处末位就要被淘汰吗？那双方的劳动合同还算不算数？末位淘汰制度符合不符合xxx？希望下面的案例，对读者有所启发。

本案原告Z君是被告A企业的油漆工，现年40岁。20xx年底，Z君经人介绍到被告处工作。20xx年元月19日，Z君（乙方）与A企业（甲方）签订了一份劳动合同：合同期限为三年（自20xx年11月2日至20xx年11月1日止），双方对工作任务、变更、解除劳动合同的条件及违约责任作了明确约定。该劳动合同第8条规定：乙方不能胜任工作，经过培训或者调整工作岗位，仍不能胜任工作的，甲方有权解除劳动合同。20xx年2月开始，A企业拟实行“末位淘汰”制度，规定被定为C级者将被做辞退处理，年终各部门5%末位者将被淘汰。为此，该企业向各部门颁布了“ABC三级考核制度”表及相关配套制度，明确了考核时间、考核内容及要求。该考核制度（年终5%末位淘汰）并得到该企业职工会议审议通过。

Z君20xx年8月到12月份每月考核结果均为C级。20xx年元月21日，A企业以末位淘汰制发出通知，要求Z君一周内到单位人资处办理相关手续，逾期将作自动离职处理。同时，该企业发给Z君一份辞退（辞职）报告，要求Z君填写，遭到Z君拒绝。20xx年2月21日，Z君向当地劳动仲裁委员会提出劳动仲裁申请。 3月19日，当地劳动仲裁委员会以解除劳动关系证据不足为由，决定不予受理。Z君遂诉至，要求判令辞退行为无效并继续履行劳动合同。

一审认为，Z君与A企业签订的劳动合同有效，依法应予保护。A企业以末位淘汰辞退Z君没有在三十日前通知Z君，违反了法定义务。通过对Z君的考核，企业认定Z君不能胜任现在的工作岗位，没经过培训或调整工作岗位，就建议离岗，予以辞退，也不符合双方合同的约定。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第8条明确约定，即Z君不能胜任工作的，经过培训或调整工作岗位，仍不能胜任工作的，A企业可以解除劳动合同，被告显然违反了此约定。一审遂依照《中华共和国xxx》第19条、第98条等规定判决：被告A企业辞退Z君的行为，属无效行为；Z君要求A企业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并支付拖欠工资的诉请依法予以支持。

A企业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第一，原审认定上诉人在实施末位淘汰制度的过程中，违反xxx不能成立。企业作为用工单位，有权制定规章制度。A企业在制定、公布和具体实施末位淘汰制度上，均严格履行了法律程序，也在员工中进行了广泛宣传；ABC三级考核包括工作绩效、违规违纪、奉献精神等18项考核内容，具备公开、公平、公正原则；这种制度对事不对人，也包括个人考核与领导考核，年终汇总评定ABC三级人员，20xx年终包括Z君在内的十人被评定为C级，企业有权有权按照规章制度进行处理。企业制定的该制度也理应作为本案审理的依据。第二，原审认为在辞退Z君之前企业没有依约进行培训或者转岗，但转岗培训须建立在可能的基础上，本案中Z君文化水平较低，甚至不能识别油漆的各类型号，无法理解使用油漆《说明书》，既无岗可转，也难以培训。第三，xxx规定的“提前30天通知”应辩证理解。xxx也并未规定不提前30天，就导致符合辞退实质条件的辞退无效。没有提前30天通知，程序上可能有瑕疵，但若据此就否定整个辞退行为无效，显然有违立法本意。综上，请求二审依法改判，支持A企业的末位淘汰制度。Z君二审庭审中辩称，单位的末位淘汰制度是有指标的，自己完成了分配的劳动任务，不应被辞退；制度的制定不能违反法律，操作过程也不能违反法律；纵使劳动者工作有些差错，依劳动合同应转岗或培训，突然决定就辞退本人工作，难以接受。最后，Z君要求单位支付拖欠的工资并恢复工作，依法维持一审判决。

20xx年9月27日，二审经审理驳回了A企业的上诉，维持了原审判决。二审重申，Z君虽在考核中被评为C级，不能胜任油漆工作，但应当对其进行培训或调整工作岗位，若仍不能胜任工作，依据双方所签的劳动合同，企业方可解除劳动合同。20xx年元月21日，企业以末位淘汰制度向Z君发出予以辞退的书面通知，未能履行提前30日通知Z君的义务，违反了xxx的相关规定，该辞退行为无效。

所谓的末位淘汰制度是指经过考核后将排名相对靠后的人员予以淘汰的一种人事管理方法。该制度最早源于欧美某些学校考试时一种评分体系，不管学生绝对考分的多少，强制性的将一定百分比的人选列为不及格。如规定一个班级倒数5%的同学即为不及格，即使这最后5%的同学分数均在85分以上，也当属淘汰即“不及格”之列。末位淘汰制度，从九十年代初被引进到我国企业时起到目前在许多企事业单位中大力推行，一直存在争议。一种观点认为 “末位淘汰”违反《xxx》，侵犯了职工劳动权益。我国xxx第25条四个款项、第26条三个款项详细规定了有关解聘企业职工之规定 ，但xxx并没有规定用末位淘汰来解聘职工。以“末位淘汰”来替代《xxx》中规定的解聘条件是有悖法律精神的。“末位”并不等同于“劳动者不胜任”工作，劳动者处在“末位”的有两种可能性：其一，不胜任工作而处在末位；其二，胜任工作而处在末位。如一个劳动者完成了用人单位规定的劳动定额，但其他人都超额完成，劳动者虽排在末位，但并不属于“不胜任工作”。第二种观点认为，“末位淘汰”并不违反法律，相反是企业引进激励竞争机制的体现，企业需要这种理念，该制度应提倡且并不违反《xxx》。优胜劣汰、奖勤罚懒，可以充分调动员工劳动的积极性。通过“末位淘汰”，保持企业的“活水”状态，既可有效地补员，又可发挥“鲇鱼效应”。《xxx》中“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经过培训或者调整工作岗位，仍不能胜任工作的”企业可以解聘职工之规定，实质上就是暗许“末位淘汰”。这种“不能胜任”，只能通过具体的考核制度来确定，只能通过竞争来确定。将末位淘汰的竞争机制引入企业，正是为了企业更好的进步和发展。如果企业不是借口“末位淘汰”而硬性摊派下岗，而是根据公开、公平和完善的考核制度来淘汰不合格的员工，在操作也没有采取较高的淘汰率等硬性指标，不能说违法。另根据 《xxx》第25条第2、第3款规定：如果劳动者“严重违反劳动纪律或者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或“严重失职，营私舞弊，对用人单位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用人单位亦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笔者倾向于第二种观点，并认为《xxx》对“末位淘汰”等具体制度没规定（以后也不可能规定）是法的概括性、稳定性、原则性之需要。但企业在制订规章制度时可用“家法”加以完善： 末位淘汰考核标准客观、公正；惩罚、奖励兼备；以理服人、与法不悖；向全体员工公示，注意征求劳动行政部门意见；阳光下操作，不定硬性淘汰指标。这样的“末位淘汰”制度无可非议。实践中，由于该制度在目前尚未形成一个权威的共同的“末位”标准，片面性、随意性较大，人为因素较多，争议也较多。笔者拙见，最佳的解决方法还是依合同办事。劳动者与企业订立的劳动合同应尽可能细一些。如果事先双方约定有“末位淘汰”的终止条款，可依劳动合同办事。没有约定的，在本企业末位淘汰制度不完备的情况下，还是要依照《xxx》等法律办事。本案中，无论是根据《xxx》第26条第2款的规定，还是依据双方所签订的劳动合同第8条之规定，企业都没有履行相应的手续。因“劳动者不胜任工作”即不胜任工作处于末位而解除合同，要满足以下条件：其一，用人单位能证明劳动者不胜任工作；其二，劳动者要经过培训或调整工作岗位；其三，再次证明劳动者不胜任工作。此外，在程序上，还要依法提前三十日通知劳动者。只有严格履行法定条件，劳动合同方能解除。本案判决A企业辞退Z君无效，劳动合同继续履行无疑是正确的。 colspan="2" align='right' class="Article_tdbgall">

试论工伤事故中的人身损害赔偿_法律论文 篇五

随着社会工业化的进程，给人类带来了无比丰富的物质享受，但与此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许多灾难。伴随着机器时代而来的是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给人们的身体健康，甚至生产造成严重危害。虽说这种伤害是因工作性质造成，属因工伤亡，但有时在工伤事故中不乏隐含着人为的因素。这便是工伤事故中的人身损害，属侵权损害的范畴，这些侵权损害往往容易被表像的因工伤亡而掩盖，使受害者难于得到公正的对待，同时使违法侵权者逃避法律的制裁。长此以往，不利于保护人们的生命健康权。笔者从两个案例得到启发，简单论述工伤事故中的人身损害赔偿。

案例一，梁某（17岁）由塑料厂应招入厂从事雕刻工作，上岗前未对梁某作健康检查，由于在工作过程中接触苯，导致苯中毒障碍性贫血，经医治，由于苯中毒太深死亡，后由社会保险部门支付工伤保险待遇，塑料厂不负任何民事责任。

案例二，李某（40岁），在某煤矿工作十几年，从事井下运煤工作，李某发现矿井缆绳老化磨损严重，多次要求煤矿更换，但未引起煤矿重视，后因缆绳断裂，李某被矿车轧伤双腿，致下肢截瘫，由社会保险部门支付保险待遇，煤矿不承担民事责任。

以上两个案例，显然属工伤事故，劳动者依《xxx》和社会保险法规享受劳动者的基本权利-工伤保险待遇。但我们细究事故其中的原因，不难看出，用人单位的严重违法行为和重大过失行为与这一损害结果有着必然的因果关系。也完全符合人身损害赔偿的侵权法律关系，若不从民事责任的角度去追究这一侵权行为，势必无法教育、预防同类行为的再次发生。对此，正确理解工伤事故中的人身损害赔偿就显得非常重要。

一、工伤事故中的工伤保险待遇补偿与人身损害赔偿

工伤保险待遇补偿是劳动者在因工伤残或患职业病伤害后获得救治和经济补偿，以及对因工死亡职工亲属进行抚恤而建立起来的一种社会保障关系，是劳动者依据《xxx》和xxx律法规所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其显著的特点是事故后的社会保障性，但人身损害赔偿是指故意或过失的不法行为侵害他利，导致损害后果，行为人应给予赔偿的xxx律关系，显著的特点是对受害者的补偿和对加害者的惩罚。在一次工伤事故中，必然发生工伤保险待遇补偿，但不一定存在人身损害赔偿，因为还必须看导致人身损害这一行为是否违法，主观过错如何，正确区分二者的关系，在预防、减少工伤事故，正确适用法律，对保护劳动者具有重要意义。但在司法实践中，人们容易掌握工伤事故中的工伤保障待遇补偿关系，而同时出现的侵权损害赔偿却容易被忽视。如前面案例中，使人一目了然便知这是典型的职业病死亡，家属应享受社会保险待遇补偿，而其中存在的人身损害赔偿是否成立就要塑料厂是否有违法行为，这一行为与患职业病死亡是否有因果关系。后面详述。

二、工伤事故中适用人身损害赔偿的理论依据

1.一项民事赔偿制度，其作用均是两方面的，其一是弥补损失；其二是减少行为对人身、财物的损害。目前，对工伤事故的人身损害，已有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解决弥补直接损失。但这一体系的功能无法溯及到减少工伤事故对人身的损害。根据的资本理论，用人单位为了追逐高额利润，往往忽视工人的生命健康权利，使用廉价有害的材料、或违法延长工作时间，或对机器设备不作必要维修等，想尽办法降低生产成本。一旦出现事故，社会保险补偿往往成了用人单位掩人耳目，减少费用支付的挡箭牌，里面隐藏的违法侵权行为容易被忽视，因此，本着以人为本的法治精神，在工伤事故中贯彻人身损害赔偿的侵权责任法学理念，对能更好地维护劳动者的利益，维护社会的稳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对用人单位在工伤事故中的责任虽然根据《xxx》和安全生产的法规可以对用人单位进行行政制裁，甚至可以根据《xxx》对其主要负责人员进行刑事制裁，恰恰缺少对其进行民事、经济制裁的法律，然而用人单位在工伤事故中的违法目的往往是高额利润的经济目的。对主观目的为经济目的而为因经济制裁手段不会起太大作用，由此可知，在工伤事故中，正确贯彻人身损害赔偿责任，让用人单位承担民事责任，对其进行必要的民事制裁是对行政制裁、刑事制裁的重要补充，充分发挥民事制裁的补偿和惩罚性，对增强用人单位的安全意识有重要作用。

3.人身损害赔偿依据侵权的民事责任，有其自身的构成要件，只要符合其构成要件，受害人就可依据人身损害赔偿要求加害人给予赔偿，作为工伤事故这种特殊情况下的人身损害，同样不能因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而排除人身损害赔偿，更不能因为社会工伤保险补偿，而免除用人单位的侵权责任，对此，在工伤事故中的人身损害同样应按人身损害赔偿法律关系处理。

三、在工伤事故中适用人身损害赔偿的法律依据和立法实践

在世界大多数国家，对人身损害赔偿由成文法来规范。只是侵犯人身权行为包含的范围非常广泛，只能依据概念式的规定来概括，如《法国民法典》规定：因为过失行为致他人损害应承担赔偿责任；德国民法上采用列举式：因故意或过失不法侵害他人生命、健康、自由所有权或其它权利的行为应承担赔偿责任。纵观各国的人身损害赔偿立法，都没有明确将人身损害赔偿排除在工伤事故中的损害之外。

在我国，有多个层次的法律法规对人身损害作了规定，首先《民法通则》第98条规定：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第106条规定：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疾生活补助费等费用；造成死亡的并应当支付丧葬费、死者生前抚养的人必要的生活费等费用。这些规定都是对人基本的人身损害赔偿所作的，但都未排除适用于工伤事故中的人身损害，只要符合侵犯人身权的侵权损害要件，在工伤事故中同样适用。在部门法中，也有类似规定，我国《xxx》第95条规定，用人单位违反本法对女职工和未成年工的保护规定，对女职工或未成年工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显然这是一条特别保条。对照这一条款，案例一中的某塑料厂违法安排未成年工梁某从事有毒有害工作，致梁某患职业病死亡，损害了梁某的生命健康权，尽管社会保险部门给予了工伤保险待遇，仍然不能免除其行为对梁某造成损害的侵权民事责任。然而，遗憾的是《xxx》对承担民事责任的立法到此为止。对用人单位应承担赔偿责任的范围，赔偿数额没有量化标准，在司法实践中难以掌握。关于人身损害给受害人造成精神损失的，最高院作出了明确的司法解释：肯定了精神损害赔偿。

四、工伤事故中的人身损害赔偿应如何认定

在因工伤亡中适用人身损害赔偿，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责任构成，同一般的人身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一样，必须符合四个要件，一是行为人的违法行为；二是有损害的事实；三是违法行为和损害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四是主观上有过错。但这里强调的是在工伤事故中的损害赔偿，有其特殊性的一方面，主要体现在主观过错上。主观过错也有轻重之分，一般区分故意与过失，虽然在xxx上，对定罪量刑有重要意义。但在民法上，一般情况下，并未引起足够重视，一般认为，民事责任的承担完全是根据损害事实的决定故意和过失造成损害承担责任是一样的。笔者认为，就一般的损害赔偿中可以这样，但在工伤事故中的损害赔偿对主观过错程度的轻重作更为明确的区分，从而决定行为人的民事责任。主要是因为，在工伤事故中，国家为用人单位的转移风险，偿补劳动者建立了社会工伤保险制度，对用人单位轻微的主观过错不应再作民事责任追究。而应对用人单位主观故意行为和主观上有重大过失的行为追究损害赔偿。如案例中的塑胶厂安排未成年人从事有毒工作，显然属故意。案例二中，在工人多次提醒缆绳老化的情况，用人单位未引起足够重视，更换缆绳的重大过失，都应负损害赔偿的民事责任。

2.归责原则。我国民法上的归责分过错责任（其中包括推定过错）、无过错责任和公平责任，在认定工伤保险补偿中已经适用的归责原则是无过错，但在工伤事故中出现的损害赔偿，应该适用过错责任，即用人单位必须有过错才承担损害赔偿的民事责任。

3.抗辩事由

抗辩事由又称免责或减轻责任的事由，是指被告针对原告的诉讼请求而提出的证明原告的诉讼请求不成立或不完全成立的事实。它在对抗损害赔偿责任构成具有免除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主要作用，因此在工伤事故中的损害赔偿中，对于认定用人单位是否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也是非常重要的。抗辩事由有一般事由与特别抗辩事由之分，其中，特别抗辩事由是指损害并不是被告的行为造成的，而是由一个外在于其行为的原因造成的，如受害人的过错、第三人的过错，不可抗力及意外事件等等。在这里，主要受害人的过错这一抗辩事由。在大部分的工伤事故中，往往都是多因一果的，而且也往往存在着职工自己的过错，比如违章操作、不听指挥、随意换岗、注意力不集中等等，在这种情况，则构成混合过错，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131条的规定，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害人的民事责任。现代民法称之为过失相抵规则。根据这一规则精神，如劳动者是自伤自残，当然可以免除用人单位的责任。

4.赔偿范围

在工伤事故损害赔偿的范围中，应把握二条原则：

第一，实际损失赔偿原则。工伤事故损害赔偿的范围以人身损害的内容而定，人身损害的内容包括五个方面：一是侵害身体权所造成的损害；二是人体致伤，以人体造成伤害为起点，以伤害经治愈为临界点，与人体致残相区别；三是人体致残，以造成人体伤害为前提，以经治疗仍留有残疾为必要条件，与致伤、致死相区别；四是致人死亡，以受害人生命丧失为必要条件的人身权侵害，仍以人身损害为必要前提；五是侵害身体权、健康权、生命权所致的精神损害，其中身体权、健康权受损害的受害人精神损害是自己的损害，侵害生命权则是生命丧失之人的近

用人单位劳动规章制度的立法初探_法律论文 篇六

章制度的含义原来是十分宽泛的，但当它与用人单位相联系时，则是一个专门的xxx律术语。它是指用人单位为加强劳动管理，在本单位实施的保障劳动者依法享有劳动权利和履行劳动义务的行为准则。这种行为准则对单位的全体人员都具有约束力。我国《xxx》第4条：“用人单位应当依法建立和完善规章制度，保障劳动者享有劳动权利和履行劳动义务。”虽然xxx有此规定，但从现实的具体实践中，我们发现用人单位劳动规章规则日益成为影响xxx实施的重要因素之一。

一、立法背景剖析

1、法律缺陷。早在1954年，我国法律就涉及到用人单位劳动规章制度。1954年，政务院发布了《国营企业内部劳动规则纲要》，然而，由于时代的局限性，该纲要仅限于“全民所有制企业”。目前，该规定已经失效。1982年和1986年，分别发布了《企业职工奖惩条例》和《国营企业辞退违纪职工暂行规定》，直至今日，这两个xxx规仍然有效。但是这两个法规的有些内容已经无法适应经济发展带来的新情况。更何况，这两个法规的适用范围仅限于“全民所有制企业和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和“国营企业” 的全体职工。1995年，《中华共和国xxx》（以下简称《xxx》）作为高层次的法律，共有三个条文涉及到用人单位劳动规章制度。该法第4条：“用人单位应当依法建立和完善规章制度，保障劳动者享有劳动权利和履行劳动义务。”该法第25条第（二）项将劳动者严重违反劳动纪律或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作为用人单位可以随时解除劳动合同的法定情形之一。该法第89条规定：“用人单位制定的劳动规章制度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由劳动行政部门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对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这三个条文明确了制定劳动规章制度既是用人单位的权利，又是用人单位的义务，并规范了用人单位违法履行此项义务或行使该项权利的法律后果。接着，在《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的第87条，明确了《xxx》第25条第（三）项中的“重大损害”应由企业内部规章来规定。虽然这些规定都具有较高的法律效力，但是过于原则化，抽象化。而且关于劳动规章制度的内容，程序，效力等均未涉及，这给实践操作带来弹性的同时，也增加了实际操作的难度，甚至给某些用人单位提供了规避法律的机会。1997年，劳动部颁发了劳部发（1997）338号文件，它规定了劳动规章制度应包含劳动合同管理、工资管理、社会保险、福利待遇、工时休假、职工奖惩、以及其他劳动管理等七项内容，而且要求劳动行政部门从内容和程序两方面对其进行审查，符合规定的，才予以备案。可以说，劳部发（1997）338号文件使用人单位劳动规章制度从抽象到具体迈进了一步。但是它毕竟只是由部门颁发一个规范性文件，即“通知”，因而其效力是有限的。

2、现实缺陷。虽然《xxx》第4条和劳部发（1997）338号文件均规定用人单位应该制定劳动规章制度，但实际上，一些用人单位并没有制定劳动规章制度，另有一些用人单位不按程序制定劳动规章制度，或者是劳动规章的内容违反xxx律法规，片面强调了劳动者的义务，因而造成了许多的劳动纠纷，严重影响了劳动关系的和谐和稳定。近几年就曾发生了一些因厂规厂纪内容违法而引发的争议，有的地方还形象地称之为企业中的“病灶”。（1）这是企业方面存在的弊端。另外，由于理论界对用人劳动单位规章制度的探讨较少，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劳动执法部门在劳动执法过程中对用人单位劳动规章制度的性质认识不清，混淆规章制度与劳动纪律之间的界限，从而使具体的执法上有了一定的偏差。

法律的不完善和现实的缺陷使我国必须将用人单位劳动规章制度的立法提到议程上。另外，由于我国已经全面实行劳动合同制，随着缔约和履约大量产生，不断重复，而成为用工的例行事项时，无论是用人单位还是劳动者均有简化缔约程序的要求。如果能够将用人单位劳动规章制度中涉及劳动者权利和义务的内容直接纳进劳动合同中，那么，就可以降低交易费用，减少订约和履约的成本，从而有利于增进效率。当然这样实行的前提是用人单位劳动规章制度的内容和程序都必须合法，这就需要制定一部专门关于用人劳动单位规章制度的法律。

二、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内容

凡是在xxx典中对用人单位劳动规章制度做出明确规定的国家，大多同时从立法上对劳动规章制度应包含的事项作列举式的规定。如《日本劳动标准法》第九章对雇用规则作了明确规定，其中第89条对应包含的事项进行了列举，包括工作时间，工资制度，退职，津贴及分红和最低工资事项，工人负担，安全卫生，职业训练，事故及非因工负伤和疾病的救济，惩罚及其他工十个方面的内容。（2）我国地区的《劳动基准法》也规定了类似的内容，同时增加了福利措施和牢固双方沟通意见，加强合作的方法这两项的内容。可见，用人单位的劳动规章制度包含的事项十分广泛，几乎涉及了xxx律关系内容的各个方面和劳动关系运行的各个主要环节。为了指导用人单位合法、全面和完整地确定劳动规章制度的内容，有的国家还授权特定机关制定劳动规章制度的范本。例如《巴林劳工法》规定，“劳工和社会事务部可以通过命令颁布适合工作性质的纪律规定的范本，作为雇主制定他们自己的规则的指导。”（3）

我国目前尚无专门关于用人单位劳动规章制度的法律。但劳部发338号文件明文规定劳动规章制度的内容主要包括劳动合同管理、工资管理、社会保险、福利待遇、工时休假、职工奖惩、以及其他劳动管理。这是属于列举式的规定。鉴于我国目前用人单位在制定劳动规章制度内容的随意性的情况，将来我国立法对内部劳动规则应不至于列举规定其应包含的事项，还应进一步对某些重要事项规定如何确定其内容或直接规定其内容的规则。其中较多的是关于劳动组织、劳动纪律、工时工资等方面的规定。立法规定用人单位劳动规章制度的法定内容外，还应考虑到各个用人单位及劳动者的现实状况和差异性，赋予用人单位一定的自，允许其在法定内容外制定一系列的与差异性紧密相关的非法定内容，譬如员工选聘依据、考核标准、晋升条件、工资分级等。当然，这些非法定内容不得与法律法规相冲突，比如，工资分级中的最低一级的水平不得低于当地的平均收入水平。具体操作中一定要把握这样一个出发点-无论法定内容还是非法定内容，其目的都是为了保障劳动者能更好地行使劳动权利和履行劳动义务。

有学者认为，劳动规章制度应就日常的工作管理做出规定，而不能对劳动合同已经确定的事项予以规定。笔者以为，用人单位劳动规章制度的内容可以与集体合同、劳动合同的内容重叠。如果是新开办的用人单位，其制定的内容合法的劳动规章制度，在征得劳动者同意后，可将其一部分内容纳进集体合同和劳动合同中，这样有利于简化缔约手续，提高效率。如果是已经签订集体合同、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还没有制定劳动规章制度或已制定的劳动规章制度与法律精神不符合，则可以考虑在制定或修改劳动规章制度后将集体合同和劳动合同的某些内容纳入其中，这样，可以是劳动规章制度更多地体现广大员工的意志。

三、制定用人单位劳动规章制度的程序

程序是正义的保障。将来我国立法对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法定化程序应包括以下三个环节：

1、职工参与。现代企业是以管理为基础的，它强调全员管理，充分调动广大职工的积极性，从而提高内部管理水平，增强企业经营决策的准确性和透明度。而且，劳动规章制度只有在吸收和体现职工一方的意志，或者得到职工的认同的情况下，才能确保很好地实施。于是，有学者提出：我国立法应当规定，用人单位制定劳动规章制度的程序之一是必须经过职工的审议通过。这种观点的依据就是我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第52条和《法国xxx典》、《日本劳动标准法》都有此方面的规定。笔者对此不予赞同。职工参与并不能否定用人单位制定劳动规章制度的单方主体性（其实，这点也是劳动规章制度与集体合同的区别之一）。职工的通过不能作为劳动规章制度生效的条件，因为职工仅存在于全民所有制企业，而以所有制作为划分企业性质的传统做法终将会被历史抛弃。目前在我国方兴未艾的是公司制。我国《公司法》只对国有股参股的公司要求有职工和职工股东、监事，而对非国有股参股的公司，却没有涉及职工的只言片语，只是规定股东会才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所以我国将来立法应规定用人单位制定劳动规章制度必须听取职工的意见（具体的程序方法可以授权用人单位自行决定并由劳动行政部门予以一定的监督），但绝不能将职代会的通过作为生效要件，否则，大量的“公司”将无法制定劳动规章制度。

2、报送备案。用人单位劳动规章制度的内容体现了国家法律法规、劳动政策的执行，因此各国立法都将劳动规章制度的制定至于国家的监督之下。日本、法国和我国的地区均有这方面的规定。在我国，因为不能将职工的通过作为用人单位劳动规章制度的生效要件，于是，报送备案就显得更为重要。报送备案的环节能够及时发现和解决用人单位在制定劳动规章制度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预防违法行为的发生，以此保障劳动规章制度内容的合法性，保护全体职工的利益。劳部发[1997]338号文件规定，劳动行政部门……要检查……用人单位制定规章制度的情况，并督促其按时报送备案；对制定的规章制度违反xxx律法规，不按规定期限报送备案的，应依法给予行政处分。同时还规定劳动行政部门对用人单位规章制度备案审查的内容主要是：劳动规章制度的内容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制定劳动规章制度的程序是否符合有关规定。若发现用人单位的劳动规章制度内容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应责令限期改正。我国将来制定用人单位劳动规章制度的法律对这些内容可以予以考虑。

3、正式公布。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适用对象是本单位的全体职工和本单

试论BOT的主要法律问题_法律论文 篇七

内容提要：BOT是近年来国际上非常流行的投资方式，它以其独特的魅力正逐步成为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主要投资方式。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缺乏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的情况下，更应当广泛发掘BOT之投资方式。本文试图通过对BOT的介绍，促进我国BOT的发展，从而促进我国经济建设的进步。

一、绪论

BOT投资方式是八十年代初由土耳其总理厄扎尔第一次选用的，是英文Build—Operate—Transfer的缩写，翻译成中文为“建设—经营—转让”，由于国内尚无明确的代名词，所以国内一般称这种投资方式为BOT投资方式。根据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第二十九届会议秘书处的说明，就其实质而言，BOT是传统项目的一种新形式：东道国就某一特定项目向某一投资者集团授予开发、运营、管理和商业利用的特许权，然后由项目财团建立的项目公司按照与签订的特许协议，开发并运营该特许项目，以偿还并获取利益，协议期满后，项目产权无偿移交给所在国。

由于项目的时间、地点、要求、法律及商务条件的不同，BOT方式在国际运用中还派生出其他一些形式：如BOO(Build—Own—Operate),BOOT(Build—Own—Operate—Transfer),BTO(Build—Transfer—Operate),BRT(Build—Rent—Transfer),DBOT(Design—Build—Operate—Transfer),BOOST(Build—Own—Operate—Subsidize—Transfer)等。对比这些变化的形式和内容，可见它们只是所包含技术环节和措词不同，并无实质区别。它们的产生和应用说明，BOT代表了一种项目开发形式，具体内容并非一成不变，它的目的就是使一个或多个私营实体获得授予特许权，负责某一特定项目的筹资、实施和管理。

二、BOT之概述

（一）BOT的形成。

BOT的形成有多种说法，集中起来大致有以下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BOT投资方式早在十九世纪的北美就出现了，当时在交通运输领域允许北方工业财阀投资建设铁路和一级公路，建成后定期定点向客户收取运营费用，待投资者投资及利润收回后，再无偿或低价转让给；第二种观点认为BOT投资方式起源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土耳其的电厂、桥梁建设过程中所采取的投资方式；第三种观点认为BOT投资方式起源于二十世纪歧视年代欧洲私有化过程中首先由英、法两国的银行集团提出的基础设施私营化计划，该计划当时获得了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大力支持，得以积极推行，其中BOT投资方式最为成功，比如英法合作的经典之作——欧洲海底隧道就是采取BOT投资方式建立的。

笔者比较认同第二种观点，当然第三种观点也有一定的道理，因为第三种观点只是将BOT的方式用到了发达国家而已。至于第一种观点，并不确切，只能说明19世纪就有了私人资本集中起来参与某些基础设施如铁路的建设，但并不能说明所采取的就是BOT投资方式，因在BOT方式中，除私人资本参与外，更重要的还在于通过特许以使投资者获取从事基础设施建设的专营权并从中获利。而第三种观点与第二种观点并无本质区别，只是BOT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不同起源罢了，当然笔者认为BOT起源于发展中国家更符合实际。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BOT投资方式日益受到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重视和应用。除了横穿英吉利海峡的海底隧道，澳大利亚悉尼的港口隧道工程等也是采用了BOT方式。在亚洲各国，BOT更是方兴未艾，土耳其、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巴基斯坦、泰国、越南等都有BOT项目。作为吸引外资，改善基础设施，提高经济实力，应付新的世界经济挑战的一种战略选择，BOT方式将在世界范围内逐步得到广泛应用。

（二）BOT的特点。

BOT投资方式的特点可以从其自身特征及其与其他投资方式相比较得出。其主要特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适用范围即投资对象的特殊性。BOT投资方式起源于大型基础设施建设的筹资需要，目前也主要适用于交通、能源、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2、BOT投资方式以特许权为前提。投资者唯有取得特许权后才可以从事项目建设。在和私人资本相互需要的基础上，通过权利让渡，使得私人资本有机会参与对基础设施的投资。的这种权利让渡只是出让建设的权利，包括为收回投资而给予投资者一段时间内经营管理的权限，到期后，投资者将项目所有权归还，就是这种权利出让的最好体现。

3、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和风险的分担与管理。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额大，投资回报周期长，项目风险大，因此单个或少数投资主体无法完成BOT的投资或单独承担建设风险。所以BOT涉及的主体包括多个项目投资者，项目公司，，贷款人，建设者，保险公司，经营公司等，他们之间形成了复杂的法律关系，并且按特许协议投资，分担风险和共同管理。

4、财产权利的特殊性。作为法人的项目公司对其项目财产拥有所有权，但始终是一种不完全的财产所有权。项目公司设立之初，其尚未形成的财产已经抵押给贷款银行且这一抵押权需征得财产本来所有人同意，项目建成后，在整个还贷期间，项目财产始终处于抵押权的限制下，且在回报期内，随着回报额增加和经营期的减少，未来所有人即的实际所有权逐步扩大，直至移交其所有权给。

（三）BOT的价值。

通过研究各国实践，笔者认为，BOT投资方式的价值在于它成功地满足了和发起人各自不同的利益要求，这也是它日益在全球流行的原因。

1、对项目所在国而言，BOT的作用在于：

（1）可以在不增加本国财政负担的条件下完成耗费巨大的基础设施建设，避免或减少的外债，充分利用各方的资金完成了基础设施的建设。同时，BOT保住了对项目产权的控制和所有，经营期满后，可无偿取得所有权。

（2）有利于提高项目的运作效率。BOT项目一般都有私营资本参加，贷款机构必然会比更严格地审查，另一方面，私人资本为了减少风险，获得更丰厚的回报，必将严格控制造价和加强管理。

（3）在项目建设和经营期间，东道国可学到外国先进的管理经验，获得先进技术和设备，推动本国经济发展。

（4）项目建设及运营可以为东道国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

2、对项目发起人来说，其作用在于：

（1）通过项目的建设，扩大公司经营范围，开拓市场，同时还可以带动一些成套设备出口。

（2）BOT方式合理分散了风险，发起人以较小的投资运营几十倍于此的项目建设资金，可以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

（3）通过担保享有大量优惠，可以从项目本身获得较好的收益。

三、当事人及其法律关系

在BOT投资方式中，其所涉及的当事人主要包括：

（一）。在BOT中，不仅是管理者，也是特许协议的一方当事人。对批准采用BOT方式的项目，进行公开招标和评标，授予项目公司特许权。但应注意，由于各部门职权不同，作为BOT项目的管理者和特许协议当事人的部门可以不同。

在特许协议由与项目公司签订情况下，作为项目投资者之一的项目发起人与间的法律关系主要发生在项目确定后至项目公司成立前。项目公司成立后，发起人通过项目公司与。

（二）项目公司。项目公司是发起人为建设、经营某特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而设立的公司或合营企业。在法律上，项目公司是一个的法律实体，具有的法律人格。项目公司一般是特许协议的一方当事人，根据协议取得特许权，并在特许期间内全权负责项目的投资、设计、建设、采购、运营和维护。]

发起人是项目公司的投资者，并筹措贷款，而由项目公司以自己的名义向贷款人贷款，三者是基于资金借贷而形成的平等主体间的经济法律关系。而与项目公司间的法律关系特殊性就在于二者以特许协议这一法律文件为基础，从而项目公司成为具有东道国国籍的法人实体，是东道国的外资企业，处在东道国的法律管辖下。

项目公司与项目建筑承包商，设备、原材料供应商，保险公司等主体之间就是一个的法律实体与另一个法律实体的正常业务联系法律关系。

项目公司与产品购买或服务接受人之间是以产品或服务的售价为纽带联系起来的当事人，项目产品的购买人或服务接受人多为东道国自然人或法人，二者之间关系受东道国法律调整。

（三）其他当事人。除以上主要当事人外，BOT方式还包括项目发起人，项目贷款人，项目工程建设承包商，原材料供应商等其他参与人。他们之间关系或以简述或较为简单，兹不赘述。

四、特许协议与监管和担保

BOT投资方式通常会涉及一系列复杂的合同安排，如特许协议，贷款协议，保险合同，投资协议，建设合同等，其中尤为重要的是与项目公司之间签订的特许协议，以其为主体构成伞状合同体系。（见下页图示）

特许协议（concession  agreement），又称为经济开发协议，有些国家甚至称其为“国家契约”，指的是一国与私人投资者（主要是外国私人投资者）之间签订的，约定在一定时期在指定地区，通过特定程序由将专属于其的某种权利授权于私人投资者，允许其投资从事公用事业或自然资源开发的法律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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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许  |  协议

|

/股东/----投资协议----/BOT项目公司/----贷款协议----/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

/  |  |

/  |  |

工程设计/  合同  |  经营|合同

/  保险|合同  |

/  |  |

/工程设计公司/  /保险公司/  /经营承包公司/

特许协议是项目公司存在和经营的基础，是与安排同等重要的法律文件。东道国对项目建设、经营中的特定的性风险予以担保，可以增强投资者信心，确保项目成功。

特许协议主要款项包括两大方面。一方面是一般协议所共有的一般性条款，含协议各方情况介绍、权利之特别授予、特许经营之范围、特许协议期间、项目建设、经营阶段的有关条款等。

另一方面是的协助担保条款，包括对项目的监管。关于政

传统工艺美术法律属性探析_法律论文 篇八

一、传统工艺美术的概念及构成条件

《条例》第二条规定：“本条例所称传统工艺美术，是指百年以上，历史悠久，技艺精湛，世代相传，有完整的工艺流程，采用天然原材料制作，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在国内外享有声誉的手工工艺品种和技艺。”由此可见，成为传统工艺美术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条件：

1.传统性。传统工艺美术并非单指实物形态存在的某件传统工艺品，而是指某工艺品品种和技艺。该工艺品种应是百年以前即已存在，且完成该种工艺品的基本技艺在百年以前就已形成。悠久的历史是传统工艺美术旺盛的艺术生命力的体现，它的卓越品质被不同时代的人们认可，而得以世代相传。

2.艺术性。手工艺本指具有高度艺术性、技巧性的手工。（注：王向峰：《文艺美学辞典》，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65页，  第7页。）虽然传统工艺美术（除珍品外）在关税法上并不作为艺术品对待，但《条例》要求其“技艺精湛”，并“在国内外享有声誉。”就决定了传统工艺美术作为手工艺品种中的精品，理应具有较高的艺术品味，非同一般工艺品所体现的美感。

3.民族性。鲜明的民族风格，即指传统工艺美术是对淳朴的民俗风情和多彩的民族生活的艺术概括和升华，能够反映一个民族特有的艺术观念。而地方特色则是指，由作者所处的人文地理环境、风俗习惯以及当地人们的心理素质和审美意识所决定的，深蕴于传统工艺美术之中独特的风韵。

4.自然性。传统工艺美术应“采用天然原材料制作”。天然原材料是人工合成材料的对称。如，取之自然界的制作艺术陶瓷的陶土，用于玉石雕刻的玉石，刺绣制品所需丝、线等。原材料的天然性与手工制作相配，是传统工艺美术的主要特色。

5.程序性。“有完整的工艺流程”是对传统工艺美术的特殊要求。工艺流程是工业品生产中，从原料到制成品各项工序安排的程序。（注：吴山：《中国工艺美术大辞典》[M]，江苏美术出版社1998年版第2、10页。）是完成传统工艺美术必经的特定的手工操作程序。许多工艺美术如根雕、盆景等便不符合这一要求。

从美术学的角度讲，传统工艺美术仅指利用某种珍贵或特殊的材料，经过精心设计和精巧的技艺加工而成的一种工艺品。如象牙、玉石制品、雕漆、景泰蓝等。（注：周之骐：《美术百科大辞典》[M]，  农材读物出版社1993年版第118页。）由此我们可知，  不论是法律还是美术理论，均将传统工艺美术限定在极为狭小的范围内，为传统工艺美术先于一般实用美术而受到法律特别保护提供了可能。

二、传统工艺美术与美术作品

美术的表现形式是极为丰富的。包括绘画、雕塑、建筑艺术、工艺美术（即实用美术），在东方还涉及书法艺术等。（注：沈柔坚：《中国美术辞典》[M]，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年版，第1页。）而我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没有把它们完全包括在“美术作品”中。《实施条例》第四条第七款对美术作品解释时，列举了“绘画、书法、雕塑、建筑”之后用了“等”字予以概括，给人们留下了想象空间。于是，较权威著作认为“在著作权法实施条例中，暗示实用艺术品享有版权”。（注：郑成思：《版权法》（修订本）[M]，中国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06、107、131、132页。）也有学者认为“我国著作权法所称美术作品，应当包括实用美术作品”。  （注：刘春田：《知识产权法教程》[M]，中国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4页。）总之，较一致的观点是：我国著作权法并未明确将实用美术作品归入“美术作品”中，但根据我国是《伯尔尼公约》成员国的事实，以及著作权法实施条例对“美术作品”概括性陈述，可推知或已“暗示”实用美术作品是现行著作权法的保护对象。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在1992年我国的《实施国际著作权条例的规定》发布之前尚能成立，而在该规定生效后，不仅不能成立，还会得出相反的结论。因为该规定第六条明确指出：“对外国实用艺术作品的保护期，为自该作品完成起二十五年”。依《伯尔尼公约》确定的国民待遇原则，我国国内实用艺术作品保护期只能是二十五年，而在《著作权法》及其《实施条例》中并没有保护期为二十五年的规定。试图在保护期为作者终生及死后五十年的“美术作品”中，寻找实用美术作品的影子，岂不是徒劳？

实用美术作品在修改后的《著作权法》中将明确被加入美术作品行列，估计要成为现实。（注：郑成思：《版权法》（修订本）[M]，  中国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06、107、131、132页。）值得我们思考的是，《著作权法》修改前，作为一个单行xxx规的《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在第二十条规定：“制作、出售假冒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署名的传统工艺美术作品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这一规定是为制止不正当竞争行为吗？显然不是。因为，凡是在自己的商品上假冒他人的名称或姓名都是不正当竞争行为，何必限定为冒美术大师之名呢？对照著作权法也许有些启示。该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制作、出售假冒著作权人署名的美术作品的”，属于侵权行为。此处也肯定了不是竞争性质的行为。多数版权法学者认为：版权法中所管辖的冒名不是一般商品的假冒，假冒名作家之名发表低劣作品，多会模仿被冒者的作品，“至少把侵害的矛头指向被冒者作品的全部。”（注：参见郑成思：前引书，第145页。）两个“署名权”的保护目的是否相同呢？  笔者持肯定观点。因为《条例》要求美术大师的作品必须“自成流派”，（注：《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第12条。）冒名者只有剽窃、摹仿大师的作品（表现为造型和美术图案的抄袭），方能“鱼目混珠”。故此处署名权的保护，也是为保护美术大师的作品。这充分说明传统工艺美术的保护，已经涉及到作品的保护。

《条例》对“署名权”的保护，也说明了传统工艺美术脱离了一般实用美术的范畴，而成为“纯美术”形式了。但传统工艺美术所受到的保护，又远远超过版权法对作品给予的保护。

首先，著作权法只保护美术作品中有独创性的造型或美术图案，而不保护实现这种造型和图案的技术与工艺手段。（注：参见刘春田：前引书，第45页。）而《条例》要保护传统工艺美术技艺。工艺美术技艺是在审美创造过程中，创作主体为达到艺术最佳表现目的所采用的合乎美的规律的操作技能，是创造艺术产品的诸多方式、手段的总和。（注：王向峰：《文艺美学辞典》[M]，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65页，第7页。）工艺美术作品中所包蕴的心态情感、思想意向等内容，  以及具有生命意味的艺术形成，都靠技艺物化凝降于具体物质形态之中。因此，《条例》将技艺作为主要的保护对象，对窃取或者泄露传统工艺美术技艺秘密的行为，给以法律制裁。

其次，《条例》保护传统工艺美术品种。工艺美术品种既非单纯的生产设备与产品，也非单纯的技艺，而必须是二者的有机结合。（注：参见梁太鹤：《贵州传统工艺与旅游开发》[  J]  ，  《贵州民族研究》1995年第4期，第129页。）品种的延续靠技艺、原材料和艺人三个要素的支持。为此《条例》规定，国家鼓励地方各级采取必要措施，发掘和抢救传统工艺美术技艺，征集传统工艺美术精品，对制作传统工艺美术品种特需的宝石、玉石等珍稀矿种，国家依法加强保护，培养传统工艺美术技艺人才。

再次，传统工艺美术的文物价值保护。《条例》第十、十一条规定，对传统工艺美术珍品进行征集、收购并由国家或地方的美术馆博物馆珍藏；珍品禁止出口。说明传统工艺美术的保护也涉及部分实物保护。

三、传统工艺美术与民间文学艺术

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是我国著作权法保护的对象，虽保护办法尚未，但在著作权法立法讨论中，就中国民间文学艺术领域只保护业已完成的“作品”形成了共识。（注：郑成思：《版权法》（修订本）[M]，中国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06、107、131、132页。）根据《伯尔尼公约》第十五条第四款的规定，学者们认为：（1  ）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作者身份不明确，但可确信是某个民族或某个地区的社会群体创造；（2）“作品”已形成但未曾出版；（注：郑成思：前引书1990  年版，第126页。）（3）著作权法主体为国家或某群体；（注：江建名：《著作权法导论》[M]，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版，第523页。张广生：《试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J]，  《中国法学》1992年第1期第45页。）（4）范围上包括民间的故事、诗歌、民歌、舞蹈、戏剧、服饰、建筑及立体造型艺术等文学艺术形式。（注：参见刘剑文、张里安：《现代中国知识产权法》[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  年版，第75页。）

传统工艺美术与民间文学艺术、实用美术之间界限的划定，是制定民间文学艺术保护办法及修订著作权法不可回避的问题。

传统工艺美术与一般实用美术的区分，可着眼于考察用途上的区别，以及是否符合《条例》规定的前述构成条件。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与实用美术作品的划分就比较复杂。服饰和其他民间立体造型艺术，都是实用美术，以主体是否具有群体性为标准划分两类作品，在理论上也行得通。不过，要认定一件作品是利用创作的民间素材完成的，还是利用了未出版但已形成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是比较困难的。相比之下，区分传统工艺美术与民间文学艺术则容易得多，只要将传统工艺美术与民间工艺相区别即可。在工艺美术学上，民间工艺是指劳动为适应并满足自己的生活需要和审美要求，就地取材而付诸手工生产的一种工艺美术。包括服装、服装之附件、食餐用具（如：陶、瓷、金银制品等）、织染绣品、各种家具、竹藤类编织物等。（注：吴山：前引书，  第2页。）其强调的就是实用性，艺术性还谈不上，只能说具有观赏性，与传统工艺美术在范围上、用途上的区别是不言而喻的。

两者在法上的区别也是明显的。首先，从权利主体来看，民间

正义：x制度的理念_法律论文 篇九

范亚峰

（原载于2000年8月30日《检察日报》）

主义乃是西方近代智慧的结晶，其意义已远超出西方文明，而成为人类精神的一部分。那么，制度的观念基础是什么呢？

依照罗尔斯的观点，制度的理念乃是正义。正义是社会的首要价值。正义包括自由和平等两个方面。自由的传统即是洛克以来强调财产权、生命权、自由权及对于思想自由、信仰自由保护、崇尚法治的传统，平等传统则是以卢梭为代表的强调平等价值即同等的自由和公共生活的传统。平等与自由两种价值乃是冲突的，不会全然一致。罗尔斯提出，人们在自然状态的无知之幕背后结成社会契约，自由与平等乃是两条正义的原则。这两条原则是：首先，每个人都有一同等的基本权利与自由，其中的自由应首先保证公平的价值；其次，社会与经济的不平等应满足两个条件：机会平等和合乎社会中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这一正义观有三个要点：体制下人们的基本权利、自由与机会；与普遍之善价值有关的权利、自由和机会的特殊优先性；所有公民得到有效行使其自由与机会的充分全面的手段和措施。简而言之，自由与平等两个原则借助于三个因素实现，即对自由的保障要着眼于公平，就是基于平等的自由；公平的机会平等；以及差别原则。

由此引出另外一个问题，正义是作为社会的普遍价值还是只是领域的观点？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中，是否可能存在一种超越宗教信仰、风俗、道德等差异与分歧而普适的价值？罗尔斯认为，正义只是领域的观点，而得到哲学、宗教、道德等交叉共识的支持。

那么一个多元社会的公共性如何形成呢？有无可能因陷入相对主义而失去信仰的根基呢？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思想可以给我们一些启发。如韦伯所言，一个多元社会的"诸神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可取的态度是承认在生活世界中，多元化的真实存在，进而通过交往、沟通缓和冲突，相互理解、宽容，进而形成共识。如果仅就领域而言，则当通过交往，通过行政诉讼、国家赔偿、监督等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对话制度的建设，化解冲突，实现自由与平等价值的平衡，以及自由平等价值与安全、效率等社会多元价值的综合平衡。的思想和制度的重要意义之一就是提供了国家与社会对话，形成良性互动的制度设计与思想资源，从而促进了多元价值的综合平衡，即社会正义的实现。 colspan="2" align='right' class="Article_tdbgall">

论我国x体制下的司法_法律论文 篇十

闫周娃

司法制度是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完善而有效的司法运行机制是实现司法公正和保障的必然要求。我国现行的司法制度是在计划经济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其弊端日益凸现，与司法公正和司法现代化的要求尚有差距。建立统一高效和公正廉洁的司法制度成为国家当前面临的首要任务之一，司法⑴则是核心的内容，它是其它制度改革的基础和前提，对整个司法制度的改革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一、 司法及其在我国实现的必要性

司法作为一项xxx原则是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确立的，是指司法权由司法机关排它性行使，司法组织和司法人员在行使职权时只服从法律，不受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它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司法权，司法权从立法权和行中分离出来，不依赖与也不受立法权和行的干预；司法机关，司法机关在组织机构上于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司法人员，即司法人员在行使职权时只对法律负责，服从于法律，而不受各方意见，包括检察官，上级法官和同级法官的影响。

国家xxx同样确立了司法原则，我国xxx第126条规定：“依照法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的干涉。”表明我国xxx确认司法为一项xxx原则。由于和西方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制度的不同，对司法原则的理解也不相同，一般认为我国的司法为相对，与西方国家三权分力体制下的司法有所不同，其内容包括四个方面：1、司法权由专门机关行使。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依法行使司法权，其它国家机关不具有司法权，不具备司法主体的资格；2、司法为技术性。司法权、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的都是技术性的，是为法律的正确实施和实现司法公正提供条件，而非出于需要或或者目的；3、司法组织而不指司法人员。司法人员以司法机关而不是以个人的身份行使司法权，不强调司法人员的；4、的有限性。司法权的技术性也是在一定范围内的有限，是在人大监督下的，是从属于立法权和立法机关条件下的，不是充分的。

在我国体制下实现司法的必要性是由司法的技术性价值表现出来的。

第一、司法具有权力制约和维持权力平衡的价值，在我国建立科学的权力运行机制需要司法及保障其实现的司法制度。我国xxx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立法权、行和司法权统一于国家权力，按照集中制的形式运作。这一原则强调与集中的结合，权力机关产生其它国家机关，其它国家机关都要向权力机关负责并受其监督，而权力机关又是由选出的代表组成并对负责，通过权力在基础上的集中实现，“这一制度在实践中存在充分而制约不足的弊端”⑵，在权力运行的过程中缺乏有效的制约。我们虽然不照搬西方国家三权分立制度，但不否定权力制约在建设中的重要性，通过司法可以形成一种的制衡格局，保证机制的建构和运行符合理性的要求。

第二、司法是司法公正的基础，司法公正价值的实现要以司法为基础，在我国建设中实现司法公正需要司法。公正是法所追求的根本目标，体现我国意志的xxx和法律必然追求司法公正的实现，体现司法制度的性和优越性，司法保证了司法权、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能够保持足够的性，排除各种不当的干涉，创造了司法公正的前提。

第三、司法保障司法统一的实现，在我国建设中维护国家的法制统一需要司法。司法统一原则是现代法治国家所遵循的一条基本原则，这是因为国家法制统一的基础是司法统一。我国是单一制国家，只有一部xxx，只有一套以xxx为基础构建起来的法律体系，维制的统一和xxx的尊严与权威是我国xxx的基本要求。从我国现行司法机关的设置和隶属关系及人事财政体制上看，司法管辖区域与地方党委、地方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的管辖区完全重合，强化了司法权的地方化，“从某种意义上讲，新中国建立至今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司法系统”。⑶要维护我国法制的统一，必然要以司法为基础，建设统一的司法体系，保证法制的统一性。

第四、司法具有保护，促进法治的价值，从我国的历史情况和建设中体现出的司法体制的弊端来看，更需要强调司法。我国古代制度的突出特点就是行政与司法合一，司法依附于行政而不具有性，缺乏司法的历史传统。实践中司法受干扰的因素相当多，司法在人、财、物等方面受制于甚至依附于地方党政机关，致使司法出现了地方保护主义倾向。社会现象令人担忧，需要强化司法权在国家权力结构中的地位，确保司法权在依法惩治的过程中发挥作用。“及法官的行政化”是与司法权本身的要求相冲突的，需要通过司法的途径解决其对司法的负面影响。

二、 我国体制下能够实现司法

实现司法的必要性在建设中是显而易见的，当然实现司法也要具备一定的社会条件和法律制度条件。西方国家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和三权分立制度的确立创造了实现司法的法律条件，我国的体制与其不同，但是xxx和法律规定的审判制度和司法体制具备了实现司法的条件。

第一、审判权专属于

我国xxx规定：“中华共和国是国家的审判机关。”这表明是具有审判职能的国家机关，除此之外的任何机关团体和组织都不具有审判的国家职能。xxx规定了审判权，将审判权从国家的立法权和行中分立出来，成为的国家职能，这虽然不同于三权分立制度中司法权的充分，但是已经具备了技术上必要的性，具备了司法的基础条件。审判权专门由行使，是行使司法权的唯一主体，权力机关拥有立法权和监督权，但不拥有和行使司法权。

第二、遵循审判的原则

xxx规定：“依照法律规定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这一规定有三层含义：其一，依法审判。我国xxx和法律要求司法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客观地适用法律，在实体上和程序上都遵守法律。其二，审判。在司法工作中不受法定机关法定职权以外的任何干预，其行为的合法性接受产生它的国家权力机关、法律监督机关、执政党和群众的监督。其三，司法行为排除干涉。权力机关、法律监督机关以及社会团体和个人有权监督司法行为，但无权干涉。xxx的规定体现了追求司法公正的价值理念，但规定的过于原则，没有具体的制度保障对司法行为干涉的排除，因此监督也会变成实际上的干涉，成为我国司法遭受干涉的根源之一。

第三、法官办案的过程中严守中立

在司法活动中法官代表着国家司法机关和国家适用法律，维护xxx与法律的尊严，严格依法审判。在具体的司法过程中应该超脱于当事人，不能偏袒任一方，要严守其中立者的地位。我国法律规定的法官依法办案的内容从法律精神上体现了法官的价值观念，这种观念成为现实的制度还需要系统的司法体制的改革来完成。

第四、系统自身体制已经具备了司法的条件

我国的上下级之间不存在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而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即各级依法行使职权，非依审判监督程序，上级或其它无权改变原的判决和裁定。系统内部，法官依法审理案件，院长无权审批案件直接改变法官的裁判，院长如认为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确有错误，应提交审判委员会集体讨论，通过审判监督程序，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作出决定。

第五、我国行政诉讼中有限的司法审查权

在行政诉讼中根据法律的规定，可以对行政规章的合法性进行审查而决定是否参照适用，体现了司法权的性和对行的制约，这种有限的司法审查权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美国联邦最高的司法审查权被视为司法的标志，可见司法审查权在司法制度中的重要性。现在我国有学者“建议这中审查权应扩大到xxx规”⑷。

三、在我国体制下如何实现司法

我国现有的制度仅仅提供了实现司法的可能性的条件，把这种可能性转变成现实性，在我国体制下实现司法需要通过下列途径来实现。

（一）维护司法权在国家权力体系中必要的性

一方面，转变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模式。坚持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是我们的原则，是对xxx规定的四项基本原则的体现，是我国体制下实现司法的根本前提。但是坚持党的领导不等于地方各级党委直接干预同级的具体审判工作，不等于通过直接控制同级的人、财、物权来实现，不等于对具体审判业务的领导，而要坚持党在制定司法政策上的领导，党的领导更加适宜于在设置专门的委员会集中领导全国系统的方式实现。另一方面，规范人大对司法工作的监督方式。由同级人大产生并对其负责，这是我国体制下制度的基本内容之一。人大对的监督应该有严格的程序规定，如果是法定程序外任意行使监督权，必然会形成滥用监督权干涉司法权的局面，这是有悖于法治精神的，滥用监督权的行为应认定无效，人大对的个案监督应说明理由，并向社会公开，对监督的结果同样要向社会公开。

（二)维护司法机关在国家机关体系中的性

由于地方各级司法机关的财政和人事权都隶属于地方，这种权力结构和权力隶属与依附关系使得地方司法机关无力抗衡地方的干预，导致了司法的地方化，出于地方保护主义的地方对司法权的干预破坏了司法的权威性与公正性，所以要制止司法的地方化，司法的财政支出应该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专门的年度预算，以切断司法机关对地方的财政依附；实行法官资格确认和法官任免及晋升由统一管理，以切断司法机关对地方的人事依附；改变现有的行政区划和司法区划重合的模式，的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