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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基本建设投资的前提和结构_经济学论文十篇

2022-04-17

20世纪50年代基本建设投资的前提和结构_经济学论文十篇

经济论文】导语,你眼前所欣赏的本篇文章共有30663文字,由罗文国经心纠正,发表到祈祷工作报告网!价格指单位货物或服务的价值,其水平由市场供需关系决定。即价格是单位价值(单价)。价格是商品的交换价值在流通过程中所取得的转化形式。在经济学及营商的过程中,价格是一项以货币为表现形式,为商品、服务及资产所订立的价值数字。在微观经济学之中,资源在需求和供应者之间重新分配的过程中,价格是重要的变数之一。20世纪50年代基本建设投资的前提和结构_经济学论文十篇感谢来学习,希望能分享给用的到的朋友!

20世纪50年代基本建设投资的前提和结构_经济学论文 篇一

20世纪50年代,我国内地基本建设投资的前提是:生产力水平低下,人均产值低;资金紧缺,但资产相对集中;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经济封锁;我国确立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方针。通过对我国经济建设投资的产业结构、区域布局、项目结构、主体结构的,我们可以得到几点启示:投资管理体制的变化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建设规模不能超过国力许可的范围,急于求成必将适得其反;综合平衡应从短线出发。<?xml:namespace prefix = o ns =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office" />

[关键词]基本建设投资  投资管理体制  区域布局  项目结构  主体结构

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十分复杂,一般从劳动力、资金以及技术进步的角度入手。对于一个人口众多并且人口增长速度很快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劳动力的供给丰富,资金投入和技术进步的意义就突出了。而技术进步与资金投入息息相关,如何筹集资金、通过基本建设投资使生产性固定资产得到有效增长,成为中国工业化的关键。

本文试图从20世纪50年代基本建设投资的前提和结构中国大陆工业化起步的路径。

一、20世纪50年代基本建设投资的前提

1.生产力水平低下,人均产值尤其低

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大国。直至16、17世纪,中国仍是世界上产业最先进的国家。国外有人测算,战争以前,以农业为主要产业的中国综合国力仍居世界前列。不过如果按人平均,早在1820年就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4%左右。[1]19世纪后半叶以来,由于封建统治的压抑和外国入侵,近代工业举步维艰,生产力发展严重滞后。1949年,中国农业基本上仍是以手工个体劳动为主的传统农业。全国平均亩产量粮食为63.5公斤,棉花为11公斤;人均占有粮食209公斤,棉花0.8公斤,油料4.3公斤,生猪0.11头,水产品0.85公斤。[2]

中国的近代机器工业开创于19世纪60年代。当时清的一批洋务派官僚开始办一些新式工业。据1872~1911年统计,历年所设立的商办、官办、官商合办及中外合办工业共521家,其中在1895年以后设立的为447家,占85%。[3]可见中国近代工业比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晚了100余年。19世纪中叶以来的100年中,中国战乱不断。直至20世纪40年代末,零星的工业企业、残缺的产业结构、畸形的工业布局等现象表明,中国的工业尚未形成规模和体系,即使以此前曾经达到的历史最高水平衡量也是如此。1933年工业总产值中,工厂生产占27.98%,手工业生产占72.02%。近代工业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仅占12.3%,[4]工厂的规模也很小。在工业内部,纺织、饮食和烟草业的产值占了58.4%;为农业、轻工业和国民经济其他部门提供生产资料的重工业产值比重很低,1933年这一比重仅占23%左右。加之战争对重工业的破坏比轻工业和农业更为严重,1949年重工业产值约比战前降低70%,[5]能源、机械、原材料等基础工业尤其薄弱。

1952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为679亿元(按支出法计算为692.2亿元),按1952年底总人口数5.7亿人计算,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119元,按当时的比价,约合30多美元(按支出法为人均121元,约合不到40美元)[6]。在人均GDP如此低的条件下,要建设平均投资约5000万元以上的重工业企业,依靠私人投资是很难实现的。

2.资金紧缺,但资产相对集中

由于生产力水平低,单户农民维持最低生活水平之后很少剩余。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资金也很分散,据统计,1950年,在私营工商业最发达的上海市,3004户工业企业的全部流动资产仅为3.214亿元,户均10.7万元;10627户商业企业的自有资金仅为2.526亿元,户均2.38万元[7]。与工业化建设动辄数千万元建设一个企业相比,私人财力无异于杯水车薪。

20世纪50年代,中国之所以能够集中财力、物力从事工业化建设,与40年代末的资本构成分不开。1927年南京国民的建立,标志着官营资本即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崛起。至1949年其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战争前是它的崛起和初步发展时期;1937~1945年是快速发展时期;战后至1947年因接收日本和汉奸的产业而急剧膨胀、达到高峰。官营资本首先在金融领域形成,至全国解放前夕垄断活动已遍及贸易、工矿、交通运输、金融等领域。以战前法币计算,战后官营资本工矿业和交通运输业资产额508118万元,[8]占统治区资本总额的53.85%。[9]1949年以后,以这些企业为主体形成了新主义的国营经济,并居于国民经济的主导地位。

 3.遭受封锁禁运

 在物资与技术力量匮乏的背景下,如果有良好的国际环境,可以通过对外贸易和利用外资等多种途径,广泛运用世界

1000美元与5000美元之间的GDP真象 _经济学论文 篇二

尽快提升中国的综合国力,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是每个国人和每届的愿望和目标。通常认为,中国目前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按照20xx年国家公布的数据,20xx年中国GDP总值为121103.8亿元(按官定汇率约合1.4万亿美元),人均GDP9371元(按官定汇率约合1100美元)。从这个数据中可以看出,中国仍属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的国家,就算与很多发展中国家相比,也大为不及。与此同时,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公布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相关数据。世界银行20xx年世界发展报告显示,按照名义汇率法计算的20xx年中国GDP总值为14098亿美元,人均GDP1087美元,与国家公布的数据基本一致;而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20xx年中国GDP总值为63538亿美元,人均GDP4900美元,与国家公布的数据大相径庭,相差接近5倍。而且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统计,中国的人均GDP也远远不止1000美元。世界银行的两套计算方法得出的统计结果差距如此之大,显然是难以想象的。

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国内的一些学者近几年作了很多相关研究,也引发了许多争论,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找寻新的视角对GDP核算方法进行探讨,并通过与其他方法的相互印证,得到中国GDP的合理区间。

疑惑:中国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

按照世界银行的两套统计方法,中国在整个国际社会的排名发生了重大差异。按照名义汇率法计算,20xx年中国GDP总量位居世界第七,为1.41万亿美元,不到日本GDP的1/3;而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中国GDP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达到6.35万亿美元,接近日本的两倍(两种方法统计的世界经济实力前十位的国家相关数据见表1)。由于两种方法的统计结果差别过大,我们有必要具体描述一下两种结果的由来。

名义汇率法是在各国统计部门所公布的统计数字的基础之上,按照官定汇率将其折算为美元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的焦点在于汇率如何确定。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国际上普遍建立起了浮动汇率制度,汇率的波动非常剧烈。为了防止由于汇率波动带来的国民经济统计指标的无谓变动,世界银行采用了通过三年期汇率的平均值来平抑汇率波动的方法,如下所示。

  

  

这东西看着很麻烦,其实很简单。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把汇率在短期内的波动除掉,但实际上是除不掉的。它只有三年期,所以三年以外的波动是看不出来的,特别是那种大幅度的汇率升值和贬值是除不掉的。所以这种方法本质上依靠的是汇率,只是对汇率有一些小修小补。

由于中国采取钉住美元浮动的汇率制度,所以美元和币的比价近年来变化不大。因此按照名义汇率法核算的中国GDP,是世界银行在中国官方数据的基础上折算得到的,基本上与国家公布的GDP一致。

购买力平价法,简而言之,就是在国家之间相互比较时,由于各国所使用的货币单位的不同,要通过一个价格折算因子将这种差异剔除,而对实物量进行比较。打个比方,在中国的麦当劳餐馆,购买一个汉堡包需要10元币,在美国的麦当劳餐馆购买一个同样的汉堡包需要10美元,如果按照名义汇率法计算,由这一个汉堡包而带来的美中两国GDP差了8倍还多,但事实上,一个汉堡的价值量是固定的,只是由于计价货币的差异才导致了GDP的差别,实质上由这同样的汉堡包带来的两国GDP是完全一样的。这是购买力平价的基本含义。当然,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商品种类繁多,各种价格指数纷繁复杂,要想完全剔除由于价格差异导致的GDP变动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世界银行一直致力于建立一个相对完善的体系来解决这一问题。

购买力平价的估算方法有从支出角度测算的支出法(ICP方法)法和从生产者角度测算的生产法(ICOP方法)两种,这是与国民经济核算的两种方法相对应的。世界银行也是通过对全球118个国家各行业产品和服务价格体系进行广泛调查后按照国际通行的核算原则进行计算的,这第二套排名的结果就是运用ICP比较的结果。ICP是比较项目,是一个一个分开做的。因此凡是没有比较的年份用增长率外推,用本国货币计算的增长率外推,还有很多没参加的国家都是用这种方式推出来的。这里面有两个外推,一个是时间的外推,一个是空间的外推。中国没有参加ICP,数据是用的任若恩和陈凯在86年做的那个比较结果外推的。世界银行最后做出的GDP63538亿美元,排名世界第二的结果就是在此基础上得来的。这样相隔几近20年的外推时间实在太长,而且中国这20年正是改革深入开展,各种指标体系变动激烈的时期,这种计算方法必定会影响到结果的准确性。但是中国至今还没有参加ICP,没有新的结果来替换它。

由此可见,中国20xx年6万多亿美元的GDP实在难以令人信服,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地位更好像是别人出于种种目的而强加给你的光环,而1万多亿美元的GDP总量又似乎在币汇率升值呼声甚嚣尘上的关口上显得过于单薄,孰是孰非,确实如雾里看花,迷茫一片。

强大抑或落后:中国经济质疑回顾

近年来,在国际上关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论调,一种是,说中国的经济发展如何于世界经济的低速增长而一支独秀,甚至有10年之内赶超美国的可能,;另一种是中国崩溃论,说中国的数据是假的,中国严重高估了GDP,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美国匹兹堡大学的罗斯基。针对两种论调,国内的学者们旁征博引,纷纷撰文发表评论,主要有国内研究GDP的专家任若恩、许宪春等人。

先说认为中国GDP高估的罗斯基。罗斯基(20xx)以“中国的GDP统计发生了什么?”和“如果相信中国的GDP统计,风险可要自己承担”两篇内容大致相同的文章指出,在1997年到2000年之间,中国经济累计增长了24.7%,可是能源消耗下降了12.8%,国内航线的旅客里程数仅增加了2.2%。用这些数据他得出一个结论,中国高估了GDP。他认为中国1998年的GDP增长大概只有2%,甚至有可能是负的。后来任若恩教授(20xx)发表文章“中国GDP统计水分有多大”以1971—1999年间日本、德国、英国、韩国、美国在不同时期都出现过能源消费与GDP增长不同步为论据反驳了罗斯基的观点,指出罗斯基的研究由于方法的片面性,其结果是不负责任的。之后罗斯基(20xx)又发表“近年来中国GDP增长核算:目前的状态”引经据典,表示任若恩的研究是脱离实际的,依然维持其关于中国GDP高估的观点。

那一时期关于中国GDP是否高估的争论热闹非常,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中国周边国家乃至世界经济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停滞和衰退,何以中国能够独善其身,这引起了大家的“眼红”。这从罗斯基的文章中认为1998年中国公布数据的尤其可疑中可见一斑,因为国内学者也普遍怀疑1998年为了“保八”而公布的统计数据的真实性。二是罗斯基的文章一直在能源问题上紧咬不放,原因在于中国是全球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有统计表明中国在1996—2000年间的能源消耗系数是下降的。如果接受罗斯基关于能源消费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的观点,就相当于认为中国的能源消耗系数没有下降,那么中国排放的二氧化碳没有减少,中国就要负起承担全球环境恶化的责任。

再来看关于中国GDP低估的讨论。从1994年世界银行发表专题报告《中国人均GNP》,对中国官方1992年GDP数据进行了大幅度的向上调整(幅度达到34.3%)开始,GDP是否低估就成为一个重要话题。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国际竞争地位的提高,币汇率升值的呼声日益高涨,世界银行的购买力平价排名又将中国推向了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位置,导致关于GDP低估的讨论愈演愈烈。针对国际上的说法,国家国民经济核算司专家,孙冶方经济学奖获得者许宪春先后发表文章指出,中国的国民经济核算由于统计体系的不完善、统计数据质量不高和体制性转轨等因素,确实存在很多问题。但在其多年统计工作经验的基础上,经测算,中国的GDP并不象世界银行指出的有那么大的低估幅度,而是有的地方高估,有的地方低估,最后GDP总量变化不大,或略有低估。并且指出随着中国统计工作质量的提高,目前在方法体系上已与国际接轨,世界银行也基本认可中国官方的统计数据。学者王小鲁也认为“中国的GDP的统计过程中也存在相当多的漏洞,有很多没有算进去的部分。但总体来讲,在1990年代我们认为虚报的比漏报的情况严重。”,由此可见,国内学者的普遍观点还是认为中国的官方统计数据基本能够反映GDP的真相。至于世界银行按照购买力平价所得到的世界第二的排名,前面已经说过由于中国的数据年代过于久远,可信度不高。

为什么国内外在GDP低估的问题上纠缠不休呢?从正常思维来看,向往富裕是每个人的共性,何以国外的一些论调将富裕的帽子冠于中国,而中国却坚持不受呢?事实上老外给你戴高帽是有原因的。如

世界商业扩张时代的广州贸易(1750-1840年)_经济学论文 篇三

本文论述18世纪全球商业扩张时代南海贸易格局所发生的变化.广州“独口通商”的由来和广州贸易的特点。着重探讨广州华商资本的发展及其卷入世界市场的情况。指出以十三行商人为代表的豪商.已同其印度、荚国商人伙伴一样,成为国际性的商人。广州华南的商业网络不仅越过传统的南海水域伸展到欧、荚各地,而且与国际的贸易网络相交织,甚至已经直接投资于欧、荚各地。

[关键词]海洋时代  商业扩张时代  南海贸易圈  广州

由于15世纪末,新大陆的发现和东方航线的开通,揭开了海洋时代的序幕。16世纪,随着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西方殖民海商的东来,传统南海①水域的贸易网络,已经西越印度洋,延及大西洋,东通太平洋彼岸的美洲新大陆,初步形成世界性的海洋贸易圈。

如果说16世纪是世界性海洋贸易圈形成的时代,那么18世纪则是全球化商业扩张的时代,是一个商业竞争趋向激烈的时代。这一新世界贸易格局的出现,对于作为传统海贸中心的广州,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本文的主旨在于探讨在全球化商业扩张时代形势下,广州贸易所作的回应。

一、             南海贸易格局的变化

广州古来就是中国海贸的中心(除元代一度为泉州所取代外)。明代于宁波、泉州和广州分别设置市舶提举司。明确指定宁波通日本,泉州通流求,广州通占城、暹罗和西洋诸国。就是说,广州被指定为南海各国朝贡贸易的港口,所管辖的范围也最为广阔。南海贸易的变化与广州贸易息息相关。探讨广州贸易时,当应从南海贸易谈起。

环列南海的“南海诸蕃国”,已为华人所不断移居,明代更成为中国商民出没的地方。华侨在东南亚占据着绝对的优势。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海商于是16世纪先后前来,改变了南海与贸易的。

首先,中国与南海诸蕃国间传统的上的“宗藩关系”和华商的贸易网络受到冲击、削弱和破坏。葡人于1511年攻占满刺加(今的马来西亚,明末称麻六甲),是西方势力东渐的滥觞,也是宗藩关系受到冲击和破坏的开始。作为明帝国的藩屑国满刺加,陷落达十年之久,明朝廷才得知。明帝国也曾严词申斥葡人.责令其退出,返回故土,并下诏谕近邻暹罗(今的泰国)诸夷救援,但未曾取得任何效果。从此起,明帝国与南海诸蕃的宗藩关系日渐式微,在南海的势力逐渐退出。尔后南海渚藩先后陷为西方的殖民地。

葡人继而前来中国沿海活动。先是勾同中国的海商、南海诸蕃的一些商人在杭州湾外的双屿岛建立国际性的市场(1548年明朱纨发兵捣毁),继而以租借占据澳门作贸易据点。并建立东亚与欧洲的贸易网络。

继葡人之后,西班牙人于16世纪中叶占据菲律宾,以马尼拉为贸易基地。16世纪末,荷兰人(16世纪时其领土包含今日的比利时、尼德兰、卢森堡和法国北部法兰德斯一带)也来到吕宋(菲律宾),由于遭到葡、西的抵制,于是荷兰国内的各公司联合起来,组成荷兰东印度公司,并配有强大的武装舰队,以加强其在南海的竞争力。它极力排斥葡、西势力,甚至进攻其贸易殖民基地。17世纪初营建巴达维亚城(雅加达),作为为殖民统治的据点。继而侵占锡兰,并从葡人手中夺取麻六甲。又占据,以大员(即今安平)作为贸易据点(1662年为郑成功所驱逐)。巴达维亚和大员两据点形成犄角之势,相互奥援。继葡萄牙人之后称雄于东亚海域。

英国1600年组织的东印度公司,也前来加入南海水域的商战。由于其资本和武装力量处于劣势到17世纪20年代,把重点转移到印度和波斯。唯留下爪哇的万丹作为在南海的基地。

前来南海水域的葡、西、荷和英等国的贸易公司,不仅拥有以先进的技术武装起来的舰队,而且有本国作其与经济的坚强后盾,有垄断某一地区贸易的特许状,甚至享有殖民地军事和的全权。他们凭借其船坚炮利,一方面主张公平的贸易,另方面遇到失利时,则拦截掠夺海上商船,甚至烧杀掳掠沿海居民,无恶不作。他们在南海地区建立起各自的殖民基地,实行殖民统治,一改东亚海域由华商独领的传统贸易。再是,西方各国海商的先后到来,导致出现中西两半球海商直接交遇的新局面。此时南海贸易的网络,既连结太平洋彼岸的南美洲。又重新伸展到永乐之后中断往来的印度洋,并扩及大西洋,初步形成横跨亚、非、欧、美四大洲的世界性海洋贸易圈。各国间都需要交换各自的产品。荷兰人说:“中国人需要我们的白银,正如我们不能没有他们的商品一样。”②可以说,16、17世纪的世界已经开始趋向一体化。

如果说16世纪是海洋时代,是世界趋向一体化的开端,那么,18世纪是全球商业扩张的时代,也是世界一体化加深而出现的贸易重新改组的时代。

18世纪全球商业扩张时代,是伴随着西方产业革命的兴起和取得成功而出现的。产业革命为市场制造了愈来愈多的产品,迫切需要推向市场。从英国1700年至1800年一百年间的出口商船吨数、输入额和输出额成倍地增加中,可以看到产业革命带来的后果——工业产品对市场需求的迫切性。据统计,离开英国港口的商船吨数,1700年为31万多吨,1800年增至192万多吨,增加了五倍多;商品输出额,18世纪的首10年,为6至7百万磅,1800年却达到4187万多磅,增了约6倍;商品输入额,]8世纪初为4百万磅,世纪末已增达约3千万磅,增加了6倍多。如果置于坐标图上,可以看出,这三项指标都在扶摇向上,世纪末的20年间更是几乎直线上升③。18世纪的南海贸易,除老牌的葡、西、荷等国商人相互竞争外,又增添了英商这一强劲的对手。跟踪而来的还有欧美其他国家的商人,如法国、丹麦、瑞典和刚刚建国的美国等。此时,南海市场的竞争越发激烈化,而且更加带有疯狂性与倾轧性。

商业是以国家的实力为后盾的,国家实力的消长,直接影响商业的竞争力。自重商主义流行以来,商业扩张的胜利就是市场、资本和权力结盟成功的结果。商业资本的张缩是与其国家权力的兴衰联系在一起的。从西方各国海商在南海势力的消长与其国家实力的隆替相一致,也支持了这一观点。取得产业革命成功的英国日益强大,其在南海贸易的地位也随之而与日俱增。英国东印度公司早在创立伊始,就以印度为掠夺对象进行蚕食。18世纪30年代起占据了马德拉斯等三个管区,并在其他地区建立了商栈。18世纪末,印度终沦为英国的殖民地。有了印度作基地,更可以加强对南海水域作掠夺性的贸易活动。1756年,英商的通译员洪任辉(James Elint)秉承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旨意,乘武装船闯入宁波、定海和天津等港口,提出诸多横蛮无理的要求。基于历史上“双屿岛”与“澳门”由洋人引诱而聚集成市的历史教训,洪任辉的举动引起了清朝廷的惊惕。为了“防微杜渐”,又顾及广州僻处xxx,其出海孔道的黄埔、虎门,“在在设有官兵”,可以保证安全,所以于次年,亦即乾隆22年(1757年),下诏令:“将来止许在广州收舶交易”④。从此,只允许欧美各国商人在广州一个口岸通商,不准再往其他三口(厦门、宁波、上海)从事商业活动。这就是大家所熟悉的规定广州为“独口通商口岸”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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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百年历程_经济学论文 篇四

中国学百年历程  

发布时间: 20xx-7-23  作者:赵宝煦  

 近代西方学,是在清末维新运动中被介绍到中国来的。至全国解放前夕,中国学已有了相当发展。建国后,高等教育体制根据苏联蓝本,错误地取消了学,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均造成损失。结束十年,改革开放后,学才得以恢复。20年来,虽有成绩,但步履维艰,进步缓慢。中国的现代化事业需要学,所以它今后一定会得到长足发展。

  【关 键 词】学/主义/国家/中国学会

   一

  中国古代的学遗产非常丰富。四千多年来,在学理论和实践方面,它积累了世界上人口最多,历史最悠久的一个国家长期的理论和治国经验,并且绝大部分被完整地用文字保存了下来。当然,其中有许多是过时了,但更多的却是直至今天,仍然闪耀着智慧光芒的瑰宝。

  近代西方学被介绍到中国来,是从19世纪末叶开始的。

  19世纪中叶洋务运动兴起时,中国人通过洋务派的鼓吹、宣传,开始对西方的思想和制度有些了解。但是通过译书、著书、杂志、报刊大规模把西方的国家学说、契约论、三权分立、、自由、天赋等等理念和议会、政党等等国家制度介绍到中国来的,则是清末维新运动时的事。当时维新运动的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都在这方面做过不少工作。严复因曾留学英国,故译、著尤多。戊戌变法,虽以六君子遇难而告终,但兴学堂、开书局、办报纸的维新风气,却不可遏止。这时,学在西方也开始成为一门的科学。以《学》、《学史》命名的著作,在欧美及日本均陆续出版。中国维新之士,也就及时地翻译过来在中国传播。据统计,从1901年到1904年间,中国翻印出版西方学的专著就有66本之多。其中,美国伯盖斯所著《学》就有“译书汇编”社(1900年)和上海作新社(1902年)两种中译本;德国那特kēng@①所著《学》,也有上海广智书局(1902年)和上海商务印书馆(1904年)两种中译本。此外,还有英国赖烈的《原论》,美国威尔逊的《泛论》,日本小野冢喜平次的《学大纲》,以及日本浮田和民的《学史》等等。[1]

  1898年(光绪24年),也就是戊戌这一年的12月,在成立了京师大学堂,它就是大学的前身(1912年改名为大学)。到1903年,京师大学堂的课程共分八科,其中就包括“科”。这是中国在大学中开设的第一门学课。随后,陆续兴办起来的大学都设立了学系。到1948年为止,据不完全统计,在当时全国100 余所大学中已有40几所大学设立了学系,培养学专业人才。在这些大学学系中教书的著名教授有:张慰慈、高一涵、钱端升、张忠绂、浦薛风、张奚若、张汇文、萧公权、蒋延黻、周鲠生、李亚农、萨孟武、邓初民、楼邦彦、吴恩裕、王铁崖等。[2]

  这时期出版的学专著,比较著名的有:张慰慈的《学大纲》,高一涵的《学纲要》、邓初民的《新学大纲》、钱端升的《中国》、萧公权的《中国思想史》和浦薛风的《西洋近代思潮》等等。其中如邓初民的《新学大纲》,是较早运用主义理论来研究学问题的较有影响的著作。

  此外,中国的学者们还于1932年在南京成立了中国学会。并分别在1935年、1936年和1942年召开过三届年会,至1946年,拥有会员140人。 当时积极发起建立或参与活动的中国学会的老一代学家有王世杰、钱端升、浦薛风、周鲠生、萧公权、张汇文、张奚若、钱昌照、许德珩等。

  总起来说,1949年以前,中国学的教学与研究曾经取得了一定成绩,出现了一批著名学者,出版了一些有价值的著作,也培养了一些学方面的专业人才。但是当时在学的教学与研究中,存在着两个问题:第一,介绍西方的研究成果多,对中国问题研究得少,特别是研究中国现实问题的就更少。第二,培养出来的学生,除去极少数幸运者毕业后有机会出国深造,回来在大学找个教职教学外,其余大部分在学的教学与研究方面找工作非常困难。

  前面提到,早在三、四十年代,中国已有一些学者运用主义理论来研究学。关于主义学问题,存在着一些不同认识。有的学者用西方学教科书为标准来衡量主义理论著作,从而得出主义没有学的结论;与此相反,另外一些学者却认为主义理论中同样有一个完整的学体系。我认为以上两种看法,都未免有失偏颇。

  主义理论,从根本上说,我认为是学的理论。它要解决的主要是实践问题。人所共知,主义有三个组成部分:哲学、经济学和科学。其中,主义哲学是指导思想问题,是世界观和方;主义经济学是解决问题的基础理论,因为经济是的基础;只有科学,才是主义理论的重点,是主义的根本目的所在,即:建立一个没有人剥削人的公平的、富裕的、的、适宜人性发展的、主义社会。科学是关于未来理想社会的研究,它涉及面虽然很广,但关键问题却是问题,而问题正是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说,科学主要的就是学的问题。

  关于学的定义,是一个老话题。近一个世纪以来,各国学者见仁见智,他们对学的概念各有不同的界说。但其中也有共识,即都认为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国家问题。但从国家角度来说,它有两个方面,即夺取国家和巩固发展国家。前者是如何革命的问题,后者是如何建设的问题。在西方的学著作中,着重研究的是如何建设国家、管理国家的问题,例如研究比较xxx、行政学、xxx、政党、决策过程、机制运作等等问题。但主义经典著作中着重研究的却是如何进行革命的问题,例如革命理论、革命战略与策略、革命方式与手段等等问题。这两个方面都是学的内容,但各有侧重。这是客观需要所决定的。主义经典作家原都是革命者,他们当时着重解决的是无产阶级和劳动如何组织起来,从反动统治者手中夺取的问题。恩格斯生前没有看到过一个无产阶级如何建设,所以他们对于建设国家的问题,只能凭着天才的预见,提出一些抽象的原则。这些抽象原则,有些是符合实际的,有些却是错误的。我们当然不能要求他们预见100 多年后社会的发展,事先给后人留下锦囊妙计;而他们生前也不会想到,100 多年后会有号称主义者的人,从他们的著作中寻章摘句,当作治世的灵丹妙药。因为脱离实际,背诵教条,这本是主义之大忌。那么又如何呢?领导苏联十月革命取得胜利,但党掌握只有七年,就逝世了。而且那七年确实是内忧外患的七年,因此,来不及总结建设的经验。斯大林领导苏联建设和反抗德国战争中的功劳不可一笔抹杀,但他犯有许多严重的错误。特别是在晚年,他深深陷入历史唯心主义的泥坑中不能自拔,因此他也不可能正确总结建设的经验和教训。在领导中国党和中国进行革命的28年斗争中,在理论和革命实践上取得了突出的业绩,对主义学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他此时的贡献,也都属于发动革命、夺取的前一半。

  由此可见,在1949年,当中国党领导新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准备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建设时,当时的主义学,不能直接给予任何帮助。因为主义经典著作中的学,虽然在夺取、发动革命方面有很重要的成就,但作为一门科学,它还缺少巩固、发展的重要一半,它还远不完整。这是客观的革命实践使然。这个任务,理所当然地落到后人肩上。

  1949年,中华共和国建国之初,夺取的任务已经完成。当时国家面临的迫切问题,首先是如何建设一个稳定的、高效能的体制。既然中国有着自己的历史、社会和文化传统等方面的特殊条件,显然,只是照搬前苏联的一套现成模式并非善策,而且当时已经可以看出“苏联模式”本身也存在着不少弊端。这时,在国内正需要大力开展学的研究。学借此时机,理应大有用武之地。然而众所周知,当时的高等教育体制以前苏联的高教体制为蓝本,于1952年取消了大学中的学系科。与此同时,学在新中国,也不再作为一门学科而存在了。

  苏联当时没有学系,并不是所谓国家的独创。有些欧洲大陆国家也是如此。许多学问题在苏联不是不研究,而是他们把国家问题都放到法学中去了。因此,苏学的法律系,实际上包括了系的内容。例如他们法律系有“国家与法的理论”、“国家与法的历史”等课程,把国家与法律放在一起讲。此外,他们的国际法、思想史等课程也都在法律系中开设。

  当时我国几十所大学的系都是在1952 年一起取消的。 到了1960年,中苏两党的争论公之于世,中国感觉到需要大量对马列主义有较好的理解,并能宣传马列主义的理论家,因此全国不少大学,包括大学在内,又重新建立了学系。但这时建立的学系,主要是讲授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并不涉及到学广阔领域的其他方面问题。

  到了1964年春天,根据一个关于加强外国问题研究的决定,又把大学、复旦大学和中国大学的三个学系改成了三个国际系,任务

过渡期股份制商业银行竞争与合作_经济学论文 篇五

自20世纪80年代初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进入到由逐步废除计划经济体制到基本确立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时期。20xx年底中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的成员国,根据世贸组织有关规则,发展中国家加入世贸组织后为了缓和对本国经济、社会带来的巨大冲击,可以享受“过渡期”及相应的权利。中国以发展中国家身份加入世贸组织,既要遵守逐步开放市场的有关承诺,也同时享受五年左右的“过渡期”待遇。股份制商业银行(本文仅指10家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是在经济转轨时期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在这个特殊的“过渡期”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竞争压力,只有紧紧抓住新的发展机遇,建立多层次的战略合作关系,特别是要与外资金融机构建立新型的战略合作关系,才能经受严峻的挑战与考验,进一步发展壮大起来。

 一、股份制商业银行在“过渡期”面临多种竞争压力

(一)面临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竞争压力。20xx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明确指出,推进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综合改革是整个金融改革的重点,建立具有高效运作和国际竞争力的国有控股现代商业银行将是改革的基本目标。此后,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进一步加快了战略性调整和改革步伐,其主营业务有进一步向大中城市集中之势。而在“过渡期”内,股份制商业银行以大中城市为基地进行规模扩张仍将是发展的基本轨迹,这势必会加剧二者在大中城市为争夺市场特别是优质客户资源展开更为激烈的竞争。

(二)面临国内资本市场的发展及金融同业的竞争压力。作为新兴的市场经济国家,中国的资本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在过去10年得到了超常规发展,1990年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与股票、企业债券余额之比为99:1,2000年这一比例上升为93:7;同期金融机构贷款增加额与股票、企业债券增加额之比由96:4上升到72:28,10年上升了24个百分点,这种异乎寻常的发展使股份制商业银行正在失去最优秀的(贷款)客户资源。照此速度发展下去,再过10年,金融结构将发生巨大的变化。如果进一步直接的结构,债券市场(公司债、市政债等)还没有得到适当的发展。而在发达国家,债券市场规模往往超过股票市场规模。美国的股票市值相当于GDP的168%,债券相当于143%;日本的股票市值为GDP的96%,债券为136%;欧盟15国股票市值为GDP的92%,债券为82%;全球统计债券相当于GDP的95%.我国20xx年末银行间市场、交易所市场托管的债券,再加上凭证式国债,总共为27941亿元,只相当于GDP的29%.无论是从国际经验看,还是从完善金融市场结构来看,我国债券市场的需求和发展潜力都是非常大的。债券市场的发展,将会进一步加大股份制商业银行的贷款营销难度。在银行与证券、基金、信托、保险分业经营框架暂时不变的情况下,股份制商业银行将不得不面临非银行金融机构分流金源的巨大压力。

(三)面临外资金融机构的竞争压力。外资银行已在中国入世前基本完成了以沿海大中城市为基地的战略布局。截至到20xx年末,外资银行已在我国设立214家代表处,设有外资、合资银行-13家,外国银行分行158家,其他外资金融机构18家,已有31家营业机构获准从事币业务,贷款余额185.36亿美元,资产总额达到450.48亿美元,比1991年的42.9亿美元增加了10倍多。面对中国巨大的潜在市场和发展机会,包括外资银行在内的各类外资金融机构将会进一步扩大在华业务。根据调查,外资银行的客户重点将会放在国有大中型企业、三资企业和金融同业方面;业务拓展重点将会放在投资银行业务、公司业务和高附加值的中间业务(跨境型和批发型产品、产品、国际结算产品、外汇资金及各类衍生产品)等方面;业务拓展空间主要是沿海城市市场;竞争的手段主要是电子化的服务、网络营销和全球服务;竞争的核心就是为了利润。所以,无论是从竞争地域来看,还是从客户选择与产品营销来看,外资银行与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发展战略与业务重点几乎都是不谋而合,双方为争夺资源,巩固和提高市场占有率而展开的竞争将日趋激烈。股份制商业银行在经营管理体制、经营理念、优质客户资源和优秀人才资源、金融创新、投资与风险管理等方面都将面临外资金融机构的严峻挑战。

(四)面临金融全球化背景下的金融标准国际化的压力。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实行更加积极的对外开放政策,这意识着我们不仅要参与世界经济的分工与协作,享受分工所带来的提高资源使用与配置效率的好处,而且也要接纳和紧跟世界经济、金融与贸易一体化、全球化的潮流;严格遵循国际标准和国际惯例。由主要工业国家的银行及银行监管部门组成的巴塞尔委员会所制定的“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所确定的各项基本原则越来越被世界各国所重视,有关资本标准、风险评估方法、风险计量标准、风险与信息披露范围、银行治理准则等越来越成为国际银行业的监管标准。新的资本协议为那些即将采用的银行安排了3年左右的“过渡期”,即在20xx年开始实施,这对走在中国改革开放前头的股份制商业银行能否在短暂的“过渡期”内做好充分的准备,尽快在中国率先采用新的资本协议又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此外,股份制商业银行还存在相互之间的竞争,与城市商业银行之间的竞争,与政策性银行等其他金融同业的竞争等。但这只是事物发展的一方面。另一方面,为了避免恶性竞争和无序竞争,市场参与者往往又会在共同利益的驱使下,遵循一定的游戏规则,在有序竞争中实现“双赢”或“多赢”,从而在竞争中就孕育了合作的基础,这又为股份制商业银行创造了新的发展机遇。

 二、股份制商业银行在“过渡期”面临多种合作机遇

(一)与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战略合作。国有商业银行目前仍然处于垄断地位,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股份制商业银行与之进行合作,可以充分利用其各种资源为己服务。例如,在票据业务方面,可以充分利用其庞大的系统查询票据的真伪,可以利用其雄厚的资金实力和充裕的票源开展代理票据承兑、贴现和转贴现业务等;在银行卡业务方面,可以利用其广泛分布的营业柜台,开放柜台代理收卡业务,可以从根本上解决股份制商业银行因网点过少而影响卡钱难(能)进的问题,极大地方便持卡的用卡便利;在信贷业务方面,可以发展联系授信、银团贷款、贷款转让、贷款互换、贷款担保等业务;在不良贷款清收方面,可以互通信息,联合追债,联合抵制和制裁恶意逃废债的企业。应该说这种业务合作的空间是非常广泛的。目前,多数股份制商业银行都与国有商业银行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但在具体的业务合作方面进展不大,影响合作推进的主要障碍是利益分配机制问题。因此,设计出按分享资源的多少分配利益的制度安排至关重要。

(二)股份制商业银行相互之间的战略合作。针对国有商业银行和外资金融机构“两头”的巨大压力,股份制商业银行越来越意识到加强相互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共同开拓生存与发展空间,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20xx年10家股份制商业银行行长聚会长沙,本着“循序渐进、平等自愿、合作互利、团结互助、风险共担、共同发展”的原则,经过充分的酝酿和协商,通过了(长沙宣言),提出股份制商业银行相互之间要在公司业务、国际业务、零售业务、网上银行、资金清算、资产,保全、信息技术、人才培养、产品创新、联合收费、相互代理等方面加强全面合作的战略意向。在上海APEC会议前夕,10家股份制商业银行联合发表了《苏州协议》,强调了要尽快将战略合作意向转为具体的合作行动,随后正式建立了10行合作项目推进联络与协商机制。目前,第一批合作项目正在有条不紊地推进。随着合作领域的不断扩大,合作内容的不断深入,股份制商业银行相互之间扬长避短、优势互补的效应将会得到进一步的发挥,市场竞争力将会得到进一步的提高。

(三)与非银行金融同业的战略合作。虽然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发展直接分流了股份制商业银行的社会资金来源和客户资源,特别是资本市场的发展直接减少了信贷市场需求总量,从而减少了商业银行的贷款利息收入来源。但另一方面,资本市场的发育与成长又为商业银行发展与资本市场相关的业务提供了新的机会,特别是增加了商业银行的投资品种,扩大了商业银行的投资渠道。这不仅有利于促进商业银行业务的多样化发展,而且也有利于降低商业银行的信贷风险和风险资产总量,提高商业银行资金配置效率。根据各家商业银行近年来所披露的损益情况,商业银行传统的存贷款业务实际上是严重亏损的,银行的最终利润来源完全是靠非信贷资产运用(主要是投资国债、政策性银行发行的金融债及国外投资等)所取得的。这意味着资本市场的发展为商业银行开辟了新的发展空间,并不是什么商业银行“恐龙时代”的来临,即使是在资本市场非常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商业银行仍然居于重要地位。为了适应金融市场结构的变化,商业银行应当主动加强与非银行金融机构之间的战略合作,。围绕资本市场的深化,与非银行金融机构一道,实施联合营销、综合营销和交叉营销战略,为各类客户提供多功能、综合化的金融产品服务,相互促进,共同开发出更多的金融产品,扩大金融市场容量,形成新的业务增

国外学者关于劳动价值论的百年论争回顾和思考 _经济学论文 篇六

自从的劳动价值论诞生以来,就遭到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的污蔑和攻击,而与此同时,主义派别的经济学家对于各种各样的攻击也给予了迎头痛击,这种攻击和击的论争迄今已经延续了一百多年,其论争的实质是抛弃还是坚持的劳动价值论。世界虽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应当对的这一伟大理论有新的理解,但我们仍应一如既往地坚持和捍卫的劳动价值理论,以使其永远发出灿烂的光芒。

【摘 要 题】主义经济学

【英文摘要】Since the publication of Marx's Capital in 1867 thebourgeois economists have been trying to seek thecontradiction between Capital I and Ⅲ,aiming atunderestimating and overturning the economic theory of Marx.The Marxist repercussion on abide were diversified.From thebeginning of the 20e century,W.Lexis and his pupilBortkiewicz accused Marx for not resolving the problem oftransformation of value into price of production,that is thecenter of the problem of transformation,of abide the debatelasted until the period of the 1980s.Many economists tookpart in the debate.The author also esteems the Marxist theoryof labor and that of labor value as an unshakable rock,however,it does not mean that it should not be developed,on thecontrary,it should be studied even more profoundly and bedeveloped successfully.

【关 键 词】/劳动价值论/转型问题

Marx/labor value/problem of transformation

【 正 文】

[中图分类号]F0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420(20xx)06-0067-07

在自己的著作中阐述了劳动以及劳动价值的问题,发现了剩余价值,从而发现了资本主义剥削工人的秘密,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必然胜利的历史发展规律,为全世界被、被剥削的工人阶级和劳动大众指出了解放自己的光辉道路。然而正是这样一个伟大的真理,却不断受到各种各样的攻击和歪曲,与此同时,主义者面对这些攻击和歪曲也进行了有力的回击。在劳动价值论问题上的攻击和反击、批判和反批判以及理论上的论争算来已经进行了一百多年。

一、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发难攻击的劳动价值理论

1867年,发表了《资本论》第1卷,4年之后就开始有人对的劳动价值理论进行批判和攻击,其中金蓬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比较有名,他们分别发表了《经济学理论》、《国民经济学原理》和《纯粹经济学原理》等著作,提出用“新”的价值理论,亦即以建立在使用价值上面的价格理论代替的劳动价值理论。金蓬斯当时攻击说:“经济学的火车头在错误的道路上偏离了方向。”而法国经济学家毛里斯·布洛赫也指责把劳动价值理论变成“反对资产阶级的武器”。但这些批判和攻击大多是出于无知和误解,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的《资本论》的发表做出的一般性反应。

1894年11月,的《资本论》第3卷出版,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反应就不是一般性的了。他们看到《资本论》的影响日渐扩大,因而拼命诋毁它、攻击它,妄图把的劳动价值理论以及整个主义经济学体系打垮,于是就别有用心地寻找《资本论》第3卷和第1卷的“矛盾”,以此来贬低、的经济学理论,其中最有名的是意大利庸俗经济学家阿基尔·洛里亚,他无知地认为,的平均利润、生产价格论否定了劳动价值论,因而是“重大的理论上的破产”,“是科学上的自杀行动”;在《资本论》续卷中许下解决价值规律同等量资本获取等量利润的事实之间的矛盾的诺言是“拿不出科学证据时使用的一种诡计”云云。恩格斯当即写作了《价值规律和利润率》一文予以驳斥,他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商品交换及商品的整个发展史进行考察,有力地证明了价值规律的客观性,也证明了价值向生产价格的转化及平均利润率的形成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历史过程,彻底驳斥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所谓“价值是必要的虚构”、“的生产价格理论否定了他的劳动价值理论”等奇谈怪论。遗憾的是,这场论战刚刚开了个头,就因为恩格斯的去世而中断了。

1896年,德国庸俗经济学家欧根·蓬·庞巴维克出版了《卡尔·和他的体系的终结》一书。在这部著作中,庞巴维克主要对《资本论》中的四个论点进行了攻击:(1)虽然单个商品相互之间高于或低于它们的价值出售,但这些相反的偏离可以相互抵消,如果把社会当作一切生产部门的整体来考察,社会本身所生产的商品的生产价格总和等于它们的价值总和。(2)价值规律支配着价格运动,生产上所需要的劳动时间的减少或增加,会使生产价格降低或提高。(3)按照的观点,价值规律在商品交换还未占绝对优势的“初级”阶段起支配作用,当时价值还未完全转化为生产价格。(4)在复杂的国民经济中,价值规律至少是间接地和“最终地”“调节着”生产价格,因为按照价值规律,商品的总价值调节总剩余价值,而总剩余价值又调节平均利润从而一般利润率的水平。庞巴维克认为,的学说中有两个价值理论:一个是在《资本论》第1卷中,另一个是在《资本论》第3卷中。这两个价值理论不是偶然地或例外地,而是经常和必然地导致不同的结果。因此,庞巴维克得出这样的结论:《资本论》的第1卷和第3卷之间存在着一个矛盾。因为在他看来,在《资本论》第1卷中,商品的交换时根据的是劳动价值理论,商品是按照价值交换的;而在第3卷中,却肯定商品的交换是按照生产价格进行的。也就是说,平均利润率和生产价格理论同价值理论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二者的矛盾根源就出于劳动价值论。所以庞巴维克专断地认为,劳动价值理论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公设,这样,第1卷和第3卷的价格理论“敲响了主义的丧钟”。

庞巴维克对的这种恶意攻击立即遭到意大利主义经济学家R.希法亭的迎头痛击。希法亭对庞巴维克的批判文章名为《庞巴维克对的批判》,发表在1904年出版的《研究》第1卷上。

希法亭的这篇论文要分为三个部分:(1)价值作为经济范畴;(2)价值和平均利润;(3)主要观点。希法亭认为,庞巴维克的要害是无视社会,而且仅仅是从个人出发。由于是从社会出发,因而他把劳动看做是人类社会的一部分,其发展最终决定社会的发展。希法亭指出:“正因为劳动是一个的社会的粘接剂,而不是因为它是同技术最为相关的事情,所以,劳动是价值的源泉,价值法则具有现实性。”针对庞巴维克的观点,希法亭指出:“与庞巴维克形成鲜明的对照,没有把价值理论视为确定价格的手段,而是把它视为发现资本主义社会运动规律的手段。”“在庞巴维克看来,劳动似乎仅仅是个人估计价值的决定因素之一。而在看来,劳动生产率程度和劳动组织的方式决定着社会生活的性质。每一个人的劳动是社会总劳动的一部分,从劳动的这种社会职能来看,劳动便是价值的源泉,因而经济现象服从于于个人意志的客观规律,并受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的控制,而商品在其中只起媒介作用,这种媒介过程再生产社会关系,或社会关系逐渐发生转变,直到它们需要一种新的媒介形式。”

希法亭对庞巴维克的所谓批判进行了有力的回击,与此同时,他还详细地说明了主义关于劳动和劳动价值的理论观点,这就透彻地阐明了的理论观点同庞巴维克的经济观点之间的根本分歧。希法亭对庞巴维克的有力批判被认为是当时主义阵营里应战的第一人,因而具有重要的意义。19世纪末关于劳动价值论问题的论争还引起了不少学者和一些主义者的反应,参加讨论的大致分为三派:(1)以考茨基为首的正统主义派,该派把主义原著视为不可逾越的真理;(2)以伯恩施坦为首的修正派,该派提出用新的“边际效用论”的价格理论来代替的劳动价值理论,同时保持的剥削理论,试图综合“边际效用论”和主义两种风马牛不相及的理论;(3)介于上述两派之间的批评派,主要人物有桑巴特、克罗齐和希法亭等人。

二、劳动价值理论讨论的深化:关于“转形问题”的讨论

自1895年开始,一些左翼经济学家试图对的劳动价值理论进行完善和补充。其中德国经济学家贡拉德·施密特最为有名,他曾经对价值和价格的理论做了较为深入的并被认为是接近理论的论述。他认为,商品具有相当于生产它的必要的社会劳动时间的价值,它分为固定价值(c)、可变资本(v)和剩余价值(pl),即

价值=c+v+pl

其中,pl/v=剩余价值率,表述了资本对劳动的剥削;c/v=资本的有机构成,表述了生产资料和活劳动的关系。

然而,商品的价值以不同的生产价格进行交换,生产价格由下式决定:

生产价格=(c+v)(1+r)

其中r,=∑pl/∑(c+v),表示平均利润率。

因此,在利润率平均化期间,价值转化为生产价

制度创新与文化传统——试析近代批信局的经营制度_经济学论文 篇七

本文通过近代批信局的具体业务流程、经营制度及其创新,认为批信局经营优势在于其独特的经营制度,指出一种制度的创新必须与文化传统和社会环境相适应,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存在和发展。<?xml:namespace prefix = o ns =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office" />

[关键词]制度创新;文化传统;近代批信局

批信局⑴是专为华人移民递送汇款和信件的组织,兼有邮政与金融机构之功能。最早出现于19世纪40—50年代东南亚地区的城市中,20世纪30—40年代进入黄金时期,存在近两个世纪,曾遍布东南亚和中国香港、福建、广东和广西等地。批信局尽管招致国家邮局与银行的严格限制和激烈竞争,但仍能在侨批市场中占有一定优势,个中原因除特殊的历史环境外,也要从批信局独特的经营制度中去探究。本文主要通过批信局的经营制度及其创新,探讨制度创新与文化传统的关系,希冀有助于加深对传统制度的认识,把握其未来发展趋势。

一  批信局经营制度的形成

批信局的经营制度源于水客时期。水客源自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民间对水上贩运生意(俗称走水)的小商贩的称呼,后被用于称穿行于东南亚和中国东南沿海地区间贩运土产等商品贸易的小商贩。⑵后来,专门替华侨带款和口信回国、顺便利用款项做生意的移民也被称为水客,有时也称为南洋客。⑶他们又兼招工,因此又被称为“客头”。⑷水客制奠定了批信局经营制度的基础。

首先,水客携带款项回国时一般会捎带口信给侨眷,这是最初的“信件”,初步形成“信款合一”的习惯;返回侨居地时一般有回复的口信,即“回批”,这是批信局“信汇”制度的雏形。其次,按址登门送款与带口信。由于多为乡亲,因而水客多亲自登门拜访,当面将侨民的口信与款项送呈家属,详细介绍南洋侨居地情况,并将家属情况及口信再带给侨民。这种人性化的服务为批信局所继承,并成为固定制度。由于独到的经营制度,水客业务一度相当发达,仅闽南几县的水客就达一千多人。⑸水客在批信局出现后曾长时间活跃于侨批市场。

然而,水客经营方式存在很多弊端。首先汇款期限不固定,往返时间长,回批递送迟缓,如新马、印尼地区,一般每年只能往返二至四次,菲律宾最多也只五六次;⑹其次,收费较高,手续费多为10%,华侨和侨眷对此不满,而且没有固定的营业场所和担保,个人信用不可靠,时常发生私吞侨民汇款问题,巧媳妇利用谐音揭穿水客、迫使其按原数目付款的潮州民间故事就表明了水客的信用问题。⑺其三,水客收集汇款和派送能力有限,往返途中还要中辍收汇,营业范围小,不能适应华侨经常汇款的要求。⑻随着华侨汇款增多和侨批市场扩大,批信局应运而生。

批信局虽然与水客基本职能相同,“纯系一种传递之性质,全属于有限之劳力代价”,“非一种买卖之营业性质”,⑼但克服了水客经营方式的弊端。批信局经营地点比较固定,一般都有经营门面,信用相对可靠;而且分工细致,一般都设有经理和信差(即批脚),负责管理、收寄或分发侨批,内地分局大多由商店兼营,经理和信差的职能多由原商店人员充任。⑽规模大的批信局分工比较细致:(1)经理1人,总揽批信局事务并与银钱业接交往来;(2)管柜1人,专司出纳及会计;(3)跑街1人,专司带送信件或信款事务(由厦门至内地);(4)伙友及学徒数人,分掌登记信件数目及其它事宜。⑾国外负责收集侨批的批信局还有“门市”职位,负责接受侨民直接到店的业务委托。⑿细致的分工保证了侨批寄递的迅速快捷,满足了侨民和侨眷的需要。更重要的是,批信局在实际业务中逐渐形成一套复杂的业务流程,创立极富特色的经营制度,既符合侨民习惯和社会实际情况,又吻合中国传统文化。

二  批信局业务流程

一次侨批业务可以分为侨批收集、侨批寄出、侨批分送和侨批完成等过程,一般需要多个批信局合作:

(一)东南亚批信局:负责收集、寄递侨批及回批

批信局收揽侨批办法为:(1)先挂招牌分贴,鼓吹便利,回文快捷;(2)或托商店,或派人暗中到各帮行店疏通收揽批信,减低汇率;(3)应酬各殷实商人、各大店号及银行等,以便金融周转;(4)调查批信局所在地的华侨,如有职业可靠者,予以便利贷款。(5)以折扣方式请客栈、水客或客头招徕生意。

封发办法为:(1)侨民直接到批信局办理的批信按每一船期编一字并次第分别编号;(2)设一本号码簿专门登记各批信寄件人姓名、住址、银数以及编号,回批寄到投送后将日期注销;(3)收信人姓名、住址、银数及编号,第一期船抄一张单据寄给国内总号,以防轮船或飞机失事,第二期亦同样抄一份寄去,以防遗失,使得投递局按址将银信送交收件人各日帮单;(4)如系大批(即汇票)收款即交寄款人,任其将汇率封入信内由邮局寄去,或自带回国领取,如系少批,即将信及款

金融危机、道德自律与转型期文化传统_经济学论文 篇八

得以有效的其他种种制度。事实上,当我们(跟著韦伯)如此重视资本主义制度的 “可计算性”的时候,我们必须看到,如果不是因为这些“支撑体系”的超越私人 联系的性质,如果不是因为这种“非人性”的制度里的“铁面官僚”的冷淡,无情 地排除或极大地减弱了那些时刻包围著我们的、无孔不入的“私人联系”的影响, 那么资本主义的“可计算性”就难以存在。

让我从股票交易中提出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上面的论点。在美国流行的网上 股票交易商当中,明确地规定了所谓“跳一价位”(stick up)制度。就是说,当股 票交易的委癠方向代理方发出交易指令时,如果指令是“卖空”,那么代理方只能 在カ场价格从下降过程中停稳的某个价位再跳上一个价位时执行委癠方的指令。跳 一价位的规定是为了防止股票カ场在高度不稳定期间被短期炒家炒到崩盘的地步, 因为从理论上说,卖空股票的数量可以无限大地超出股票发行的总量。当股票从一 个过高的价位下滑时,往往引发“雪崩效应”,手中执有股票的人会争先恐后卖出 股票,而原本没有股票的人,出於投机,会大量卖空股票。跳一价位的规定使得卖 空行为相对於原本持有股票而现在卖出股票的行为而言,处於劣势。例如当 IBM股 价一天之内从105美元下滑到100美元时,如果中间没有停顿,那么在跳一价位规则 下,卖空方基本上无利可图,甚至可能亏损(如果股价跌到 100 美元以下才停住并 且反弹到100美元, 那么按照“随行就カ”market order 指令执行的卖空就会造成亏 损)。

跳一价位规则也许或者肯定对社会整体而言利大於弊,但是它所要求於社会的 道德基础是甚么呢?我还是想用具体的例子来说明这个要求。在跳一价位的规定下, 委癠方事实上只有两个选择∶(1)向代理方发出“随行就カ”指令。在该指令下, 委癠代理契约关系规定,代理方必须“尽最大努力”(best effort)为委癠方卖一个 好价钱;(2)向代理方发出“限定价格”( limit order )指令(当然包括“止蚀限 定价格”)。在该指令下,代理方要么不卖,要么只在委癠方限定的价格以上将股 票卖出。对华尔街的许多股票及其期权(options)而言, 价格在一天之内的变动可 以大大超出1%的幅度,例如计算机业三巨头之一的Dell,其股票常常在一天之内变 动10%左右。最近的例子是1998年1月11日,在一分钟走势图上显示,Dell从85美元 几乎不停地跌至79美元,然后再上升到 87美元。与此同时,Dell的期权价格,以一 月份到期的85美元出售权为例,则毫无停留地从2.5美元上升到6美元再下跌到 2 美 元,一天内的变动幅度几乎达到 300% . 熟悉香港股票操作制度的读者会注意到, 这正是股票交易代理人谋私利做“老鼠仓”的大好时机。仍以 Dell为例。如委癠人 发出的指令是“随行就カ”购买一月份85美元出售期权,那么代理人完全有理由按 照当日最高价格6美元为委癠人“买进”期权,而实际上自己以例如当日行价3美元 买进再转让给委癠方,获利 100% .如果委癠人发出的是卖空指令,那么在跳一价 位规则下,代理人仍可以在当日的较高和较低两个价位上自己卖空,然后把那些在 较低价位上卖空的股票“转让”给委癠人(即在低价位上买回并在同一价位上借出 该股票给委癠人)。尽管有详细的规则禁止代理人这样做,但由於监督成本太高, 委癠人事实上很难知道自己的指令是在哪一个价位上执行的,除非委癠人能够看到 交易当天“场内专家”(specialist,或market-makers)的交易记录。我在香港曾经听 一位交易所的朋友说,香港交易机构里几乎人人都有“老鼠仓”。这或许是夸大的, 但离现实应当不会太远。另一方面,以我个人多年的经验,美国的网上交易员,至 少那些著名的互联网交易公司 , 不太可能做“老鼠仓”。 所以我相当放心地发出 “随行就カ”指令,并经常於事后得知成交价格比我期望的更加理想。这个例子说 明,跳一价位规则或任何金融制度,其事实上的有效性常常主要依赖於规则执行者 的道德自律,在监督成本高昂的场合尤其如此。 这也是诺斯( Douglas North,诺贝 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所说的“第一方监督”(the first-party enforc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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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原因分析_经济学论文 篇九

 近年来,我国农民人均收入呈连年下降趋势:1996年增长9%,1997年增长4.6%,1998年增长4.3%,1999年增长3.8%,2000年只有2%,远低于城乡居民收入6.8%的增长水平,更低于GDP8%的增长速度。20xx年的农民收入及增长也是远远低于城镇居民。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已经制约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成为影响国民经济全局的突出问题。本文拟就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根本原因与具体因素加以。

 一、资金转移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重要因素

农业资金非农化已是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受市场经济规律的作用,我国农村资金从种植业向非种植业、从农业向非农业部门转移的数量越来越大。据统计,改革20年来农业资金年均净流出量(按1995年不变价计算)达458亿元,1978—1996年间,农业资金共流出8709亿元。90年代年均流出量比80年代增加了近100亿元。资金流动和收入转移既影响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扩大生产的能力,又影响农业部门的生产潜力,更影响农村居民的收入。而资金转移包括通过价格形式的收入转移、通过预算的收入转移、通过金融系统的资金转移,以及对农业的投资减少等。

 (一)通过价格的收入转移

我国一些经济学家使用“剪刀差”的概念来描述国家收购价格和农产品“实际价值”之间的差距,并以此为基础来估计相应的收入转移数量。

根据新古典经济理论,用国家收购价格和自由市场价格之间的差距计算这种收入转移更合理。20世纪70年代末农产品自由市场部分地重新开放,但在随后若干年里并没有很好地发挥其价格功能,在30年代前半期尤是如此。此外,棉花等少数几种农产品一直不能在自由市场上进行交易。因此,现有的资料无法用来准确、全面地衡量农产品收购中因价格扭曲而转移的收入数量。不过,粮食的价格和数量资料相对完整,所以我们用粮食收购中的收入转移为代表,近似地估算全部收入转移的重要程度。

一般认为,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粮食市场价格大约比国家收购价格高20%到30%。经过连续几年的丰收以后,自由市场的粮价相对下降。1984年市场价格已经与国家收购价格大体持平,有的地方甚至低于国家收购价。但是,这一差距在80年代后半期又重新扩大。以小麦和水稻的平均价格为例,1985年市场价格比国家收购价格高大约10.3%,而4年后这一差距猛增到105.3%。1990年粮食大丰收,总产比1989年高大约10%,而且通货膨胀率因宏观经济的治理整顿而大幅度降低,自由市场粮价因而也相对下降,仅仅比国家收购价高66.4%。

在90年代前半期,特别是1993—1994年的两位数通货膨胀之后,可以断定国家收购价格和市场价格之间的差距又再次扩大。

根据计算,由于强制收购制度,仅粮食一项,国家在1985年就少付给农民27.6亿元。以后随着价格差距的扩大和收购数量的增加,1989年通过粮食收购转移的收入高达304.3亿元,相当于当年粮食总产值的13.9%。结果表明80年代后期这种收入转移的数量增长很快。

据估计,在改革前的1950—1978年的29年中,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大约取得了5100亿元收入,同期农业税收978亿元,财政支农支出1577亿元,通过征收制度提取农业剩余净额4500亿元(农业投入课题组,1996)。改革前平均每年从农业部门流出的资金净额在155亿元。

但在这一时期,却几乎没有人提出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除了方面的原因外,主要在于当时主要以暗税的形式(暗税是明税的5倍)提取农业剩余。但这一时期农民收入水平低下,生活贫困,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负担过重问题。据1978年统计,当年农户只拥有很少的财产,折合现款户均不超过550元。其中户均拥有生产资料不足10元,消费资料只有不超过500元的住房、32.09元的货币存款、不超过60斤的余粮。农村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高达0.67,比1957年的0.65还高近两个百分点,处于国际公认的绝对贫困线之下。全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约为2.5亿,占农村人口1/3。改革前农民生活如此困苦,一个重要原因是通过农村征收制度过度提取农业剩余,使有限的农业资源大量流出农村。

改革以后,农村征收制度并无实质性变化。虽然在1985年取消了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实行粮食定购合同制度和市场收购,但出现了“比价复归”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农产品涨价给农民带来的收益。在1989年至1992年间,农产品收购价格提高了5.3%,而同期农业生产资料却上涨了33.5%,其他农用产品也跟着涨价。特别是在增加对农业生产资料的补贴、减免一部分农业税的同时,却减少了财政支农支出的比例。据统计,在1979—1994年的16年间,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从农民那里占有了大约15000亿元收入,(注:参见农业投入课题组文,1996。)同期农业税收总额1755亿元,各项支农支出3769亿元,通过农村税费制度提取农业剩余约12986亿元。改革后平均每年从农业部门流向城市工业部门的资金高达811亿元。

 (二)预算转移

农业公共支出,特别是基础设施、研究和推广方面的农业预算支出,对于农业部门的长期增长具有关键的使用。由于小农特别依赖在这些类似公共物品方面的预算支出,农场规模越小,公共支出就越重要。然而,当80年代我国农业生产的规模从平均每个生产队17.7公顷急剧下降到平均每户0.5公顷时,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后的农业公共支出却反而减少了。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1979年中国的农业预算支出为174亿元(当年阶),1981年减少到110亿元。尽管1990年农业预算支出增加到308亿元,但是,这一增长实际上是80年代通货膨胀的结果。如果用零售物价指数折算,1990年的农业预算支出总额仅仅相当于1979年的151亿元,比该年农业预算支出低大约13%。在农业实际预算支出减少的同时,它在国家预算支出总额里所占比重也大幅度下降:1979年农业预算支出占国家预算总支出的13.7%,而1990年这一比重下降到8.9%;1986年和1988年更低,大约只有7.9%。另一方面,同一时期从农业部门获得的预算收入,包括农业税和其他收入,却从1979年的32亿元上升到1990年的126亿元,11年里增加了几乎三倍。农业收支相抵就可以得到预算净转移的数额,预算中农业收入净转移的数额每年都是明显减少。

对有关资料进行深入研究的结果表明,1979年农业预算支出中用于基础设施的部分为62亿元(当年价)、1981年减少到24亿元;在以后的7年里,这方面的支出一直在30到40亿元的范围内徘徊。尽管1990年基础设施建设支出增加到67亿元,但实际购买力仅相当于1979年同类支出的一半左右。

此外,农业科技和推广方面的预算支出虽然有所增长,但其增长只能用来弥补工资支出增长造成的预算缺口,实际能够用于研究或推广工作的经费并没有增长,如果受通货膨胀因素问题就更严重。我国的农业技术推广与发达国家相比有很大差距。根据国家的抽样调查表明,我国的农民中,初中文化程度以下的比重高达90%,农村迫切需要农业技术的推广。但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农业推广队伍在近年来却出现萎缩。全国农业技术推广人员总数曾经高峰时期的150万人到流失一半,近年来虽有所恢复,也只有100万人左右。农业技术推广的投入逐年减少。农业技术推广人员的人均年活动经费从1986年的1167元减少到1995年的894元。农业技术推广经费在农业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也由1987年的0.33%下降到1995年的0.23%,比世界平均水平低3至4倍。发达国家的农业技术推广人员与农业人口之比为1∶100,而我国为1∶1200。(注:经济日报[N].2000-10-10.)

如果我们把乡镇企业上缴的税收也考虑在内,即在更大范围内计算城乡收入转移,农村的情况将更加糟糕。当乡镇企业的税收计算在内时,80年代初期预算对农村地区的净转移数额大大减少,而1985年以后则成为负数(1988年和1989年分别为-143.8亿元和-148亿元)。集体经营的乡镇企业通常为当地的农业部门提供财务上的援助。因此,乡镇企业税收的增长将直接减少农户的净收入和农业投资。

农村地区1979年从预算获得120亿元。但是10年后,农村地区却净上缴国家财政150亿元。如果以人均水平计算,1979年农村人均收入的10%来自于国家预算,而1989年每人却要将相当于3%的净收入上缴国家财政。1990年略有好转,但1991年以后这一情况再次恶化。

 (三)诱发的资金外流

上述表明,相当大一部分农村收入通过价格机制和国家财政预算转入公共部门和城市工业部门。这种隐含的税收降低了农业生产的净收入和农业投资的收益,从而导致农业资金进一步外流。

从1979年到1993年,农村累计资金外流总额从168亿元增加到1153亿元。1984年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存贷差额曾一度缩小,其原因在于当年农业大丰收,农副产品收购贷款大幅度增长。1986—1989年期间,由于国家宏观调控和治理整顿对乡镇企业的影响,农业生产的相对收益略有回升,年度资金外流数额因而增长不显著。此后,每年流出农村的资金总额又迅速增加。

在农村经济内部,资金也不断从农业部门流向乡镇企业。到1993年,农户在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存款余额总数达到3576亿元。但是,他们得到的贷款余额总数仅仅为881亿元,相当于只使用了本身存款的1/4。农户存贷款的差额总数高达2695亿元,其中1639亿元转入乡镇企业(即被农村信用合作社用来填补乡镇企业的存贷款额),剩下的1056亿元则转入其他部门,主要是城市工商部门由于农副产品国家收购价格和市场价格的差距不断扩大,农户的储蓄和资金也加速流向乡镇企业和其他部门。的价格政策降低了农业生产特别是种植业生产的收益,资源当然会流向其他生产部门,如乡镇企业和城市工商业部门,甚至流向证券市场和房地产业。这种诱发的资金外流无疑将进一步削弱农业部门扩大生产的能力。

 (四)对农业投资的减少

若总投资额一定,则对农业投资的减少就表明对其

对商业银行开展现代公共关系管理的思考_经济学论文 篇十

摘要:本文认为,商业银行在市场经济中具有特殊的地位,是特殊的社会组织(公共关系的主体),它有自己特定的服务对象——客户(公共关系的客体)。银行要得到来自部门、公众和社会团体的大力支持,除了要代表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外,还必须与社会团体、公众顾客和内部员工进行积极的沟通、交流,取得相互理解和相互信任,建立一种稳固的、十分紧密的长期合作伙伴关系。

 一、现代公共关系的内涵及作用

(一)现代公共关系的内涵

公共关系分内外两种:即纵向、上下隶属的关系和横向、平行协作的关系,内容包括:指导性、宣传性、交际性、服务性、公益性、征询性等多种形式。公共关系工作的对象是大量的、不确定的社会公众。要使少数的社会组织(商业银行,公共关系主体)同大量的、不确定的社会公众(公共关系客体)保持长期的、良好的关系,就必须采用社会公众能普遍接受的传播方法和手段,进行真实的、有效的信息传播和交流,对内增强企业员工的凝聚力、向心力,提高企业经营效益和市场竞争力;对外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事实证明,商业银行要在日益激烈的社会竞争中取得主动,必须从根本上改善银行与部门、社会团体、公众顾客和内部员工的关系,从而得到来自各个方面包括社会的理解和支持。

公共关系学是以研究社会各种关系为主要内容的智力密集型、信息密集型的新学科。具有自己明显的特点。第一、公共关系是一种“双赢”关系,其前提条件是:交流合作必须是真实、诚恳、相互信任、持续不断的。第二、公共关系作为一种组织管理的职能具有目标导向十分明确等特点,而且强调整体运作,其追求的目的是社会组织利益同社会整体利益的一致性,不是为了满足小集体和个人的私益。第三、公共关系学研究的是一种真实、公平、透明、各方认可的正常的社会关系。公共关系为了树立本组织的最优形象,在广泛收集信息的基础上,通过内部协调、指挥管理、决策应变、形成共识等组织传播和人际传播手段,围绕着本组织的目标主动开展各种真实、公开、合法、符合社会道德准则的传播沟通活动,增进本组织与公众的相互了解,进而影响,取得、社会公众、新闻媒介等社会组织的支持,创造出与本组织发展目标和谐的社会环境。第四,公共关系在社会组织的发展中发挥着长期的、持续不断的作用,基础是牢固的、稳定的。

(二)开展现代公共关系管理的作用

根据WTO协定中有关银行方面开放的承诺,人世5年后,中国将全面开放银行业并参与国际市场竞争。长期以来,我国商业银行一直以经营国内业务为主,对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规则、经营方式、产品研发、客户结构、客户需求等还缺乏更多的了解。通过开展公共关系,主动进行各种传播沟通交流活动,一方面可以广泛收集国内外信息,掌握谈判技巧和主动权,了解市场需求和制定产品策略、价格策略、分销策略、促销策略;另一方面还可以引导我们采用外国人的行为方式来宣传介绍中国、提升商业银行的形象,并以外国人的传播方式和他们进行交往,介绍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经营特点,消除国外顾客对我国商业银行的偏见和无知,拓宽经营渠道,扩大影响范围,加快商业银行结构调整和金融产品的开发创新,满足市场和公众的各种需求。公共关系是近代商品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近几年来,中国经济连续每年保持7—8%的高增长速度,20xx年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23562亿元,同比增长9.9%。以此伴随的是居民对、住房汽车贷款、抵押和财富管理等金融产品的巨大需求。商业银行应抓住这一有利契机,加快自身发展,第一、应主动采用现代公共关系等先进手段对市场进行全面地调查,提出决策计划。第二、迅速调整经营策略,明确市场定位,转变银行经营理念并进行持续不断地协调、完善银行与公众之间的关系活动。通过银行和顾客的交往、沟通,将公众的需求和利益等信息及时地反馈到银行的经营服务过程中,成为银行新的增长点,在满足市场多层次、多元化需求的同时实现商业银行的持续发展。

 二、商业银行开展现代公共关系管理的主要内容

(一)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商业银行发展公共关系,通过开展真实、公开、公平、合法的竞争合作,可以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坚持以双方利益为纽带,促进银行金融产品创新和兑现各种承诺,增强组织和员工的信用观念,提高企业和公众的信用程度,加快我国诚信体系的建设。公共关系具有以下传播原则:第一、传播过程中所有的信息和所进行的各种活动必须是真实、公平、透明的。既要实事求是地宣传自己,又不损害和贬低他人。第二、传播交往中坚持组织利益和公众利益的一致性。坚持以良好的银行信誉、优质的金融产品和服务质量来赢得市场,把提高信誉、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作为银行兑现承诺的标准。第三、整个传播交往过程始终密切围绕组织的总目标。第四、传播活动必须符合经济高效率的原则。第五、持续不断地长期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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