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马克思与席勒关于人的异化的思想_论文十 篇

浅析马克思与席勒关于人的异化的思想_论文十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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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xx与席勒关于人的异化的思想_论文 篇一

摘要:克服人的异化,返回自由的人的本质,是席勒《美育书简》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共同关注的问题。席勒认为通过审美游戏,建立审美王国才能走出人的异化的现实。而则认为,通过对私有制和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建立主义社会才能最终实现人的解放。 

关键词:异化 审美游戏 私有制 主义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进行,提出了“异化劳动”的思想。指出,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与发展,整个社会日益为两大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他认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希望正是寄托在无产阶级身上。为争取人类的自由与解放,最主要的是争取无产阶级的解放。“因为劳动者的解放包含着全人类的解放;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整个的人类的奴役制就包含在劳动者同生产的关系中,而一切奴役性的关系不过是这种关系的各种变形和结果罢了。”①在看来,在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异化的事实就表现在劳动者的异化劳动中。

劳动的异化首先表现在劳动者与他的劳动产品的关系上。正是劳动实践人才把自己看作是类存在物。通过劳动,人将感性的自然加以改造,使之成为属于自己的作品和现实存在,从而在其创造中能直观到其自身的本质力量。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的主体即劳动者却成为了商品劳动力,这种劳动力为资本家所占有和使用,而劳动者生产的产品也最终归资本家所有,在其随后的经济活动中被消费、增强并且重新转化为资本而与劳动者对立。这样,“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产品,作为异己的东西,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是同劳动对立的。”②劳动者同自己劳动产品的关系就是同一个异己的对象的关系,因而“劳动者耗费在劳动中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便越强大,他本身、他的内部世界便越贫乏,归他所有的东西便越少。”③将这称之为物的异化。

异化不仅表现在生产的结果上,而且也表现在生产活动的过程中。“对劳动者来说,劳动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是不属于他的本质的东西;因此,劳动者在自己的劳动中并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并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并不自由地发挥自己的肉体力量和精神力量,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到损伤,精神遭到摧残。”④只有在劳动之外,劳动者才感到自由自在。因此他的劳动不是自愿的,而是一种被动的强制劳动。因此,在资本主义现实下,劳动不是对自我的确证,而是自我的散失。

异化劳动的第三个方面表现现在人的类生活变成为一个人生活的手段,使得自己把自己的生命活动与本质变成了维持自己生存的手段。动物和它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它的一切就是它的生命活动。而人则不同,他把自己的生活变成了意识的对象,人的活动是有意识与目的的。“正是通过对对象世界的改造,人才实际上确证自己是类存在物。”⑤因此,劳动的对象就是人类类生活的对象化。但是异化劳动剥夺了人的劳动的对象,从而也就剥夺了人类的类生活。这样把人类的活动就贬低为一种与动物一样维持生存的手段,人的优越性散失了。

这一时期在思想上还受到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思想的影响,但是通过对席勒的《美育书简》和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来进行一番比较,我们会看到在这部名著里所讨论的问题也是席勒所讨论而且努力寻求解决的。

在《美育书简》中,席勒认识到在他那个时代理性已经日益牢固地主宰着整个社会的运转和个人的身心。人们越来越服从于肉体生活的物质需要,人的精神则日益沦散。“利益成为时代的伟大偶像,一切力量都要服侍它,一切天才都要拜倒在它的脚下。”⑥文明的发展并没有给人们带来自由,反而助长了人们的物质需求,使得人们沉溺于物中。理性的启蒙了专制,并且撕掉了神学说教的面具。人们从长期的愚昧无知与麻木不仁中清醒过来,要求恢复自己不可剥夺的权利。通过与革命了现有的秩序,想把人当作最终的目的,使真正的自由成为社会的基础。

但现实的情况是整个社会开始为两个阶级。下层阶级表现出的是粗野和无法无天的本能,“由于摆脱了社会秩序的绳索,正以无法控制的狂怒忙于的满足。”⑦而上层阶级则表现出一副令人作呕的懒散的景象。利己主义在整个社会蔓延,我们经受着一切的苦难却没有一颗倾向于社会的心。在现代这种高度理性化的国家组织中,国家组织肢解了人的感性生活。这种分化固然使得人在某方面得到了发展,但是却使人的整体发展受到限制。因此,劳动分工使得人散失了本质丰富的可能性,而使人将自己局限于狭小的生活空间。这样,席勒就揭示了现代文明所带来的困境:职业化的分工推动了现代文明的不断发展,但是这种发展却以牺牲个体的全面发展为代价的。但是他只是把这种人的异化与看作是人类进步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这种对人的肢解,“个体虽然得不到好处,然而非此方式类就不能取得进步”⑧。但是,个人是否就改为了人类的明天而牺牲自己的一生呢?席勒认为当然不能。对我们而言,最紧要的就是要为个人找到一条通向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的道路。

通过对人的异化与的,席勒最终将人的自由实现指向了审美游戏。只有在审美游戏中,人才能摆脱内外的一切压制从而感到自由。为此,席勒憧憬了他对人类达到审美状态的未来:“在权利的力量的国度里,人和人以力相遇,他的活动受到限制。在安于职守的伦理的国度里,人和人以法律的威严相对峙,他的意志受到束缚。在有文化教养的圈子里,在审美的国度里,人就只需以形象显示给别人,只作为自由游戏的对象而与人相处。”⑨这样,席勒就通过对现实的人的异化问题的解决建立起了自己的审美王国。

与席勒不同,并没有通过引进一个第三者来克服人的异化,而是主张通过无产阶级的革命废除私有制与私有财产最终走向人的自由解放。这样一个革命所带来的未来社会就是主义。“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也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作为社会的人即合乎人的本性的人的自身的复归。”⑩在主义社会,人通过人的本质的对象化活动不仅使自然人化,而且还创造出同人的本质和自然界的本质的全面丰富性相适应的感觉。尽管这一时期对主义的设想也带有乌托邦性质,但是正因为他把人的解放的目光放在了现实的活动上,放在了全人类的解放上,因此也使他的理论接近现实,从而能指导现实,并为人们为主义实现的奋斗提供了支持

参考文献

[1]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出版社,1979·

[2] 席勒《美育书简》,徐恒醇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

[3] 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黄勇、薛民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4] 毛崇杰《席勒的人本主义美学》,长沙:湖南出版社,1987.

注释

①《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出版社,1979,55.

②《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出版社,1979,44.

③《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出版社,1979,45.

④《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出版社,1979,47.

⑤《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出版社,1979,51.

⑥席勒《美育书简》,徐恒醇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37.

⑦席勒《美育书简》,徐恒醇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46.

⑧席勒《美育书简》,徐恒醇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53.

⑨席勒《美育书简》,徐恒醇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145.

⑩《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出版社,1979,73.

新启蒙运动与xx主义中国化_论文 篇二

20世纪3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是中国近现代启蒙运动史上的重要环节。它以“继承五四、超越五四”为口号，宣扬爱国主义，主张自由、，倡导新文化建设，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五四”启蒙的历史局限，实现了启蒙目标的现实化、启蒙武器的民族化、启蒙态度的理性化、启蒙主体的大众化和启蒙哲学的科学化。在国难当头的艰难 形势下，它唤起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促进了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为新主义文化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作出了贡献。

一、新启蒙运动提倡“中国化”并促进了主义的中国化

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研究开始于五四运动，而形成大规模和广泛深刻的影响则是在战争时期。从主义的传入到主义中国化理论的提出，虽然经历了长期的认识过程，但有其逻辑的必然性和历史的合理性。其中，新启蒙运动的历史功绩不可忽视。这是因为，新启蒙运动的倡导者从不同角度对主义中国化进行了阐释和探讨。

在主义中国化问题上，张申府从文化建设的角度提出学习西方的文化必须走“中国为主”的“中国化”道路。作为辩证唯物主义的信奉者，张申府认为文化建设不能离开本国的国情，不能没有“自己”。任何事物都是“一般 ”和“特殊”的统一体，“一般”必须寓于“特殊”之中才能存在，“特殊”是“一般”的具体表现。因此，“许多外来的东西，我们以为，用在中国就应该中国化。而且如其发生效力，也必然地会中国化。”（张申府：《论中国化》，《战时文化》第2卷第2期）而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则是这一运动中“中国化”的力作。艾思奇指出，哲学是推动抗战取得最后胜利的力量之一，但是，如果哲学脱离实际而变成空洞的理论，那是相当有害的。为此，他在批评哲学界的公式主义、教条主义的同时，殷切地希望中国的哲学界尽快“来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的运动”。他提出，主义者一方面要坚持恩格斯所发表的关于社会发展的基本的科学规律，承认它有一般的指导的作用，而同时却一刻也不能忘记，这些规律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中间，因为客观条件的差异，而有各种各样特殊的表现形式。因此，当我们在中国的社会里来应用实践主义的时候，也必须注意到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也必须要具体地了解中国社会。这样才能真正“理解精通”主义，真正能使主义中国化。

在“中国化”的内涵上，新启蒙运动者指出，“中国化”决不是要求大家“抱残守缺”，也不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或“中国本位论”的再版，“它的内容是丰富的、历史的、民族的，同时是国际的”，“它是综合我们这个伟大民族数千年的历史和世界的历史，它是我们一切优良珍贵的传统以及国际的一切优良的传统的一种交流，是代表人类最进步的立场，创造世界新文化一环的中国新文化”。

在关于“中国化”途径的探讨中，新启蒙者认为，应该“有条件地吸收国际文化，批判接受中国历史的传统，融合贯通”（《柳湜文集》，三联书店 1987年版，第815页），要依靠传统的民族形式，创造真正中国化的民族文化。艾思奇则从研究“中国的特殊性”出发，提出，“当我们在中国的社会里来应用来实践主义的时候，也必须要具体地来了解中国的社会。”

新启蒙者对“主义中国化”的认识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一大进步。因为他们不但提出如何处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问题，同时也提出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性问题。“我们相信，改革中国化的中国，至少也是先直接中国，其次才影响到全世界。”“因此，许多外来的东西，我们以为，用在中国就应该中国化。而且如其发生效力，也必然地会中国化。”而且“中国化”与新启蒙运动的要求是一致的，“新启蒙运动很可以说是民族主义的科学的思想文化运动。对于自己传统的东西是要扬弃的。所谓扬弃的意思，乃有的部分要抛弃，有的部分则要保存而发扬之，提高到一个更高的阶段。”

新启蒙运动期间，新启蒙学者在宣扬西方与科学精神的同时，积极倡导“中国化”，使新文化的建设发展到中西融合的新阶段，打破了盲目崇拜西洋文化的“全盘西化”论和固守本位文化的文化保守主义，推动了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二、新启蒙运动以主义中国化为指导，探索中国新文化建设的前进方向

新启蒙运动不仅在理论上倡导主义中国化，而且还自觉地把这一原则运用到新文化的建设上，在批判文化思潮的同时，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文化建设理论。

在新文化的本质上，新启蒙者认为，现阶段的文化应该是爱国主义的，而“爱国主义在中国的本质也是主义的”。“但它不是简单的欧美资产阶级主义文化的重复，就好像它在运动上已经有了更坚强的主力一样，在文化上也吸收了近代科学的最新成果，而有了更正确的理论基础，同时也就有了更正确的策略和战术”（艾思奇：《目前中国文化界的动向》，《现世界》创刊号，1936年8月）。在新文化的形式上，新启蒙者强调，新文化的创建和普及必须以“本国化”、“本土化”为前提，既要吸收外来思想的精华，又必须适合“中国土壤”，立足民族实际，创造适合现实需要的新形式，使新文化的建构“染上中国的特色”（张申府：《论中国化》，《战时文化》第2卷第2期，1939年2月）。在新文化的内容上，新启蒙者大力倡导科学精神，反对“公式主义”，强调“唯物、客观、辨证、解析，便是现代科学法的观点和内容”。新文化必须“认真地宣传科学法，实践科学法”。在新文化的主体上，新启蒙者以“大众化”为口号，广泛发动民众，教育民众，克服了以往文化运动的狭隘性。

新启蒙运动关于新文化建设的理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新主义文化理论形成之间，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正如有学者指出，“新文化运动的真正意义在于展现建设中国现代文化的多元思路，在于在中西古今的参考系中全方位地思考解决中国危机的有效方案。”新启蒙运动所倡导的新文化无论在本质上、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主体上，都已具备新主义文化的雏形。这些重要思想经过等领导人的进一步总结和发挥，最终形成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主义文化理论。正如著名史学家吕振羽在总结新主义文化理论形成过程时所说，“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这一“伟大方针”的提出，是“总结了新启蒙运动和以往新文化运动的全部经验，适应斗争形势发展的趋势和要求”的结果。

浅谈个人与国家关系xx的市民社舍思想辩思_论文 篇三

[论文关键词]个体性　社套本质　市民社会组织 

[论文摘要]的市民社会理论在历史唯物主叉的形成q-占据重要的地位，本文以个人与国家关系作为思维逻辑主线，立基于人的社会本质这一核0前提，来阐释这一理论。 

的市民社会思想在理论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正是从国家、法与市民社会的关系^手，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法哲学，逐步确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在这一具有深刻转变意义的理论中间，个人与国家之关系问题构成了以全人类的解放为己任的思虑的中心，即如何才能“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实现人的个性的充分发展，使人过上真正符合人的本质的生活。

一

对于人的本质的科学认识构成了市民社会理论的逻辑原点。他遵循“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的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把观察的视点放在具体的、现实的、实践着的人的活动上，指出，“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正是在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中，在劳动中．人一方面与自然界发生联系，在改造自然界的同时获得了满足自身需要的资料；另一方面，叉与其他人发生关联，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以及以此为基础产生的其他社会关系，开始了自己的社会生活，由此人才具有了社会属性。劳动是推动人自身完善及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力量，它不仅决定了人与动物之间的根本区别，也决定了社会性而不是生理性是人的本质属性。“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本质在于社会属性构成了批判黑格尔市民社会观的基石和最终价值归依。

既然人的本质是社会性，那么人的社会本性如何实现呢?更进一步的问题是：个人、市民社会、国家之间的关系如何呢?唯心主义大师黑格尔站在国家主义的立场，认为家庭与市民社会是属于有限性的领域，它们从属于国家，两者对国家的关系是一种”外在必然性”的关系，国家成为它们的内在目的不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而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透过逻辑的泛神论的神秘主义迷雾，把头足倒置的东西叉颠倒过来，指出家庭和市民社会才是国家的前提，是国家的真正的构成部分。它们本身把自己变成国家，构成了原动力。因为人的社会生活总是从单一的血缘家庭开始的(当然原始的氏族社会除外)。由血缘、亲缘为维系纽带的家庭是人迈向社会生活的基地，更进一步地说，家庭本是社会的最小单位，家庭生活本身就是社会生活，故它构成了国家的“天然基础”。

相应的，市民社会构成了国家的“人为基础”。在前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市民社会与国家实际上是重合的，两者的边限并不清晰，上的等级也就是经济上的等级，反之亦然。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经济客观上要求政采取“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充当“守夜人”的角色．经济领域渐次成长为一个的领域，与领域分离开来，经济等级与等级的重合状态亦一去不复返。社会经济生活与公共生活形成了明确的界限。正是在这里，认为黑格尔准确地把握了资产阶级革命以来市民社会的本质，论述“深刻”。黑格尔把特殊性与普遍性作为市民社会的两大原则：“在市民社会中，每个人都以自身为目的，其他一切在他看来都是虚无。但是，如果他不同别人，他就不能达到他的全部目的，因此，其他人便成为特殊的人达到目的的手段。但是特殊目的通过同他人的关系就取得了普遍性的形式，并且在满足他人福利的同时，满足自己。”其中普遍性是以特殊性的为出发点的，其实，这也正是近代以来市民社会活力与力量源泉之所在。个人在私人的社会生活领域，尤其在经济领域，获得了充分发挥自己潜能的自由与机遇。人的自立性和自主性不断增长，使社会呈现一幅生机勃发的景象，这与中世纪那种禁锢人性，压抑自由的做法形成鲜明的对照，那时为了维护一种宗教、道德或上的秩序而宁肯牺牲掉社会的发展。但与此同时，相互联系的方面，即普遍性却是更根本的东西，个人目的的实现有赖于社会的一般条件，有赖于别人的互为目的的行动，个人的行为由此具有了普遍的社会的意义。虽然人的本性得以解放与张扬，但需要劳动、利益、分工等经济纽带把人们愈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人在更大的范围内实现了自己的社会本性。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市民社会是家庭的扬弃，是时代的巨大进步。

然而，进步之所在亦即局限之所在。立足于近代市民社会与国家分离这一现实，指出了市民社会封闭的、利己主义的特性：作为市民社会一成员的个人的个体性反而成为其社会性的目的和主宰。资产阶级的解放并未消灭这一矛盾，反而是以此为基础和当然前提。为了更大地实现人的社会本性，在进行批判的同时，进而提出了人类解放的历史任务，明确了社会进步的方向。而这一切也是围绕个人的社会本质这一核心展开的。

二

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离是近代社会的基本特征，亦成为市民社会理论的主要事实前提。它正是政洽解放的直接后果之一。而解放的实质是专制国家制所赖以立基的旧社会的解体，“革命是市民社会的革命。”它消灭了旧的市民社会的性质，使财产、家庭、劳动方式等摆脱了生活的直接控制，成为的市民社会的组成要素，亦即社会性质的要素。而与此同时，生活亦获得解放，原先处于分散状态、与市民社会混在一起的要素被汇集起来。近代意义上统一的共同体得以形成．由它统一行使普遍的职能，此一历程被西方学者称为“国家建设”(state—building)，共同体成为强大巩固的领域。

这种双向分离运动使得市民社会成为个体性的私人领域，与人的社会本性发生了新的冲突。市民社会中维系人们之间关系的纽带是“非本质的外在的规定”，可以被个人所抛弃掉，其并不是与人的本质须臾不可分割的内生性的联系。它只是实现人的个体私利的手段，目的依然在于强固人的个体性。

“现代的市民社会是彻底实现了的个人主义原则，个人的生存是最终目的；活动、劳动、内容等等都不过是手段而已。”个人成为封闭在各自的狭隘圈子里的单子，生活，即类生活，与之绝缘．成为私人的异己存在，并与之对立。人的个体生活和类生活，个体性和社会性之间的矛盾也由此产生，则是这一社会现状最突出的法律表现，即表现为公民权与狭义上的的关系问题。

把做了广义与狭义的区分。狭义的是市民社会成员所享有的权利，诸如信仰自由、财产权、平等、安全等，它们正是资产阶级革命所大力宣扬的东西，追求的目标。通过对此类概念逐一的现实的考察，透过严整的字词的浮面，揭示了资产阶级的实质。“可见，任何一种所谓都投有超出利己主义的人，没有超出作为市民社会的成员的人，即作为封闭于自身、私人利益、私人任性、同时脱离社会整体的个人的人。在这些权利中．人绝不是类存在物，相反地，类生活本身即社会却是个人的外部局限，却是他们原有的性的限制。”不但没有成为促使人们实现更大社会本性的手段，反而巩固了人的个体性，使个人的封闭的圈子更牢固。市民社会的自私自立性也决定了的自私自立性，也就决定了其历史局限性。

广义的还包括公民权。它是一种只有同别人一起才能行使的权利．其内容就是参加共同体，参加国家，而国家是作为家庭成员和市民社会一分子的同一群人的社会本性发展的结果，是人的社会性得以实现的形式，作为国家成员与作为市民社会的成员在本质上应是统一的。“国家成员这一概念就已经有了这样的含义：他们是国家的成员。是国家的一部分，国家把他们作为自己的一部分包括在本身中。他们既然是国家的一部分，那末他们的社会存在自然就是他们实际参加了国家。……没有这种意识，国家的成员就无异于动物。”而实际的情况却是，在国家中，人是想像中的的虚拟分子，他失去了实在的个人生活，充满了非实在的普遍性。公民在国家面前，在法律上的平等，实际上不过是脱离现实物质利益的差异，撇开每个人的原来等级差别的完全幻想的平等。“但_从上废除私有财产不仅没有废除私有财产，反而以私有财产为前提。”国家的立法不仅不能消除财产差异在生活中的实际影响，恰恰相反，它取消了其他非经济的差别(出身、等级)，而确立了财产不平等在生活中的支配地位。形式上的平等巧妙地掩盖了实际意义上的不平等，公民权也就成为一种假象，对于一般群众而言，成为一种悬在空中的可望而不可及的奢侈品。

两者之间的关系又是如何呢?公民生活、共同体变成了维护这些的一种手段。公民权从属于狭义的，即作为自私自立的市民社会成员的权利。公民成为自私人的奴仆，人作为社会存在物所处的领域还要低于他作为私人个体所处的领域。这样，不是身为公民的人，而是身为市民社会一分子的人，才是本来的人，真正的人。一言以蔽之，整个资产阶级并未超出利己主义的个体性的范围，从另外的一种意义上说，反而成为实现人的社会性的一种障碍。而之所以会如此．正是因为市民社会是家的基础，国家和法只是自私自立的市民社会的正式反映。“现代国家既然是由于自身的发展而不得不挣脱旧的桎梏的市民社会的产物，所以，它就用宣布的办法从自己的方面来承认自己的出生地和自己的基础。”

三

那么，如何才能消除这种本末倒置的不合理状况呢?如何才能实现人的个体性与社会性、个人与国家的统一呢?

的回答是站在黑格尔论述的基础之上的。黑格尔把市民社会看作是个人私利的战场，个体特殊性的海洋，与国家的自在自为的普遍利益处于永久的对立面，他寄希望于等级要素来调和两者之间的矛盾。“具体的国家是分为各种特殊集团的整体；国家的成员是这种等级的成员；他只有具备这种客观规定才能在国家中受到重视。……个人是类，但是他只有作为最近的类才具有自己内在的普遍的现实性。因此，他首先在他的同业公会、自治团体等领域中达到他的对普遍物说来是现实的和有生气的使命，这些领域的大门对他是开着的，……包括普遍等级在内。”∞黑格尔把同业公会和地方自治团体以至普遍等级看作是特殊利益与普遍利益在其中相汇合的领域，是联结个人与国家的中介，并指出国家的真正力量有赖于这些自治团体：“国家在情绪方面深人人心和强而有力的根源就在公会精神中，因为在这里特殊物是直接包含在普遍物之内的。”∞这就是说，市民社会组织一方面忠实地代表了私人利益，而它同时本身就构成普遍事务，它本身就是内含于国家的普遍物。各等级选派代表参与到国家事务中去，形成与市民社会的等级相分离的等级，组成等级议会，参与掌握国家权力，尤其是立法权，它们与有组织的行共同起着中介作用，防止成为独断专行的；另一方面．自治团体、同业公会和个人的特殊利益亦不致于孤立起来．个人就不致于成为盲目的、任性的、反对理性国家的群众力量。

可见，黑格尔认识到人作为伦理主体，必须要参加普遍生活，而现代国家自身是不可能提供足够的机会的，这样，他就用同业公会、自治团体等社会组织来弥朴这一缺陷环节。人们从这些组织中获得职业、劳动等赖以发展自己伦理生活的手段，并借以维护其类本质——自由意志。个人首先在这里过上了现实的伦理生活，亦即特殊性与普遍性内生性统一的生活。因此，它们成为国家制度的根基和维护个人自由的保障。对于防止主管机关及其官吏滥用职权来说，也“有赖于自治团体、同业公会的权能他更进一步地明确指出：“可是群众部分也应成为有组织的，……合法的权力只有在各特殊领域的有组织状态中才是存在的。”处于一盘散沙状态下的一个个原子式的个人是无力与强大的官僚机构相对抗的，只有组织起来，借助于社会组织，才能维护制度和个人自由。黑格尔无疑抓住了资产阶级制的基石，此即通过社会(组织)权力来限制权力的思想，为西方的限权理论开辟了一条崭新的路径。而如何限制专权和保障个人自由正是西方思想界永久的主题之一。

对于这一点，无疑是赞赏的，这在他对市民社会这一概念的把握上表现得非常明显。“‘市民社会’这一用语是在l8世纪产生的，……真正的资产阶级社会只是随同资产阶级发展起来的；但是这一名称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善于抓住事物实质的为了更透彻地说明问题，常喜欢直接用事物的本质来界定出该事物。在实质意义上他把市民社会归结为杜会的经济结构，但并不排拒在一般的、普遍意义上把市民社会视为社会组织，即非官方的社会组织，并认为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在有关国家和法的问题时，应深人到大厦的底部——市民社会中，并尤其注意社会基层组织的变化。它们正是社会力量的承接者展示器，也正是它们构成了彻底的、无矛盾的人类解放的方法的重要部分。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解放的局限性宴质上也是市民社会自身的局限性，并只能以后者为原因和前提，而人类解放只能是市民社会自身内部的革命。“只有当现实的个人同时也是抽象的公民，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人劳动、自己的个人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只有当人认识到自己的‘原有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成为社会力量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当做力量跟自己分开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类解放才能完成”0而这一历史目标的宴现，着力点依然在于社会组织，即“真实的集体”。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集体中才能有个人自由；同样，也只有在集体中，在有组织的状态下，个人才能感受到社会联合的力量，单个人的“原有力量”才得以展现，也才有能力维护自身的权利与自由；也只有在集体中，在组织体中，个人才能更大限度地过上普遍生活，即符合自己的社会特质的生活。各经济、社会组织是除家庭以外的、个人现实地参与社会活动、管理活动的主要基地，特别是在现代的只能是代议制的条件下，每个人都平等地参与到国家管理事务中去是不现实的，但是他们可以在社会组织中达到基本的普遍生活的实在性。可以说，正是市民社会组织成为连接和维系人的个体性与社会性的强固基地。

而这里隐含的一个当然的前提则是，这些集体必须是“真实的集体”。在看来，资产阶级国家等等只是冒充的集体，“由于这种集体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联合，因此对于被支配的阶级说来，它不仅是完全虚幻的集体，而且是新的桎梏”在这里，真正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实质性的内容，决不仅仅是外在的表现形式。资产阶级国家只是把“普遍事务”仅仅当作一个形式而攫为己有，而实质上只是资产阶级用以维护其阶级利益的工具，是偏私的而不是真正普遍的。国家的利益作为的真正的利益，只是在形式上存在。作为个人社会本性实现的表现形式的国家反而成为与对立的东西，成为人的社会性实现的障碍。故此，认为黑格尔把等级代表制作为解决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矛盾的观点是肤浅的，只是他为了逻辑体系的需要而从事物外部强自赋予其本身没有的意义，而实质上，“等级要素……是本身内部的对立面。和的对立通过各等级和的对立而得到协调。”各等级是脱离了真正的，是作为想像的而出现的，各等级不仅完成不了中介的使命，反而是矛盾的表征指出的个人与国家统一的途径是斗争，变种种“虚幻的集体”为“真实的集体，即主义社会。必须用科学的理论武装广大，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掌握，彻底地改造社会结构和社会组织。在这样的集体中，普遍事务不仅仅只是在形式上，更是在实在内容上成为的事务，个人的事务，成为个体成员利益的体现者和维护者，个人求得了自身全面发展的机会和条件，也在此基础上获得了真正的自由。这类集体成为个人在发达的生产力基础上的自由的联合体，并藉此实现个人的自由发展，真正实践了“把人作为人”的诺言。这类集体成为个人充分展示其社会性的舞台，个体生括和社会生活对于个人来讲都是真正现实的，人从而过上了符合其内在本质的生括。到那时，国家亦将消融于社会之中，其与个人的冲突亦将不复存在。

纵观的整个市民社会理论，一以贯之的始终是对于人本身的深切关怀。以人为逻辑起点，以人为最终的归结点，其主线则是对人的本质的思索，其间渗透着深深的人文情怀，“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

回归xx主义的基本价值_论文 篇四

【内容提要】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与核心，也是主义的基本价值；在批判继承前人认识成果的基础上，为克服以绝对精神为本和以物为本的局限，把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作为其思想体系的基本价值，的人本思想是思想体系的一个基本价值，是其价值维度的最高目标；由于其他原因，一些主义的后继者却把主义的人本思想给丢了；在对中国实践发展要求和时代精神的反映中，在对人的问题的研究中，中国党人逐步认识到人在建设和主义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如果撇开人的现实性、社会性、历史性来谈论抽象的人、普遍的人和共同人性，来讲、人的自由和人的价值，就显得内容空洞、苍白无力，主义所反对的，就是这种抽象的思维方式。主义批判的仅仅是离开社会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的“抽象的人”，或抽象地谈论人的普遍性，并不批判与社会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相联系的、且从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中科学抽象出来的人或人的普遍性；并不反对在坚持现实的人、社会的人、历史的人和实践的人的前提条件下，并与现实的人、社会的人、历史的人和实践的人统一起来，谈论抽象的人、普遍的人和共同人性及谈论、人的自由。

【关 键 词】主义/以人为本/基本价值观

【正 文】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与核心，也是主义的基本价值之一。这样，通过以人为本，就建立起主义与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联系。在对以人为本问题的讨论中，有三个问题是需要进一步弄清的：以人为本在主义理论体系中究竟具有何种地位？在主义发展过程中，以人为本的理念是怎样丧失的，当今中国主义又是如何回归主义这一基本价值的？当代中国主义者如何看待“抽象的人”与“共同人性”？

一、以人为本在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地位

这是一个根本问题。有一种观点认为，主义本质上是反对以人为本的。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主义是倡导以人为本的，主义实质上就是一种以人为本的理论体系。这两种观点都值得商榷。在批判继承前人认识成果的基础上，为克服以绝对精神为本和以物为本的局限，把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作为其思想体系的基本价值。这里，虽然没有提出以人为本的概念，但确有其思想。的人本思想在其思想体系中的地位是：它是思想体系的一个基本价值，是其价值维度的最高目标；以人为本既与主义是一致的，同时也有区别。

(一)以人为本与主义的一致性

以人为本是通过超越以神为本、以物为本发展而来的，它把人看作主体，把人当作尺度，把人看作目的。显然，这与主义是一致的。

首先，现实的人是研究问题的出发点。欧洲具有丰富的人本思想。主义产生以前，近代欧洲的人本思想是在反对神本、君本和绝对精神为本的背景下建立起来的。归纳起来，主要有三大思想资源：一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为反对神本或神权统治，着重从文化上强调高于神权，人道高于神道，人的价值高于上帝的价值；二是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为反对君本或封建专制，着重从上强调自由、平等、博爱及天赋等人道主义思想；三是到了19世纪，在继承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和18世纪法国人道主义思想的基础上，费尔巴哈为反对绝对精神为本，第一次着重从哲学上提出“人本主义”的概念，并创立了自己的新哲学——人本学，其本质特征是把人作为哲学的核心。尽管费尔巴哈还不能完全科学地理解人，不理解人和自然的真实关系，仅仅从生物学的自然主义眼光来看人，但他对人的重视，把人和自然视为哲学的最高对象，还是给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资源。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人是人的最高本质”①。虽然这时的还没有从人的实践活动出发去理解人，仍带有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印记，但已经开始关注工人阶级的现实生活，以及无产阶级的解放问题，并开始了对人的现实本质的探索。在被恩格斯称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② 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对旧唯物主义展开了批判，认为旧唯物主义“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③ 认为，感性世界“决不是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④ 而“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⑤。恩格斯在确立唯物史观时也是从人出发的，只不过与人本主义不同，他们是从现实的人出发。在恩格斯那里，唯物史观就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⑥。从主义经典作家的大量著作中可以看出，关注的是工人阶级的生存境遇与发展命运，是无产阶级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是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和谐一致，是每个人能力的充分发挥，恩格斯正是从现实的人出发来确立唯物史观的。

其次，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主义的基本价值观的核心理念。在18世纪到19世纪期间，近代资本主义社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是，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重要特征，就是“物”对人的统治，人仅成为创造物质财富的手段，使人不能真正发展；资本占有劳动，人成为资本的奴隶，使人不能平等发展；机器支配人，人成为机器的一个零件，使人不能自由发展；分工限制人，使人不能完整发展。

针对这些情况，强烈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个人生存和发展的悲惨处境，期望建立一个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新社会。在描述未来理想社会的本质特征和基本价值时提出，主义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⑦ 未来的新社会不是“物”对人的统治，而是以人自身的全面发展为目的，“物”为人的全面发展这一目的服务，人能获得真正发展；不是资本占有劳动，而是劳动占有资本，每个人能获得平等发展；不是机器支配人，而是全面发展的人驾驭机器，人能获得自由发展；消灭了旧式分工，人能获得完整发展。总之，不是物的原则占主导地位，而是人的自由、平等和全面发展的原则占主导地位。一生所追求的就是：通过对社会历史发展一般规律的揭示，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发展规律的研究，为工人阶级以及每个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指明方向和道路。所以，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在主义的理论体系中居主题地位，是主义理论追求的最高价值目标。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提出，主义是使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在《资本论》中，再次强调：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主义的基本原则。在恩格斯晚年，有记者问他：你认为主义最基本的信条是什么？恩格斯认为是《党宣言》中的这句话：“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⑧。

(二)以人为本与主义的区别

尽管主义主张以人为本，但二者还是有区别的。

首先，主义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而以人为本则只是主义理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原则。具体来讲，主义是包括主义、思想、理论和重要思想在内的思想体系，是我国当今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而以人为本则是这一思想体系的一种理念，一种追求，一种价值目标。

其次，主义理论不仅包含着“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这一价值目标，而且还包括实现这一价值目标的途径与方式，因而，主义是价值原则与实践原则的有机统一，而以人为本只是主义理论体系的一种价值原则。主义超越西方人本主义的地方就在于，它不是抽象地谈论人的价值、个性和尊严，而是通过社会革命和社会改造等实践活动，来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过去，我们在建设的实践中，曾误把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手段当作了目的，忽视主义的最高价值目标。今天，我们提出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就是为了突出这一价值目标，从而使我们的发展紧紧围绕这一目标，而不是偏离这一目标。

再次，主义不仅强调以人为本，而且也强调人的活动要遵循社会发展规律、受社会物质客观条件制约，它是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有机统一，是价值原则和科学原则、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有机统一，而以人为本仅体现为主义的合目的性方面，是一种价值原则。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主义者的终极追求，但这种终极追求与承认社会发展的规律性是有机地、辩证地统一在一起的。主义是从现实的人出发的，也就是从从事着实践活动的人出发。实践活动，是人类有目的地能动地改造现实世界的一切客观物质活动。从实践活动的定义可以看出，以实践为基础的社会历史观包含两个方面：其一，历史活动是人类有目的地能动的活动，体现着人类历史的合目的性和人的主观能动性，这体现着以人为本的根本原则；其二，实践又是一种客观物质活动，它必须遵循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这体现着人类历史的合规律性方面，具有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成分。这两个方面是有机地、辩证地统一在一起的。并没有抽象得谈论人的解放和自由而全面发展，而是将这一最高价值目标付诸于对现实世界的改造中。为了实现人类解放和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崇高目标，提出了一整套和认识世界的科学方法和完整理论，比如我们所熟悉的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以及剩余价值学说和科学。通过剩余价值理论的发现，揭露了资产阶级剥削工人阶级的秘密；通过阶级和强调阶级斗争，来寻求人类解放的途径；通过对科学道路的探寻，来寻找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道路；通过活生生的革命实践去最大限度地争取和维护无产阶级的权益；通过创造相应的社会经济和制度去真正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因此，坚持以人为本，必须以遵循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为前提，也必须建立在遵循科学精神的基础上，不能脱离社会历史条件和社会发展的阶段而单单强调以人为本。否则，不仅达不到实现以人为本的目的，而且还会事与愿违，做不到以人为本。

最后，主义是世界观、历史观、价值观和方的有机统一，而以人为本只是一种价值观。曾经说过，主义的科学体系给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提供了“决不同任何迷信、任何反动势力、任何为资产阶级所作的辩护相妥协的完整的世界观”，它使“人们过去在历史观和观方面占支配地位的那种混乱和随意性，被一种极其完整严密的科学理论所代替”。⑨ 以人为本则是建立在这种世界观、历史观上的一种价值观，它虽然是主义的极其重要的观点，但绝不是惟一的核心观点。原因就在于世界观、历史观是价值观的基础，如果离开了世界观和历史观的基础，以人为本就成了空洞的口号。

二、以人为本理念的丧失与主义“基本价值”的回归

主义的创始人是坚持以人为本的。然而，由于以下六种原因，一些主义的后继者却把主义的人本思想给丢了：一是第二国际一些理论家在解释和宣传学说的时候，往往把学说解释成为经济决定论，把学说中的人本思想给忽视了。二是当时革命与阶级斗争形势的需要，一些从事建设的实践者往往过多强调主义中的社会革命、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而把其中的“人”的学说给丢了，甚至认为人的问题是资产阶级的专利。三是封建思想文化遗毒对“人”的排斥，使人们不重视“人”的问题及其人的价值。四是“官本位”的社会运作体制和方式，使作为个人的发展问题得不到应有关注和解决。五是用革命的方法搞建设，忽视建设自身的规律和特点之一，就是使每个人的创造潜能、能力和个性得到充分发挥；注重用权力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搞建设，轻视市场经济通过利用和规范人性对建设的积极作用；注重用运动的方法搞建设，强调阶级原则高于个人原则，没有把个人的自由、平等和全面发展以及人的价值问题看作是的本质要求、基本价值和应有之义。六是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使人们往往注重用经济发展的方法来解决人的生存问题，人的生存问题掩盖了人的发展问题。

领导的十月革命确立了制度，使从理论变成实践，从而为推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提供了制度前提，也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和前景。然而，在苏联建设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并没有从根本上真正解决好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问题。这主要表现在出现了以下三种倾向：一是见物不见人。一些人多注重研究社会规律而不注重研究人、尤其是个人，把主义仅仅解释成为物质决定论或社会决定论以及阶级斗争学说，人的自由、平等和全面发展以及人的个性、价值等问题被搁置一边，二是谈“人”色变。认为“人”的问题是资产阶级的专利，一谈人性、人道主义就是泛滥资产阶级思想，就被扣上资产阶级的帽子，结果人们不敢去研究人的自由、平等和全面发展以及人的个性、价值等问题；三是抽象地谈“人”。侈谈一切为了人，把主义人道主义化，忽视实现人的自由、平等和全面发展所需要的物质基础和现实条件，在改革过程中不同程度上忽视经济建设。这样，就势必影响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发挥，以及人的素质的提高和人的全面发展，进而必然影响建设。

1949年建国后，尤其是1956年我国确立制度后，就应当重新确立人在主义和建设中的地位，因为主义的基本价值观是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然而，我们在对待主义问题上曾有两条基本教训：一是把主义教条化，没有做好结合文章；二是把主义的基本价值给丢了，没有解决好人的问题。在我国1957-1977年这20年期间，不同程度上也出现过这三种倾向，要么见物不见人，即在我们的社会生活和传统哲学教科书中，仅仅强调人要服从规律，而不大谈个人的主体性、个性、人的自我价值、人的自由、人的平等和人的权力；要么谈“人”色变或漠视人，把“人”的问题看作是资产阶级的专利而加以批判，不尊重个人及其人格与个性差异，否认共同人性；要么离开物质基础和现实条件抽象地谈“人”的主观能动性、主体性、人的个性、人的自我价值、人的自由和人的权力。其最终结果，是抑制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充分发挥，阻遏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及优越性的充分发挥。

在对中国实践发展要求和时代精神的反映中，在对人的问题的研究中，中国党人逐步认识到人在建设和主义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反映时代和中国社会实践的发展要求，在本质中回归主义和的“基本价值”，从解放思想与共同富裕意义上强调人的价值；同志在党的执政本质中突出的主体地位，从代表最广大的根本利益意义上确立人和的价值；以同志为的党在继承、民本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在发展观中确立以人为本的地位，把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本质与核心，为解放人和开发人提供了前提和空间。

三、当代中国主义如何看待“普遍的人”与“共同人性”

过去很长一段时期，我们许多人在对待“人”的问题上，总体上是排斥抽象的人、普遍的人和共同人性的，认为这是资产阶级思想家的专利。一讲人，就只能是现实的人、社会的人、历史的人和实践的人，一讲人性，就只是社会性、阶级性。这当然是主义首先强调的，也是最根本的。如果撇开人的现实性、社会性、历史性来谈论抽象的人、普遍的人和共同人性，来讲、人的自由和人的价值，就显得内容空洞、苍白无力。主义所反对的，就是这种抽象的思维方式。对离开社会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的“抽象的人”，或抽象地谈论共同人性，我们理应采取批判的态度。在批判费尔巴哈的人的本质理论时就指出：费尔巴哈“撇开历史的进程，…假定有一种抽象的——孤立的——个体”，因此，人的本质只能理解为“类 ”，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自然联系起来的普遍性。⑩

主义批判的仅仅是离开社会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的“抽象的人”，或抽象地谈论人的普遍性，并不批判与社会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相联系的、且从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中科学抽象出来的人或人的普遍性，并不反对在坚持现实的人、社会的人、历史的人和实践的人的前提条件下，并与现实的人、社会的人、历史的人和实践的人统一起来，来谈论抽象的人、普遍的人和共同人性，来讲、人的自由和人的价值。主义始终坚持抽象的人与现实的人、共同人性与人的社会性的有机统一：既注重研究人类的一般人性，又注重研究人类的历史变化了的本性；既注重从“现有”的社会历史出发研究社会历史条件对现实人的发展与“人” 的实现的制约，又从人本或“应有”的意义上着眼于人对理想人性的追求，并对现实的人性加以批判与超越；既注重“个别”，认为一般存在于个别之中，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个别是一般的历史实现形式，又注重一般，认为个别一定与一般相联系而存在，一般是个别的共同本质，任何个别不论怎样都是一般，任何个别都不能完全地包括在一般之中，就是说，现实的个人一定与抽象的人相联而存在，抽象的人包括一切现实的个人，都是对现实个人的共同本质的一种科学抽象；既注重研究具体的事物，又注重对具体事物的科学的、合理的抽象。在谈到生产时曾指出：“生产一般是一个抽象，但是只要它真正把共同点提出来，定下来，免得我们重复，它就是一个合理的抽象。不过，这个一般，或者说，经过比较而抽象出来的共同点，本身就是许多组成部分的、分为不同规定的东西。其中有些属于一切时代，另一些是几个时代共有的。”(11)

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促使人们进一步去研究人与人性问题。在研究过程中，许多人在认识上取得的一个进步，就是在坚持现实的人、社会的人、历史的人和实践的人的前提条件之下，承认抽象的人、普遍的人与共同人性的自存的意义：第一，认为它着眼于人的应当性，肯定普遍的人的价值与意义。人的类本质是对处于社会不平等之外的人所作的主体性肯定，意涵一切人在人本学意义上(权利、人格和机会等)是应当平等的，应具有人所应具有的权利、自由自觉性和创造性以及实现它们的可能性。因此，人按其必然性来说，必须追求和实现其权利、自由自觉性和创造性。这里，抽象的人的基本价值和意义，就在于它所强调的人人平等、尊重及由此而产生的批判性、超越性和对人的人本关怀，在于它所注重的共同人性及人的本质性和永恒性。这实际上是在人本或人类学意义上对、人人平等和人的价值的肯定，尽管这种肯定是抽象的，但却具有人本或人类学意义。这种肯定是价值观存在的合法性的人类学基础。这就意味着，如果离开“普遍的人 ”、具有“共同人性”的人和“每个个人”来谈论以人为本，就会在一定意义上失去它的感召力、凝聚力和影响力。第二，它着眼于批判性和超越性。就是从价值观上，对一切社会中非人性的存在状况持批判态度，并追求更高层次的理想人性。当然，这些人本价值能否实现，取决于社会历史条件。

实际上，在坚守人的现实性、人的社会性、人的历史性和人的实践性的前提条件下，由无视“抽象的人”、“普遍的人”、“共同人性”到有条件地肯定“抽象的人 ”、“普遍的人”、“共同人性”，既是时代精神在理论上的一种反映，也是人学发展的内在要求。其深层意蕴，乃是暗示一种“你死我活”的生存模式的终结，并呼唤“和谐共生”的生存模式的诞生。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并不排斥阶级方法，但在一定意义上，与时俱进地突出了对“普遍的人”、“共同人性”和“每个个人”的关注。这在当代中国语境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是一种具有整合与凝聚功能、既使社会充满活力又使社会达到和谐的共同价值观。它启示我们，既要从具体的社会历史出发认识以人为本的实现条件，又要科学地抽去人们之间的社会地位与身份的差异，看到人们之间在人本与人类学意义上(权利、人格)应具有的平等性。

注释：

①《恩格斯选集》第1卷，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

②《恩格斯选集》第4卷，出版社1995年版，第213页.

③《恩格斯选集》第1卷，出版社1995年版，第58页.

④《恩格斯选集》第1卷，出版社1995年版，第76页.

⑤《恩格斯全集》第42卷，出版社1979年版，第131页.

⑥《恩格斯选集》第4卷，出版社1995年版，第241页.

⑦《恩格斯选集》第2卷，出版社1995年版，第239页.

⑧《恩格斯选集》第1卷，出版社1995年版，第294页.

⑨《全集》第23卷，出版社1990年版，第41、45页.

⑩《恩格斯选集》第1卷，出版社1995年版，第56页.

(11)《恩格斯选集》第2卷，出版社1995年版，第3页.

xx主义经典著作在中国_论文 篇五

【内容提要】作为主义的载体——主义经典著作传入中国已有百年历史。中国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始终重视并推进着主义经典著作的出版和传播，无论是在革命年代还是在建设时期，都始终不渝地坚持高举主义旗帜。在党实施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活动中，回顾主义经典著作在中国出版和传播的历史，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 键 词】主义/经典著作/出版和传播

【正 文】

作为主义的载体——主义经典著作传入中国已有百年历史。中国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始终重视并推进着主义经典著作的出版和传播。为了更清楚地展示主义经典著作在中国的出版发行脉络，本文分阶段概述。

一、20世纪初至中国党成立期间主义思想及经典著作的出版和传播

1. 最初提到名字和思想片断的是梁启超、朱执信等人

中国人在自己的著述和译著中最初提到名字和思想片断的是梁启超、朱执信等人。1902年9月，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18号上发表的《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一文中，对作了简要介绍：“麦喀士(即)日耳曼人，之泰斗也”。“今日之德国，有最占势力之二大思想，一曰麦喀士之……”。此后他在著述中多次谈到及其观点。1905年11月，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第2号刊载了朱执信撰写的《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其中《马尔克》(即)一节，第一次比较详细地叙述了的生平活动，并介绍了《党宣言》的要点。这是中国人第一次介绍《党宣言》，并直接翻译它的部分内容。

辛亥革命以后，在国内的出版物中译介及其原著的内容开始增多。1912年5-7月，在上海出版的中国社会党绍兴支部的刊物《新世界》第2期，刊登了朱执信译述《大家马儿克(即)之学说》，文中简要地介绍了《党宣言》的十项纲领，还有一节介绍“资本论之概略”。1911年天津出版了《唯新人物考》一书，书中有“马格斯”(即)简介。

2. 十月革命促进了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主义”。十月革命之前，中国的思想界流传着五花八门的学说流派。的也是作为国外的一种学说流派传入中国，影响不大。十月革命胜利的第三天，上海的《日报》用较长篇幅报道了十月革命的消息，其中提到及其几项主张；1917年12月28日，我国华南主义早期传播者杨匏安在《广东中华新报》发表了《李宁胜利之原因》一文，介绍了的一些思想观点；1918年3月起，《东方》杂志、《劳动》月刊、《晨报》副刊等，都相继介绍了的生平事业。此后，介绍主义观点的文章日益增多。

在十月革命的鼓舞下，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一批先进分子，很快接受并开始研究主义革命思想。1917年冬，李大钊受聘任大学图书馆馆长之后，把图书馆变成学习和研讨主义的主要场所。此后他发起组织了“马尔格士学说研究会”。它是秘密组织，对外以研究马尔萨斯人口论作掩护，把译成与“马尔萨斯”相似的“马尔格士”。

3. 五四运动进一步促进了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的建立做了思想理论上的准备

1919年4月6日，即在五四运动的前夕，李大钊和陈独秀主办的《每周评论》第16号在“名著介绍”栏里，发表了《党宣言》第二章“无产者和党人”的最后几段译文，并全文译出无产阶级变革社会的十项纲领。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猛烈冲击几千年来束缚人们思想的封建主义的陈腐观念，加速了中国的觉醒。1919年5月以后，在李大钊主持下，《晨报》副刊的“研究”专栏发表了较多的介绍主义的著译和原著译文。5月5日，为了纪念101年诞辰，译载了《的唯物史观》(日本河上肇著，渊泉译)一文。同年5月9日起至6月1日“研究”专栏又连载了的重要著作《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全译文，标题译为《劳动与资本》。《晨报》在当时是影响较广、发行量较大的报纸。

《新青年》杂志，经过五四运动，逐渐变成了宣传主义的主要阵地。李大钊为了引起人们对主义的注意，把他主编的第6卷第5、6号编成“主义专号”。李大钊写了著名长篇论文《我的主义观》，对主义的唯物史观、经济学和科学作了比较系统、详细的介绍。

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国民》杂志、上海《时事新报》副刊等重要报刊先后发表了较多的介绍主义的文章和马列原著。主义的影响在群众中扩大，一些学习、研究和宣传主义的组织、报刊在全国各地纷纷出现。这些社团和出版物，虽然思想倾向不同，但都或多或少介绍和宣传过主义思想。

1919年7月在湖南长沙创办《湘江评论》，并于1920年创办“文化书社”和“研究会”；周恩来于1919年在天津组织“觉悟社”，出版《觉悟》杂志；瞿秋白在创办《新社会》旬刊等等。据不完全统计，仅在1919年下半年，全国各地新创办的、具有宣传主义倾向的报刊达200多种。这些活动极大地扩大了主义的影响，提高了群众的思想觉悟，同时也为党组织的建立，做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4. 党早期组织的建立使主义经典著作在中国传播成为历史的需要

从1920年下半年起，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先后在上海、、湖南等地建立了早期党组织。为了进一步扩大马列主义的影响，他们还创办了革命刊物。例如，上海党早期组织成立不久，就创办了《党》月刊。《党》月刊在宣传主义的同时，还介绍有关党的知识，探讨中国革命问题，它被各地党早期组织列为必读材料，最高发行量达5000份。

1920年8月，上海“主义研究会”发起人之一，党早期组织成员陈望道翻译的《党宣言》正式出版发行。陈望道早年在日本留学时研读过理论，回国后积极参加进步思想宣传活动。1920年初，他开始秘密翻译《党宣言》。他躲在一间破旧的柴草棚里，除了要克服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还要防备敌人的袭击。他用了三个多月时间译完本书。这是《党宣言》在中国出版的第一个全译本，它的出版在中国主义著作的传播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党宣言》中译单行本第一版印刷1000本，很快赠售一空。为了满足读者的需要，研究社又于9月出版了第二版。在不到两个月内，《党宣言》连续印刷两次，这在马列著作的出版史上是罕见的。

在这里有必要说明两个问题：一是为什么主义诞辰半个多世纪而没有尽早地在中国传播？二是为什么十月革命胜利后主义能迅速地在中国传播？

第一，封建社会闭关锁国的政策。主义没有尽早传入中国，其原因与相距遥远、文化交流不便等因素有关，但主要与旧中国的社会制度和封建王朝采取闭关自守的政策有关。清王朝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采取闭关锁国政策，禁止自己的臣民与洋人自由接触。1840年战争，英国用大炮打开中国大门以后，闭关自守的政策失效了，但排斥新事物的传统观念仍然很盛。

第二，封建军阀和反动的“文化围剿”。辛亥革命以后，清王朝的统治被了，马列著作在中国传播的条件比过去有利。然而，因辛亥革命的失败，中国继续维持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制度，马列著作在中国的传播仍然遇到重重障碍。封建军阀和反动实行的“文化围剿”，对马列著作严格查禁。他们制订了种种统制革命文化的“办法”、“规程”、“条例”来抑制革命书刊的传播。

第三，与工人阶级的成长有关。工人阶级的一定革命觉悟，是主义得到传播的基础。19世纪中国现代工业不发达、工人阶级力量微弱。直到1914年至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国家忙于相互厮杀和掠夺，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和掠夺，使得中国民族资本在速度与规模上有一个空前的发展。1919年五四运动前，产业工人增到200万人，仅上海一地就集中了三、四十万产业工人。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工人阶级登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工人阶级队伍的壮大，为马列主义传播准备了必要的社会条件。

第四，十月革命的影响。十月革命胜利之时，正是中国急于探索民族出路而又深感茫然之际。建立制度，给全世界的无产阶级树立了榜样。中国的先进分子认识到革命成功是依靠主义作指导，中国革命也必须依靠主义作指导，因此，能够很快接受主义，并积极宣传和传播马列著作。

第五，的思想进一步解放。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发起启蒙运动，宣传科学与，帮助提高觉悟，摆脱封建思想束缚，为后来接受马列主义奠定了必要的思想基础。同时，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进一步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唤起了人们、特别是广大知识分子和知识青年对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关心。从启蒙运动到五四运动期间，在我国逐渐形成了一支接受和传播马列主义的知识分子队伍。

第六，苏联的关心和支持。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极为关注与毗邻的中国，曾先后写了多篇有关中国问题的著作。革命成功之后，及其领导下建立的国际，特别注重对中国进行主义宣传。这也是主义著作在我国能够很快传播的重要外部原因。

二、中国党诞生至新中国成立期间主义经典著作的出版和传播

中国党诞生以后，把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极其重视主义经典著作的出版和传播。

1. 成立出版社和上海书店，出版发行马列著作

中国党刚成立两个月，即在上海成立了党的第一个出版机构——出版社。该社成立后，很快就公布了出书计划。计划中确定出版《全书》15种，《全书》14种。以丛书形式出版主义著作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1923年11月，中国党又成立了第二个出版发行机构——上海书店，主要经销主义著作等革命书刊。为了满足各地对上海书店出版物的需要，上海书店又建立了自己的印刷所，接着又在各地建立发行机关。于是在全国主要地区形成了一个以上海书店为中心的销售主义著作和革命书报的发行网。在这个时期，出现过多种质量较好的马列著作中译本。据统计，从中国党成立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结束，出版和发表主义经典著作60多种。

2. 多次组织纪念活动宣传和传播主义书籍和思想

中国党成立之后，多次组织纪念活动宣传主义。1922年5月5日是诞辰104周年，在党的直接领导下，许多地区都组织了纪念活动。例如，在上海举行了盛大的纪念会，同时编印了《纪念册》；在大学的学说研究会，举行了隆重的纪念会，李大钊在会上发表了演讲；在广东、天津等地也都以各种方式组织了宣传和纪念的活动。陈独秀在给国际的报告中说：“五月五日全国党所在地都召开纪念会，分散纪念册两万册。”

1924年1月21日逝世。召开了“国民追悼大会”，会后编印了特刊，并印刷了《纪念册》，其中载有《国家与革命》等重要著作的部分译文。上海、广州等地的一些报刊也都陆续发表了悼念文章和著作中译文。

大学的《北大经济学会半月刊》在1924年5月5日，诞辰106周年出版了“马克斯纪念专号”，发表了《马克斯年谱》等四篇文章。1925年5 月《中国青年》出版了“五月第一周特刊”，发表任弼时为纪念诞辰107周年撰写的《主义概略》一文，号召青年学习和掌握主义世界观。北方党的《生活》也发表过纪念性的社论，宣传主义原理。

1926年一些地区举行了纪念巴黎公社45周年的活动。当时中国革命的中心广州，成立了纪念巴黎公社筹备会，出版了《巴黎公社纪念册》。《新青年》也发表了纪念文章。

3. 大革命失败后白区出版和传播主义经典著作情况

1925年至1927年的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处于低潮，全国陷入白色恐怖之中，党的组织被迫转入地下，继续进行革命斗争。1930年底，在对苏区进行军事“围剿”的同时，对统治区的革命文化也进行了“围剿”。仅1931年被查禁的进步书刊就有228种。1936年宣传部印发的《取缔社会科学反动书训一览》，查禁676种社会科学书刊中，开列自1929年至1935年间以“党刊罪名”而被查禁的有近500种，包括大量的主义经典著作。同时，反动派还采取野蛮的手段文化出版界的进步人士。他们派遣特务威胁、追捕著译者和出版者，甚至利用暴徒袭击和捣毁神州国光社、良友图书公司等文化机构。

广大文化出版工作者，在中国党的领导下，利用一切公开的和秘密的方式继续坚持主义著作的出版和传播。为了摆脱敌人查封，在翻译出版著作时，常常变换译著者的姓名，有时把书的封面加以伪装。出版机构经常使用托名。有时出版机构遭到破坏，就再建立新的出版机构，继续出版著作等革命进步书籍。1927年，长江书店先后在汉口和上海被封闭，1928年他们就在上海建立地下出版社——无产阶级书店，1929年无产阶级书店被封闭，他们又成立了华兴书局。

当时的上海是白色恐怖最严重的一个地区。然而，在发布《出版法施行细则二十五条》以后的两个多月，上海神州国光社就出版了郭沫若翻译的《经济学批判》单行本。《资本论》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也是在上海出版的。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艰苦年代，仅上海一个地区就出版和发表主义经典著作50多种。

4. 革命根据地出版和传播主义经典著作情况

在此期间，苏区革命根据地的情况与统治区完全不同。在这里，党和十分重视主义经典著作的出版和传播工作。尽管物质条件极其困难，但在党的领导下，这里的文化出版工作者仍然想方设法，用土纸、油印、石印、木板印来印制出版了多种主义著作。由于战斗频繁，翻译有困难，苏区就组织力量，大量重印主义著作。据不完全统计，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苏区和国统区出版和发表的主义经典著作达到100多种。

5. 抗战期间组织和领导出版和传播主义经典著作情况

1937年7月，战争爆发。当时延安是党领导战争的中心，也是传播主义的中心。1938年5月5日是诞辰120周年纪念日，党于这一天在延安建立了党的第一所马列学院，学院中有一部分同志专门从事马列著作翻译工作，这是我党历史上第一个专门编译马列著作的机构。不久，党又在延安建立了出版发行部，统一领导党的出版发行工作，出版发行部出版的马列著作开始用“解放社”名称。

解放社成立不久就同时出版了革命导师的言论汇编本《什么是主义》、《什么是主义》。这两套书学习使用比较方便，受到了广大干部的欢迎。解放社先后出版多种单行本，其中包括《党宣言》新译本(成仿吾、徐冰译)、《法兰西内战》(吴黎平、刘云译)、《马恩通信选集》(柯柏年、艾思奇等译)、《哥达纲领批判》(何思敬、徐冰译)、《拿破仑第三记》(柯柏年译，1940年)等书。

1941年5月，解放社为纪念诞辰还自己选编并出版了《论马恩列斯》等书。当时，延安的印刷条件很差，没有必要的印刷机器设备，印刷用纸也十分短缺。解放社印刷马列著作尽可能用最好的纸张，但是有时保证不了，就用自制的通草纸。

此外，解放社还出版过著名的多卷本“两大选集”和“两大丛书”，其中《恩格斯丛书》包括12种著作；《选集》原计划出版20卷，后来实际出版了 16卷。令人注目的是，解放社在该书出版“序言”中指出：出版目的是：“为了帮助中国广大的革命战士和一般先进读者，根据本人底基本著作去掌握学说，以提高自己的与理论的水准。原因是主义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谋求解放底武器——理论与策略。唯有正确地掌握着这一武器，中国革命底胜利，才会有充分地保证。”从这段序言，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党始终把学习主义经典著作与争取革命斗争的胜利联系起来。

战争期间，在统治区和日本侵略者占领区，中国党通过党的地下组织，领导着马列著作的出版和传播工作。当时的上海，是出版马列著作的一个重点地区。1938年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了郭大力、王亚南译的《资本论》三卷本，同年亚东图书馆出版了《劳动价值说易解》、《论犹太人问题》。后来又出版了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郭沫若译，1938年上海言行出版社)、《中国问题评论集》(1938年上海珠林书店)、《马恩科学的文学论》；1939年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了马恩合著的《资本论通信集》、上海南潮社出版了《法兰西内战》；1940年上海北社出版了《论弱小民族》、《卡尔·——人、思想家、革命者》等书。战争期间我国其他地区的一些出版机构，也曾出版过多种主义经典著作。据统计，战争8年间，我国各地区出版和发表主义经典著作超过120种。

6. 解放战争时期党对主义经典著作出版和传播工作的组织及领导

解放战争时期，我国许多地区的出版发行机构都先后出版过一些主义经典著作，但出版和传播的工作主要是在解放区进行的。解放社在短短的4年间出版了一大批主义经典著作中译本，其中包括1946年出版的张仲实译的《论民族土地问题》和博古译的《卡尔·》；1948年9月出版的解放社自己选编的《论恩格斯与主义》；1948年11月出版的曹葆华译的《土地问题理论》；1948年12月出版的何锡麟译的《论国家》；1949年5 月出版的张仲实译的《论民族殖民地问题》；1949年8月出版的曹葆华译的《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49年9月新中国成立前夕出版何思敬译《哲学底贫困》等书。

这里应特别谈到的是，1949年2月，为了更有效地提高全党的理论水平，党重新编审了一套干部必读书目，由审批送交西柏坡举行的七届二中全会。这套“干部必读”共计12种，包括《党宣言》、《论》、《国家与革命》、《主义基础》、《斯大林论建设》等重要主义著作。从1949年6月到1950年6月这一年的时间，“干部必读”印行总数达三百万册。这12种“干部必读”，成为建国初期广大干部、群众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必备书籍，对培养干部，提高干部理论水平，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这个时期，苏联出版的主义著作中文本数量显著增多。苏联出版著作中文本工作，从战争时期就开始了，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十几年里，苏联出版的著作中文本有几十种，几乎包括了的主要著作。苏联出版的中文本，我们的出版机构全部重印过。苏联提供的中文本，译文水平比较高，印刷质量比较好。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重要著作基本上都有了中文本，有多卷本，其中也有单行本，有些重要著作有好几种版本，这就为新中国成立以后主义的传播奠定了基础。

三、新中国成立以后主义经典著作的出版

新中国的成立，为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优越条件。1950年12月，出版社成立。它是全国性书籍出版社，它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出版马列著作。1953年成立了编译局，它是专门从事马列著作编译的机构。从此，主义著作翻译、出版和传播更加有组织、有计划地大规模地进行。

为便于读者，本文将新中国成立56年来翻译出版的马列著作分为四类，概述如下：

第一类：全集和补卷

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版过“三大全集”即《恩格斯全集》、《全集》、《斯大林全集》和“三大全集”的“补卷”。这些书基本包括了全部的马列著作。

《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39卷，是编译局根据1955年开始出版的《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并参照德文原著译出的。出版社1956年12月开始出版第1卷，至1974年12月出齐39卷。《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40—50卷(补卷)。内容包括没有编进《恩格斯全集》第1-39卷的其他著作。第1-50卷共3，200万字，印数达600多万册。

《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是编译局以该全集中文第1版为基础，依据《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俄文)和德文版重新编辑和译校的，全书共 60多卷。出版社从1995年开始出版第2版，到现在共出版近20卷。按现在的进度，出齐60多卷全集的时间应在20xx年以后。

《全集》中文第1版第1-39卷是编译局根据《全集》俄文第四版译出。共计1，500多万字。出版社从1955年开始出版第1卷，到 1963年出齐39卷，印数达427万册。《文稿》第1-17卷，是《全集》中文第1版第1—39卷的补卷。它收入了《全集》俄文第4版没有收入而在《全集》俄文第5版(共55卷)和《文集》俄文版中收入的文献。

《全集》中文第2版第1—60卷，是1982年决定出版的我国自己编辑的第一套全集。总字数为《全集》中文第1版(1-39卷)的两倍多。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13卷，是编译局根据俄文版《斯大林全集》译出，共计340.9万字。出版社于1953年9月出版第1卷，到1958 年6月出齐13卷，印数达650多万册。《斯大林文选》(1934—1952)是《斯大林全集》第1—13卷的补卷，共46.4万字。出版社1962 年8月出版。

第二类：选集

《恩格斯选集》第1-4卷是编译局根据《恩格斯全集》中文版选编。收入了和恩格斯在各个时期的重要著作110篇，书信96封，共180万字。出版社1972年5月初版，先后出版6种版本，印数达873.7万部。

新版《恩格斯选集》第1-4卷，是编译局在原版基础上，根据《恩格斯全集》俄文版和德文版的新版本译校而成，内容有一些调整，首次节选了《资本论》较多的篇章。本选集由出版社1995年6月出版。

《选集》第1-4卷，是编译局根据《全集》中文版选编的。收入在各个时期的主要著作205篇，共257.6万字。出版社1960年4月初版，先后出版3种版本，1972年为第3版。印数达86.5万部。

新版《选集》第1-4卷，是编译局根据《全集》中文第2版在原版基础上译校而成。本选集由出版社1995年6月出版第3版。全套书320万字。20xx年3月第4次印刷。

《斯大林选集》(上、下卷)是编译局编译的。收入斯大林1901—1952年临终前的主要著作58篇，共计102万字。出版社1979年12月出版精装本，印数12.5万部。

第三类：选读本

在出版上述选集、文选、文集的同时，有关部门还编选出版了较多的“选读本”。“选读本”将马列重要著作(大部分是整篇著作)分门别类，便于系统地集中地进行研读。“选读本”出版种类较多。这里仅列出近年出版的书目。例如，出版社20xx年6月出版《〈资本论〉导读》、上海大学出版社20xx年8月出版《主义经典原著选编导读》(文科研究生通用教材)、经济科学出版社20xx年5月出版《〈资本论〉的现代解析》(主义基础研究和建设工程)、中国经济出版社20xx年6月出版《资本论》(选编本)、出版社20xx年8月出版《主义经典著作选编与导读》、浙江大学出版社20xx年9月出版《主义新闻传播思想经典文本导读》、经济科学出版社20xx年9月出版《经济思想的当代视界》(主义基础研究和建设工程)等。

第四类：单行本

、恩格斯、、斯大林的重要著作，除了出版选集之外，为了便于使用，还出版了大批的单行本。主要的马列著作基本上都有了单行本。而且许多单行本还不止有一种译本。例如：《党宣言》有3种译本、《自然辩证法》有5种译本。近二三年出版的有：出版社20xx年2月出版《德意志》(节选本)、出版社20xx年1月出版《资本论》、编译出版社20xx年9月出版《党宣言》(纪念版)、中国大学出版社20xx年11月出版《卡尔·历史学笔记》、日报出版社20xx年2月出版《资本论》(缩译彩图典藏本)等。据不完全统计，马列著作单行本共翻译出版300多种。

第五类：专题文集、言论集

为了系统地学习经典作家关于某一个方面问题的论述，许多部门和个人先后选编了一些专题文集和专题言论汇编本。据统计，建国以来共出版专题言论汇编本有 200多种，这些书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为适合广大干部、群众一般读者学习使用的，另一类是为适合教学、科研等专业人员学习使用的。近两年出版的书有：经济科学出版社20xx年3月出版《恩格斯论资本市场》、出版社20xx年4月出版《论主义》、出版社20xx年7月出版《马恩列斯毛邓江论工人阶级政党先进性》、中国人口出版社20xx年4月出版《、恩格斯、、斯大林、论生育文化》等书。

通过回顾主义经典著作在中国的出版和传播的历史概况，我们深切地感到，主义经典著作在我国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的艰难曲折的发展过程，与中国革命的发展休戚相关。这个过程清楚地说明：中国党历来重视马列著作的传播，无论在战争环境还是在和平环境，也无论在革命年代还是在建设时期，都始终不渝地坚持高举主义旗帜。主义经典著作始终是指导我国革命和建设的锐利思想武器，是中国党和中国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关于xx现代性批判之我见_论文 篇六

[论文关键词]　现代性批判　实践 

[论文摘要]的现代性视域正是在对现代性批判反思的过程中逐渐展现出来的。从“感性人的感性活动出发”去“改变世界”、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交往实践观，其根基和路向对启蒙现代性的两大基石——大写的、抽象的人和大写的、绝对理性具有本然的变革性，造就现代性批判的核心层面。 

一、现代性视域的出场

任何思想都是时代的思想。的现代性视域首先是其出场的历史语境使然。对自己思想出场的历史语境有着极为深刻的敏感性。出场的历史语境和出场路径都是现代社会，即资本全球化的社会。正是在对资本全球化社会的批判性反思中，得到了关于现代性的深刻理解，使的现代性视域出场。在《德意志》、《党宣言》、《雇佣资本与劳动》、《资本论》等关于现代性批判的经典著作中，一反以往思想

家以研究资本社会“合理性”和“合法性”的为主要目标的致思路径，他主要从“病理学”的角度对资本全球化社会进行了批判和反思，从而奠定了开启现代性视域的基点。现代性视领的出场既是对资本全球化历史语境的现实批判，又是对现代性视域的一次大变革。他在思想史上最早清醒地洞察到，现代性的宏大叙事并不像它所声称那样具有“普遍性”，“理性王国”的价值理想承诺也不像它所宣称的那样纯净和透明。在现代性宏大叙事的普遍主义承诺背后，深深蕴含着一种特殊主义的、非理性的权力关系，它体现的是特殊者的特殊利益，贯彻的特殊者的特殊意志，因此，现代性的宏大叙事在实质上是一种充满压制性、排它性和垄断性的专制话语，以之作为现代人的价值基础和价值尺度，等于树立了一个虚假的偶像，现代人自以为获得了绝对可靠的价值的阿基米德点时，实质上这价值基点的底部已裂开了一个巨大的深渊。

对现代性的诊断是从商品开始的。认为，商品作为现代社会的细胞，它以最直接的形式体现着现代社会的现代性特征，对现代性的解剖必须从对商品的开始。商品看似简单，实则充满了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商品的这种谜一般的性质就是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在看来，商品的物化和商品拜物教构成了现代社会的日常意识，也构成了现代性的基本观念。货币拜物教是商品拜物教的完成形式，它把私人劳动的社会属性和社会关系严密地遮蔽起来了。这里，的旨趣在于通过物质在现代社会中的具体形态——商品和商品拜物教揭示出现代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已变成物与物的关系，成为人们无法驾驭并统治人们的异化关系。这种深刻的批判意识开启了现代性解读的根本性的路径，为当代人反思理性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点。资本是现代性诊断的核心。通过对资本的解剖，确立了关于现代性的发生学、病理学和未来学，从而完成了他对现代性命运的系统的全方位考察。在看来，资本永不停息的运动方式造成的现代社会的动荡不安变动不居构成现代性的基本症候之一。“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另Ⅱ的联系了。资本是天生的国际派。对于剩余价值的无止境的贪欲使资本充满了不断膨胀和扩张的冲动，它力求冲破各种地域的限制，为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寻求更大的空间。这样就使得资本不断越出本国范围，去开辟世界市场。“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任何界限都表现为必须克服的限制。”儿嘲当一国资源、市场满足不了资本最大限度地追逐利润的要求，进而限制了资本原始积累和资本成长的时候，雄心勃勃的资本就必然会超越国界，到全球任何一个地方去寻找新的投资机会，去开拓新的世界市场。因此，全球化乃是资本自发运动的必然逻辑结论。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他的世界历史理论。他认为，正是凭借资本运动和世界市场，资本主义才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广泛的经济体系，把一切民族和国家都卷人世界经济体系中，从而完成了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可见，在的诊断中，资本构成了现代社会的基础和动力，构成了各种现代性现象的核心和灵魂。但绝不仅仅停留于此，他借用“异化”的概念对现代性作出了更深层次的反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从四个层面对现代性进行了反思：一是劳动产品的异化。认为，劳动者把自己外化在他的产品中，这意味着他的劳动作为一种异己的东西不依赖于他而在他之外存在着，并成为与他相对立的力量；意味着他灌注到对象中去的生命作为敌对的和异己的力量同他相对抗。二是劳动本身的异化。认为，劳动使人的智慧和体力都获得发展，劳动者在劳动实践中会感到一种创造的幸福和愉悦。但是，在异化劳动中，劳动者在自己的劳动中并不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并不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并不自由地发挥自己的肉体力量和精神力量，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到损伤，精神遭到摧残。三是人的本质的异化。认为，异化劳动使人的自由

自觉的特性丧失，变成了像动物一样的生存。四是人与人的异化。在他看来，异化现象是可以被扬弃的，他指出：“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作为对人的生命的占有，是一切异化的积极的扬弃，从而是人从宗教、家庭、国家等等向自己的人的即社会的存在的复归”_3I(n¨。从上面的中可看出，的现代性视域正是在他对现代性批判反思的进程中逐渐展现出来的。

二、现代性批判的视野

从“感性人的感性活动出发”去“改变世界”、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交往实践观，其根基和路向对启蒙现代性两大基石——大写的、抽象的人和大写的、绝对理性具有本然的变革性，造就现代性批判的核心层面。它不仅否弃作为传统社会精神的旧形而上学，而且否定“人”的抽象性，将其视为在变革世界的历史行动中、在“社会关系总和”中的存在者。对传统形而上学的颠覆和发动的哲学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对启蒙以来的现代性观念的变革来完成的。认为，现代性所强调的理性精神是有特定社会历史内涵的，是建立在现代实践基础之上的，这种理性精神是现代化时代的时代精神，具有普遍的意义。然而，以前的现代性并未自觉到理性精神的现实经济基础，并未意识到现实经济基础的内在矛盾性。它把理性理解为人的本质，把自由、平等理解为人的天赋权利或某种绝对理性的体现。启蒙学者们还试图按照理性的要求，建立自由、平等、博爱的永恒正义的资本主义国家。这就回避了现代社会存在的利益矛盾和冲突，把资本主义制度理想化了。正如在批判博爱学派时所说的：博爱学派是“在理论上把现实中随时都要遇到的矛盾撇开不管”，“那样一来，这种理论就会变成理想化的现实”。

大写的、抽象的人和抽象的理性不仅构成了以往现代性的两大轴心，也同样构成了白笛卡尔以来到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形而上学的根基。因此，对他们的批判，正是开启历史观和现代性视域的真正起点。康德认为，主体不能无条件地认识外部世界，把握绝对真理。理论理性发挥作用的范围是有限的，它只能提供必然性的知识，而不能把握自在之物，不能为人的自由实践活动提供准则。在理论理性之外，还有更高的实践理性。只有依赖于实践理性，才能使我们通向自在之物的领域，实现人之为人的价值，因此我们必须迈向实践理性。黑格尔则试图把理眭提升为超人的客观的绝对精神，将理性彻底本体化，试图用这种无限的、绝对一体化的理性来设置和安排现代社会生活。他完成了对一切的颠倒，完成了对世界的“理性的颠倒”，但是，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已经向启蒙运动所批判的超人的客观精神——上帝靠拢，从而使现代性陷入自相矛盾的困境，暴露出其理论的局限性。黑格尔不是从现实的物本身出发去规定物，而是从抽象的理性原则去规定物，从自我意识外化出抽象物。尖锐地指出：意识“没有历史，没有发展，而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人不仅通过思维，而且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 (一反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性从理性出发研究社会和人的致思路径，是从可以经验地观察到的现实个人的感性实践出发的。现代性的发端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对主体的发现，强调人的尊严、个性和选择。但是，启蒙运动以来的抽象理性认为现实世界的历史运动，源于作为自我意识的理性在不同的、依时间进程展开的每一个现实事物中发现和认识自己的意向，而这个意向本身即构成了人类生活的历史性。对这种抽象主体观进行了彻底解构。他认为，主体不过是被抽象地理解的和通过抽象产生出来的人，人的主体性不能够脱离主体而存在，必须从人的实践活动出发来理解主体。实践是人类特有的生存方式。人的基本活动是物质生产实践活动。强调了人的类本质的实践生成性，把人带到了现实的社会历史存在过程之中。

这样，对主体问题的考察就由理想存在的类本质的深入到了对现实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社会本质的中，实现了从抽象人到现实人、具体人的转变。看到，人类在实践活动中不仅同自然界，而且发生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他指出：“生产条件自身具有与劳动相对立的异化形式，表现为他人的所有权而与劳动相对立，并作为这样的所有权对劳动进行统治”。劳动本来是人的现实活动，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的现实性同时也是人的现实性的丧失。“这种现实性对于劳动来说是他人的现实性，它构成同劳动相对立的财富”。对现实社会生产关系的揭示使认识到，人不是抽象的理性存在，人的本质是由特定的社会关系造成的，是特定的社会规定性。只有从现实的社会关系的总和中去理解人，才能把握到现实的人。进而指出，人的自由、平等并不是人先天的自然权利，而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并且在不同的历史时代，自由、平等具有不同的历史形态。

进一步指出，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性

的缺陷不仅有思想认识上的原因，而且受到资产者的偏狭眼界的束缚。指出，他们的思想不能越出小资产者的生活的界限，因此，他们在理论上得出的任务和解决办法，也就是小资产者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在实际生活上引导他们得出的任务和解决办法。与之相反，新哲学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这种哲学立脚点的转变，使得用新的态度、新的眼界看待现存社会，从辩证发展的过程中、从暂时的历史必然性中把握现存社会。“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因此，问题不在于如何加强和完善理性，维护现代社会秩序，而在于超出这种旧世界秩序的思想范围，提出变革现代社会秩序的历史任务，引导人们改造扭曲的现存社会关系。所以，在看来，启蒙理性所允诺的人间正义、平等、自由、的王国，在解放这一制度框架中是一张无法兑现的期票。只有在人类解放即主义这一制度性安排中才能真正克服启蒙理性的缺陷，实现真正的理性社会。这时的理性已经超越了某一个特定阶级的私利这一狭隘的历史视野，而是代表全人类利益的和谐一致，社会理性表现为消除一切形式的自发性对人的支配，从而重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合理关系，实现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自由王国。只有在这种自由王国中，才能真正实现“对下述力量的控制和自觉的驾驭，这些力量本来是由人们的相互作用产生的，但是迄今为止对他们来说都作为完全异己的力量威慑和驾驭着他们”。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认为，现代性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实践的问题。“实际上，而且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事物。”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指出，以往的哲学家们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xx主义传播中国的转换模式_论文 篇七

内容提要：本文主要目的是探讨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具体形式。认为：主义是经过了两个转换才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第一个转换是适应解决中国主要矛盾的需要，从指导阶级斗争的主义转换为指导中国民族斗争的主义；第二个转换是适应中国基本国情，将以城市斗争为中心转换为以农村斗争为中心。只有完成了这两个转换，主义才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发挥了指导作用，才成为中国革命的一面旗帜。思想就是这两个转换的结晶。

关键词：主义　传播中国　转换模式　阶级斗争　民族斗争　城市中心　农村中心

自1899年中国报刊上海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第一次提到主义以来，主义传播中国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在这100多年的历史中，中国社会的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主义也已经从中国人的模模糊糊的印象，成为中国党和中国社会的根本理论指导。现在，新的一场革命──改革开放，正在中国大地深入展开，社会还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在这样的背景下，探讨主义传播中国的途径和方式，对于坚持和发展主义，是有重要意义的。

一、中国是如何接受主义的？

与主义产生的环境大不相同的中国，接受并以主义作为本国的革命指导和立国之本，是近现代世界历史的一个突出现象。资本主义发展程度高、工人阶级力量强大的先进国家，并没有象主义所期望的那样发生革命，而在主义诞生之际仍然落后一个社会发展阶段的东方大国，却成了主义的忠实执行人。这确实使主义的创始人始料未及，但又是世界历史不平衡发展的正常结果，因为中国也具备了主义传播的初步条件。

1840年以后，中国封建主义虽然仍占有统治地位，但资本主义因素逐渐成长起来了，到1919年，产业工人已经有200万人，这成为主义传播中国的最重要的物质基础。主义是指导工人阶级解放斗争的学说，具有很强的科学性和阶级性；工人阶级的有无，是主义能否在中国传播的先决条件；不能设想，在一个没有工人阶级的国度里，能接受主义的理论指导；也不能设想，没有工人阶级的引导，农民阶级能成为主义的物质载体。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资产阶级的力量也在逐渐增强，作为中国最早觉醒的先进力量，也最先展开了同封建主义的斗争。虽然这种斗争历经艰难曲折、流血牺牲、英勇奋斗，终以辛亥革命的失败而最终失败，但它点燃的资产阶级主义革命的烈火，却在中国大地熊熊燃烧，在烈火中诞生出一整代具有资产阶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才爆发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运动，从而使中国在上过渡到资产阶级革命阶段之后，在思想上也从封建主义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时代，过渡到资产阶级主义思想具有重要影响力的阶段。这是主义的传播中国的重要的思想基础。中国最早的主义者正是从资产阶级主义者中产生来的，因此我们也不能设想，在完全没有或很少有资产阶级主义思想的国度里，主义能迅速传播。

在积极因素逐渐发展的同时，消极因素也在积累。不断加深对中国的侵略，并同中国封建主义结合在一起，使中国陷于水深火热之中，中华民族面临着空前的亡国灭种的危险。虽然自1840年以来，中国为国家、民族解放，一直进行着英勇不屈的斗争，但这些斗争都先后失败了；直到二十世纪初、十月革命胜利之后，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志士仁人仍在为救国救民而英勇奋斗、仍在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主义。虽然这是“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1]但确也“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2]。“全民族迫切需要这样的主义，正如饥饿需要大米一样。”[3]这给中华民族的志士仁人正在苦思焦虑地探索着的种种问题提供了新的合理的解答，这有力地推动了先进的中国人倾向于，推动了他们去认真了解指导十月革命的主义。而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的先进分子又从巴黎和会所给予的实际教训中，已经开始看出列强联合中国的实质，这就更进一步促使这些先进的中国人，迅速进行这种选择。瞿秋白曾说：“的切骨的痛苦，触醒了空泛的主义的噩梦”。“所以学生运动倏然一变而倾向”[4]。研究和宣传逐渐成为当时进步思想界的主流。在这个潮流中，产生了中国最早一批具有初步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陈独秀、李大钊、是他们当中的杰出代表。

陈独秀宣称，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已经造了无穷的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的了”。1920年9月，他发表《谈》一文，明确宣布：“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5]

湖南学生运动的著名领袖也在这时确立了对主义的信仰。他后来回忆说：“到了一九二０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经成为一个主义者了”。[6]

一些老同盟会员，也在这时开始转向无产阶级的。董必武回忆道，我们过去和孙中山一起搞革命，“革命发展了，孙中山掌握不住，结果给别人搞去了。于是我们就研究的方式”，开始读“主义”。[7]吴玉章说，他从辛亥革命以来的实践中认识到“从前的一套革命老办法非改变不可”，而“通过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教育，必须依靠下层，必须走人道路，这种思想在我头脑中日益强烈、日益明确了”。[8]

这些有着不同经历的先进分子殊途同归的历史选择，说明资产阶级的救国方案已经走不通了；说明学习革命的经验，接受主义的革命学说，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中国先进分子的共同选择。

二、从指导阶级斗争的主义转换到指导民族解放斗争的主义

近代中国，因为落后，所以挨打；因为不断挨打，所以更落后。这是一个恶性的循环。历史经验证明，只有首先解决，才能改变中国所面临的恶性循环的命运。而中国争取解放，根本的问题在于要把中国一切反帝的力量动员和团结起来。[9]1942年3月30日，在学习组作了一个《如何研究党史》的讲话，对中国党的历史作了系统的说明，他说：“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我们党的历史，我觉得可以分为这样三个阶段：大革命时期是第一阶段；内战时期是第二个阶段；时期是第三个阶段。…

“革命的任务，三个阶段都是反对及其走狗。第一阶段直接的表现是反对北洋军阀，第二个阶段直接的表现是反对，第三个阶段表现为反对日本侵略者及汪精卫汉奸。”[10]

的论断在现在看来也是十分正确的。的侵略，是近代以来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源。无论在理论上有多少不同的说法，但在实践上，中国党从成立的那天起，就自觉不自觉地承担起了民族解放的历史重任。　

这与十月革命前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中国现时的主要矛盾是，而当时的主要矛盾是阶级矛盾；中国革命的任务是打倒，革命的主要任务是资产阶级的统治；除此之外，中国还是一个封建落后的东方大国，仅仅带有一些资本主义的因素，这些因素同整个国民经济的总量相比，不足百分之崐十，是一个资本主义相对发达的军事封建国家；中国工人阶级人数很少，力量弱小，不可能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工人阶级力量强大，人数众多，完全能够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在十月革命前，主义在有了充分、广泛的传播，出现了一整代比较成熟的主义者，而中国主义主义的传播既不充分又相当短暂，主义者的理论准备非常不足；李大钊、陈独秀、这些中国最大的主义者，当时并没有读过许多马列的书，他们所知道崐的，大都是从日本人写作和翻译的一些小册子中介绍、解说的主义，主义者接受主义的方式则大不相同，他们是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情况下，同英国、法国、德国等先进国家在同一个背景下、同一个范围内，直接从主义、恩格斯那里接受过来的。

因此，主义的命运在中国和在也就有许多不同。作为一种革命理论，它理所当然地要适应所传播国的国情，这就是说要适合所传播国解决主要社会矛盾的需要。如果脱离了这种需要，任何理论都不能在所传播国生根、开花、结果。在，主义适应了解决阶级矛盾的需要，成为直接指导工人阶级解放斗争的武器；在中国，适应了解决的需要，成为直接指导中华民族解放斗争的武器。这就开始了主义传播中国的第一个转换。如说：中国要取得和，就要“走人的路”，这就是结论。[11]孙中山也说，十月革命“为中国树立了一个榜样，说明一个民族怎样从外国和不公正的桎梏下解放出来”[12]。

无产阶级成为这种转换的物质承担者，这是因为：一是无论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都认为十月革命是中国民族解放的榜样，这就间接地为主义传播中国打开了大门，为无产阶级及激进的资产阶级主义者接受主义提供了有利的客观条件；二是民族解放、国家的使命历史地落到了无产阶级的身上。主义传来中国，非常及时地满足了中国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和承担民族解放历史使命的需要。这为主义同中国无产阶级斗争的结合，提供了广阔的前景。说：“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多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前仆后继，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了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而中国党则是拿起这个武器的倡导者、宣传者和组织者。”[13]

根据主义的内要求建立的中国党，为完成民族解放的历史使命，在纲领和理论上，也就有了显著的民族特色：

首先，将主义用于解决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制定了“打倒军阀；国际的；统一中国使它成为真正的共和国”的最低纲领。[14]

其次，在国共合作时期，以主义为主体，吸收资产阶级主义革命思想的精华，明确宣布以三义为自己的奋斗目标。1937年，“中国党在公布国共合作的宣言上说：‘孙中山先生的三义为中国今日所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若干人们对于党愿意实行的三义觉得奇怪，……他们以为主义和三义是不能并存的。这是一种的观察。主义是在革命发展的将来阶段实行的,主义者在现阶段并不梦想实行主义，而是要实行历史规定的民族革命主义和革命主义，这是党提出民族统一战线和统一的共和国的根本理由.……在党方面,十年来所实行的一切政策,根本上仍然是符合于孙中山先生的三义和三大政策的革命精神的.党没有一天不在反对，这就是彻底的民族主义；工农专政制度也不是别的，就是彻底的民权主义；土地革命则是彻底的民生主义。”[15

第三，将爱国主义与主义结合起来，坚决反对“连民族二字都不敢提”[16]的极端狭隘的机会主义，理直气壮地承担民族解放的历史使命。说：国际主义的党员可以而且应该成为爱国主义的，“因为只有民族得到解放，才有无产阶级和劳动得到解放的可能。中国胜利了，侵略中国的被打倒了，同时也就是帮助了外国的。因此，爱国主义就是国际主义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实施。”[17]“党员是国际主义的主义，但是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把国际主义与民族形式分离开来，是一点也不懂得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做法，我们是要把二者结合起来。”[18]因为“主义在中国意味着民族解放运动、自由和民族，……”。

三、从以城市斗争为中心的主义转换到以农村斗争为中心的主义　

完成了主义传播中国的第一个转换，并不能直接完成民族解放的历史使命。要完成这个历史使命，还必须将一切反帝爱国的力量团结起来，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民族解放大军。这就需要将主义的具体的策略、方法和原则应用到解决中国的主要矛盾中去，实现主义传播中国的第二个转换。

由于主义是关于工人阶级解放斗争的理论，而工人阶级和近代大工业一起，主要集中在城市，所以，主义认为，工人阶级解放的主要途径就是通过发动城市工人武装起义夺取，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是所谓“城市中心论”。由于中国党的不成熟，在它成立之初，很自然地根据这个“城市中心论”确定自己的工作中心，因为这不仅符合主义的基本原理，也符合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在中国党第一次全国通过的决议里就规定，党在当前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党应在工会里灌输阶级斗争的精神”，要派党员到工会去工作。为了贯彻这个方针，在一九二二年成立了“公开做职工运动的总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由于中国党的艰苦努力，一九二二年到一九二三年，中国出现了第一次声势浩大的工人运动的；虽然个也有几次罢工斗争的胜利，但最终还被受到支持的反动军阀残酷下去。在成功了的，在中国并不一定成功。“城市中心论”在中国遭到了失败。事实证明主义的斗争方式，也必须适合中国的具体情况，必须适合中国的主要矛盾，必须适合中华民族的民族解放斗争的需要。　

正是这个失败，导致中国党同进行了不平等的合作，中国党得以借助的组织形式和三义的思想武器，发展以中国党为核心的进步力量，推进国民革命。这是中国党为完成民族解放的历史使命寻求同盟者的第一次尝试。但由于党的领导者陈独秀并不了解资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过分夸大资产阶级的作用，把革命的领导权拱手让给资产阶级，极力压制农动，同时也不了解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使这个尝试失败了，党的宝贵力量遭受极大损失。这不得不使具有远见卓识的党人深思：中国革命以工人运动为中心走不通，为什么同资产阶级联盟也走不通？要继续革命，必须探索新的道路。于是有了在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中国党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与武装反抗的总方针。这是一个正确的方针，是党在付出了血的代价后换来的正确的结论，标志着党的中心工作的某种转变。但是这种转变还带有明显的应变崐色彩，还不是理智的自觉的选择，因为这次会议仍然确定以组织城市工人武装起义作为党的“基本工作”。会议之前和会议之后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仍然以占领城市为主要目标。虽然有了主义，中国革命仍然在岐路面前徘徊。

中国革命面临着重大的抉择。在这个重要关头，表现了善于从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创造性地应用主义的本领。当秋收起义的部队遭到挫折，进攻长沙的计划无法实行时，他便当机立断地改变原有部署，率领不足一千人的队伍开向井冈山，开始了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在这个斗争中逐渐形成了一整套关于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理论。这就是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的理论。在这个理论的指导下，革命根据地和红军不断扩大，土地革命不断深入，中国革命的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只是在这时，“城市中心论”才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转变，主义传来中国的第二次转换也才真正开始。中国革命终于找到了一条取得胜利的正确道路。

但是，的正确路线并没有在中国党取得共识，本人当时仅仅是局候补委员，又远离党领导核心，因此在没有多少发言权；更重要的是，当时党的指导思想还是“城市中心论”，并且在开创了井冈山道路之后，仍在党占据统治地位长达八年之久。在这八年当中，他们不断重复同一个错误，一再打击及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中国革命也一再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1927年11月临时局扩大会议确定实行全国武装的总策略，而以城市为“中心指导者”。会议指责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的领导者周恩来、犯了“机会主义”的错误，分别给以纪律处分。根据这次会议的决定举行的武装，大多很快被敌人下去，大革命失败后保存下来的革命力量进一步蒙受重大损失。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党在国际的帮助下在苏联莫斯科举行第六次全国。这次大会的许多决议都是正确的，但是仍然没有改变“城市中心论”的基本指导思想，第一，仍然把城市工作放在中心地位，没有认识到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没有认识到农村在中国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第二、继续把民族资产阶级看作革命的敌人…。这反映出的理论水平和水平，还停留在照抄照搬主义的阶段。在六大之后，接连发生了更为严重的“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这种‘左’倾机会主义实际上就是教条主义，就是照搬照抄“城市中心论”。

--1930年5月，中原大战爆发，这时实际主持工作的李立三等认为革命危机已在全国范围内成熟。6月11日他主持的局会议，通过他自己起草的《新的革命与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案。这个决议案在语言上完全模仿主义的关于可以在一国数国取得胜利的表面词句，仍然认为全国范围内已有直接革命的形势”，并“有极大可能转变成为全国革命的胜利”；仍然坚持“城市中心论”的观点，强调：“无产阶级的伟大斗争，是决定胜负的力量，没有工人阶级的罢工，没有xxx的武装，决不能有一省与几省的胜利。”批评“以乡村包围城市”是一种“极错误的观念，”“过去的游击战术”“必须根本改变过来”。在这种错误思想的指导下，李立三等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xxx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攻打xxx的冒险计划。其结果，使统治区内的十一个省委机关遭到破坏，武汉、南京等城市的党组织几乎全部瓦解，红军在进攻大城市时也遭到很大损失。

--在克服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之后，中国党内又出现了更为严重的以王明为首的“左”倾机会主义。这次机会主义在本质上同以前的机会主义性质一样，一方面强调以城市斗争为中心，急于夺取一个或几个包括有xxx在内的主要省份的胜利，另一方面激烈攻击以为代表的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路线。他们指责中国当时还没有建立起“真正的”工农兵代表会议和红军，宣称党内的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攻击以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是“ 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和“富农路线”，排挤对红军和根据地的领导。由于有国际的支持，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在党的统治长达四年，使中国党在白区的力量损失百分之百，使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遭到失败，被迫长征。在长征途中，又使红军濒临覆灭的境地。这标志着“城市中心论”的彻底失败。正是这个彻底失败使中国党人看到了所代表的革命路线的正确性，给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占据中国党的领导地位开辟了道路。在这种情况下，在中国党和红军面临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主义传来中国的第二次转换才得以最后完成。

从根本上说，中国党历史上的“左”倾机会主义实质，就是不能解决主义传播中国的两个转换问题。他们没有认清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更不能将主义应用于解决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他们只知道生搬硬套主义其些原则，硬在中国这个没有多少工人阶级的国家，开展以城市为中心的武装起义，最后几乎断送了中国革命。这个历史教训是值得深思的。

主义传播中国，不仅彻底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也大大改变了世界的格局。对中国和世界已经产生并会继续产生深远的重大影响。主义是如此有威力吗？我们的回答当然是肯定的。有一点需要特别指出：主义的威力不仅来源于它的科学性和阶级性，更来源于它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所谓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归根到底表现为主义传播中国的两个转换：指导阶级斗争的主义转换为指导中国民族解放斗争的主义；以城市斗争为中心的主义转换为以农村斗争为中心的主义。这就是主义传播中国的基本模式。

参考文献：

[1] 《文集》第一卷 (1921年1月-1937年6月) 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1页。

[2] 《选集》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515页。

[3] 《文集》第一卷（1921年1月-1937年6月）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397页。

[4] 《瞿秋白诗文选》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4页，第35页。转引自《中国党的七十年》第14页。

[5] 转引自《中国党的七十年》第16页。

[6] 斯诺:《西行漫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31页。

[7] 《董必武谈中国党第一全国和湖北主义小组》，1971年8月4日。转引自《中国党的七十年》，第17页。

[8] 《吴玉章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版，第109-110、112页。

[9] 《关于近代中国与世界的几个问题》胡　绳《新华文摘》1990年12月号52-54页。

[10] 参见《如何研究党史》《文集》第二卷，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399-402页。

[11] 《选集》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417页。

[12] 转引自宋庆龄《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历史关系》《日报》1956年11月3日。

[13] 《选集》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796页。

[14] 转引自《中国党的七十年》党史研究室著，胡 绳主编，党史出版社1991年8月第1版，第32页。

[15] 《选集》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367-368页。

[16] 《文集》第二卷(1937.8－1942.12)出版社 1993年12月第1版，第339页。

[17] 《选集》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521页。

[18] 《选集》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534页.

论文格式的排版说明_论文写作指导 篇八

一篇论文按照一定的论文格式可以取得很好的效果,而一篇论文的论文格式排版也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好的排名往往可以取得意外的效果,下面就是论问格式排版方面的几点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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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举例说明20xx年第六届信息管理学术暨警察信息实务研讨会论文集所采用之排版格式。论文必须附有摘要。摘要以500字为限；11pt标楷体，左右对齐，行高为固定行高15pt。

关键词: 决策、制程、企业改造。

新安全观和反恐斗争_行政论文 篇九

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不确定因素和突发事件增多，国际安全问题突出起来，成为许多矛盾的交汇点和爆发点。

经济全球化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环境问题和贫困问题日显突出，使得安全问题呈现多面性。传统安全威胁因素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因素并存而且相互交织，又使安全问题呈现复杂性。

新安全观的形成是国际形势和各国国内安全的客观需要，在国际上已形成一定的共识。

新安全观主张“综合安全”，把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环境安全、文化安全相互有机地结合起来。

新安全观主张“共同安全”、“合作安全”。各国在各种领域特别在经济方面进行国际合作已成为普遍现象。在安全方面，国际合作有一定难度，但各国已普遍认识到，合作是获取的重要途径，共同安全是防止威胁的可靠前提。

中国的新安全观核心内容为：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互信是基础，互利是目的，平等是原则，协作是途径。

经济安全居突出地位

在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都把发展经济作为本国的主要任务。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密切，而国际经济竞争也日趋激烈。经济全球化加剧了全球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发展中国家面临“边缘化”的危险。从墨西哥到东亚，再到阿根廷和巴西，几年以来接连发生债务危机、金融危机，加之南北经济差距扩大和生态环境恶化，不少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和经济受到严重威胁。经济困难和危机还在一些国家引发了政局和社会动荡。

同经济安全密切相关联的科技安全和信息安全问题越来越显得重要。生态环境安全问题已受到各国和非组织的严重关切。在经济全球化发展和“文明冲突论”扩散的情况下，文化安全问题也已引起人们的注意。

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因素相互交织

国际安全形势之严峻在于威胁来源多样化和高科技的运用。既有传统安全威胁因素又有新出现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因素，而且这两种因素相互交织，比过去更难以防范和应对。

非传统安全问题突出，国际成为世界安全的重要威胁。非传统安全威胁往往不是以国家的形态出现，而是以一股或几股极端主义势力在一国内或在几个国家范围内发动恐怖袭击的形式出现。

这种非传统安全威胁的特点是：“非对称性”、隐蔽性、突袭性和分散性。它不仅使，而且使普通民众的生命安全都受到严重威胁。随时随地都可能出现的恐怖袭击，造成普遍的“恐怖心理”。

与此同时，传统安全问题形势也依然严峻。美国退出反导条约，毁掉了国际社会多年来在裁军问题上经过艰苦努力获取的成果，国际军控及裁军体制面临瓦解。美国扩大军事机构，拼命增加军事预算，加紧推行NMD，乘反恐之机扩展海外驻军，重新将核武器作为“攻击性威慑力量”，这一切都给国际安全造成现实威胁。

先发制人：美国战略

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对国际安全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在讨论和研究国际安全的任何方面问题时，都不能忘记“美国因素”。

“9·11”事件之后，美国对战略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做出了大幅度的调整。美国把安全威胁定位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地区性冲突三个方面，其中是首要威胁。这是20xx年9月《美国战略》报告所正式确定的。

研究美国战略必须同研究美国国际战略结合起来。上述报告把“先发制人”作为美国战略的基石。“先发制人”战略于20xx年5月由美国总统提出，同年6月被提升为“主义”。美国的战略实质上就是美国的国际战略。

“先发制人”战略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在获取“绝对安全”和追求绝对军事优势的前提下，美事力量更具进攻性和侵略性。美国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以任何借口，打击它认为需要打击的国家和势力。其二，美国可以选择与盟国和国际组织一起采取军事行动，也可以选择单独行动。这实际上确定了“单边主义”的政策取向。

北约新一轮的东扩也应放在美国国际战略选择上来考虑。新一轮东扩已经扩到的家门口。俄认为，北约东扩没有“客观需要”，也不会使俄更安全。北约正在谋求“冲击欧洲”，再扩到中亚地区，对欧洲之外的地区进行军事干预。北约正在转变。“新北约”何去何从尚不清楚，但就目前来说，有两点没有改变：北约依然是军事集团组织，正在筹建“快速反应部队”；北约是美国主导的，东扩是实现美国的国际战略意图，美国控制欧洲、称霸世界的战略并未改变。

反恐与反霸

“9·11”事件之后，美国经过阿富汗战争，打垮了“基地”组织。然而国际恐怖活动并未减少，反而呈扩大和蔓延之势。在印尼和菲律宾相继发生恐怖案之后，东南亚国家成为恐怖活动的危险地区。接下来是莫斯科事件、法国油轮，美国驻外士兵和外交官遭。美国还不断受到恐怖袭击的恐吓。一处惊恐全球，国际恐怖活动对全球安全造成十分危险的威胁。

霸权主义和强权有新的表现。新霸权主义包含范围很广，包括军事霸权、霸权、经济霸权和文化霸权等。

美国霸权主义的两种“新理论”值得注意。一种是“霸权和平论”，认为现今世界处于无序状态，争斗和冲突不断，而由一个霸权国家来控制国际体系和维持世界秩序，就能有世界和平。另一种是“仁慈霸权论”，主张除依靠军事力量外，要更多注重经济渗透和文化影响，特别是将美国的价值观念、制度、生活方式推向世界各地。

的产生，有、经济、文化、社会、民族、宗教等复杂因素。但无可讳言的是，美国咄咄逼人的霸权主义起到了激化矛盾的作用。因此，既要反恐也要反霸。在反恐联盟中，同美国既要联合也要斗争。

反恐要加强国际合作，标本兼治

恐怖活动具有隐蔽性、突发性和国际性，对全人类的安全危害极大。“9·11”事件之后，各国和严厉谴责一切危害生命的各种恐怖活动，反恐的国际合作有了良好的发展，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反恐国际合作现在运作正常，双边或多边的磋商、交流与合作在不断加强。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应充分发挥在国际安全事务中的主导作用。但在反恐国际合作正常运作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协调与矛盾。美国打着反恐旗号另有他图，要把反恐斗争和反恐联盟纳入它的称霸世界的战略。

反恐是一项长期斗争，决不能毕其功于一役。产生的根源极其复杂，要铲除根源必须“综合治理”。军事打击是必要的，但仅仅靠军事力量是不够的，一味迷信武力更是不可取的，应动用、军事、经济、外交、文化等各种力量。其中，综小贫困差距和维护文明多样性，已是摆在全世界面前的迫切任务。

居安思危：我国的安全环境

从90年代以来，中国在极复杂的国际环境中，改革开放步伐加快，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生活水平明显提高，综合国力大大增强。同时，中国积极开展多边外交和国际合作，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的作用不断增强。中国总的安全环境是好的。

然而，应该看到，中国的内外安全环境已发生了新的变化，安全需求和压力在加大。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新旧矛盾交错而复杂。中国加入WTO，既要参与又要改造不公正和不合理的旧经济体制。中国经济要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和贸易战。美国等西方国家继续对我进行“分化”、“西化”，进行渗透、颠覆和活动。因此，在新的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要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维护国内稳定和周边及国际安全，全面应对新世纪的新挑战。 colspan="2" align='right' class="Article_tdbgall">

“x”的实践主体刍议_论文 篇十

关键在于代表，也就是如何实践的问题。如何实践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有很多问题需要加以研究和回答。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要弄清楚谁是的实践主体以及如何发挥主体力量在实践中的关键作用。本文拟对此作一探讨，以求教于学术界。

一

群众是实践的主体，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根据这一观点，很容易让人推导出的实践主体也是群众。显然，这是一种误解。

要说明这个问题，还得从的提出目的和基本精神说起。从的讲话和党的文献来看，主是针对执政党建设问题提出来的。说：“时代在发展，形势在变化，我们党要不断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必须紧跟世界发展进步的潮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最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坚决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坚持的要求，其出发点和着眼点就在这里。”（注：《学习纲要》，红旗出版社20xx年8月版，第10页。）的话表明：提出，是我们党已经初步解决“什么是和怎样建设”这个中国全局问题的基础上，沿着同一方向，进一步解决我们应该“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这个中国的关键问题。从这个方面看，实践的主体只能是中国党自身，包括党的各级组织、所有党员、党的干部队伍。

从的基本精神来看，它就是强调先进。讲生产力是讲先进生产力，讲文化也是讲先进文化，讲利益也是讲最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实质上就是代表先进阶级的根本利益。因此，只有先进分子才有担当好实践主体的资格。换句话说，就是的实践主体只能是先进分子，而不可能是普通群众。先进分子包括什么人呢？就是中国党和其他社会先进分子。因为，中国工人阶级与先进的生产方式相联系，是先进的阶级，中国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全面体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特点和优点，是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其他社会先进分子，他们虽没入党的门，却先做了党的人，他们在发展先进生产力、发展先进文化和提高群众生活水平方面起到了重大作用。这就是说，中国党和其他社会先进分子都是的实践主体。

把以上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就是说，实践的主体力量是党的各级组织、所有党员、党的干部队伍和其他先进分子。不过，两个实践主体的地位是不同的，中国党是关键主体，其他社会先进分子是一般主体。如果其他社会先进分子加入了中国党，他们就从一般主体变成了关键主体。

当然，这样说不是不要广大群众的共同努力。正如建设有中国特色事业离不开广大群众的共同努力一样，实践也离不开广大群众的共同努力。广大群众是实践的强大力量。

那么如何理解中国党与其他先进分子在实践中的地位呢？从中国党这个方面来看，就是通过制定和贯彻适合要求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通过党的各级组织、所有党员和干部队伍去团结、组织、带动广大群众实践；从党外先进分子来看，主要体现在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做实践的表率。

二

的实践主体地位不是空谈出来的，必须落实到具体实践和行动中去。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发展阶段，中国党要担当好实践的主体地位，就必须按照在“5·31”讲话中所说的，真正做到：

第一，使全党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不断开拓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中国党是一个极为重视理论建设的党，以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党。因此，能不能使全党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不断开拓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就成了我们党能否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统一、贯彻落实好的关键问题。

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主义的基本原理任何时候都要坚持，否则我们的事业就会因为没有正确的理论基础和思想灵魂而迷失方向，就会归于失败。但是，必须看到，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坚持主义，绝不能采取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态度，而应采取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态度。主义从创立发展到今天，靠的就是一代一代坚定的同时又是创新的主义者，坚持结合新的实际，不断地与时俱进，把主义不断地推向新的发展阶段。

社会实践是不断发展的，我们的思想认识也应不断前进，应勇于和善于根据实践的要求进行创新，正确回答实践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当前，就是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党的基本理论的指导下，一切从实际出发，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从对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不断吸取一切科学的新经验、新思想、新成果，不断深化对党执政的规律、对建设的规律、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的认识，使我们的思想和行动更加符合的要求。

第二，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断开创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也是当代中国的主题。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文化比较落后，人口多，人均资源又相对较少。发展是硬道理，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因此，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断开创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就成了贯彻落实的根本要求。

把发展作为硬道理，抓住发展不放，关键是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摆在首位。当然，发展是全面的发展，不是单一的发展，是可持续发展，不是一时的发展，这同全面发展社会生产力是一致的。党的先进性是具体的历史的，必须放到推动当代中国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发展中去考察，放到维护和实现最广大的根本利益的奋斗中去考察，归根到底要看党在推动历史前进中的实际作用。也就是说，要把党的先进性，放到是否实践的具体历史行动中去考察。

在新的历史阶段，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高度重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就要真正做到发展要有新思路，改革要有新突破，开放要有新局面。发展要有新思路，就是要抓住信息革命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以发展为主题，以经济结构调整为主线，以改革开放和技术进步为动力，推动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以工业化推动信息化，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实现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改革要有新突破，就是要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继续推进市场取向的改革。从根本上消除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障碍，真正建立“合格” 的市场经济新体制，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开放要有新局面，就是要适应经济全球化和我国加入WTO的新形势，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层次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立足WTO平台拓展经济发展空间，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第三，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添新力量。广大群众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创造主体，也是实现自身利益的根本力量，他们是实践的强大力量。因此，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添新力量就成了实践的必然要求。

要做到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因素，就必须使我们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进行各项工作，始终代表广大的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地把群众发动起来；同时，也必须照顾到各阶层各方面的利益，使他们愿意为党提出的纲领、目标、方针、政策共同奋斗。在党的正确路线确定之后，党还必须善于采用适合不同对象的不同措施和方法，把各方面人员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出来，这样的实践才有可靠的群众基础和保证。

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因素，当前一个突出的问题是要正确认识和发挥我国社会中新出现的社会阶层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我国社会阶层的构成发生了变化，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他们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团结在一起，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事业的建设者。这些新的社会阶层在推进我国的改革开放，推动我国的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中，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必须正确认识和充分发挥这些新的社会阶层在实践中的重要作用，再也不能把他们当作体制外的力量加以排斥了。

第四，必须以改革的精神推进党的建设，不断为党的肌体注入新的活力。既然中国党是的实践主体，那么能否搞好这个主体的自身建设，永葆党的先进性，就成了中国党能否担当好实践主体地位的核心问题。

新时期，由于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的推进，党的建设总体是好的，但也存在着与要求不相适应的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以改革的精神推进党的建设，不断为党的肌体注入新的活力。以改革的精神推进党的建设，就要着眼于党的建设面临的新任务，按照的要求，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着眼于我国社会阶层的新变化，继续做好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军人、干部中发展党员、增强党的阶级基础的同时，做好在新的社会阶层中发展党员的工作，不断增强我们党在全社会的影响力和凝聚力；着眼于我们党所处的时代环境和党的队伍的重大变化，积极探索与要求相适应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领导体制和工作制度；着眼于对党的建设提出的新问题，把“ ”的要求贯彻到党的建设的各项任务中去，解决党在思想、组织、作风、制度上的不适应问题。在思想建设上，要不断增强贯彻的自觉性和坚定性，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胆地破除和抛弃那些并不体现要求的但又是长期以来已经习惯的、僵化的思想观念，不断探索实践的新思路和新办法。在党的组织建设上，要加强党员队伍、干部队伍建设和基层组织建设，使党员队伍、干部队伍和党的基层组织都能符合的要求，做的忠实实践者。在党的作风建设上，要坚决加大的力度，使我们党能够取信于民，能够团结、组织和带动群众，为实现而共同奋斗。在党的制度建设上，要坚持集中制，充分发扬党内。

三

其他先进分子要担当好他们在中的实践主体地位，最根本的途径就是努力适应要求，积极参与实践，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保持自身的先进性。

第一，加强学习，提高自己，不断增强自身贯彻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是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内涵深刻，博大精深，只有努力学习，才能掌握其科学内涵和基本精神，才能谈得上去实践。在学习时要深刻领会其精神实质和思想内涵，并与学习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相结合，与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相结合，与新形势新任务相结合，与增强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相结合。要充分认识到落实 要求是我们先进分子的神圣职责，把的要求和精神贯穿到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中去。在学习时，还应该特别注意领会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的思想。三者相互联系，相互促进，互为因果，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伟大实践。不能把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不能认为党员先进分子应当落实，党外先进分子落实其中“一个”或“两个”就行了。要把自己的思想认识统一到的要求上和的决策上来，不断增强自己贯彻 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第二，坚决维护和贯彻中国党的基本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认真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逐渐提出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集中体现了的根本要求。在新的时期，党外先进分子要更好地实践要求，就是要坚决维护和继续贯彻这些被实践证明是符合要求的理论、路线和纲领，带头参加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带领群众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而努力工作。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大力推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和先进文化的发展，在自己富裕起来的同时，不忘群众的根本利益。特别是在改革措施触动到自身的利益时，能够牺牲个人利益，顾全改革发展的大局，以积极的态度对待工作，做好推动改革事业的表率。我们每一个社会先进分子都要按照要求，认认真真，扎扎实实，精益求精，开拓进取，把的要求落实到本职工作中去。

第三，积极探索和创新符合要求的新思路、新措施和新办法。贯彻落实要求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有许多工作要做，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推动理论创新、科技创新、体制创新和其他各方面的创新。特别是在新时期，经济全球化不断加快、高新技术迅猛发展和发展市场经济的新情况，给我们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发展先进文化，保证最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提出了许多新课题。这就决定了我们唯有不断总结经验，不断研究新情况新问题，大胆探索和创新对那些符合要求的新思路、新措施和新办法，才能当好。

第四，发挥先进分子实践的模范带头作用。社会先进分子只有保持先进性，才能落实好要求，同时，也只有努力落实好要求，才能进一步保持自身的先进性。党外先进分子的先进性，主要体现在对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体现在先进分子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的行动中。每一个先进分子要时刻记住自己肩负的使命，按照的要求去做，同时通过自身的工作，去影响和带动广大群众实践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的贯彻落实不断走向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