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宋王朝德政_行政论文十篇

试论宋王朝德政_行政论文十篇

【论文大全】导语，你眼前所欣赏的本篇共有35739文字，由魏建琪潜心整理之后，发布于祈祷工作报告网 www.qdbeian.com！同志指志同道合的人。在中国古代，同志与先生、长者、君等词的涵义一样，都是朋友之间的称呼。春秋时期，左丘明在《国语·晋语四》中对同志一词作了解释：“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后汉书·刘陶传》曰：“所与交友，必也同志。”试论宋王朝德政_行政论文十篇如若你对这文章想说点什么，可以和大家一起探讨！

试论宋王朝德政_行政论文 篇一

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经历了二千三百多年。其中，宋王朝约占七分之一。尽管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整个宋王朝始终占统治地位。但是，在经济方面自唐代以来商品经济已有了较大程度的发展；在方面处于我国封建社会大变革的时代。由此，引起了有智之士浓厚的兴趣，纷纷把视野投注于这一领域进行多学科的研究。在这些研究中，从德政史的角度进行的还不多见。对此，有必要从这一新角度进行研究。

一、宋王朝德政界定

宋王朝自立国伊始，统治者在打造宋王朝这艘时，绞尽脑汁提出了诸多的施政措施。这些措施，尽管都是为地主阶级服务的，在剥削、农民和手工业者方面具有反动性的一面。当然，这是历代封建王朝的共性，是时代的反映。但是，其中有些措施在实现国家统一、维护国家统一、发展社会经济和倡导社会变革方面又具有历史性（或进步性）和性的一面。这些措施，也正因为具有历史性和性，我们把它看作是宋王朝在“积贫”、“积弱”背景下所实施的善举或德政。因此，探讨宋王朝所实施的是否德政，主要看它是否具有历史性和性，是否符合当时社会生产关系的性质，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统治者在打造宋王朝这艘时，遇到了诸多困难。在“打造”伊始，就面临着中国历史再次经历了二百余年的封建割据时期，人心背向希望尽快结束这一局面，国家统一就成为当时时代的主题；“建造”之后，维护国家统一、发展社会经济就成为首要任务，需要改革社会生产关系中不适合生产力的部分，防止国家再次出现，以促进社会的发展；“运行”之中，又遇到一些以前有利于国家统一的加强君主专制集权的举措已严重地影响到社会的发展，需要对社会生产关系进行改革，于是改革成为当务之急。因此，纵观宋王朝历史的兴衰，实现国家统一、维护国家统一、发展社会经济和倡导社会变革就成为整个宋王朝当时的四大主题。凡是行政举措符合这四大主题的，就是宋王朝的善举或德政，反之，则不能认为是善举或德政。之所以这样认为，乃是这些举措符合当时社会生产关系的性质，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乃是符合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乃是符合劳动的利益、有利于经济发展、有利于社会进步、有利于国家统一和有利于民族团结。其中，适合当时生产关系的性质，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是最根本的。尽管宋王朝的诸多举措仍然看法不同，至今存在争论，但是，把这四个问题作为当时的时代主题、作为主要的善举或德政还是得到多数人认可的。

二、宋王朝德政表现

1.实现国家统一

从唐天宝十四年（755年）安史之乱起，到梁开平元年（907年）唐灭亡止，计一百五十多年，是地方藩镇势力的割据时期。对于当时四分五裂的中国怎样统一呢？北宋王朝决定实施“先南后北”统一战争的方略。建隆三年（962年），宋王朝合并荆湘，开始进行统一战争。宋王朝以“假道”为名，兵不血刃占有荆南三州十七县，接着，宋军进军朗州，得十四州、一监、六十六县。乾德二年（964年），宋王朝派王全斌、曹彬领兵六万，分道伐蜀。翌年，后蜀被消灭，得州四十五、县一百九十八。

开宝三年（970年），宋王朝以潘美、尹崇珂率师伐南汉。翌年，南汉亡，宋得州六十、县二百十四、户十七万二百六十三。开宝九年（976年），宋王朝五路兵攻北汉未果。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割据漳、泉一带的陈洪进主动献出漳、泉二州十四县的土地户口。吴越王钱对陈洪进的“纳士”，非常不自安，在形势逼迫下，也决定献出吴越十三州、一军、八十六县、户五五万六百八十。至此，南方的割据全部削平。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宋太宗亲率大军伐北汉，北汉亡，得州十、军一、县四十、户三万五千二百二十，至此，所谓五代十国的历史全部结束，北宋王朝实现局部统一。

由此可见，宋王朝的建立结束了自唐末以来到五代十国藩镇割据、四分五裂的局面，实现了局部的统一。尽管这个统一从疆域上说，远远比不上以前的秦王朝、汉王朝和唐王朝，但在当时人心思合、时代要求统一来说，不能不说是一大进步。

2.维护国家统一

北宋王朝建立伊始，它是在后周柴氏王朝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所接收的实际上只是一个烂摊子。就这个本身来说，所继承的是五个短命的王朝，即在五十三年的时间内，改换了五个朝代和八个姓氏的十三个君主。如何能免于再成为第六代的短命王朝，这是宋王朝处心积虑想要加以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杯酒释兵权”是宋王朝从军事方面加强君主专制集权的初步尝试。建隆二年（961年）七月初九日的晚朝，宋太祖赵匡胤通过“杯酒释兵权”的方式，免去了石守信等禁军宿将的重要职务，另选一些资历浅、个人威望不高、容易控制的人担任禁军高级将领。这样，“黄袍加身”事件重演的隐患就消除了。从表面看来，是宋太祖为了巩固刚到手的皇位，但在客观上有利于刚刚建立起来的宋王朝。

“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是宋王朝从军事、和财政经济诸方面加强君主专制集权的又一重要措施。

(1)“收其精兵”（即军权的集中）。北宋王朝初立，取消殿前都点检和副都点检，另设马、步、殿前三个都指挥使，即所谓三帅来分统禁军，削弱了禁军统帅的军权。次一级的军官则用一些资望较浅、容易驾驭的人物充任，且时常加以易置和更调，目的在使“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兵不知将，将不知兵”，[2]藉以防范士兵和将领之间结下深厚的关系。此外，还有所谓“更戍法”，即分遣禁军戍守边域，军队的驻屯地又时常更换，统兵将领则长驻防地，不随士兵行动，使其“将不得专其兵，兵不至于骄惰”，[3]悍将武夫也就无从拥兵自重而演变为反抗的割据势力。

宋王朝兵制还分为禁兵、厢兵、乡兵和蕃兵。在这些兵种中，只有直接控制在的禁兵最强，它是宋王朝赖以存在的主要支柱。而且禁兵一半驻守京师，一半驻守各地，这就达到了内重外轻，内外相制的目的。这种“强干弱枝”[4]的办法，对于削弱地方势力，加强控制，巩固国家统一，起了不小的作用。

(2)“稍夺其权”（即的集中）。北宋王朝，为了削弱宰相的权力，规定军事行政由枢密院掌握，财由三司使掌握，宰相的权力只有一般行政而已，这就改变了以前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局面。另外又设参知政事、枢密副使、三司副使作为宰相、枢密使、三司使的副职。枢密院和中书对掌大权，号称“二府”；三司使则称为“计相”。枢密院、三司使的是和宰相不相上下的。枢密使和统兵的高级将领互相牵制，高级将领虽统帅军队，无握兵之权。这就使得枢密使或高级将领都没有可能发动军事了。

在各级地方官的设置上，仍然贯彻集权的精神。“五代以来，节度用补署亲随为镇将，与县令抗礼，凡公事专达于州，县吏失职”。宋王朝使用文臣知州事，州官人选，概用文人，州郡长官不能称兵逞强，据地自雄。即所谓“兴文教，抑武事”；[5]重文轻武，便成为宋王朝上的一大特色。宋太祖便说过：“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今用儒臣干事者百余人，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十之一也。”[6]宋王朝在削弱地方力量方面，还表现在北宋时地方官规定三年一任，不得连任，并设置“通判”以分其权。通判名义上是知州郡的副手，实际上权力却很大，知州郡的命令一定要他联署才生效。通判还有权直接向皇帝报告知州的好坏。利用通判与知州之间相互牵制的矛盾，一州一府便不致为长吏把持，从而避免危害集权的统治，从方面维护了国家的统一。

(3)“制其钱谷”（即财权的集中）。唐末五代藩镇之所以能够割据一方，重要原因之一是他们掌握了地方的经济大权。因此，宋王朝规定各路市县征收来的租赋，除诸州度支经费外，一律输送到。并于各路设置转运使，负责管理征收转运一路的财赋。从唐天宝年间以来，藩镇屯兵自养，用“留使”、“留州”名义截留地方租赋以及肆意征税的现象，从此以后不再存在了。

3.发展社会经济

宋王朝农业工商业比唐代进一步发展，是在宋王朝的建立和人身依附关系减弱的背景下进行的。具体说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奖励垦荒。在太祖、太宗两朝，多次下召，招集流民，奖励垦荒。与此同时，宋廷对地方官也采取奖励政策，以各地垦田及户口增加的多少进行奖励。

(2)兴修水利。宋王朝兴修水利，主要体现在交通和灌溉两方面，并且两方面都有突出的成就。汴河是开封水利交通的主要干道，是宋王朝的一条生命线，仁宗天圣二年以来，每年征调大批役夫修理汴河；蔡河位于开封南面，建隆元年、二年，开挖、扩充，调京畿、陈、许等州农民数万，“以通淮右舟楫”；[7]在对黄河的修治方面，宋王朝每年春季征发民夫数十万，加固河堤，种植榆柳，以防河水泛滥；长江水道在舒州石牌湾一段，“其地最险”，仁宗时，征调劳力，用工三千万，开河十里，避开险路，“人以为利”。[8]北宋王朝，还是一个农田灌溉、水利工程大发展的时代。不论是渠堰的数量和规模，还是灌溉面积上，都远远超过了以前的封建王朝。

(3)重视工商。宋王朝重视手工业主要体现在和地方设立了专门的管理机构。北宋管理手工业的机构有少府监、将作监等；地方上，西京（洛阳）、真、定、青、益、梓等州有场院，江宁府、润州、湖州有织罗务等。

宋王朝对手工业的重视还体现在手工业政策的变化上。宋仁宗以后官府用召募制和矿税制代替了唐代以来的应役制，从而削弱了手工业关系中的劳役制，有利于手工业的发展。正因为设立了专门的管理机构和手工业政策的变化，使手工业迅速发展。手工业生产的规模、分工、技术、工人数、产品、产量、质量都超过了唐代；火药、罗盘针和活字印刷术，至宋末元初就传到国外。

宋代商业的繁荣，除了由于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对它的促进作用以外，与宋王朝的重视也分不开的。宋朝统治者稍稍改变了西汉以来封建国家传统

伦理、道德之别与中西文化的不同路径_行政论文 篇二

中西文化作为人类整体文化具有其一致性，但中西文化在其发展路径上确实存有诸多差别。造成这些差别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从根本上来说是其元文化的差别，即对意义理解上的价值差别。笔者认为这种价值差别可用两个概念来表示，即“伦理”与“道德”的差别。以“伦理”和“道德”作为中西文化差别的工具，能够有效地厘清中西文化发展的不同脉络和框架结构，从而为二十一世纪全球化和网络化时代中西文化的交流、融合和各自的发展，为建立一个心态平衡的世界（注：宋明爽.心态平衡与可持续发展[J].：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编辑出版委员会.自然辩证法研究，2000.3），为后世开太平，积累智慧，开辟道路。

一、伦理与道德的差别

罗国杰教授认为：“汉语中，‘伦理’和‘道德’这两个概念，在一定的词源意义上也是相通的，而且与英语中的Ethics和Morale的词源涵义暗合。”（注：罗国杰等.伦理学教程[M].：中国大学出版社，1986）因此，“不论在中国还是外国，‘伦理’和‘道德’这两个概念，在一定的词源涵义上，可以视为同义异词，指的是社会道德现象。”（注：罗国杰等.伦理学教程[M].：中国大学出版社，1986）大学魏英敏、金可溪在对中西关于伦理和道德两词的运用后认为：“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道德’与‘伦理’都是一个意思。因此道德现象又可叫做伦理现象，道德行为又可称为伦理行为，道德判断又可以叫做伦理判断，道德学又可称为伦理学。”（注：魏英敏、金可溪.伦理学简明教程[M].大学出版社，1984）

笔者同意上述观点，但是，作为一种中西文化差异的工具，笔者宁愿将二者区分开来。

其实在上述观点中，作者在肯定“伦理”与“道德”的相通之时，也承认二者在某种程度上的差别。罗国杰教授认为：“伦理”和“道德”又有所不同，道德较多的是指人们之间实际的道德关系，伦理则较多的是指有关这种关系的道理。（注：罗国杰等.伦理学教程[M].：中国大学出版社，1986）魏英敏、金可溪两位教授则认为：“就西方而论，‘伦理’和‘道德’两个词，意义基本相同，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都是互相通用的，直到黑格尔才明确地把它们加以区别，前者指社会道德，后者指个人道德。”（注：魏英敏、金可溪.伦理学简明教程[M].大学出版社，1984）华东师范大学杨国荣教授在其《伦理与义务》一文中也提出：“黑格尔曾对道德与伦理作了区分，在他看来，道德主要与‘应当’相联系，并展开于良心等形式中；伦理则涉及家庭、市民社会、国家等社会结构。”（注：杨国荣.伦理与义务[J].上海：学术月刊社.学术月刊，1996.6）

同样，笔者也同意这种对道德与伦理的区分，特别是黑格尔的区分，体现了他思想的深刻明晰和独到之处，对笔者的思考与写作具有直接的启发意义。本文试想在黑格尔区分的基础上结合中西文化的特点，将伦理与道德作进一步的厘定。

在此必须指出，儒家伦理是从现实的社会、现实的人出发去表述自己的伦理思想，并以此去规范人们的行为，这种现实的本源即是家庭，由家庭人伦推而广之，形成了家与国的难解难分。历史进入20世纪90年代，尽管受到多年西方文化，特别是西方道德文化的冲击，尽管市场经济发展在中国已轰轰烈烈，但是复旦大学社会学教授谢遐龄在中国最具影响的社会学杂志《社会学研究》上发表自己的观点认为：中国社会依然是伦理社会。（注：谢遐龄.中国社会是伦理社会[J].：社会学研究杂志社.社会学研究，1996.6）

勿庸置疑，在中国社会，“伦理”是一个现实的概念，是一个具体的概念，是一个最能体现中国人道德思想和中国文化核心价值的概念。中国的道德是伦理，是伦理道德。

道德一词在我国古代的解释是：“道”，即道路，引伸为原则、规范、规律、道理的意义。在老子看来，“道”是宇宙的本体。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德”，就是实行某种原则，心中有所得。“德者，得也”。按庄子的理解，“物得以生为之德”，强调天地万物的自然本性。

在古代中国，这种建立在内心规则、信念基础之上的道德理解，体现了对道德的形而上思考。但是由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道家的思考失却了主导社会的机会。在儒家，虽然其道德思考具有某种程度的形上性，但其道德从根本上来说是从家庭人伦出发的，再加上其道德实践中注重人伦之“礼”，因此，儒家的道德从本质上说是注重现实社会的伦理道德。

与此不同，在西方从古希腊到中世纪，再到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希腊文化和教文化为标志的西方文化，要么对人进行类的抽象，以理性作为建立道德大厦的基础；要么对个体作“超越的突破”，将上帝作为个体永世追求的道德目标。因此与古代中国以儒家道德为主体的伦理性道德不同，西方的道德是建构在对人性的抽象和超越的基础之上的，它是抽象的，是形而上的。这种缺乏以家庭为背景的人伦之理的道德，形成了与中国伦理性道德的明显分野，也构成了西方道德的实质和核心，是西方社会发展至今的原始动力，也是解释现今西方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主流和种种社会矛盾的最本源性的、最权威的典章。

二、中西文化的不同路径

（一）中西道德价值文化的不同发源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文化来自人们对现实的思考和回应。而对现实的不同思考，则形成了不同的文化。文化上的差异，特别是价值文化上的差异，会形成人们不同的行为取向及其行动结构。中西价值文化的差别，最集中地体现在“伦理”与“道德”的差别。很显然，这种差别来自于不同的思考着的“现实”。

中国的“伦理”性道德价值，来自于对人类生活的最基本的最初级的群体——家庭，及由此构成的现实社会的思考。在传统中国社会里，农业生产是人们主要的经济活动。由于经济活动的简单化，使绝大多数百姓一生基本生活在家庭中。由此家庭构成了社会的基本细胞。人们面对的主要社会活动场所——村落，实质上基本是一个扩大了的大家庭。人们日常的主要社会行动是家庭性的行动，人们面对的社会关系主要也是大家庭的关系。因此从家庭出发，以血缘关系为依据的伦理性道德，就成了人们日常行动的主要价值取向。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正是立足于对这种现实的思考，从而创立了儒家伦理思想。儒家伦理从其产生一直到今天可以说已变成了中国价值文化的基因，在意识或潜意识中左右着中国人基本的行动，构成了现实中国社会行动结构的基本面貌。

在西方，生活在地中海沿岸的古希腊人，也许天生他们就不屑于家庭的存在，也许天生他们就善于思辩和理性的哲学思考，在“道德”价值的判定中，他们把个体从家庭和现实社会中抽取出来，进行“原子”性的和类的抽象，从而使个体化、抽象化，理性化，并把理性和性认定为个体的基本道德价值。教企图超越个体的“理性”和“性”，设定一个抽象的全智全能的完美无缺的上帝，作为人们永生永世的价值追求。也可以说，古希腊和教的道德文化，从其产生一直到今天，成了西方价值文化的基因。这两种基因导演着西方人的种种社会行动，形成了西方社会人们行动的基本结构，从而也就形成了与中国人社会行动结构的清晰差别。

（二）中西社会行动结构的差别

由于价值文化或者道德文化的差别，导致了中国人和西方人的社会行动的差别。这些差别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受家庭性伦理道德的影响，中国人总是把自己放在一个群体（伦理群体）中来看待自己，从而确定自己行动的“差序格局”。尽管按费孝通教授所说，在这种差序格局中，个体的行为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但这只能说明个体行动的出发点。其实这种行动出发点的依据从根本上说是伦理性的道德。所以在中国，个体基本上是消解在群体之中的。群体是个体生活的目的，而不是手段。群体的伦理道德命令，或者说群体的宗理命令就是绝对命令。受到抽象性人格及由此形成的理性和性道德的影响，在西方人们总是把自己看作是一个的个体，个体为了自己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结合起来建立群体，并参与群体的活动。个体与群体是对立的，是一种契约关系。个体虽然结合于群体，但依据契约个体可自由出入群体。当然为了实现个体的利益，个体在享受群体赋予权利的同时，必须对群体负责，履行个体对群体的义务。

第二，在以家庭为出发点的差序行动结构中，血缘关系成了行动的主要参照系，由此中国人的社会行动被赋予了浓郁的感彩。

在社会互动或交往中人们首先考虑的是感情上的亲近性，考虑的是对他人的感情上的关心、体谅、和爱护，即要讲人情。情感与中国人是难舍难离，成了人生第一需要。中国人最不适应的是，人情关系的淡漠。在交往中人们不仅重视情感，也特别相信情感，只要有了情感关系，再难的事情也会变得好办多了。中国人拐弯抹角套感情，成了日常交往的贯用方式。生活中的感情化，使中国社会形成了一个富有人情味的社会，但由此也给社会发展中的公正和效率带来了无穷的变数。在中国人眼里无论是私人或公家的事情，在情感面前都是可以融通或变通的。法律、规则是人制定的，当然也应具有人情味。在西方，由于古希腊哲学家对人的抽象化，或由于教对人的超越，人们在社会行动中要么以理性为指针，要么听从上帝的召唤。在那里家庭关系、血缘关系、感情关系不是人们社会行动的首要的、唯一的、全部的思考。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在感情与非感情之间划出了一道明确的界线，而且界线两边是不具有替代性的。实质上在西方感情被压缩到了一个非常狭窄的范围里，主要表现在家庭生活中。

第三，儒家伦理道德的核心体现在“仁”上。

“仁者，二人也。”“仁者，爱人。”“仁”的基本含义集中在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其实践就是爱人。但是儒家爱人的伦理是以自我为中心，以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为依据的。因此儒家的爱人是有差序格局的，是有特殊性的。从本源上

杨朱一派与居勒尼派伦理思想之比较_行政论文 篇三

《列子·杨朱篇》中所阐述的享乐主义，与古希腊居勒尼派早期的快乐主义有某种相似的地方。“且趣当生，奚遑死后”是《杨朱篇》的人生哲学，意即把现实的快乐享受视为人生的最高价值和目的；无独有偶，居勒尼派的始祖阿里斯底波也认为“肉体的快乐大于精神的快乐”(p226)，“生活的艺术在于抓住每一个从眼前经过的快乐，并尽可能充分的利用那一刹那所带来的美好”[2](p655)。二者都同样把快乐作为幸福的唯一标准，肆意追求现实的感官的快乐。这也是杨朱和阿里斯底波长期遭到非议的原因。但因《列子·杨朱篇》已被现代史学家们证实是魏晋时期的伪书，所以其思想不能作为杨朱思想之确证材料。对照先秦其它资料所记载的杨朱的思想，《杨朱篇》中所体现的极端纵欲主义思想并非杨朱本人的学说。综合杨朱本人的思想，作为《杨朱篇》思想的发端，虽与居勒尼派有很大的差别，但亦不乏有相似之处。

一、基本伦理原则：为我主义与快乐主义

居勒尼派最早系统的论述了快乐论原则，由阿里斯底波定位的初期的居勒尼派无论是理论还是生活方式，都涂抹上了一层享乐主义色彩，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将其简单的归结为享乐主义。该派后来渐渐趋向于追求以理智为基础的快乐，寻求一种能免于苦与恶的不动心的宁静。而与此同时代的杨朱则以消极“避世”的角度，从传统的“入世”的思路中跳出来，强调个人的完整与珍贵。就它们对历史的影响而言，居勒尼派是连接苏格拉底和后期希腊思想的桥梁；杨学精髓则直接延向老庄。

杨朱的伦理思想洋溢着特殊的个人主义的气息，这种倾向被孟子称为“为我”，《吕览》中记载为“阳生贵己”[3](p233)，还讲到杨子注重生命权利即“贵生”。这些思想的归结来自于杨子那令天下惊惑与非议的公式：“一毛”大于“天下之利”。孟子说“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4](pp75-183)。《韩非子》一书中也有类似的记载：“今有人于此，义不入危城，不处军旅，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5](p.148)。综合各种资料，我们便不应把杨子的这一思想笼统的归结为极端利己主义的。一般认为韩非子的评价要客观一些。首先，杨子的所谓“不以天下利易其胫一毛”的学说事实上是在贯彻他的逻辑主题“贵己”。因为“贵己”所以“贵生”，即珍爱生命。“体之一毛”虽小但对于生命的完整来说是极为重要的一部分，损害生命的事杨子是绝对不干的；所以杨子在对“体之一毛”与“天下之利”的掂量中得出“体之一毛”大于“天下之利”的结论，正如韩非子所言，表明杨朱乃“轻物重生之士”也。其次，孟子对于杨朱学说的“利天下而不为”应理解为“利之一天下而欲拔其一毛，杨朱不为”，也就是说杨朱此番言说是在一个假设的条件下进行的，体现的是一种经济买卖关系，实际上就影射出杨朱如何看待个人和集体的关系的原则问题。对于社会而言，个体就是由许多个“一毛”组成的，每个个体就犹如“一毛”，如果去掉每个个体，天下、国家岂不如同虚设？所以从杨朱的这种主张我们并不能断然指责杨子为极端利己主义。实际上。杨朱的为我贵己学说，如贺麟先生所言，是利己但无损于人，从伦理上判断是利己主义但并非自私，从中可以看到合理利己主义的萌芽，在当时的社会中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原因有二，其一，在杨朱看来，传统过分强调社会国家整体而忽视个人利益。实际上中国传统道德正是以社会为本位的，很早就关注并强调了群体的价值，诸如孔子的“礼”与“仁”，墨子的“兼爱”“尚同”都反映了这种传统精神，荀子更雄辩的指出：“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唯一的原因就是“人能群彼不能群”[6](p119)。由此看来，杨朱的“贵己”在理论上提出了一条有别于前人的思路，这就是一种彻底、露骨但又温和、退让避世的为我主义。它从规定人的义务转向了对人的权利的肯定与追求，从“入世”的角度中跳出来，超脱度外，斩断了个人与社会的一切交换关系，重新树立起一个全新的价值标准。其二，如果把杨子的这种思想放入当时的历史环境之中，我们便可以看到其极其珍贵的现实意义。在逐鹿争霸、纷纭动荡的年代，统治者们为了争夺权利，扩大疆域，对采取诱战政策，诱以利禄或强迫人们为之流血作战。杨朱力倡重生，为民请命，并呼吁人们不受统治者的功名利禄的诱惑，珍惜自身的生命价值，并从一个侧面揭示出现实社会的人奴役人的不合理性，起到了抨击社会的黑暗面、促使人们自我觉醒的积极作用。

居勒尼派是基于感觉主义而提出快乐论的。“居勒尼派主张感觉是标准，只有感觉才是可理解的不会错的，而引起感觉的事物却不是可理解的或必然的，所以研究事物是毫无价值的，所谓的共同真理也是不存在的。”因为个人的感官状况不一样，每个人都有个人特殊的感觉。[7](pp191-196)也就是说我们的感知只提供有关我们自己的种种信息，它既与事物的本性无关，也与他人的感觉无关；他举例说，得了黄疸病的人看什么都是黄色的，得眼结膜炎的人看什么都是红色的。由此他们认为感觉才是唯一真实的存在，通过感觉去判断、探究现实的对象及事物的本性是没有意义的。因此，对于一切事物，感觉的存在就是标准和目的，我们遵循它而生活。

居勒尼派就把这种感觉主义作为伦理基本原则。他们认为，每个人都能感觉到两种状态：快乐和痛苦。“快乐和痛苦两种状态，前者是一种和谐平畅的状态，后者是一种粗糙难受的状态。”“快乐令人惬意，痛苦令人反感。[8](P529)”全部感觉在于这两种状态的运动，当运动激烈和动荡时，我们就会感到痛苦，而当运动和缓时，就会产生一种快乐感。阿里斯底波相信，只有快乐是合乎理想的；并由此得出结论：痛苦的感觉是恶，而快乐的感觉是善。人生宗旨是个人积极的追求自身的快乐的感觉和满足。在身体的快乐和灵魂的快乐问题上，他认为，灵魂的快乐是从身体的相应部分产生的，所以身体的快乐是生活的目的。人的本性就是追求个人的快乐。他还以人在孩童时代就本能的趋乐避苦的事实为例来说明与证实。总之，善和人生的目的就是作为一种内在的体验的个人的“特殊的快乐”。这种快乐论无疑是带有享乐主义色彩的。该倾向被后期的居勒尼派代表第奥多罗(Theodorus)等人进行演转，渐渐趋向强调理智对感觉的引导。黑格尔曾经评介说“这里体现了发现人的天职已经存在于那里面了，他的天职就是要公正、合乎伦理、要信宗教；这一切都已经存在于民族的宗教法律之中。可是等到分歧产生了，个人就必须深入自身，就必须在自身中去寻求他的天职，就是寻求快乐的感应即个体的快乐。”[9](pp136-137)

在中西哲学史上，无论是杨朱还是居勒尼派，他们的思想都以伦理方面的为主，关注人生观的内容。杨子的主要伦理思想表述为“为我”主义，他的“贵己”、“为我”的主张高扬了个人存在的价值，也为社会奠定了最牢固的基础。其对个体与整体关系的理解是深刻的；居勒尼派的始祖阿里斯底波则以个体感觉主义的快乐为前提而提出快乐论，无论如何也逃不了享乐主义嫌疑，然其强调个体存在的物质基础的观点是可以接受的。二者究其主旨，相比而言实质上都是以个人主义为本位的，他们都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个人的利益与幸福的追寻，强调某种个人主义原则，侧重以个人角度看社会，从个体观念来思考人生。这种思想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曾起到了不可小看的作用，对于我们今天建立正确的人生观也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但过分重视个人主义就会导致私欲膨胀等不良后果，使人成为孤立的个人，最终会削弱社会的凝聚力，这一点尤其值得我们深思。

二、对物的态度：“不以物累形”与以智求乐

居勒尼派的快乐论由阿里斯底波定位被涂抹上享乐主义的色彩；可是，居勒尼派并不否认，享乐有程度上的差别，他们也清楚地看到了许多享乐只是给人带来更大的痛苦代价的事实，他们认为要反对纵欲，并试图加以理智的引导。他们也承认虽然肉体的快乐是第一位的，但有必要正确判断不同享乐的相对价值而选择不同的善。他们把这种判断和选择的能力归于智慧的引导。这一思想表现在对物的态度上具有双重性，首先从带有享乐主义的快乐论主旨出发，居勒尼派认为，什么样的事物或行为替我们带来快乐这是无关紧要的；因为每种快乐本身就是善。阿里斯底波就把尽情享受生活的乐趣作为自己的生活准则和个人行为的宗旨。他很重视物（金钱）的获取，认为金钱是快乐之本，享乐之源；在苏格拉底的学生中他俨然以一个“智者”的身份出现，以收取高额酬金的教师为职业。有则轶事说有个富翁想送他的儿子去阿里斯底波那里受教育，他向这个人要五十德拉克的学费。富翁认为用这笔钱可买到两个奴隶，他就对富翁说：你去买奴隶吧，这样就有了两个奴隶。[10](p91)另一方面这则轶事也表明他并不愿做物的奴隶使其深陷其中而不能自拔，他认为钱与快乐并不是成正比例的，有钱并不等于快乐。他重视教育，尤为鄙视那些庸俗无知的有钱人，把没有教养的人比喻为石头，基于此他提出以智求乐的主张。他认为智慧的功用就是指引我们不但能与快乐相随，而且还教我们何者为最佳之使用。它使我们摆脱妨碍快乐的嗜好和，以便我们以最合宜的方式来利用一切达到幸福。阿里斯底波并不象后来的伊壁鸠鲁一样把快乐理解为仅仅是一种心灵的平静，也批判居兰尼派的快乐观，认为凭苦修是不能成为快乐的主宰的；他认为有此能力的人是更懂得驾驭快乐而不为其所奴役的“圣人”。并且相信，尽可能的利用每件事物，要么限制欲望，要么用聪明和自制，是确保和满足快乐的重要条件。他不时发出这样的感叹：“人生最感人的美丽是看见品德高尚之人在坏人群中依旧固守出污泥而不染的态度。”在他弥留之际，他说留给女儿最宝贵的是教给她知识，教她如何来避免“对不必要的东西加以估价”。[2](p656)

“役物但不役于物”是阿里斯底波的名言，同样在杨子那里也有着“全真保性，不以物累形”之说。[11](p216)杨朱从“贵己”这个主旨出发，“贵己”当然就要“贵生”，“圣人深虑天下，莫贵于生”。[12](p2

关于汉英对比在语篇翻译中的运用_英语论文 篇四

摘要:汉英对比,尤其是在文化和语言理解与表达方面,在翻译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本文以语篇翻译为例,从不同的角度对译一个综合性的。汉语多使用意合的写作形式,英语则有一套完整的语言系统,内部结构比较严谨,这一点可以从句子成分、语序等方面能够看出。因此,英语重形合。另外,英汉对比还涉及其他方面的内容,比如说两者历史文化背景的不同,表达习惯的差异,思维方式上的不同,等等。笔者将通过以下语篇做详细论述。

一、引言

语篇是完整的话语表达,通常由多个句子组成。语篇里的句子不是随意堆放,而是要求语义上要连贯,结构上还要衔接有序。翻译就目标语读者理解一个原本不是为他们而制作的语篇,所以对语篇的理解和不同角度上的直接关系到译文的质量。(秦洪武,王克菲,20xx:185)因此,对于语篇结构的全面了解,是译好原文的前提。

下面笔者就通过一段练过的语篇翻译,来对英汉对比进行。

二、结合语篇翻译探究英汉翻译对比

原文:大自然对人的恩赐,无论贫富,一律平等。所以人们对于大自然,全都一致并深深地依赖着。尤其是在乡间,上千年以来人们一直以不变的方式生活着。种植庄稼和葡萄,酿酒和饮酒,喂牛和挤奶,除草和摘花;在周末去教堂祈祷和做礼拜,在节日到广场拉琴、跳舞和唱歌;往日的田园依旧是今日的温馨家园。

译文:Equal are the same gifts given by Nature to all human beings, whether they are wealthy or impoverished. Therefore, all human beings have become attached to Nature unanimously and deeply. This is particularly true in country areas where styles of people’s life have remained as usual for thousands of years. Planting crops and grapes, brewing and drinking wines, feeding cows to milk, weeding the gardens to grow flowers, going to churches for prayers and attending other religious services on weekends, playing the premiere, dancing and singing on squares during festival times. The fields in former times are still their homes nowadays where glowing with human warmth.

1、形合与意合

汉语重整体思维,重意合,在表述上注重主体意识,重形象,习惯于顺序思维;英语重个性思维,重形合,在表述上不偏重主体意识,善于抽象表述,习惯于顺序、逆式、混合式思维。(刘宓庆,20xx:485-486)因此,在翻译时要尽量摆脱自己母语的干扰,学会用译入语的语言形式表达。

例如:本段语篇的第一句话“大自然对人的恩赐,无论贫富,一律平等”为例,这是典型的汉语写作手法,首先说大自然对人有恩赐,最后才强调“平等”这个关键词。汉语句式较为简单,多分为小句或短句。笔者的翻译是“Equal are the same gifts given by Nature to all human beings, whether they are wealthy or impoverished.”笔者根据英语的表达习惯,首先体现原句的关键点“平等”二字,因此将“equal”置于句首。此外,“whether…or…”是英语中的固定搭配,这体现了英语重形合的一面。因此,笔者采用了以上的翻译方法。类似的翻译还有许多,举两例说明如下:

例一:There are many wonderful stories to tell about the places I visited and the people I met.

译文:我访问了一些地方,也遇到了一些人。要谈起来,奇妙的事儿可多了。

例二:选我参加会议,我感到很光荣。

译文:I regard it as an honor that I am chosen to attend the meeting.

综上所述,英语和汉语有其独特的表达方式,汉语一般先强调做了什么,或是陈述事实,最后点出主题;而英语一般先陈述出句子的主题。例如上面的句子,译文的顺序与原文的不一致,翻译时,将“选我参加会议”放在后面,英语一般以主语开头。因此,汉语重视意合,英语有其严格的句式结构,重形合。

2、汉语理解与英语表达

我们在翻译的过程中经常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一段文字还没有完全理解其意思就开始翻译,导致译文和原文信息不符。因此,在汉译英的过程中,一定要首先理解汉语的意思和内涵,考虑到一些传统习俗、历史背景,选择合适的英语词句进行翻译。例如,上述语篇中出现了“在节日到广场拉琴、跳舞和唱歌”,这里的“拉琴”一词看似简单,但翻译成“play the violin”不妥,因为通过可知,这里的“拉琴”是指“二胡”或是“胡琴”,因此要用对应的乐器名翻译,所以译为“playing the premiere”。

从整体来看,这段语篇的难点就是“种植庄稼和葡萄,酿酒和饮酒……往日的田园依旧是今日的温馨家园”这一部分。说这一段汉语文字是难点,是因为它是一个复句,分句多;用汉语这样描写能增加文章的美感,但用英语表达复合句就没有那么简单,因为这几个短句没有明显的主语,如果硬套形式就会使译文失去效果,造成翻译腔。依据邢福义的分类标准,作为汉语篇章中频繁出现的句式,复句根据其内部小句间的语义关系可分为因果、并列和转折类复句,但要注意,汉语的复句与英语的复合句不能简单地对应。(邢福义,1991:358)因此,笔者采用了动名词做主语的形式,使各分句形式一致。故译为“Planting crops and grapes, brewing and drinking wines, feeding cows to milk, weeding the gardens to grow flower, going to churches for prayers and attending other religious services on weekends, playing the premiere, dancing and singing on squares during festival times”.

笔者使用了“planting”,“brewing and drinking”,“feeding”,“weeding”,“going”和“attending”这样的动名词,能较好地解决翻译过程中的难题。这充分反映出理解好原文是提高翻译质量的重要基础;选择合适的表达方式同样十分重要,这牵扯到译文的准确性和流畅性。

3、汉英在语序上的比较

汉语在安排句子成分是,倾向于从大到小、从上到下、从远到近、从整体到局部、从背景到前景的排列顺序;英语恰好与汉语相反,但没有汉语那么有规律,所以在英汉互译时要注意到这一差异。(戴昭铭,1996)这次翻译的文字中有这样一句话,“所以人们对于大自然,全都一致并深深地依赖着。尤其是在乡间,上千年以来人们一直以不变的方式生活着”,这句话明显的是从大到小的语序进行排列,先说“人们对于大自然全都一致并深深地依赖着”,而后再指出“尤其是在乡间”这个特例。按照英语的表达习惯,叙事往往是由小及大,而且时间状语长放在句子的结尾部分,所以译为“This is particularly true in country areas where styles of people’s life have remained as usual for thousands of years.”在这一句话中,汉语表达中的“尤其是在乡间”位置前移,译为“This is particularly true in country areas”,而“上千年以来”则置于句尾,这些都充分体现了汉语和英语在语序、时间状语位置分配上的不同之处。

三、结语

本篇文章根据做过的一篇练习,从形合与意合、汉语理解和英语表达和汉英句子语序方面对汉英两种不同的语言文化进行了探究,汉语和英语在语序上也存在较大差异。在翻译的过程中,应综合两种语言的异同,选择适当的翻译方法。只有如此,我们的翻译水平和译文质量才能进步和提高。

大企业是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主导力量_行政论文 篇五

--作者:赵秀丽;王晓峰  

  大企业的发展是衡量一国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主要标志。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要落实到企业特别是大企业的经济行为上，以大企业的发展推动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    

现代市场经济中，企业是经济活动的主要承担者。不仅一国国民财富的增长、生活水平的提高要依赖于企业活力的增强，而且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也主要是彼此之间企业的竞争，特别是大企业之间的竞争。大型跨国公司、企业集团等日益成为世界舞台上的主角。拥有一批大型的、先进的、在国内具有支柱地位、在世界市场上占有稳定份额的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世界性大企业是一国经济实力的体现。而现代市场经济不仅需要微观主体——企业的参与，而且需要作用和功能的有效发挥。作为经济活动的协调和服务者，致力于解决微观经济活动主体——企业和市场机制所不能合理解决的问题。制定合理的产业政策，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推动各产业的合理发展，从而促进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和协调发展就是一项重要的职能。对经济的干预最终要落实到企业主体的行为上，通过企业行为传导其政策措施，来实现经济的良性循环。我们应将以上两项经济任务结合起来，推动大企业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实现良性互动，增强大企业在产业结构调整中的作用。

             一、大企业自身优势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

国际国内经济发展的实践都表明，在以结构调整、技术进步为主要内涵的经济发展阶段，大公司和企业集团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特殊的重要作用。大企业具有、技术开发和资本经营等综合性功能，在产业结构调整中有其他企业和所不具有的优势。不仅是一国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体现者，而且可能并且应该成为产业结构调整的主体。

首先，大企业具有规模经济优势，资金、技术实力雄厚，可持续发展能力强，能够承担起对产业发展具有重大带动作用的资金数额大、技术含量高、建设周期长的项目的建设。这为众多的中小企业所无法企及。

其次，大企业是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支撑。产业结构调整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促进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和高级化，而产业结构升级的支撑在于技术进步。大企业又是产业内技术进步的策源地，拥有大量技术人员，科研开发能力强，是推动产业技术进步和科研成果转化的主体。大企业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化活动不断创造出新的产业群，把产业结构日益推向更高层次。

第三，大型企业集团内形成的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的共生关系可以将大企业的技术和管理优势通过产业链传递到中小企业，从而带动大批企业乃至国民经济素质的提高。因此，大企业具有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作用。

第四，大企业能有效地执行产业结构调整的政策。目前的大型企业一般以企业集团为其组织形式，集团内以大企业为骨干，集合众多的中小企业。众多中小企业的经济行为依托于大企业的发展战略和方向。大企业在产业政策和众多微观经济主体之间起着政策传导作用，能够协助产业政策的调整，提高结构调整的有效性，保证政策效果。

最后，大企业在其经济行为中不断进行的兼并收购活动是结构调整的巨大推动力。频繁的并购活动可以及时有效地调整和校正产业结构的扭曲现象，保证其按正常的轨道发展，而且其兼并收购活动造成的资产转移本身就是产业结构调整的有机组成部分。

             二、当前我国产业发展中发挥大企业主导作用的必要性

产业间形成合理的具有动态发展能力的结构是国民经济持续、协调、稳定发展的前提条件。目前，我国产业结构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产业结构滞后。经过多年的高速发展，我国居民的消费结构已经开始从温饱型向小康型过渡，从满足需要向选择性消费转变，但产品的供给结构却不能与之适应。同时，产业结构也滞后于生产需求的发展，技术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产品仍然大量依赖进口。根据第三次工业普查资料显示，我国达到买方市场状态的工业品已占93％以上，绝大部分产品都处于供大于求或供求平衡的状态。整个经济呈现出过剩经济的特征。但这种生产能力过剩与装备、工艺水平低，达不到规模经济并存，与收入和消费水平受到抑制并存。由此可以看出我国供给能力的相对过剩是在的消费和生产需求得不到更高层次的满足的情况下出现的。产业结构相对于需求结构来说显得过于滞后和低级，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向更高层次发展的障碍。

（二）产业的内在素质差。一个突出表现就是技术结构水平低，装备落后。从总量上看我国一次性能源、水泥、钢铁、粮食、棉花、油料、肉类产品等生产量都居世界前列，但国内生产总值只有近一万亿美元，我们用同样的能源、原材料生产出的价值量仅相当于发达国家的1/4甚至是1/6。产业技术落后，使对产业质量、性能以及生产过程影响较大的技术设备进口不断增加。据调查，在我国15个行业中，关键技术的掌握与应用及大中型企业的技术水平比国际先进水平落后5—10年，个别行业则落后20—30年。产业技术水平的低下造成了产品和服务的档次水平低以及对资源环境的巨大压力，不断着经济持续发展的资源，使我国在国际市场上只能依靠劳动密集型产品获取很小的份额，而对技术水平高、附加值高的产品又表现出巨大的需求。但是随着加入世贸组织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崛起，我国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的优势也将逐渐被侵蚀。

（三）各产业内部结构不合理。产业结构不仅包括三大产业间的关系，而且包括各产业内部的结构构成状况。从农业的情况来看，我们一直强调农业的基础地位，但农业仍然是国民经济发展中的薄弱环节。我国现有农业生产方式，粮食作物和其他经济作物各自所占的比例远未达到现代化大农业的要求。贸工农一体化程度不高，大量的农民依然进行着维持基本生活的粮食生产，农产品深加工程度不够。从工业来看，如前所述，结构严重失衡，低水平过剩与高技术层次产品的短缺并存。进出口结构的不合理源于工业内部结构的不合理，反过来又加剧了这种不合理状况。第三产业内部发展也不平稳。第三产业中的传统产业居于主要地位，新兴产业和要素市场发展滞后，特别是教育、金融创新和交通运输制约更为突出。

（四）地区产业结构趋同状况严重。据有关资料显示，目前我国中部和东部工业结构的相似率为93.5％，西部与中部工业结构的相似率为97.3％，分别比1981年增加了13.8％和6.9％。对全国30个省（市、区）的九五计划和20xx年远景目标汇总统计后发现，各地所选的支柱产业大多集中在汽车、电子、石化、机械等工业上，而且产业内重点发展的行业和产品也极为相似。在传统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实行地区均衡化的发展战略，各地区在产业发展布局上，追求本地完整的产业结构体系。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时期，由于市场约束机制、风险机制不健全，投资主体权责利不对称，以致重复建设、盲目建设一再出现，加剧了地区结构的趋同。同时，各地方由于原有财政体制和国有经济的原因，也成为经济利益主体，同时也作为“人”追求政绩，这种双重身份导致其行为的非理性，一味追求产值和速度，加剧了产业结构的趋同现象，地区产业结构的严重趋同破坏了地区间、企业间合理的社会分工和专业化协作，无法实现集约经营和规模经济，使社会资源配置处于低效或无效状态，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的整体布局和经济持续发展。

（五）产业政策与其他政策缺乏配套。我国以往的产业结构调整主要是拉平补齐的适应性调整，这种产业结构调整政策不仅具有滞后性、低水平的特征，而且在其实施过程中与其他措施不能很好地配套，从而消解了一部分政策效果。其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与劳动就业、城市化的关系问题。在我国工业化的进程中，城市化的步伐相对滞后，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无法转移。同时，产业结构升级调整，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使原有企业不断积累相对富余的职工，这使就业压力不断增加。而就业问题的压力又使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目标与其发生冲突，从而阻滞产业结构的调整。就业结构的刚性固化了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劳动力的相对过剩，增加了社会负担，又减少了用于改进产业结构的资源。因此，政策不配套，使产业结构的政策效果偏离了目标。

另外，大企业在产业结构调整中的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现在，发达国家几乎所有重要产业都是大企业唱主角，不少经济学家说我们正处在以大企业为轴心的经济时代。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一些关键产业的集中度都非常高，例如美国在1979年汽车、平板玻璃、汽轮机与汽轮发动机、家用冰箱与冷柜、电视显像管几个行业最大五家企业的集中率分别为99％、92％、90％、85％和83％。但是，我国企业普遍竞争力不强，特别是缺少足以在国际上立足的大公司、企业集团

x科技伦理思想探析_行政论文 篇六

　指出，“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认为应该把“科学首先看成是历史的有力的杠杆，看成是最后意义上的革命力量。”[2]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科学技术的每一次重大突破，都会引起生产力的深刻变革和人类文明的巨大进步。科技领域的革命性变革，不仅通过推动生产力发展有力地作用于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而且必将深刻地影响世界、经济、文化和军事格局。在已经过去的20世纪，由于知识不断更新，科技突飞猛进，世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进入21世纪，新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特别是高科技的不断涌现及其产业化，将会对世界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产生更加巨大而深刻的影响。由于生产方式变革引起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的变化也将是巨大的。

科学技术极大地提高了人类控制自然和自身的能力，但是，科学技术在实际运用中所产生的问题也日益突出。工业的发展带来的水体和空气污染问题，大规模开垦和过度放牧造成的森林与草原的生态破坏问题，信息科学和生命科学发展所引起的人类自身尊严、健康、遗传以及生态安全和环境保护等伦理问题，等等，引起了世人的高度关注。同志指出：“在21世纪，科技伦理的问题将越来越突出。核心问题是，科学技术进步应服务于全人类，服务于世界和平、发展与进步的崇高事业，而不能危害人类自身。建立和完善高尚的科学伦理，尊重并合理保护知识产权，对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利用实行符合各国共同利益的政策引导，是21世纪人们应该注重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3]同志这一具有前瞻性的科学论断，深刻地阐明了科学技术工作的价值目标和善恶标准，是建构科技伦理体系的核心内容。

1.科学技术要服务于经济建设，服务于人类的进步事业

科学技术研究和应用的最终目的是造福于人类。为全人类服务是科技伦理的核心内容。1946年，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宗旨规定，充分利用科学，促进和平和人类幸福，尤其要保证科学应用，要有利于解决当前的迫切问题。1949年，国际科学协会联合理事会通过的《科学家宪章》中，对科学家的义务和责任也作了明确规定：最大限度地发挥作为科学家的影响力，用最有益于人类的方法促进科学的发展，防止对科学的错误利用。科学技术本身是中性的，但对它的运用则是必须做出价值评价。同志在接受美国《科学杂志》主编采访时郑重地指出：“科学自由的原则一定要坚持，但科学的发展要为人类服务，不能危害人类自身。”他还指出：“我们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是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捍卫国家和安全，维护和平，实现最大多数的利益。”[4]“科学技术门类众多，服务对象广泛，但是为经济建设服务，要摆在首要的地位。”[5]这就为科学技术的价值取向问题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即科学技术的发展必须维护人类的利益，为经济建设服务，施善于广大。在我国，科技工作要按照的要求，要适应发展市场经济的需要，转变观念，改革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导向的作用，加强科技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联系，努力使科技成果及时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更好地为促进我国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发展服务，为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的共同富裕服务。科技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在认识自然和社会的基础上，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进步。科技工作只有把现代化经济建设作为自己的主战场，紧密结合社会经济的现实需要，为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国防实力服务，才能取得不竭的动力资源，也才能最终实现科学技术的社会价值。

2.弘扬创新精神，勇攀科技高峰

同志在多次讲话中反复强调：“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的动力。”（《日报》，1995年6月5日）科学技术是人类在社会实践中创造性劳动的产物，是认识与改造世界的智慧结晶，尤其需要发扬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新的精神，正如同志所指出的，“科学的本质就是创新，是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发明。”崇尚科学，弘扬科学精神，最基本的要求就是求真务实，开拓创新。

创新也是时代的需要。当今，世界科学技术正在发生新的重大突破，以信息科学和生命科学为代表的现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我们正面临着难得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在世界走向多极化、经济日趋全球化的条件下，我们要实现新世纪发展目标，必须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大力追赶世界科技的先进潮流，努力缩小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与时俱进，加紧推进科技的进步和创新，为现代化建设不断提供强大的科技支持。大胆创新，实现跨越式发展，是时代的呼唤，是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历史使命，也是新时期科技工作者应具备的道德品格。

实现科技创新，必须从世界科技发展和我国科技发展的实际出发。同志指出：“我们要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瞄准世界科技发展的前沿，力争在有条件的领域实现突破，力争在基础科学上有所发现，在技术上有所发明，努力实现我国科学技术的跨越式发展。”[6]他的关于我国科技发展前景的这一远瞩的论述鼓舞着广大科技工作者发扬敢于创新、善于创新的优良传统，敢于做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情，敢于通过自己的努力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勇攀科技高峰。

3.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

随着科技进步，人类不仅要运用科技手段从自然界中取得各种物质资料，以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且还要有控制地利用自然，使自然界能够进行“再生产”，以维持人类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关心大自然，就是关心人类的利益，呵护大自然，就是维护人类的生活权力。而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实质上也是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当今，人类已进入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但资源、环境、人口等一系列问题一直是困扰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痼疾。因此，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而实现人—自然—社会的协调发展，无疑具有深刻的伦理意义。

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集体，十分重视环境保护工作。1992年我国正式将环境保护确定为社会发展的基本国策；同年批准制定了《中国环境与发展十大对策》；1994年，我国响应国际《21世纪议程》的号召，制定了中国可持续发展纲领——《中国21世纪议程》，向世界表明了中国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决心和决策；1995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和1996年第八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九五”规划和20xx年远景发展规划纲要，将可持续发展与科教兴国确定为基本发展战略。1995年9月28日，同志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闭幕时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必须切实保护资源和环境，不仅要安排好当前的发展，还要为子孙后代着想，决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走浪费资源和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他把建设和保护良好的生态环境看做是功在当代、惠及子孙的伟大事业。他在20xx年“七一”讲话中，进一步提出“要促进人和自然的协调与和谐、坚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努力开创生产发展、生活富裕和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在这里，同志深刻揭示了可持续发展伦理意义，论述了以平等的原则调整人们利益关系的代际伦理和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道德观念。

可持续发展是一种机会、利益均等的发展，在处理人类与环境、资源的关系上人与人、国家与国家，都应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互相尊重，互不侵害对方的合法权益。平等的原则不仅包括代内平等原则，而且也包括代际间的平等原则。代际平等的道德原则要求，社会经济的发展不仅要满足当代人的需求，还要顾及子孙后代的需要。可持续发展要求我们现代的发展不能对后代的生存发展构成威胁。如果我们目光短浅，仅顾一时一世的利益，无所顾忌地暴殄天物，即便有幸逃脱大自然的惩罚，但最终只会给子孙后代留下一笔孽债。因此，我们不仅要安排好当前的发展，还要为子孙后代着想，决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协调发展，既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也是科技伦理的重要内容。“和谐”是我国古代“仁”、“爱”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在我国古代，孔子讲“仁”，讲“泛爱众”，墨子讲“兼爱”。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集体把这一传统的伦理思想引申至人与自然的关系，十分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道德原则。这一和谐发展的道德原则，在凸现人的主体地位的基础上，强调了道德主体对大自然的责任和义务。这种能动的和谐原则，要求我们在利用科技手段，对大自然进行开发的同时，也要通过发展科技对自然环境进行治理和保护，维护自然界的生态平衡；在通过科学普及提高认识能力和开发能力的同时，增强人的自我控制和理性思考能力；在依靠科技进步，促进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加强素质教育，提高人的思想道德水平。实践证明这是实现人—环境—社会同步发展的重要的思想道德保证。

4.发扬“四种精神”，加强科技职业道德建设

我国正在进行的现代化建设，其核心是科学技术现代化，而科技工作者的道德水平是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保证。因此，努力提高广大科技工作者的思想道德素质，是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同志指出，广大科技工作者“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求实创新精神、拼搏奉献精神、团结协作精神。这四种精神，是我国数代科技工作者崇高品质的结晶，也是科技事业繁荣的重要保证”[7]。

爱国主义是一面光辉的旗帜，是我国广大知识分子的光荣传统。同志称赞钱学森同志是一位具有高尚的爱国主义精神、坚定不移地为事业奋斗的战士。他号召广大科技工作者向钱学森同志学习，希望科技工作者特别是青年科技工作者，自觉地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坚定信念，为祖国的现代化建设贡献全部力量。

爱国主义是集体主义道德原则在处理个人与国家、民族利益关系时应坚

写好论文的基本步骤__时事论据 篇七

1、论文题目：要简练、清晰

2、摘要(中英文)：是文章主要内容的摘录，要求短、精、完整。

3、目录：目录是论文中主要段落的简表。

4、关键词：关键词是用作机系统标引论文内容特征的词语，便于信息系统汇集，以供读者检索。关键词是从论文的题名、提要和正文中选取出来的，是对表述论文的中心内容有实质意义的词汇。

5、论文正文：

(1)引言：引言又称前言、序言和导言，用在论文的开头。 引言一般要概括地写出作者意图，说明选题的目的意义, 并指出论文写作的范围。引言要短小精悍、紧扣主题。

(2)论文正文：正文是论文的主体，正文应包括论点、论据、论证过程和结论。主体部分包括以下内容：

a.提出-论点;

b.分析问题-论据和论证;

c.解决问题-论证与步骤;

d.结论。

6、致谢：说明你对老师们的尊重(可以不用写，但是有写是最好的)

7、一篇论文的参考文献是将论文在和写作中可参考或引证的主要文献资料，列于论文的末尾。参考文献应另起一页，标注方式按《GB7714-87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进行。

中文：标题--作者--出版物信息(在参考文献一般都有规定要有几篇是英文的)

酒神精神的东方视域——现代中国语境中尼采审美主义思想的内涵与效_综合论文 篇八

作者：张辉    内容提要：尼采思想与中国知识人的关联，长期以来一直为学界所关心。本文试图以20世纪上半叶中国语境中尼采思想被接受与诠释的历史事实为依托，从知识社会学角度来探讨尼采审美主义在中国语境中的内涵与效应，以此考察尼采思想作为一种批判现代性的精神资源，是如何在中国的现代性进程中被创造性地阐释并发挥独特作用的。文章认为，以审美原则为最高原则来削平世界的深度模式，以个体审美体验来否定世界的本真意义，是审美主义的核心问题，也是其内在矛盾性的症结所在。以此为鉴，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现代思想的演进逻辑特别是审美乌托邦的意义及可能蕴涵的问题。

一、尼采思想与中国知识界相遇的一般情况尼采,这位自称具有“不合时宜的思想”的德国哲人，即使不是本世纪上半叶在中国知识界影响最大的西方思想家，无疑也应属于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列。从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刊》上发表《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到1920年李石岑主持的《民铎》杂志编辑出版“尼采号”，再到李石岑《尼采超人哲学浅说》[3]和“战国策派”代表人物陈铨的《从尼采到叔本华》[4]等著作的出版，从王国维鲁迅到茅盾郭沫若……尼采的思想，在本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始终受到知识人的关注。

就尼采作品的翻译而言，应该说也达到了一定的规模。据目前掌握的材料来看，鲁迅、张叔丹、肖赣、郭沫若、刘天行人等最早翻译的是尼采代表作《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Also sprach Zarathustra,1883-1885）的序言，《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全文，首先有一位无名氏发表在《国风日报》上的译本，其后郭沫若、马君武、肖赣、徐梵澄、雷白韦、高寒（楚图南）也有不同的译本问世。尼采的自传《看哪这人！》（Ecco Homo,1908）则主要有包寿眉、梵澄、刘恩久、高寒等人的译本。另外徐梵澄还译了《朝霞》（Die Morgenrote,1881）和《快乐的知识》（Die Froehliche Wissenshaft,1882）两本书。还有一些短篇文字的翻译情况，这里不再一一列出。[5]

同样值得注意的则是国外一些介绍尼采思想和生平的著作也被翻译成中文出版，但这些作品主要来自英法和日本；德国人对尼采的直接论述则几乎没有涉及。比较著名的有英国人Muegge《尼采》一书[6]，法国人Henri Lichtenberger《尼采的性格》[7]和日本人三木清的《尼采与现代思想》[8]等。和许多西方思想传入中国的情形相似，尼采思想在中国的流播，中间媒介的作用也不可忽视。

至于这一时期中国知识界涉及尼采的著作与文章更是数量可观；而受到尼采影响的知识者更可以说是大有人在。[9]事实上，尼采的超人思想以及打破一切偶像、重估一切价值等重要思想，在中国赢得了来自不同知识群落的广泛反响与回应，并从不同的侧面被赋予了具有中国特点的内涵。比如，章太炎是较早提及尼采的学说并将之与中国传统思想进行比较的重要思想家，早在1907年的时候他就说到：

要之，仆所奉持以“依自不依他”为臬极，佛学王学，虽有殊形，若以楞枷五乘分教之说约之，自可铸溶为一。王学深者，往往涉及大乘，岂特天人诸教而已。及其失也，或不免偏于我见。然所谓我见者，是自信而非利己（宋儒皆同，不独王学），犹有厚自尊贵之风，尼采所谓超人庶几相近（但不可取尼采之贵族学说）。排除生死，旁若无人，布衣麻鞋，径行独往。[10]

而几年之后（1915）谢无量对尼采的认识，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知识人在近代以来的大变局中所走过的心路历程。尼采思想的“多偏宕横决，易使人震荡失守”与“当世之大患”适成对照。[11]而傅斯年，则在“五·四”运动爆发的当月，以与谢无量颇相类似的声音表达了自己的思想：“我们须提着灯笼沿街寻超人，拿作棍子沿街打魔鬼”[12]主张打破以孔子为代表的旧中国的文化偶像。而这一思想的形成，显然是与尼采关于不断打破偶像的思想有关的。[13]

所有这些都不只是少数知识人的孤立的声音，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时代的大背景：尼采，在中国语境中，不仅是作为一个对现代文明的反对者的形象出现的，而且同时也是被作为近代思想观念的代表者来加以接受的，[14]超人哲学，成为批判传统文化中消极因素的有力武器。这一双重特征，无疑突现了尼采在中国文化中非同一般的文化身份；而随着他的思想被化，就更增加了这个本来就有争议的思想形象的复杂性。尼采思想与中国的关系可谓扑朔迷离。四十年代，刘天行在他所翻译的《查拉图如是说导言》附识中，一方面否定了人们将尼采与主义划等号的成见，另一方面，则也同样期望以尼采的思想来作为“怠惰苟安”的国人的；[15]而冯至则在《尼采对于未来的推测》（1945）中充分看到尼采被墨索里尼所利用的同时，对尼采作为现代“文化的批评者”的身份予以了肯定。[16]

在尼采思想的批判功能得到许多人的认可的同时，对其精神实质的审美主义特征，中国知识界也予以了应有的重视，“战国策派”的重要代表人物林同济，在给陈铨的《从叔本华到尼采》一书所写的“序言”中非常突出地表达了这种思想。林同济对尼采的审美主义理解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他主张以艺术的眼光来看待尼采的作品，即所谓“第一秘诀是要先把它当作艺术看”，这实际上是就接受者的期待视野而言的；其二，就尼采思想本身的真正内涵来说，审美主义也是其核心部分。以艺术的眼光来欣赏尼采，实际上是为了还尼采思想的本来面貌。因此，林同济认为，“尼采就同庄子柏拉图一般，是头等的天才。我们对尼采应该以艺术还他的艺术，思想还他的思想”，[17]而“尼采之所以是上乘的思想家，实在因为他的思想乃脱胎于一个极端尖锐的直觉……逻辑呢？当然逻辑也有其地位。不过是尼采用逻辑，而不是逻辑用尼采。他化逻辑于艺术之火中而铸出他所独有的一种象征性。”[18]

在我们的论题范围内，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不能简单地以为中国知识界对尼采思想所秉有的批判功能的肯定，与对他的审美主义特征的揭示，具有完全对应的逻辑关系，但是，对二者之间的复杂联系又是不容忽视的。一方面我们要考察尼采思想的生命哲学内涵，是怎样构成了中国语境中审美主义的思想资源的；另一方面，我们同样需要看到，对中国知识界而言，尼采思想的审美主义本质，事实上也不能机械地与唯美主义或艺术至上主义相提并论。李石岑早在1920年就对尼采的审美主义思想有所揭示，并且深刻指出：“尼采之视艺术，较知识与道德重，至有艺术即生活之语。知识或道德对于生活之关系，与艺术对于生活之关系，大有差异”，但是，他同时又认为：“艺术即生活一语，为尼采艺术论之特彩……艺术所以立于知识或道德之上者，故有最高之意味最高之价值在，非浮薄之唯美主义、艺术至上主 义，所可 相提并论也。”[19]

那么，在中国语境中尼采审美主义的演进逻辑究竟是怎样的呢？

二、尼采审美主义演进逻辑的中国式诠释众所周知，尼采审美主义思想源于叔本华，叔本华的思想又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康德。饶有意味的是，中国知识人对这种思想承继关系的阐释，无论是在表达方式还是在知识旨趣上，都具有非常典型的中国特色。中国文化的丰富内涵与思想前提很自然地便构成了讨论这一问题的宏大背景。这一方面解释了尼采审美主义得以在中国引起共鸣的部分原因，另一方面也从一定程度上展现了现代中国语境中审美主义演进的内在理路及其思想依托。在《叔本华与尼采》一文中，王国维有这样一段精彩的描述：

叔本华与尼采，所谓旷世之天才非欤？二人者，知力之伟大相似，意志之强烈相似。以极强烈之意志， 而辅以极伟大之知力其高掌远蹠于精神界，固秦皇汉武之所北面，而成吉思汗、拿破仑所望而却走者也。九万里之地球与六千年之文化，举不足以厌其无疆之欲。其在叔本华，则幸而有康德者为其陈胜、吴广，为其李密、窦建德，以先驱属路。于是于世界现象之方面，则穷汗德之知识论之结论，而曰“世界者，吾之观念也”。于本体之方面。则曰“世界万物，其本体皆与吾人之意志同，而吾人与世界万物，皆同一意志之发见也”。自他方面言之：“世界万物之意志，皆吾之意志也”。[20]

这是就叔本华与康德的关系而言的，关于叔本华与尼采的关系，王国维则认为：

自吾人观之，尼采之学说全本于叔氏。其第一期之说，即美学时代之说，其全负 于叔氏，固可勿论。第二期之说，亦不过发挥叔氏之直观主义。其末期之说，虽若与 叔氏相反对，然要之不外以叔氏之美学上之天才论，应用于伦理学而已。[21]

透过王国维对审美主义演进逻辑所作的中国式诠释，至少有三个问题值得重视。首先，在王国维的视野中，尼采审美主义的形成，与康德对现象界与本体界的区分具有渊源关系，正是由于这种区分，并通过叔本华的意志哲学这个重要的中介或过渡,此岸的、感性的、当下的也就是审美的存在，成为一切外在世界与内在世界存在的基点，世界成为“我的世界”，用王国维的话来说就是“于是我所有之世界，自现象之方面而扩大于本体之方面，而世界之在我自知力之方面而扩于意志之方面。”[22]其次，在“世界者，吾之观念”思想的统摄下，尼采的审美主义，事实上经历了由康德意义上的“审美无利害”到叔本华的“直觉主义”的“史前期”，尼采思想的不断演进以至最终形成，意味着审美由精神世界中一个相对的成员，逐步变成为一个足以取代相关精神元素的特殊因素或超因素。因此，第三，尼采的所谓审美主义，不仅表现在美学领域和认识领域，表现在艺术与审美的场合，而更主

从炎帝传说研究早期中华民族传统美德_行政论文 篇九

一、炎帝时代是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转变的时代

大约从170万年以前起，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在祖国的广大土地上劳动、生息、繁殖子孙后代。在云南省的元谋、陕西的蓝田、市的周口店等地区，都先后发现了我国最早的原始人类的遗骸和遗物。这充分说明我国从很早的远古时代就有人类活动的历史。

在十分漫长的原始社会里，我们的祖先开始只会简单地用石制工具，考古学上叫做“石器时代”，把只会打制加工石器的阶段叫做“旧石器时代”，把掌握了磨制加工石器的阶段叫做“新石器时代”。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大约经历了几十万年。就在这个过程中，原始人群开始向氏族社会过渡，首先是母系氏族社会出现和形成。大约在公元前6000年左右，黄河中下游和长江流域的许多氏族部落达到了母系氏族社会的繁荣阶段，无论生产和再生产，都是以妇女为中心进行。再经过3000年左右，母系氏族社会开始向父系氏族社会转变，即从公元前3000年的仰韶文化后期向龙山文化时期转变，炎帝及其后裔就出现在这个时期。

据历史文献记载，炎帝在中国历史上确实是存在的。《国语·晋语》说：“昔少典娶有＠①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东汉初年的《说文解字》进一步肯定了“炎帝以姜水成”，即姜姓的炎帝之后长于今扶风县内的记述：“邰，炎帝之后，姜姓所封，周弃外家”。随后，不少文献都有关于炎帝活动在姜水一带的记载，即今宝鸡市辖境内。《世本·帝系编》说：“炎帝即神农氏。”东汉宋衷注：“炎帝即神农氏，炎帝身号；神农代号也。”西晋皇甫谧撰的《帝王世纪》说：“有＠①氏之女，名女登，为少典妃。游于华阳，有神龙首感女登于尚羊。生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因以我焉。”郦道元在《水经注·渭水》中说：“歧水又东径姜氏城南为姜水。”他认为，《国语》、《世本》、《帝王世纪》中所说的“炎帝长于姜水”之姜水，正是岐水。《括地志》、《雍录》等书认为姜姓原始氏族活动地区在古邰国，即今扶风揉谷乡一带。上述所有记载都说明，炎帝是出生、活动在今宝鸡、岐山、扶风、武功一带。

那么，炎帝出生的时代是什么时代呢？根据大量的文献记载，可以肯定地说，是氏族社会的原始农耕时代，是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转变的时代。《逸周书》说：“神农之时，天雨粟，神农耕而种之。作陶冶斤斧，破木为＠②、ｃｈú＠③、耨以垦草莽，然后五谷兴，以助果ｌｕǒ＠④之岁。”意思是说，神农时代，谷类像雨一样从天上掉下来，生长甚多。神农制作陶器、斧、犁、锄等农具，开垦荒地，然后，使五谷兴盛，并获取了各种各样的果实。《庄子·杂篇》说：“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就是说，神农时代，人们睡卧时安然恬静，起身时，宽舒自得。人知其母，不知其父。《淮南子·齐俗训》说：“丈夫丁壮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饥者；妇人当年而不织，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自耕，妻亲织，以天下为先。”从这段文字记载，我们可以看出，神农时代，已经形成了一些明确的规定：若果丈夫身体强壮而不耕种，那么，天下的人就要受饥饿；若果妻子当年不纺织，天下的人就要受寒冷。所以，神农带头率先亲自耕种，妻子带头率先亲自纺织。这样，就把所有的丈夫和妻子，带动了起来，进行耕种和纺织，这样就能保证人们有饭吃，有衣穿，不受饥饿和寒冷。

从《庄子·杂篇》和《淮南子·齐俗训》两段文字记载来看，前后似乎有矛盾。前者记载炎帝神农时代好像是母系氏族社会，“人知其母，不知其父”。后者记载，炎帝神农时代好像已进入父系氏族社会，出现了一夫一妻制家庭。由于当时氏族首领还没有什么特权，所以，炎帝神农亲自带头耕种，妻子亲身带头纺织。其实，也可以认为是不矛盾的。从炎帝传说来看，炎帝是远古传说时代某一氏族或部落联盟的领袖，也是少数先知先觉的圣哲，也可能是某个氏族或部落联盟的代号。这个氏族或部落联盟经过了漫长的历史发展，也许几百年，甚至一千年或更长的时间。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把炎帝神农时代看成是中国原始社会由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由蒙昧到野蛮、文明的转变时期。由于炎帝为氏族成长、壮大和发展作了巨大的贡献，人们一代一代把他的伟绩用语言流传下来，成为神话传说，更加为人们所崇敬。曾说：“每一个这样的氏族都有一个神话上的祖先，他被认为是赋予氏族名称的始祖和英雄。”[1](P165)炎帝和黄帝等上古人物在传说中被神化，人们把许多发明创造归功于他们，一方面是对本氏族发展有过重大贡献、伟大功绩与影响的人物的无比怀念、尊重和崇敬，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继承他们的精神，发展本氏族更加辉煌灿烂的明天。

人类的历史，在文字未出现以前，都是口耳相传下来的。在千百年的流传中难免有些前后出入，甚至失真，但是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关键人物则是有根据的，即便有些神秘的色彩，那也是那个时代现实生活的折射。我们把这些传说和考古资料结合起来，能进一步证明炎帝的存在及其时代的变迁。

解放后80年代，宝鸡北首岭考古文化的整理、发掘，进一步证明了炎帝活动的时代距今7000年—5600年，属于仰韶文化晚期。《帝王世纪》说，“炎帝初都陈，又徙鲁”，意思是说，炎帝氏族初期的活动中心在陈，陈为陈仓的简称，即今宝鸡一带，后来又徙移到鲁。首先，从宝鸡北首岭6万平方米的遗址居址和出土工具可以发现：农业生产工具占26%，狩猎工具占8.6%，渔具占0.6%，这说明北首岭氏族已过着长期比较稳定的以农业为主的室居生活。其次，北首岭氏族创造了发达的彩陶制造业。出土的陶器和陶片不仅数量多，而且有很多写实的花纹。再次，遗址还发现了房址50多座，均为半地穴式，多数呈方形或长方形，墙壁平齐，多数还涂有草泥和料礓石浆。各房址都有灶炕。这都证明“神农耕而作陶”[2](P725)，“（神农）身自耕，妻自织”[3](P185)，“神农之世，卧则居居”[4](P995)，“神农时，民方食谷，释米加烧石上而食之”[5](P1244)是真实的，可信的。

总之，炎帝神农时代，是中国原始社会由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的转变时期。炎帝也就是这一时期氏族社会一位杰出的首领。他虽出生成长在今宝鸡姜水一带，但他的氏族活动范围还是很广的，如《淮南子·主术训》所说：“其地南至交ｚｈǐ＠⑤，北至幽都，东至＠⑥谷，西至三危，莫不听从”[3](P128)。也就是说，炎帝及其氏族部落当时活动南已到达了今南岭以南的地方，北到达幽燕即河北、一带，东到达齐鲁今山东一带，西到达了今甘肃敦煌一带。最后，炎帝本人“崩葬长沙茶乡之尾”[6](P95)。

二、炎帝时代的道德状况及其传统美德

原始人类道德的发生并不是从原始人诞生那天起就开始的，而是经过了上百万年漫长的蕴育、萌芽和生长的过程。

在刚刚脱离动物界正在形成中的早期原始人群时代，人类的一切活动几乎都是靠本能进行。在大自然残酷无情的威力面前，人类依靠本能组织起来，共同采集，共同狩猎，共同捕鱼，共同抵御野虫、猛兽的侵袭，向大自然索取天然食物。在生殖方面，也没有什么道德规范约束，而是靠本能的冲动杂交。总之，当时原始人的两种生产即物质生产和人自身的生产，都是在非常简单的本能习惯的基础上进行的，还不是在自觉意识支配下进行的。因此，还不能说产生了原始社会的道德。但是，原始人的这一系列活动，在漫长的岁月中，为原始道德的发生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原始人群在进入氏族社会以后，由于自然界的人化，人本身的社会化，以及社会关系的多样化与复杂化，天然的秩序开始升华为一种真正属于人的社会新秩序。这时，原始人在氏族社会首领的率领下，在同自然的斗争中开始成为自然的主人。于是，他们在朦胧的、反反复复的生产生活斗争过程中，在人和人的一切关系包括关系中，慢慢感悟到应当怎样做才有利氏族生存和繁衍。这样，就逐步产生了原始氏族社会人们的道德需要、道德意识，比如氏族成员经过漫长的经验教训，认识到近亲通婚会带来很多不好的结果，而没有血缘亲属关系的婚姻，生育出来的新生代在体质上和智力上都更加强壮。于是，原来那种由杂婚演变而来的同辈婚，这时也被排除，同一氏族内禁止通婚，这是人类增强自制能力，有意识的自我约束和自我协调的一种表现，也可以说这是人类最早的道德表现之一。总之，原始氏族社会的道德是氏族成员在长期生产劳动协作的过程中，在人与人交往包括两往的过程中，随着智力和意识的发展而逐渐产生的。马克

论辛亥革命同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关系_历史论文 篇十

“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在前进道路上经历了三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产生了三位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孙中山、、。第一次是辛亥革命，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这是孙中山领导的。他首先喊出"振兴中华"的口号，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革命。辛亥革命未能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和的悲惨境遇，但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使反动统治秩序再也无法稳定下来。“ 今年是辛亥革命九十周年。当我们在中国党领导下意气风发地跨入新世纪的时候，我们回顾辛亥革命，怎能不对前人在那黑暗年代创立的不朽业绩肃然起敬？所以在庆祝辛亥革命九十周年之时，对这次革命同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关系加以剖析，既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了解辛亥革命的伟大历史功绩，也能为进一步认识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一、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为辛亥革命准备了必要条件。

中国现代化的起步，是在殖义的侵略中断了中国社会自然经济正常发展进程的情况下开始的，六、七十年代，列强凭借他们从不平等条约中所攫取的特权，逐步加强了对中国的侵略。正因为如此，中国的现代化一开始就同反对民族的斗争紧紧结合在一起。

真正迈出现代化实际步伐的，是封建统治阶级中的某些有识之士发动了“洋务运动”，他们以极大的热情致力于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兴办工矿企业、修筑铁路、开办学堂、派遣留学生等活动。他们的努力，为中国社会催生了资本主义经济因素和注入了资产阶级的社会观念。但他们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而不敢越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秩序雷池半步。这就使得他们的现代化努力受到极大的制约，并使现代化变成了不可实现的梦。

资产阶级维新派较之洋务派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们懂得，发展经济和文化，需要有一个良好的环境和条件。于是，他们首先致力于的革新，发动了“百日维新”，力图对封建专制进行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改良。但他们的先天不足在顽固派的反击下，冰消瓦解，一败涂地。但他们的斗争是有意义的。这些成了呼唤辛亥革命到来的强大推动力和社会要求。

事实证明：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最初成果，为辛亥革命准备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和精神条件。

“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发展，为辛亥革命锻造了一支强大的革命力量。领导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其中坚力量和骨干成员，主要是具有强烈爱国主义精神又接受了西方观念的留学生和新式知识分子。这部分社会力量，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是不存在的，他们正是早期现代化的产物。革命派的主要依靠力量是华侨和新军。没有早期现代化，就没有这些社会力量的汇合；而没有这些社会力量的汇合，辛亥革命的发动和展开都是不可能的。”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孙中山能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次提出系统的、契合现代化发展需要的、以实现民族和化为目标的纲领，他的以民族、民权、民生为内容的三大主义，能够在二十世纪之初提出并得到相当一部分人的认同，除了他本人的杰出贡献之外，还需要一个是社会环境。正是早期现代化的历史，创造并提供了这样的环境。

战争后，资本主义特征的生产方式、科学技术、思想文化、生活方式等涌入中国，而封建统治者固步自封，甚至的态度，使人们更加清楚地看到了这个衰败没落的本质。资产阶级革命派从自己的切身经验中深切地体会到，要想实现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国家的富强、民族的振兴，首先必须集中全力已经成为“洋人的朝廷”的清朝，埋葬封建帝制，求得民族的，争取的。他们认识到，自己所从事的革命，正是为走向现代化创造必要的前提。

所以说辛亥革命发生在二十世纪之初，不是偶然的。它是战争以来全部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它是发生在中国早期现代化基础上的一场革命。

二、辛亥革命为中国走向现代化提供了契机。

“孙中山先生为中国革命事业奋斗了一生。他从事革命的目的，是实现‘民富国强’，使中国赶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就是按照当时的标准实现现代化”。

“孙中山第一个提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并在《建国方略》等著作中，擘画了建设现代化中国的初步蓝图。无论是提出‘建设是革命的唯一目的’，还是表明欲赶超西方经济发达国家，应该实行’开放主义’。” 这说明孙中山及其建国理念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初绘蓝图。

所以说，辛亥革命为中国进步打开了闸门，为中国走向现代化提供了契机，这是辛亥革命一笔巨大的无形遗产，令后继者受益无穷。

上，辛亥革命的伟大成果是直接缔造了中国的共和政体，为中国现代化谱写了开篇。辛亥革命最直接的结果，同时也是它对中国现代化发展最大的贡献，是它通过革命的方式，一举了统治中国两千余年之久并已日趋腐朽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这是一个伟大的创举，意义十分重大。它不仅铲除了中国封建势力最顽固的堡垒，宣告了封建君主专制统治时代的结束，同时也迈出了中国的从专制向转化的重要一步，为中国现代化开创了一个新的阶段。

经济上，辛亥革命开创了中国近代化的第一次腾飞，把贫穷落后的中国引向近代工业化的道路，为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社会生产提供了前提和条件。南京临时成立后，社会上迅速掀起一个如火如荼的兴办实业的热潮，对中国工业化的发展起到了推进作用。革命成功后，孙中山兴高采烈地说：“今专制业已，破坏之局已终，建设之局伊始。”又说：“今日满清退位、中华成立，民族、民权两主义俱达到，唯有民生主义尚未着手，今后吾人所当致力的即在此事。”而实现民生主义最切实的举措，就是发展实业。孙中山于创建伊始，主持制订了一系列奖促工商的法规法令，为发展工商业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开始进入较大规模发展的"黄金时代"。辛亥革命的领袖孙中山、黄兴以元勋的身份努力倡行实业建设，激发了广大民众积极投身工商业的热情，极大地促进了工商业的勃兴。近代民族工业出现了第三次。

辛亥革命在摧毁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极大地冲击了传统的，使得当时的人们在思想观念上产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由此推动了中国现代化进程向一个更高的层次发展。辛亥革命给人们带来一次思想上的大解放。皇帝历来被看作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绝对权威，如今都可以被打倒，那么还有什么陈腐的东西不可以被怀疑，不可以被抛弃？由于辛亥革命砸碎了专制枷锁，中国的思想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解放，各种主义、思潮有机会在中国社会舞台上展现，主义也因此得到广泛的传播和普遍认同，中国党人在对辛亥革命失败的反思中，选择了科学的主义。一批先进知识分子随之摆脱失败的迷惘，走上革命道路。正是由于中国党的崛起，承传了辛亥革命的志业，并把主义革命转变为革命，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终于取得了现代化事业的辉煌成就。

“思想的启蒙和观念的现代化，这是任何一个国家从传统向现代转换过程中必经的阶段和必需的基础，特别对中国这样一个具有几千年封建历史的国家来说，把长期束缚于封建主义精神枷锁中的人们解放出来，并使其实现思想意识的现代化，更是走向现代化的必不可少的前提。我们切不可低估辛亥革命在这方面的历史功绩。“

三、中国党进行的现代化建设事业是辛亥革命事业的继续。

郑重指出“现代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以外，都是孙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

“中国党人是孙中山先生开创的革命事业的忠实继承者，始终把自己为之奋斗的事业视为辛亥革命的继续和发展。“

“孙中山先生逝世后，中国党人继承他的事业，领导全国，团结一切爱国力量，继续进行艰苦卓绝的奋斗，终于取得新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并且把孙中山先生未完成的革命发展为革命，从而彻底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使中国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中国党完成了辛亥革命未竟的事业。”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王晓秋说，“辛亥革命最终失败，根源在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和软弱性，中外反动势力夹缝中的资产阶级不可能承担起民族复兴的重任。只有将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和最广大根本利益的中国党，才能完成辛亥革命未竟的使命，实现孙中山先生的遗愿。”

这些伟人和学者的言论证实了中国党领导的现代化建设事业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事业的继续和发展。事实也证明如此。早期的中国党人大体上有两种：年长的大多参加过辛亥革命，并且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如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等；年轻一些的大多也受到这次革命的深刻影响，如、周恩来、等。由上可见，早期党人在思想上几乎都受过辛亥革命风暴的洗礼和激励，成为他们投身中国近代民族革命的起点；随后，又从辛亥革命的失败中接受了教训，看到它存在的严重弱点，认识到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是不可能的，必须寻找新的救国救民的道路，继续向前走。他们在十月革命的帮助下，接受主义的指导，走到工人和农民中间去，从中国的实际国情出发，脚踏实地地开始新的斗争，终于找到了正确的前进方向，找到了足以把祖国从危难中拯救出来的力量源泉。中国党成立后，经过长期的不屈不挠的斗争，经过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前进，终于领导取得了辉煌胜利。

1956年，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指出：“一九xx年的革命，即辛亥革命，到今年，不过四十五年，中国的面目完全变了。再过四十五年，就是二千零一年，也就是进到二十一世纪的时候，中国的面目更要大变”。四十五年已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