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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爱国主义碰上宗教和言论自由_社会学论文十篇

2022-04-16

当爱国主义碰上宗教和言论自由_社会学论文十篇

社会论文】导语,我们大家所阅读的这篇共有39644文字,由殷佩华经心改正,发表到祈祷工作报告网!国家是地理学名词。从广义的角度,国家是指拥有共同的语言、文化、种族、领土、政府或者历史的社会群体。从狭义的角度,国家是一定范围内的人群所形成的共同体形式。当爱国主义碰上宗教和言论自由_社会学论文十篇倘若你对这类文章的写作能力需要改进或者修正,可以发表分享给大家!

当爱国主义碰上宗教和言论自由_社会学论文 篇一

作者:任东来     --有关国旗致敬和效忠誓词的三个案子 

在美国,不论过去,还是现在,公立的中小学非常重视爱国主义教育。这种教育,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既有美国历史和这类正规的课程学习,也有唱爱国歌曲、向国旗致敬这样潜移默化的形式。通过这种爱国主义教育,培养了学生对国家的忠诚。如果考虑到美国是世界五大洲、四大洋的移民组成的国家,这个教育就显得尤为重要。一批又一批的移民子女,就这样开始了成为美国人的 "美国化"进程。

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爱国主义的动机,推动美国在全世界范围内,最早建立了免费的公共义务教育。从19世纪中期开始,面对来自欧洲各地人数越来越多、族裔日趋复杂、语言宗教各异的移民狂潮,美国逐步建立起了免费的公立学校系统,积极帮助移民子弟更快地成为美国人。

显然,爱国主义成为美国公共教育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但是,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1940年,一个普通的美国家庭,却公开挑战爱国主义教育的一个重要形式--向国旗致敬的合法性。

一、违背州法校规 学童休学回家

故事发生在1936年。像所有美国公立中小学一样,宾夕法尼亚州东部矿区的麦诺斯维尔(Minersville)小学要求学生每天都向国旗致敬,并宣读《效忠誓词》(The Pledge of Allegiance):"我宣誓效忠合众国国旗及其它所象征的共和国,国家一体,自由公正与我们同在。"这是美国学校加强学生爱国主义情感的重要内容。但没有想到,有一天10岁的威廉和12岁的莉莲突然决定不再向国旗致敬。原来,他们的父母是见证会(the Jehovah's Witnesses)的信徒。这个见证会是19世纪70年代才创立的小教派,宾夕法尼亚州是它的发祥地。原来叫守望会,1931年才改称见证会。

见证会的教义中,有些东西很特殊。根据《圣经旧约出埃及记》的内容,他们相信是真神,反对主流教的圣父、圣子和圣灵三位一体的教义。他们讨厌偶像崇拜,拒绝向上帝以外的任何偶像致敬。受父母和教会牧师的影响,威廉和莉莲小小年纪,就知道向国旗致敬违反他们的教义。老师再三向他们灌输爱国重要性的思想,进行细致的说服工作,但仍无济于事。而校方又不愿意因为两个小孩子,坏了学校的规矩,况且,向国旗致敬还是当时宾州的一项州法,学校必须执行。校方只好要他们退学。

威廉和莉莲的父亲戈比蒂斯(Gobitis)赶紧找到学校,表示向国旗敬礼的确是爱国情操和公民良好素质的表现,但是,这与他们的宗教信仰向背。他们很爱美国,但也崇敬上帝,并认为爱国公民也一定是崇敬上帝的人。他们并不要求学校取消向国旗致敬,而是希望不要强迫他们的孩子去从事违背他们宗教信仰的行为。学校则认为,向国旗致敬既是州法也是校规,不能通融。况且,这种爱国主义教育对小孩子有益无害,不应该有例外。既然戈比蒂斯不愿意让孩子服从,那结果只能是除名。

两个孩子不能上公立学校了,戈比蒂斯又没有钱送他们去私立学校。正在他一筹莫展之际,教会中的教友告诉他,可以求助于美国公众自由联盟(The 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请他们来帮助争取孩子的宗教信仰和受教育的权利。

二、下级主持公道 最高强调爱国

在美国公众自由联盟的帮助下,戈比蒂斯向费城的联邦地方控告麦诺斯维尔学校侵犯他家的宗教自由。判他胜诉,指出"向国旗致敬不能作为学童到该校上学权利的一个条件"。学校不服,上诉到联邦第三巡回上诉,结果,仍然维持原判。学校还是不服,1940年向联邦最高上诉,此时麦诺斯维尔学校成为了原告,而戈比蒂斯成了被告。

在此之前,也有三个拒绝向国旗敬礼的案子上述到最高,但均以属于州管辖范围而被打回头。但以前的案子都是校方胜诉,而本案却是校方败诉。更重要的是,此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在欧亚大陆如火如荼地展开,美国也面临着卷入战争的威胁,故国内的爱国主义热情有所抬头。在这一背景下,最高破例受理了这一案件。

为了保证案子胜诉,美国公众自由联盟不仅为戈比蒂斯聘请了哈怫大学大牌法学教授,作为他的辩护律师,而且还动员国内一大批法学权威签名声援。此外,美国律师协会《权利法案》委员会[3]也以法庭之友的身份,为戈比蒂斯一家作了辩护。尽管如此,最高还是在1940年6月3日以8比1的悬殊票数判戈比蒂斯败诉。但雨果·布莱克(Hugo Black,1937-1971年任职)等三位开明派法官的同意着实很勉强,因此首席官休斯选定官费莱克斯·法兰克福特(Flex Frankfurter,1939-1962年任职)来起草并宣读多数意见。[4]由法兰克福特来作这个吃力不讨好的差事,实在是莫大的嘲讽。因为他本人恰恰是美国公众自由联盟的创建者之一,那时(1920)他还是哈佛大学法学教授。但休斯委托他来起草意见书,又在情理之中,并非偶然。因为他本人是出生在奥地利的犹太移民,后来才归化为美国公民。由他来执笔,旨在以身说法,加强这一判决的爱国主义色彩。

法兰克福特开篇强调,的一个重要责任是必须在"自由和权威的冲突中寻求协调。但是,当所涉及的自由是宗教的自由,而权威又是保卫国家民众的权威时,司法的良心(judicial conscience)就面临着最严峻的考验"。[5]而在他看来,在这一考验中,当个人的宗教信仰与社会的利益相抵触时,则当事人便不能推卸其责任。

而向国旗致敬就是这样一种不能推卸的责任。为此,他特别论述了国旗作为国家象征的重要性。"一个自由社会的最终基础是共同情感的凝结"。这种情感是靠美国所有竭诚团结共同努力培养出来的,并成为世代相传的传统。"我们靠象征生活。国旗是我们国家统一的象征,它在xxx的框架内超越了我们内部的各种分歧,无论这种分歧有多么巨大"。因此,"国旗是民族力量的象征,是自由最具有意义的标志"。[6]

既然民族的团结是的基础,国旗又是国家的象征,学校可以要求学生向国旗致敬并作为强制性活动,如果以宗教的理由抵制这一活动,就会损害学校这一爱国主义的效果。因此,他希望,在"教育当局和学生家长的权威处于对立状态"时,家长应从大局出发,"在无损于自己权利的范围内,劝说自己的孩子理解州门倡导效忠的正确性和明智性,这才是宗教宽容最生动的一面。"[7]

唯一表示不同意见的是哈兰·斯通官 (Harlan Stone,1925-1941年任职,1941-1946年任首席官),正象他的名字(意为石头)所暗示的那样,他的立场冷静而又坚定,丝毫不受过分的爱国主义的影响。在法庭上,他特别向戈比蒂斯一家人表示了敬意,宣读了自己的不同意见:"本案所表示的,已经不仅仅是压制言论自由,压制宗教信仰自由,这一作法理应为xxx第一条修正案所禁止,也违反第14条修正案。它所显示的是州用法律强迫学生表达一种他们不愿表达的情感,这种强制已违反了他们的宗教信仰。"[8]在他看来,向学生灌输爱国情怀,有很多其他更好的办法,大可不必强迫孩子们承认他们所不相信的东西,诱导他们自动表示忠诚是一回事,强制他们这样做又是另一回事"。他进一步阐述说,xxx"对公众自由的保证,实际上就是对人们心灵和心智(the human mind and human spirit)自由的保证,对合理地表达这种心灵心智的自由及机会的保证"。[9]

最高基于和国际形势而非xxx基础作出的这项判决,引起大哗。全国各家报纸中批评这一决定的远远多于支持的。美国中西部最有影响的一份报纸《圣路易斯邮报》(The St. Louis Post-Dispatch)的评论很有代表性:"最高的这一判决是违反美国原则的,我们认为最高已经向普遍的歇斯底里投降。如果爱国情操依赖这样的做法--违反最基本的宗教自由--来培养的话,那么,爱国情操就不再是高尚的,而是一种通过法律来灌入我们喉咙的东西"。[10]

三、判决影响恶劣 受害者讨公道

这一明显违反美国传统自由权利的判决,产生了恶劣的影响,远远超出了最高官们的预料。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见证会的信徒遭到无端的攻击,许多孩子被迫失学。一些历史学家甚至认为,这一案件为社会上的和歧视活动开了绿灯。据美国公众自由联盟1941年的统计,全美共发生了236起攻击见证会信徒的事件,公有1000人次受到伤害。它甚至宣称"自徒(MORMONS)受打击以来,还没有哪一个宗教组织受到过如此的"。[11]

社会现实令人痛心,而学术界有根有据的批评更令官们难堪。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不得不重新思考自己的立场。在1942年另一项涉及见证会的案子中,布莱克、道格拉斯(William Douglas, 1939-1975年任职)和墨菲(Frank Murphy 1940-1949年任职)等三位官明确表示了不同意见:"因为我们在戈比蒂斯案中支持原告,我们认为现在是恰当的时机表明,我们现在相信那是个错误的决定。"道格拉斯后来在回忆录中曾经表示,他在戈比蒂斯案中太"天真"了,和其他法官一样,他为法兰克福特的智慧所慑服,"在那时,他是我们心目中的英雄。他的确对xxx法有很深的造诣,我们不加思索地佩服他"。[12]另外,这时最高的构成也有了新的变化。保守派法官詹姆斯·麦克雷诺斯(James McR

清季民族主义与黄帝崇拜之发明_社会学论文 篇二

作者:孙隆基    提要:历史是一个共同回忆,其组成有一个系谱学之线索可寻。有关现代国家起源的民族史系谱,往往是近代的发明。中国人好称“黄帝子孙”,此种概念在中国自称“天下”的大一统时代是不可能形成的。明清之际的王夫之提倡严夷夏之防,曾奉黄帝为华夏域之奠立者,清季的汉民族主义分子遂将黄帝转化为民族始祖。 黄帝崇拜的叙事,由古代、现代、本土、外来的因素编织而成,表面上首尾一贯,其实是一个混合语 ,而且一首一尾都是舶来品。

现代国家都有对国史上年代悠久的史迹之纪念,但它们往往是晚近产品。英国历史学家霍斯 邦恩(Eric Hobawn)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三四十年期间,欧美各国建立近代民族国家的活动频密,为国民共同礼拜的对象之诞生亦多半集中于此时期。法国的巴士底日并非大革命元年(1789年)巴黎群众攻打巴士底狱后自然而然成为周年节庆,而是第三共和国于1880 年设立的官方节日,即今天的法国日。大革命到了第三共和国才获全面肯定,但它一直是一个造成社会的记忆,把其中任何阶段的领袖挑选出来当“开国元勋”都不妥当,只能尊崇一些泛泛之符号,例如:三色旗与巴士底日之类。美国的花旗虽然设计于战争,但学校里对国旗的周日敬礼仪式是在19世纪80年代始普遍流行,目的是把新移民塑造成“美国人”[注解:Eric Hobawn,“MassProducing Traditions:Europe,1870-1914”,in Eric Hob awn and Terence Ranger,eds。,The Invention fo Tradit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pp。271-273,280。]。但这类后起的“发明”之效果,却具自古至今一脉相承之印象,此印象并谱成天衣无缝的国史话语。

霍斯邦恩所谓“传统之被发明”,并无凭空捏造之意,乃指某一历史场合为其自身需要而对过去的挑选与重新叙述。在“民族国家”未形成之前,甚至连所谓的共同记忆都不会有,而透过选择与剔除过程塑造的“共同过去”,正是民族国家形成的混凝土。这个塑造并非一劳永逸。19世纪下叶,西方民族国家多不将犹太人包括在内,他们对共同过去的贡献反被设想 成是祸害;至于占人口一半的妇女,在共同回忆里也不会有份。但今日撰写的“国史”里已不能把这些成员剔除。

这里顺带解释:欧洲许多国家虽有悠久之“国史”,但其“建国”则在19世纪下叶。它指的是由国民共同参与的民族国家,而非原先的王朝邦国,因此,最邃古的“民族起源”反而是国民生活最晚近发展之产品。欧美诸国在19世纪70年代始陆续进入男子全民普选的“现代”。

德国和意大利连国家统一都至1871年才完成。在某种意义上,清代中国的现代化,即19世纪60年代初开始的洋务运动,起步并不算晚,它比日本明治维新早了几年,而当时的才开始取消农奴制,美国正在进行废除黑奴制的南北统一战争。

日本“万世一系”的崇拜,也是明治维新的一个发明。在幕府时代,并非封建国家最重要的机构,一般老百姓对他也很隔膜。1868年倒幕后,明治第一次东巡江户(东京),江户一带的民众误把他当成民间传说的神明圣德太子。新派往民间宣扬爱国与崇敬的宣传队,在三河地区被误认为教传教士,导致。这类宣传已具现代动员民众的特色。明治的其他新生事物计有:在1873年开始设立公众假期,首批假日包括日本开国的神武之登基日,以及明治的生日[注解:Takashi Fujitani,“I nventing,Forgetting,Remembering:Toward a Historical Ethnography of the NationS tate”,in Harumi Befu,ed。,Cultural Nationali in East Asia:Representation an d Identity(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1 993),pp。85-86,88,91。]。前者是神话故事,后者日期确切,但两者都成为官定的全国假期则是一个新发明。

中华这个五千年文明古国由黄帝开国、中国人都是“黄帝子孙”的说法,则是20世纪的产品,至战后的与香港仍载于中小学教科书中,至今仍有中年以上的人奉为事实。从时间上说,春秋以前的文献如《诗经》《书经》所载最古之帝王皆止于禹,不曾提及黄帝、尧、舜,《论语》、《墨子》、《孟子》等书则上溯至尧、舜而不及黄帝,后者传说之大盛在战国时代[注解:杨宽:《中国上古史导论》,顾颉刚等编《古史辨》7册上编,香港太平书局,1963年,189-209页。]。黄帝后来成为《史记·五帝本纪》之首,乃是帝系之始,而非“民族国家”的奠基者。法国汉学家格兰藕把它和西汉流行的五行学说联系起来:汉武帝于公元前104年改正朔,定服色为黄,史官司马谈、司马迁父子编纂《史记》遂置黄帝于帝系之首,按五德终始论推断历史,至汉而完成一循环[注解:Marcel Granet,trans。b y Kathleen E。Innes&Mabel R。Brailsford,Chinese Civilization(London:Routledg e&Kegan paul Ltd。,1950),p。46。]。在信仰系统方面,中华自汉武帝以后崇儒,而儒家祖述尧舜。汉初之道家曾黄老并称,黄帝至后来演变成方术的守护神,和世上人口最众的民族之始祖身分大相悬殊。

在中华文明被纳入西方中心的邦国秩序之前,根本不会有“民族肇始者”的构想。甚至有人说:中国其实是一个文明屈居一个“国家”之下。作为孔教文明,它的中心人物只可能是孔子,而不可能是什么黄帝,乃毋庸争辩之事实。中华这个“天下”演变成西方式“国家”,在符号学层次上由19世纪90年代戊戌维新开其端。

孔教天下主义的终场曲

1894年,郑观应发表《盛世危言》,在首篇《道器》中写道:“今西人由外而归中,正所谓由博返约,五方俱入中土,斯即同轨、同文、同伦之见端也。”郑庆贺光绪帝生奉其会:“恭维我皇上天秉聪明,宅中驭外……抚辑列邦,总揽政教之权衡,博采泰西之技艺。”自强的目的并不是建国,而是为了一统天下:“由强企霸,由霸图王,四海归仁,万物得所,于以拓车书大一统之宏规而无难矣。”[注解:《盛世危言》,夏东元编《郑观应集 》上册,上海出版社,1982年,243页。]这类天下主义修辞实在令人感到惊异。它发表于甲午战争之年,南京条约后52年,而比中国开国要晚的日本已经颁布xxx、开国会、出现反对党。郑观应并非顽固派,他先在上海外国企业中任买办,后转入洋务运动的织布、轮船、电报、炼钢、铁路等建设事业,乃中国第一代技术官僚。他的天下主义修辞当为逢迎士大 夫阶层而作,但足以反映当时中国思想意识变化之缓慢。

其实,在1860年英法联军之役后,清廷已不得不承认“天下万国”共存之局,因此有总理衙门这个半现代式的之成立。至90年代戊戌维新之前夜,外交官吏、通商口岸的记者和买办对世界应有一般的常识。但广大的士大夫阶层的世界知识却不敢恭维,这一点从维新运动的“先锋”身上就可看出。根据康有为自编的年谱,他直到1874年才“始见《瀛环志略》 、地球图,知万国之故,地球之理”[注解:《康南海自订年谱》,台北文海出版社,19 75年,7页。]。梁启超则于1890年从京师“下第归,道上海,从坊间购得《瀛环志略》读之,始知有五大洲各国”[注解:《三十自述》,《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中华书局,1989年,16页。]。两人该时都恰巧是17岁。至于都是读了《瀛环志略》,或非 巧合,当时中国有关世界知识的书本来就寥寥可数。这里暴露了当时教育制度之落伍,以及康梁诸人 处于权力和资讯之边缘地位。

天朝残剩的自满自得心理,在甲午战争败绩后,已荡然无存。它所产生的危机感促使康有为及其追随者在一个扩大了的世界重新放置中国。但他们仍透过儒家的天下主义去理解现代国际。他们设定的最高目标乃是“平天下”而不是建国。他们重新诠释儒教,以便包容新兴的达尔文主义。康在1885年至1887年间已从公羊学说中衍生出单线进步的“三世”说。他把斯宾塞的“进化论”嫁接到他那个土产的图式上头,使公羊学说和维多利亚式社会进化论产生共鸣。

在康未更动以前,公羊学说原是一个空想的“平天下”议程,经由三个阶段展现: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每一阶段有它相应的制度。太平或大同成分升级的时序,也表现为此成分在空间里作同心圆涟漪式的扩散,直至取消“内外有别”为止。第一阶段是“内其国而外诸夏”,第二阶段是“内诸夏而外夷狄”。最高阶段是连夷狄也能包含在儒家的世界秩序里,达到“远近大小若一,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注解:孙春在:《清末的公羊思想》,台北商务印书馆,1985年,13、163页。]。在新的公羊学里,从前列 于蛮夷的欧美等国,已被视为在社会进化的阶段上超出中国:的美国在内政上已趋“太平世”,而君主专制的中国则仍处于“升平世”的初级阶段。虽然在全球范围来说,人类仍处于战国状态的“据乱世”[注解:梁启超:《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7-11页。]。康派的文明观与当时西方流行的单线进化论合拍,只不过把“白种人的负担”转移到孔子的肩上而已。地球既然仍处于“据乱世”,中国的使命就是与各国合作,共同致天下于太平。

中国作为这个“大同”纲领的诞生地,仍不失其世界之“中”的地位。梁启超1897年的一段话,把此意图表达得最清楚:“

中华民族思想解放历史进程及其经验借鉴_社会学论文 篇三

作者:张文木    中华民族的历史是一部不断进步的历史,同时它更是一部思想不断解放的历史。从思想进步史的角度,回顾这段历史,总结其经验教训,对我们在新世纪实现现代化目标,是有益的。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割据造成中国历史上是少有的“百家争鸣”的思想解放的局面,其间出现儒家、道家、墨家及法家诸学派。这次思想解放的共同特点,是人们在扬弃殷商以来流行的占卜文化的同时,发展了华夏民族最初──尽管还很粗糙──的理论思惟形式。华夏文化早期大师老冉扬弃殷商文化糟粕(同时也继承了殷商的精华),发展出与自然十分接近的道家学说;孔子和墨子则扬弃老子学说中的消极的部分,发展出注重实践(“学而优则仕”,仕,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当官”)和社会实效的儒家和墨家学说。孔子学说中强调人的能动性的部分后来为孟子(“万物皆备于我”)和荀子(“人定胜天”)抽象出来并推至很高(不亚近世叔本华和尼采的学说)的地位。孔子学说中的中庸的伦理学说,为统治者所发挥,成为社会管理的思想工具,而老子创立的道家学说经过庄子的发展则逐渐为被的社会阶层所接受,并成为反抗阶级的思想武器。二者构成后世华夏思想对立统一的主要方面。

西汉至魏晋时期,中国经济由北方向南方迁移。伴随这种迁移的是中华民族思想新的解放。西汉武帝时,因北部(匈奴南犯)压力所产生的巩固的需要,汉武帝利用董仲舒“独尊儒术”的主张,对原始儒学中强调人的能动性和原始的部分进行了修正,使之成为为封建专制服务的学说。至此,儒学的生命力开始枯竭。

东汉之后,由于大规模战乱,儒学失去了支撑社会心理的功能,从而也失去了它对社会人伦的约束力。在这种由儒学衰落造成的普遍的心理空虚中,由老庄无为学说揉合而成的玄学成为社会思潮。玄学的产生在当时具有双重的意义:一方面它在社会心理失衡时给人以新的心理支撑。它主张毁弃礼法,追求自然,这已有了思想启蒙的意义。比如鲍敬言在《无君论》中把自然之礼置于皇权之上,这就削弱了人对皇权的依附,从而加强了人与客观自然的联系。另一方面,由于当时社会并不具有社会关系变革的经济条件,因而,这种由北方游牧民族南犯引起的混乱,并没有给当时中国带来象日耳曼人和匈奴人带给欧洲那样的新前景,大之后社会最终只有消极地回归到“无”的世界。“贵无”(何晏、王弼)意识反映了这一时期文人的苦闷。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经济重心逐渐由北向南迁移,从而经济重心和重心发生分离的时期。这时仍以北方为重心,而经济重心已向长江流域移动。这种离心到唐宋时已随大运河的开辟成为定局。此间,广阔且未开发的长江两岸为北方自然经济和封建社会系统提供了新的复制空间,这再一次激起中华民族再建秦汉社会系统的热情。这种热情在玄学以及西传佛学的催动下,形成了一种新的有生命力的社会思想。

儒学在东方中国的衰落为西亚南亚诸文化传播提供了广大的市场。东汉始,中国相继传入袄教、景教、摩尼教、教和佛教。前几种宗教主要在西域胡商中流传,汉人多奉老子为教祖并开始接纳佛教。与教一样,佛教在早期也是劳动思想解放的武器。佛教初入中国(这是中国较早时期的吸收西方优秀文化的思想运动)时,中国正处经济文化重心即将南迁和江南即将进入开发时期。经济空间的大规模开发要求人们的思想空间也要有一个大解放,这就使得道家思想和佛学思想成了当时正处经济大变动之初的人们自觉接受的思惟形式。且不说老庄思想中那狂放无羁、恣肆的文风对当时人们的守旧思想产生多大的冲击力,只要看看老庄学中那丰富的相对论式的思惟形式,就不难理解道家思想在这一时期盛行的原因。然而,中国的玄学只是一枝不结果的花,单凭其只破不立的玄想尚不足以推动当时人们的思想解放,恰巧,佛学的传入为当时社会出现的开放思潮增加了新动力。佛学在它传入中国之初,并不只有麻醉思想的一面,它更有解放思想的一面。以禅宗为例,南禅慧能“顿悟说”主张人人都可以自悟,自修成佛,没有必要依赖外界的帮助。这与欧洲马丁·路德提出的个人凭信仰就可以自救的见解何其相似!不同的只是,欧洲二元性质(自然经济和趋向商品化的手工业经济并存,世俗权力和宗教权力并存)的社会结构使马丁·路德掀起的思想解放运动有一个资本主义的前途,而中国的这次思想解放由于没有新经济体系的接纳,在经过一番波折后,不得不又回到传统的思想方式之中。至于那些不甘“招安”的文人只有在充满道家意识的“桃花源”中,寄托自己那“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的理想。

唐始,建立在自然经济和小农业经济基础之上的华夏传统思想方法在生克融溶中的演进步入成熟的阶段。此时南方土地开发日趋饱和,生产由粗放经营转向精耕细作式经营;与此相应,外来的佛学思想在与中国的儒学和道学交融后,在中国扎根并与道学一起在唐韩愈倡导的“复古运动”中,开始接受儒学的“招安”。宋时,中国南方开始有了微弱的商品经济,与此相随的是佛学和道学思想中的理性意识开始向儒学渗透,与儒学产生共融,并由此诞生了以宋明理学为标志的新儒学。朱熹是宋明理学的集大成者,他认为“理”是万物的本源,是第一性的。朱熹把“理”推至无尚地位后,接着又把儒家社会规范纳入理义之中。他说:“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皆盖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2]在此,“理”又成了儒学的核心内容。同时,朱熹又把佛学禅宗中的灭除杂念的修行思想与儒学的修身思想揉合一体,提出“去人欲,存天理”[3]的伦理规范,就这样,道释儒三家在宋明理学中得到天衣无缝的融合。

与黑格尔学说的──它在与专制社会妥协同时,也培养出了革命的意识──命运相似,朱熹以后,中国社会的思想解放进程,在对宋人空谈亡国现象的痛心反省中产生了与德国黑格尔之后相似,但却是低层次的演进。

第一个担当起改造程朱理学的是陆九渊。他扬弃了程朱哲学中对外部儒家规范的承认──这与中国佛教中南禅对北禅的扬弃相似,直接提出“心即理也”。[4]这种主张又由王守仁推至顶峰:他干脆提出:“心外无物”[5]的命题──这与西方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命题有相似的思想变革意义。这个命题的哲学价值在于它把宋儒之“理”,从外部搬至人的内心,也就是说,人们可以根椐自己的认识和理解去把握,而不是一味被动地去适应外部规范。这样就把人们的认识从现实的儒学礼教中解脱出来,使人们有了判断的可能。这不能不说是由程朱理学土壤中生发出的进步的思想之花。

与黑格尔思想培养出来的两类学生──一类是空谈“批判”的青年黑格尔派,另一类是追求实践的青年──的后果相似,王守仁的王艮把老师的“理”从内心又拉回到现实,提出:“即事是学,即事是道”[6]的命题;李贽更执极端,大呼“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7]强调个性解放:“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孔子而后足也。”[8]最有意义的,是李贽提出:“天下万物皆生于两,不生于一”[9]的一反东方大一统思惟常规的命题:他在《夫妇论》这篇不长的文章中鲜明地表达出他的本体二元论的思想,这与康德“二律背反”的命题何其相似;可惜的是,李贽这种跨时代的思想闪光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也没有为学人偏爱,正如在康德与黑格尔之间,中国人更青睐后者一样。

李贽之后,中国思想界出现注重修身与实践相结合的风尚,其代表人物是明清之际的的三大思想家即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其学说特点是强调“崇实致用”。大概是对宋明亡国的惨痛教训,明清以后的学人不再只限于解释世界,而是勇敢地从事变革的斗争:黄、顾二人均是以反宦官为宗旨的“复社”中的重要人物,王夫之更是率兵抗清的的勇将。这种文人注重实践的学风使中国思想解放运动进入一个新阶段阶段。

即使是改良性实践,也必然要触动外部的权威世界。明清以来,中国学人高举起思想解放的大旗,从不同方面对旧文化发起全面持久的冲击。这个进程大体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以宋明理学中的理性思想及老庄思想中的平均主义为基础理论的变革,其代表人物前者如曾国藩、张之洞、李鸿章等,后者如洪秀全等。前者试图在不触动旧体制的前提下,使中国实现近代工业的变革。后者则试图旧体制,在保留小农业的前提下建立平均主义的理想王国。有意义的是,洪秀全把中国农民的原始平等思想与教中的平等思想相结合,这标志着中国人自学习西来佛教后,再次开始注意从西方文化中吸取思想养料。洪秀全唤起中国南方农民对平均田地的热情,建立了庞大的农民。但是,由于当时的中国农民很难理解同时代发生的商品经济的意义,因而,他们对商品经济原则抱有大偏见。对他们来说,商品经济就是西洋人的杀人越货及国内财东的剥削。这也难怪,那时的中国人从没感受到发生于生产领域的商品经济,他们感受到的更多的是限于流通领域的商业经济,而商业经济往往使不从事生产的“倒爷”发财,使生产者,特别是小生产者破产。于是,中国人传统观念中往往把“商品经济”与“商业经济”混为一谈,把商品生产者与“奸商”混为一谈。结果,传统的中国人在制止商业经济的同时,也阻塞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同样的道理,传统中国人在从事商品经济的同时,也很容易滑向商业经济。

真正让中国人大开眼界的是手持火与剑的西方殖民者。他们在用火炮打开中国东部大门并给中国带来深重罪孽的同时,也给中国输入了商品生产方式。这就使商品生产方式蒙上了一层血衣。这层可怖的包装给传统的中国人造成进一步的错觉:即

中国现代化的矛盾与教会应取的态度_社会学论文 篇四

作者:何光沪   1、谈论中国现代化的矛盾,首先要说明什么是现代化,怎样才算是现代化,中国有没有现代化。 

现代化是人类社会为了更有效率地控制自然世界以便利人类生活,而使、经济、技术等等所有领域的活动和制度系统地理性化的过程。[1]

从讲求“效率”这一点来看,现代化并不追求“公平”。从“便利”人类生活这一点来看,现代化并不带来“幸福”。从“所有领域的活动和制度系统地理性化”这一点来看,一个社会倘若只在某一领域或某一方面“现代化”,即没有“系统地理性化”,那就不算已经实现了现代化。

例如在城市交通领域,一个城市光有许多先进的汽车,而没有合理的交通制度和驾车者对这种制度的自觉遵守,交通就没有效率,不但不便,而且危险,这当然算不上已经现代化。在这几年汽车猛增的城里,塞车之严重,常使人慨叹“不如骑自行车”,老百姓中又流传一句话:“不想活,买摩托。”这表明的交通不能说已经完全现代化了。

相比技术现代化而言,各个领域的活动和制度现代化是更困难也更根本的。现在中国在制度方面最现代化的领域也许是经济,但经济领域不合理从而造成资源配置和开发无效率的陈规陋习,仍然比比皆是(干预经济和权力寻租现象,只是其中之荦荦大者)。仅就房地产业而言,大量存在的“有房无人住,有人无房住”现象,就是“不合理性”的一大表象。至于领域和其他社会生活领域中的活动和制度,与系统理性化的标准就相去更远。所以,整体而论,尽管有了近一个半世纪的曲折奋斗和艰苦努力,中国现代化的任务却尚未完成。

一方面,中国的现代化尚未完成,另一方面,已经局部实现的现代化又已表现出一些负面后果,引起了一些否定性的评价。尽管如此,在中国,由于一般民众认为现代化能满足自己提高生活水准的愿望,认为现代化能实现自己加强国家力量的要求,因此,现代化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

2、中国现代化的开始和早期阶段与教关系很深 ,关联颇多。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期,在现代化涉及的几乎每一个方面,如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妇女、体育、社会福利、新闻、出版、、法律等等领域,不少教传教士和教会的工作都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2]

在19世纪中叶的洋务运动时期,中国先进人物对现代化的认识,还只处于工业技术可以富国强兵这一水准上。而在19世纪末叶到20世纪初叶的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的先进人物和知识分子已开始加深了自己对现代化的认识:科学和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赛先生”和“德先生”体现了现代化的本质:科学就是人在了解与控制自然方面的活动之理性化,就是人在了解与管理社会方面的制度之理性化。然而具有讽剌意味的是,从总体上说,中国知识分子一面把德先生和赛先生奉为上宾,一面却把德赛二先生的引荐人“基先生”视若寇仇,对作为现代化引介者的教采取了冷漠、怀疑或敌视的态度。如果说, 在19世纪下半叶反教运动中十分活跃的下层官绅和民众,由于自身没有现代化的意识,因而毫无自相矛盾的话,那么,在20世纪20年代的非教运动中十分活跃的知识分子,则由于自觉地代表民众的现代化要求却又激烈反对现代化的引进者,因而显然是自相矛盾的。[3]这种矛盾现象的主要原因,除了中国现代史的客观环境之外,便是知识分子的民族主义情结。西方列强的入侵了知识分子的民族主义情绪,而教的趁势扩展则使这种情绪转向教。[4]这种激烈的情绪,使多数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文明的认识只停留于表层,而无法理性地认清其科学外表与其教内核之间有什么关联。

从30年代到70年代,除了短暂期间的片面发展之外,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在战争和中大受挫折,教也与之逐步脱离了关系。不过话说回来,现代化追求的是发展,在这五十年间,中国人所能求的,只能是生存,民族与个人的生存,哪里谈得上发展呢?与现代化脱离关系的,又岂止是教,岂止是宗教呢?

3、当然,教与中国现代化的脱离,既有外部的原因,也有内部的原因。外部原因是:日本侵华进一步加深了民族主义情结,使公众视线离开了教;国内战争搁置了和平建设,使教边缘化;连续不断的“运动”更使教萎缩而脱离社会,并在“文化革命”期间从中国的历史舞台上完全消失。

内部原因是:就教(Christianity)整体在中国的信众数量而言,在情况不明的六、七十年代以前,是天主多而新(Protestants)少,[5]而同中国现代化联系较多的,恰恰是新教而不是天主教。但是在新教中,大部分又受的是内地会和基要主义影响,关心属灵问题远胜于关心社会问题,所以,受社会福音派的差会或教士的影响,从而关心并促进中国现代化的徒,就成了少数之中的少数。总之,中国教内部的出世思想和保守倾向占据优势,这至少是它脱离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大原因。

二、

1、中国现代化的进程,由于的改革政策而在八十年代初得以复苏,20年来发展之快,举世瞩目。但这个进程一直面临着越来越突出的三大矛盾。

一是经济改革与改革的矛盾。经济上若不改革,穷国弱,与先进国家的距离会日益扩大;若改革,可能会加剧经济方面的社会分化,从而有发生某种社会动荡的风险。上若不改革,则社会管理和生活中的非理性因素仍占上风,还会阻碍经济正常发展,阻碍社会整体现代化;若改革,会在一定时期内使党对社会的控制收缩,从长远看有可能使党失掉。

二是社会体制与国民素质的矛盾。社会体制的弊病加剧了国民素质的低落,而国民素质的低落又维持着社会体制的弊病。二者的相互依赖使人陷入这样一个怪圈:要革除体制弊病,就需要提高国民素质,而要提升国民素质,又需要革除体制弊病。

三是现代化要求与现代化弊端的矛盾。一方面,现代化会为民众带来巨大的便利,为国家带来力量的增长,所以它成了各族各国先先后后卷入其中的历史大势,也成了中国一百多年来追求的目标。由于它在中国尚未实现,所以现代化的要求在中国仍然是普遍的,仍然是合理的。另一方面,在某些方面正在实现的中国现代化,却又已经显示出会引起或加剧某些严重的问题。力求实现现代化的中国,亟需参照已经实现现代化的西方社会的经验教训,以补救现代化的弊端──诸如物质欲望之膨胀、人际关系之冷漠、共同社区之解体、生态链条之破坏,以及其他的在精神文化、传统道德、自然环境等方面的负效应。

2、就第一个矛盾而言,如果说经济改革是基础,那么改革就是关键;如果说经济改革曾经使中国经济由死变活,取得了今日不可小视的大进步,那么改革必将使包括、经济、文化等等方面的整个中国社会由死变活,并取得有利于全人类的大进步!在中国社会中的关键作用,是全部中国历史尤其是1949年以后的中国历史反复证明了的。前述经济改革与改革的矛盾,只有依靠体制的彻底改革才能解决。所以,改革必须进行。

然而,为了避免社会的动荡和混乱,改革最好采用自上而下的有序方式。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所谓“下”或群众应该采取观望和消极无为的态度,因为所谓“上”或执政者要能体察到全社会表达出来的改革要求,才有可能主动地和系统地实施改革。在这里,“全社会”的表达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局部的表达不足以引起足够的重视,或者不足以使改革者考虑改革的系统性和全面性。

就第二个矛盾而言,如果说社会体制是客体,那么国民精神就是主体。要改良当代中国社会,改革是关键,国民素质是基础。因为无论如何,社会体制的革新及其弊病的消除,是要靠高素质的国民去促成的。所以,国民素质必须提高。

要实现自上而下的改革,也必须有自下而上的推动。每一个社会集团或社会阶层,都应经过理性的思索,采用冷静的态度,尽力用言论或话语表达自己合理的要求,同时应顾及其他集团其他阶层的合理要求,以保持社会和谐。这就要求国民素质提高的方向,应该是从自我膨胀转向自我规限,从自我封闭转向自我开放,从自我中心转向自我超越。这些转向,都涉及某种宗教精神或教精神,因为教要求于人的“自卑”、“爱人”和“爱神”,正是这三种转向的宗教性表达。

就第三个矛盾而言,如果说实现现代化的要求所需要的,是所谓“工具理性”(M. Weber语)或“技术理性”(P.Tillich语),那么,防止现代化的弊端所需要的,就是所谓“价值理性”或“存在理性”。为此,终极的“价值”必须坚守,终极的存在不能“忘却”(M.Heidegger语)。

只有保持存在理性,才能指引技术理性,[6]既不因现代化的利益而盲目冒进,也不因现代化的弊端而裹足不前,而是在前进的过程中不断地矫正方向。只有敬畏终极存在,才能克服极端世俗化、实用化和自我中心的流行心态,提高国民素质,促成改革和社会体制改良,使中国的现代化真正成为全面的、系统的、社会整体的、同时防止负面作用的现代化。

三、

1、中国的教会要对解决第一个矛盾作出贡献,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

近代中国的佛教改革倡导者太虚法师曾经主张,佛教应该“问政而不干治”。[7]这也完全符合现代国

当代民族主义及其未来趋势_社会学论文 篇五

 作者:陈晓律 李永刚    民族主义是预测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尽管有学者预言“当20世纪末临近的时刻,全球化对民族国家是‘好的共同体’这样一个现代的正统观念提出了挑战”(注:G.莫德利斯基:《世界学原理》(George Modelski,Precinple of World Politics),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72年版,第56页。),但冷战后民族主义浪潮的重新泛起,却使人们觉得这样乐观的预测未免太早,与此同时,对民族主义这种随着资本主义而产生,并随着现代国际体系的形成而扩展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给世界带来了空前的冲击的,它在未来一个世纪中将会有何种走向,很自然地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一 民族主义的定义与分类

任何一种的定义都涉及到极为广泛的层面,民族主义也不例外。在预测民族主义的未来趋势时,回顾对民族主义的性质的争论是十分有益的。

欧内斯特·盖尔纳认为,“民族主义主要是一种原则,它坚持与民族的单位必须一致”;并断言,没有现代的国家,就没有民族主义问题(注:欧内斯特·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Ernest Gellner,Nations and Nationali),康乃尔大学1983年版,第1—5页。)。汉斯·科恩则认为,民族主义是一种心理状态,即个人对民族的忠诚高于一切。这种心理状态是同生养他的土地、本地的传统以及在这块土地上建立起来的权威等等联系在一起的(注:汉斯·科恩:《民族主义:它的含义与历史》(Hans Kohn,Nationali:Its Meaning and History),纽约1961年版,第1-8页。)。哈维丁·凯却认为,民族主义主要是一种自上而下创造出来的东西,是现代国家在近代初期欧洲西部地区的特殊的环境下长期行使权力而产生的(注:哈维丁·凯:《历史、阶级与民族国家》(Harey Kaye,History,Classes & N-ation-state),伦敦1988年版,第138页。)。汉亭·昂格的看法是,民族的概念就如同自由的概念一样,是一个光辉的字眼,并指出那些不合乎自由原则的所谓民族主义根本不是真正的民族主义。也有一些学者认为,虽然民族主义情绪早就? 嬖冢皇堑?8-19世纪才发展成为要求每个民族都建立本民族的的原则(注:伊利·凯多尔:《民族主义》(Elie Kedourie,Nationali),纽约1961年版,第1、15-18页。)。而按照和等人的论述,民族主义则是一种狭隘的民族意识,是一种对自己民族的偏爱。民族主义是可以分为进步与反动的两种类型的,但从本质上讲,民族主义是资产阶级民族观的核心,因而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它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而逐步消亡(注:《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70页;《全集》第22卷,第319页。)。

可见,民族主义是一个外延和内涵都相当复杂的概念。正因如此,如果对民族主义的含义缺乏基本的共同理解,就无法对民族主义的未来走向进行有意义的预测。事实上,每一个学者都是在从不同的角度剖析民族主义的本质,强调民族主义的某一重要特征,因而,对民族主义的定义客观上已经分为了几个大类,而在研究中,人们总是习惯于将各种含义不同的“民族主义”放在一起进行和论述,这就使人很难在一个共同的基点上相互理解对方的观点。为避免这种语焉不详现象的出现,我们可以按各个学者强调的不同重点而将民族主义大致地分为以下几类。

(一)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就是把强调民族主义的属性放在第一位,这是民族主义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个分类,实际上也是民族主义兴起的最显著的特征,其基本目标就是要求建立一个属于本民族的国家和,它与“追求国家身份”的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很多学者实际上也是将民族主义的这种属性放在第一位来进行论证的。“民族主义并不是简单地指民族情感,而是指旨在促进社会生活的一体化,并通过群众动员来决定现代国家发展的和社会运动。”(注:C.梯利:《欧洲革命(1492-1992)》(C.Tilly,Europen Revelution 1492-1992),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7页。)民族主义是“那种认为民族—国家具有伟大价值的群体意识,这一群体意识保证完全效忠于民族—国家。这一群体赞同民族—国家保持统一、和,以及追求某种广泛的相互可以接受的目标。”(注:E.B.伯恩斯:《简明拉丁美洲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250页。)这些观点,都反映了将民族主义的属性放在第一位,而将其他的属性放在其次来考虑的倾向。由于民族主义追求着具体的建立国家的目标,所以很自然地带有和的倾向,在各类民族主义中,民族主义也是最有破坏力的一种。

(二)经济民族主义

经济民族主义是与民族主义相对而言的,一般认为,经济民族主义是指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拉美国家在50-60年代倡导的以经济为主要内容的民族主义。“那些尚未取得‘现代化’或发达地位的国家,对于控制本国自然资源和经济命运的企图越来越警觉,并认识到这种必要性。这一现象的特点就是经济民族主义,它直接反映了这些国家经常抱怨的那种看法:它们虽然取得了与,但在经济上仍然是殖民地。”(注:S.坦塞:《拉丁美洲的经济民族主义》,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8页。)更为偏激的观点则是,经济民族主义是“某一制度对其地理疆界范围内的经济资源的开发,实行国家或私人控制的过程。它是国内资源由本国经济控制取代外国或多国经济控制的过程”(注:詹姆斯·帕崔斯:《拉丁美洲从依附到革命》,纽约1973年版,第197页。)。实际上,经济民族主义是一种在发展阶段上各个国家取得后必然产生的结果,即一个民族在完成自己取得的历史任务后,必须进一步发展自己的经济才能使自己真正地站起来。由于迄今为止,从宏观上看,现代民族国家仍是世界各国公民各种资源和财富分配的基本单位,因此,即便是西方发达国家,经济方面的民族主义也仍然十分? 苛摇5胝蚊褡逯饕迓杂胁煌氖牵话悴换嵋⒈┝驼秸嗍悦骋渍交蚓媚Σ林嗟男问匠鱿帧?BR>     (三)文化民族主义

文化民族主义是指民族主义中那些强调要保持和发展本民族文化的因素,它主张以同质性的文化传统为纽带,力图建立民族认同的文化空间单位,并进而达到巩固或分解实体的结果。一些学者认为文化民族主义有如下三个特征:文化民族以文化整合、文化标志而显形;文化民族是一种非非军事扩张的民族;文化民族具有“推崇文化”的内涵。由此而衍生的文化民族主义“反映了一种认为本民族文化和历史传统精神高于优于别人的居高临下的态度”(注:王逸舟:《当代国际析论》,上海出版社1995年版,第117页。)。文化民族主义在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中往往有不同的反映。一般而言,处于发展的低级阶段的文化民族主义,往往带有很强烈的防卫心理,由于在经济和等方面无法与更为发达的国家进行比较,只能以一种文化方面的“优越感”来保持或恢复民族自尊心。所以,落后国家的文化民族主义在脆弱的心理防线后面掩盖着的往往是一种自卑,是一种无法在其他方面与发达国家进行较量的自卑。相反,发达国家的文化民族主义则是以另一种方式出现,那就是利用自己的经济和优势进行各种形式的文化“输出”,即所谓的“文化殖民”。因此,文化民族主义在不同国家的表现形式与前两? 掷嘈偷拿褡逯饕逑啾龋哂泻艽蟮那稹5艿睦唇玻幕褡逯饕逡话阋膊换嵋⒈┝驼秸V挥械彼胝蚊褡逯饕褰岷显谝黄鹗保呕峋哂衅苹敌缘耐Α?BR>     当然,无论何种民族主义,都具有民族主义最基本的一些特性,但由于所强调的层面不同,因而其产生的社会和后果也有很大的不同。也可以这样认为,一个民族的民族主义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重点,而围绕着这些重点,民族主义也就往往强调自己不同的层面。也正因如此,我们在和预测民族主义的发展前景时,把握各类民族主义的既相互联系,又有所区别的特点,就十分必要了。

二 各类民族主义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中的不同表现

在对民族主义进行了这样简要的分类后,我们就可以对民族主义在不同国家的不同表现进行归类和了。

首先,从民族主义的层次,它是发展起步阶段所产生的一种主要的社会现象,它所追求的民族国家实体的建立,往往带来剧烈的震荡。按西方学者的观点,民族与国家是两个相互交错但并不相同的概念。民族主要强调种族、心理和文化的特征,而后者则纯粹是一个法律和的概念。要使这两者完全吻合,即在一个法律和实体的国家中,只能有同一种族、文化、语言乃至宗教都完全一致的国家公民,几乎是不可能的,就是日本这样一个被认为是单一民族的国家,也仍然存在着一些数量极少的少数民族。然而,建立现代的民族国家,又是一个民族在迈向现代社会过程中的一个几乎无法回避的问题。于是,在世界近现代历史上,各个民族为了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而引发了一次次激烈的冲突。最初为欧美各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逐步地扩展到了整个世界。因而,一些学者认为民族主义与国家增生有着密切的关系(注:时殷弘:《民族主义的国家增生效应和冲突倾向》,载《南京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专题简报》第三号,第9-10页。)。在建立民族国家的过程中,可以说民族主义占据了主要的位置(当然并不排除其他种类的民族主义所起的作用),同时,在世界各地能引发最激烈冲突的事件也几乎都与民族主义有关。所以,在谈

现代中国的民族主义_社会学论文 篇六

但到晚清时候,情况大变了:首先,中国被迫向 “西方”逐渐敞开门户,各种欧洲的器物、观念和人员迅速进入中国,大大改变了沿海地区和城镇居民的日常观感;从魏源、徐继畲等人编撰《海国图志》(1842)和《瀛寰志略》(1848)开始,整个社会的知识系统随之发生变化,到19世纪晚期,这个变化已经相当明显,尤其在东南沿海地区的比较年轻的文化人 中间,一种新的“世界”观念――中国只是世界上许多“国”中的一个,与西欧诸国相比,至少在经济、军事和上还居于劣势, 差不多完全取代了上述那一种古老的“天下”观念。

其次,从1840年第一次“战争”到1895年的“甲午战争”,西方列强、特别是“维新”成功之后的日本对中国的不断侵犯,在社会上造成了一种中国即将被“瓜分”的严重的忧虑。这忧虑的一个直接的思想后果,就是文化人普遍从利益冲突的角度来理解“国”与“国”的关系。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拥有极大的社会影响、自称能以手中的一枝笔“转移”国人心理的梁启超,就这样解释“国家”的起源和基本作用:“国家者,对外之名词也。……人类自千万年以前,分孳各地,各自发达。自言语风俗,以至思想法制,形质异,精神异,而有不得不自国其国者焉。循物尽天择之公例,则人与人不能不冲突,国与国不能不冲突。国家之名,立之以应他群者也。故真爱国者,虽有外国之神圣大哲,而必不愿服从其于之下,宁使全国之人流血粉身靡有孓遗,而必不肯以丝毫之权力让于他人。” 

其三,因为对颟顸守旧的清廷日渐失望,也因为有意借鉴西方“迅速富强”的经验,从1880年代开始,有意改革的文化人越来越自觉地宣扬 “国家”概念,并由此推导出“国民”、“国族”等一系列派生概念。 正是这一个属于全体“国民”的“国家”,逐渐取代了“朝廷”,成为19世纪晚期多数矢志改革的文化人忠诚的对象,也成为他们动员社会、起而创建或拯救的目标。

其四,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借助光绪皇帝的权威自上而下地推行社会改革的道路被斩断,一批比较激进的文化人更将矛头对准整个清王朝,开始了以满清、建立共和国为基本目的的革命运动。这个运动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大力鼓吹一种以种族而非文化来区分“汉”、“满”的意识,甚至不惜煽动某种类似种族仇恨的情绪。 譬如当时另一位重要的思想家章太炎,就特意用了这样古意盎然的文句,宣誓一般地写到:“白日有灭,星球有尽,种族神灵,远大无极!敢昭告于尔丕显皇祖轩辕、列祖金天、高阳、高辛、陶唐、有虞、夏、商、周、秦、汉、新、魏、晋、宋、齐、梁、陈、隋、唐、梁、周、宋、明、延平、大平之明王圣帝,相我子孙,宣扬国光,昭彻民听。俾我四百兆昆弟同心戮力,以底虏酋爱新觉罗氏之命,扫除腥膻,建立,家给人寿,四裔来享。呜呼!” 在当时,类似这样的言论,在激进的文化人主办的报纸和杂志上到处可见。

正是在上述复杂的内外社会、和思想状况的合力之下,一种与“亡国”、“国家”和革命问题密切结合的民族主义思想,开始在中国萌生。1902年梁启超发表系列长文《新民说》,明确主张:“今日欲抵挡列强之民族,以挽浩劫而拯生灵,惟有我行我民族主义之一策。” 1907年章太炎作《中华解》,从远古时期一路讲下来,以相当强悍的历史叙述,勾勒出“中华” 民族及其地理和疆域的基本轮廓。 1912年颁布的《中华临时约法》,开宗明义:“中华之,属于国民全体。……中华,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 领袖孙中山则干脆将“民族主义”举为他理论的三个核心概念之首; 直到1921年底,他依然在公开演讲中大声疾呼:“吾人若以救国为己任,则仍当坚持民族主义,实行收回已失之土地与国权,……勿谓满族已倒,种族革命已告成功,民族主义即可束之高阁也。” 到这时,无论是作为一些条理分明、但互相之间并不完全协调的主张和观念,还是作为一种宽泛而模糊的集体意识,“民族主义”已经深深嵌入中国社会的精神结构,成为其中的一个重要的枢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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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现代 时期,这种同时包含着内外两个面向的民族主义的形成和变化过程,既是思想和文化力量推波助澜的过程,也是、军事和经济环境反复的过程; 单就前一个层面来说,既是文化人不断采集外来思想、着意发挥的过程,也是他们不断挖掘中国传统的思想资源、重新阐释的过程。正是这种心物和内外交错、古今思想汇合的复杂情形,决定了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想必然包含多种成分,经常奏响多重的声音。在我看来,其中有这么几个方面是特别值得注意的:

第一,在外面,是西方和日本的不断的侵略,在内部,是特别被渲染的满族对汉族的持续的:这种种现实和历史的紧张情景,很自然会中国的民族主义形成一系列偏重反抗的暴烈倾向。被“瓜分”的恐惧几乎是踩着新的“世界”观念的脚后跟,与后者一齐充当了19世纪晚期中国人的“民族”自觉的起点,从这样的起点生长出来的,必然首先是一种反抗的意识。一旦侵略和逐渐落在实处, 其中的物质和因素越来越触目,民族主义的反抗的重心,也就势必向暴烈的方向明显倾斜。甲午战争以后,痛感国人缺乏血性、鼓吹尚武精神的言论越来越多。 1903年,蔡锷等人更在东京和上海同时建立“军国民教育会”,断言“居今日而不以军国义普及四万万,则中国其真亡矣!” 与这股偏重“国民之战斗力”(蔡锷语)的思想潮流相伴随的,是一种堪称极端的普遍的暴烈情绪。戊戌促使大批文化人转向反清革命,策划,组织,种种激烈甚至咬牙切齿的言论随之而起。1908年吴稚晖在巴黎写文章詈骂刚刚病逝的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一上来就是:“西那拉,小载湉……”,结尾则宣告:“胡狗一日不逐出长白山外,则汉人终无恢复人格之一日”。 这是将当时普遍的民族主义的极端情绪, 表达得再清楚也没有了。

在这样一派紧张、激烈的气氛当中,民族主义的思想家和鼓吹者们很自然就要向外来和中国传统的思想里面去寻找那些可以支持上述倾向的资源。就外来思想而言,严复版的“进化论” 是最重要的例子,它将生物之间的生存竞争说成是世界的第一准则。既然万事万物都是处在竞争之中,不能在竞争中获胜,便什么都谈不上,中国的民族主义的眼光,就势必会聚焦于民族、国家、阶级……之间的对抗,那与对抗不同的别样的关系,也就自然被排除在视野之外。 既然一切事物的盛衰存亡,都是取决于能否在竞争中获胜,中国的民族主义就势必全力去发展那些最有助于取胜的事物,很少分心去考虑“取胜”之外的其他事情。 既然生存竞争是历史进步的体现,胜者一定优于败者,中国的民族主义就尽可以安心地运用一切极端手段,因为最后的胜利早已经为所有的手段预作了伦理上的保证。

在中国传统的思想资源当中,最能支持民族主义的上述倾向的,就是对于“春秋战国”时代、以及其后那些类似的割据时代的深刻记忆。早在1870年代,王韬就屡屡比照春秋战国来世界形势:“欧洲诸国之在今日,其犹春秋时之列国,战国时之七雄也。” 不仅他这么说,当时清廷派出去的不少具有危机感的外交官也这么说。 正是通过不断地征引春秋战国时代的阴暗史例, 这些鼓吹救亡的文化人很自然地突出了对现实的两个基本的判断:一,由于国与国之间的必然的利益冲突,诸“国” 和平并存的局面只是暂时的; 二,惟其如此,诸国竞武斗力,最后必然会出现一国压倒其余、独霸天下的局面。 你当可想象,在那样危机深重的现实环境里,这些偏重于生物、国家和民族之间的必然冲突的理论观念和历史叙述,会如何在不同的层面上,极大地强化中国民族主义的偏狭和激烈品格。

特别要指出的是,中国民族主义的这一种在晚清的特殊遇境里膨胀起来的偏狭和暴烈倾向,在其后的一个世纪里并没有得到根本的遏制。这其中的原因相当复杂。单就国际状况来说,两次世界大战,日本对中国的长达14年的侵略战争;1950年代以后“冷战”格局的形成及其延续,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再到1962年至1979年的中印、中苏和中越边境冲突;二次大战以后中东、南亚次大陆、巴尔干地区、东部非洲和南洋群岛地区的连绵不断、几乎看不到头的民族和国家冲突;苏联解体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新的咄咄逼人的气势,以及“9·11”惨剧所引发的新一轮报复和反报复…… 所有这一切似乎都不断在证实100年前唐才常和胡汉民们的“竞争”、“对抗”或者“战国”意识的正确。 从严复那一代人起,其实是不断有中国的文化人、知识分子乃至人物,以不同的理由竭力扩大民族主义的视野,创造各种和平共处、携手相助的世界想象。 但是,1999年美国轰炸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以后,在中国各大城市迅猛爆发的和互联网上的激烈的反美言论, 20xx年、上海等地许多大学生和市民对纽约恐怖事件的出人意外的反应, 却更明确地显示了,充满血腥意味的国际现实对中国年轻一代的激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具有多么巨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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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主义虽然特别注重国际冲突,却并非没有对于和平的国际秩序的设想。19世纪晚期,就在大声疾呼“变法”、频频向皇帝上书的同时,康有为已经着手写作洋洋10大部的《大同书》,详细勾画他心目中的未来世界。1903年,梁启超发表小说《新中国未来记》,开创出晚清流行的一种专门描述国家未来的小说类型。4年以后,章太炎相继发表长篇文章《中华解》和《五无论》,展示

当前大国合作及其发展前景析论_行政论文 篇七

“9·11事件”改变了世界,也引起了大国关系的深刻变化、调整。围绕反恐主题,大国合作关系明显加强,分歧和冷战思维对大国关系的消极影响进一步削弱。由于大国关系向来是影响国际安全与稳定的决定性因素,大国间是合作还是对抗,从根本上规定着世界安全态势的基本走向,“9·11”以来大国关系的新变化因而较之其它领域的变化也就更引人注目。本文拟以美国的大国战略调整为研究起点,透视当前大国合作关系及其前景,就教于同仁。

一、美国“反思”与大国反恐合作局面的形成

“9·11”后,美国开始对自身进行认真的“反思”,并对国际事务、尤其是对大国关系及美国的全球地位和实力弱点有了不少新认识,其中最重要的有三点。

第一,对美国实力的弱点及其限度有了新的认识。单从统计数字看,美国的综合实力确实独步天下。美国20xx年国内生产总值达10.17万亿美元,占全球的32.5%,(注:世界银行:《20xx年世界发展报告》,第239页。)年度国防开支约占全球的40%,“比排名紧随其后的其余20个世界军事大国的国防开支总和还要多”(注:CharlesKrauthammer,“The Unipolar Moment Revisited”,The National Interest,Winter 20xx/20xx,p.7;And Paul Kennedy,“Time for an American Recessional?”Newsweek,Issues 20xx.)。20xx财年,美国由五角大楼支配的防务预算达3640亿美元,再加上单列的本土安全预算377亿美元,实际防务开支达4017亿美元。20xx年2月3日提交国会的20xx财年预算案提出将年度防务预算和本土安全预算分别增至3799亿美元和413亿美元,如得到批准,其实际年度防务开支将超过4200亿美元。到20xx年,美国由五角大楼支配的防务开支将进一步增至4840亿美元,加上单列的本土安全开支,实际防务开支总额将接近6000亿美元。(注:Peter Speigel,“Pentagon Wins Cash forCutting-Edgy Hardware”,Financial Times,Tuesday,February 4,20xx;And PaulKennedy,“Time for an American Recessional?”Newsweek,Issues 20xx.)美军远程投送、精确打击、数字化建设和海、空作战及后勤保障能力无与伦比。20xx年版美国《战略报告》宣称:“美国在世界上拥有前所未有和无与伦比的实力和影响。”(注:The White House,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September 20xx,p.1.)保罗·肯尼迪也评论说:就综合实力而言,“历史上不存在任何一个可与当今的美国相比较的国家”(注:Paul Kennedy,“The Eagle HasLanded”,Financial Times,February 2,20xx.)。但是,“9·11事件”暴露了美国的弱点,以美国之强大,竟挡不住少数的拼死一击。“9·11”后,美国全面动员,按战时体制与开战,收效并不理想。20xx年10月以来的新一波恐怖袭击表明,实力犹存,美国面临的恐怖威胁并未解除。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也是最虚弱的国家,美国再强大,也不可能单枪匹马保障美国绝对的安全。正如美国政策规划办公室主任理查德·哈斯的那样:“美国人在20xx年9月11日突然懂得,美国的卓越地位并不意味着美国不可能受到袭击。”(注:Haass,“U.S.Wants SharedValues and Shared Interests with China”,Washington File,December 16,20xx.)

第二,对美国的威胁源有了新的认识。整个20世纪,美国都把某个大国或大国集团谋求“统治”世界视为美国的主要威胁。20世纪上半叶,美国视“德意志帝国”和德国及由其领导的“同盟国”集团和“轴心国家”为主要安全威胁。下半叶,美国视苏联及“华约”为主要安全威胁。为战胜这类大国或大国集团威胁,美国不断增加国防开支,扩充军备,并组建军事同盟,甚至进行或准备进行“总体战”。从1945年到1991年,美国国防开支始终位居全球之冠。冷战结束后,美国继续在大国中寻找战略对手和威胁源,视中、俄为潜在战略对手,大国关系,特别是美俄、美中关系依然起伏不定。“9·11”袭击及各大国在反恐战争中对美国的积极支持,使美国决策界、战略界和精英层进一步认清了世界潮流的变化。21世纪不再是大国武力争雄的世纪,传统安全威胁、尤其是大国竞争不再是美国所面临的头号和直接威胁。20xx年版美国《战略报告》明确提出:美国现在所受到的威胁,“与其说来自耀武扬威的国家,不如说来自衰败国家;与其说来自舰队和军队,不如说来自少数怀恨在心者手中的灾难性技术”。在此前后,总统及其他美国政要也多次公开宣布:美国面临的最严重危险是“极端主义与技术的结合”。(注:The White House,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September 20xx,p.1.)据此,美国把威胁定位为美国的头号和现实威胁,防范中、俄等大国崛起和挑战在美国轻重缓急排序表上的位置大幅后移。

第三,对美国与各大国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9·11”袭击发生后,各大国没有置身事外,更没有按传统的“零和”游戏规则和冷战思维兴灾乐祸,把美国受难视为自己得分。相反,各大国对美国给予了最大的同情,中、俄两个“体制外”大国率先表态支持美国反恐,对美国决策人重新认识大国关系产生了尤其积极的影响。一年多的反恐实践也促使美国认识到,分子没有国家、没有实体,打了就走,来去如风,传统的军事手段对其无可奈何,“仅靠对一些国家实施大规模报复的威慑已经不再有效”。(注:乔治·:“我们今天已变成另外一个国家”,《星期日世界报》,20xx年9月8日。)美国国务卿鲍威尔撰文指出:反恐战争是一场“外交战争”、“斗争”,同时也是一场“难以捉摸的战争”,但不是一场“真正的战争”,这场战争“是在沉默中进行,做的是诸如执法、交换情报和将做坏事的家伙揪出来之类的事情”,美国因而需要国际合作、尤其是大国合作。(注:New York Times,September 11,20xx.)增进大国合作由此成为美国决策界、战略界和精英层的主流战略思想。从总统20xx年6月在西点军校发表讲话到“9·11”周年纪念活动前后,美国政要在不同场合,以不同方式,反复重申美国要利用百年不遇的时机,建设一个各大国和平合作、不再持续备战的世界,促进世界“和平与安全”。(注:The White House,The National Security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September 20xx,p.i.)

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也是冷战后唯一一个继续谋求争雄世界的大国,美国的“反思”结果因而意义重大。“9·11”以来,美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主动调整、改善与各大国、尤其是与中俄的关系。总统分别于20xx年10月和20xx年2月两访中国,于20xx年5月和11月两访。美国总统如此密集访问一向被视为“潜在竞争对手”的“体制外”大国,这在美国对外关系史上独一无二,表明了美国谋求推进大国合作的急迫心情和部分诚意。美称俄、中为“反恐盟友”,(注:Remarks by thePresident and Chinese President Jiang Zemin in Press Conference,WashingtonFile,October 28,20xx,p.9.)与俄达成能源合作协议及裁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向俄提供200亿美元裁减战略武器专款;高规格接待到访的中国国家元首,把“独”列入国际恐怖组织名单,严厉斥责当局的“一边一国论”,以总统名义公开承诺“不支持”。凡此种种,不但有助于稳定和改善美与中、俄关系,也有助于改善大国关系总体氛围,对促进大国合作起了推动作用。

美国的努力得到了各大国的积极回应。中、俄等大国也采取措施改善与美关系。事实上,美国一年多来在反恐方面有所得,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大国合作。美国在阿富汗战争中打得比较顺手,就得益于俄、中、英、法、德、日、印等大国在军事、、经济、情报和地缘战略等方面直接、间接的支持与配合。阿富汗战争实质上是自16世纪“民族国家”诞生以来,全球所有大国第一次联合起来对付一个共同敌人的经典战役。

除合作反恐外,美俄在能源领域、美欧俄在北约东扩问题上、美俄中在朝鲜核危机及中亚稳定问题上及各大国在反扩散和振兴世界经济等问题上,也在谋求合作。这不但进一步改善了大国关系氛围,形成大国关系良性互动,也说明大国反恐合作开始向其它领域延伸。总之,“9·11事件”及恐怖与反恐怖斗争促使美国开始进行反思,而其反思结果有助于消弥大国冲突、“新冷战”甚至战争因素,增进国际总体稳定。即是说,“9·11事件”通过改变美国而改善了大国关系,进而改变了世界战略与安全形态。

二、大国合作能否超越反恐?

从形式上看,当前大国合作局面是恐怖与反恐怖斗争条件下的产物,因而呈现两大突出特点:第一,它以反恐怖为基础、以合作反恐为主要内容;第二,它以美国“反思”,谋求各大国支持反恐为第一推动力。但是,恐怖与反恐怖斗争即使再延续三五年,也只是大国关系史上的一个插曲、一个临时性的主题,大国合作如局限于反恐领域,其意义就极为有限。虽然美国政要及美有关战略文件一再宣称反恐是美国的长期战略任务,但实际情况未必如此。《时代》周刊20xx年9月载文指出:不论恐怖与反恐怖斗争的影响有多大,都不能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或冷战相提并论,“不过是一支东躲的杂牌军”,其实力及影响力与足堪挑起、从事世界大战的大国也不能相提并论。文章要求美国不应以反恐为美“首要任务”、主导“美国的对外政策”和行为方式。(注:Michael Elliott,“No,America Has Not Changed”,Times,September 9,20xx. )无论如何,反恐不可能真的长期主导美国对外战略,由此提出的问题是:大国关系将 朝什么方向发展?美国以反恐为驱动力的大国合作战略能否继续维持?当前以反恐为基础 和推动力的大国合作还能走多远?它在反恐主题淡化后能否持续下去?这些疑问归纳起来 ,其实就是一个问题:当前大国合作能否超越反恐,有没有“可持续性”?

要回答上述问题,需要从更广阔的背景透析决定21世纪大

论xx对确立现阶段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范畴的独x献_社会学论文 篇八

中国现阶段社会主要矛盾是八大确立的哲学范畴,而它的确立却有一个理论上的发展过程。和恩格斯,曾有过关于事物矛盾问题的重点论思想及隐含于其中的矛盾发展不平衡性的思想。发展了他们这一思想,提出了矛盾发展不平衡理论,并成功地领导了十月革命。这些思想及理论是主要矛盾理论形成的极为重要的思想资料。但是,不论是、恩格斯还是,都没有直接地指明这个问题,当然也没有提出主要矛盾的概念,更没有确立起社会主要矛盾范畴。从主要矛盾和社会主要矛盾概念的提出到这一概念上升为社会矛盾系统中的一大范畴,是对主义社会矛盾原理的独献。 

一 

创立了辩证法关于矛盾问题的系统学说,把事物矛盾问题的地位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从而为主要矛盾范畴的确立创设了理论环境。 

西方哲学史上有古希腊本体论、近代认识论和德国古典哲学等几个重要的阶段。在这些阶段中,辩证法虽古已有之,但黑格尔以前却没有形成系统的辩证法体系。黑格尔集人类辩证思想精华之大成,在哲学史上第一次构建了一个系统的辩证法理论大厦,然而却没有形成一个从微观上系统研究矛盾问题的理论体系。 

在主义哲学产生后,试图从微观上建立一个关于事物矛盾问题的系统理论体系。为此,潜心研读了哲学史上几乎所有有关的经典著作,作了大量的读书笔记。在《辩证法的要素》和《谈谈辩证法问题》等文章中,把辩证法视为研究对立统一规律的学说,指出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而且已经拟定了一个专门研究辩证法特别是矛盾规律的提纲。可以说,在辩证法的发展史上,的这一思想就是当时辩证法关于矛盾规律发展的一个制高点。但的这一思想仍然只是一个提纲,他自己也表达了这一提纲需要进一步说明和发挥的愿望,但由于种种原因,在有生之年,没有实现这一愿望。 

实现了的这一愿望。《矛盾论》不仅是主义哲学史上第一部系统阐述矛盾问题的著作,而且也是整个哲学史上从微观角度系统研究辩证法关于矛盾规律的第一部著作。在这部著作中,接过试图解决但又没有来得及解决的理论命题,将对立统一规律作为宇宙的根本规律,从两种对立的宇宙观入手,详尽地解剖和了矛盾的普遍性、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以及对抗在矛盾斗争中的地位等一系列关于矛盾的问题,全面考察和系统阐发了辩证法关于矛盾规律的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把辩证法关于矛盾问题的研究提高到了一个崭新的水平。正因为在《矛盾论》中对辩证法矛盾问题作了一个系统的阐发和总结,构建了辩证法关于对立统一规律即矛盾规律的系统学说,于是主要矛盾作为矛盾范畴系统中的一大范畴,它的出现也就不可避免了。 

二 

创造性地发展了经典作家关于矛盾不平衡性的思想,提出了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的概念,为社会主要矛盾范畴的确立奠定了理论基础。 

可以说,的《矛盾论》既是辩证法关于矛盾问题的系统阐发,又是矛盾不平衡理论的发挥和发展。关于矛盾问题的理论是建立在矛盾系统和矛盾诸方面发展不平衡性这个基点上的。 

在看来,无论什么矛盾,矛盾的诸方面,其发展是不平衡的。有时候似乎势均力敌,然而这只是暂时的或相对的情形,基本的形态则是不平衡。如果“不研究这两种矛盾情况的差别性,那就将陷入抽象的研究,不能具体地懂得矛盾的情况,因而也就不能找出解决矛盾的正确的方法。这两种矛盾情况的差别性或特殊性,都是矛盾力量的不平衡性。世界上没有绝对地平衡发展的东西,我们必须反对平衡论,或均衡论。”(注:《选集》第1卷,第326、322、326~327页。 )当然,也不完全否认矛盾双方在力量、规模和发展速度上的某种暂时的和大致相当的情况,即存在着矛盾暂时平衡的情况。然而他坚信,平衡只是相对的,不平衡则是绝对的。所以,《矛盾论》所涉及的每一个问题都体现了矛盾不平衡的思想:对立统一规律作为宇宙的根本规律,对立和同一是不平衡的,对立是绝对的,而同一则是相对的;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作为反映事物矛盾问题精髓的基本特性,二者也是不平衡的,抓住了事物矛盾的特殊性,就抓住了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质的规定性;同一性和斗争性,作为事物矛盾的两大基本性质,二者也是不平衡的,同一性是相对的,而斗争性则是绝对的,等等。 

当用这一矛盾不平衡性的思想来对事物的诸多矛盾和矛盾诸方面的关系作考察的时候,他就水到渠成地看到: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这种规定或影响其他矛盾的矛盾就是这一事物的主要矛盾。主要矛盾在矛盾系统中“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注:《选集》第1卷,第326、322、326~327页。)不仅如此,还发现,在各种矛盾之中,不论是主要的或次要的,矛盾着的两个方面,又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其主要的方面,即所谓矛盾起主导作用的方面。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至此,关于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的思想就形成了,而且主要矛盾在哲学中的范畴地位也就被正式确立了起来。 

三 

运用矛盾不平衡理论成功地指导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使主要矛盾理论经受了实践的检验,从而完成了理论形成的最后一个环节。 

与一样,在研究和探讨哲学问题时,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将哲学问题与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所以他的矛盾不平衡理论既是中国革命实践的经验总结,又反过来用以指导中国革命实际,以至将其规定为中国党从事革命战争的战略和策略。他说:“对于矛盾的各种不平衡情况的研究,对于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主要的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的矛盾方面的研究,成为革命政党正确地决定其上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方针的重要方法之一,是一切党人都应当注意的。”(注:《选集》第1卷,第326、322、326~327页。)根据这一策略,正确地了, 当着对我国进行侵略战争的时候,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而包括封建主义和大众的矛盾在内的其他矛盾则暂时地降到次要和服从地位;当着不是采用对我发动侵略战争,而是用、经济和文化的时候,大众和封建主义的矛盾就上升为国内的主要矛盾;当着我国国内战争发展到危及及其走狗国内反动派存在的时候,就与国内反动派站在一起,与大众构成主要矛盾。正是由于矛盾不平衡理论在新主义革命时期的正确运用,我们党才在革命的各个不同时期抓住主要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及其变化,并实行了相应的战略和策略,才赢得了各个不同时期革命的胜利。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依据矛盾不平衡理论,清醒地认识到这个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大众与封建军阀的矛盾,革命的主要任务是打倒军阀。为此,我们党广泛地开展了工人运动和农动,结成了包括在内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叛变后,我们党正确地了中国当时的社会性质和革命的主要动力,及时地把革命力量转向农村,开辟了革命根据地,保存了革命力量。在日本大举进攻中国后,中国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社会的矛盾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主要矛盾由阶级矛盾易位于中华民族与日本的。我们党及时地了这一矛盾,正确地解决了“西安事变”等重大事件,促成了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为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战争的胜利,标志着中华民族与日本的最终解决,中国大众与为代表的官僚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的矛盾又一次上升成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党不失时机地提出了“打败,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并领导全国顺利地取得了全国新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 

事实一再证明,中国革命的胜利,在一定意义上,就是矛盾不平衡理论指导的结果。这一理论不仅指导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也为中国现阶段社会主要矛盾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四 

创立了基本矛盾理论,为中国现阶段社会主要矛盾理论的创立准备了理论前提。 

关于社会是否存在矛盾的问题,曾有过“在下,对抗将会消失,矛盾仍将存在”的著名论断。当制度在人类历史上出现以后,人们发现,正如所预见的,新的社会制度并非是太平盛世,也存在着矛盾和冲突。因此,十月革命胜利后,在本世纪30年代,苏联理论界就如何认识社会矛盾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但在斯大林的错误导向下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成果。 

具体说,斯大林自1936年宣布在苏联已经建立起社会后,在领导建设的实践中对这一问题的回答经历了一个从“完全适合”到“也有矛盾”的认识过程,但他对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是什么的问题,终究还是没有搞清楚。 

1938年,斯大林出版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书,认为当时苏联社会的生产关系“完全适合”于生产力的性质。他宣称,苏联社会已不存在阶级矛盾和阶级冲突了,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在上、道义上是完全一致的,而且这种一致就是苏联社会继续向前发展的动力。但“完全适合”论显然不符合当时苏联社会的实际,以致于迫使他在这个问题上不断地改口,甚至自相矛盾。1952年,斯大林在《苏联经济问题》中谈到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关系时对他的这一论点作了重新解释,说“完全适合”这种说法是不能在绝对意义上来理解的,不

浅析社会契约思想与x_法律论文 篇九

内容摘要:社会契约思想在西方源远流长,影响深远。它以自由、平等、为基石,影响着西方的产生、发展。本文从社会契约思想及其与西方的关系入手,结合我国中存在的某些问题进行了,认为契约思想在我国的推广,将会推动我国的完善与发展。

关键词: 社会契约 自由 法治

所谓契约,它在英文中相对应的词是contract,由拉丁语contractus发展而来,其意就是共同交易,它强调的是交易双方或多方的合意。本文的社会契约思想,指的是一种国家观,即基于人们的合意,把原本属于自己的天赋权利的一部分让渡出来,建立国家,从而保障发展自己的权利。社会契约思想首先由古希腊的伊壁鸠鲁提出,而后经霍布斯、洛克发展,最后由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一书中推向顶峰。社会契约思想最初只不过是先哲们对国家、社会、个人之间关系的理性思考,后来则被家们付诸于实践之中。如1620年英国102名清通过《五月花号》公约,试图建立起一个自由、平等的共同体。1639年的康涅狄克《根本法规》,也是康涅狄克殖民地所有居民依照契约理念自由缔结的。它作为根本法,从其诞生起直至1818年,一直是康涅狄克管理政务的法律基础,并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成文xxx。社会契约思想与西方xxx、紧密关联,人类历史早期的这些立宪经验,为后来美国、法国等西方国家的经典立宪实践提供了有益的参照。可以说社会契约思想是西方的源泉和基础,没有社会契约思想,就不可能有灿烂的西方文明。

一、社会契约思想之

1.个人主义是社会契约思想的人文基础

契约是两个或两个以上自由、平等主体的合意。契约在某种意义上与自由语意相通,无自由即无契约。西方哲学家曾对此作了深入地理论。如笛卡尔以“我思故我在”①证明人的意志的性和人存在的价值。康德则进一步解释:“自由是于别人强制意志,而且根据普遍的法则,它能够和所有人的自由并存,它是每个人由于他的人性而具有的独一无二的、原生的、与生俱来的权利。”②而罗伯特·考特和托马斯·尤伦在《法和经济学》一文中论及自由意志理论对契约法的影响时指出:“意志理论存在是个重要的真理。”③没有自由平等的意志,就不存在契约,更谈不上社会契约。社会契约思想存在的前提与基础是自由平等的个体存在。自由平等的个体的发展过程是与社会契约思想的发展过程紧密相连的。可以这么说西方个人主义的发展史实际上社会契约思想发展的前奏曲。纵观西方个人主义的发展,它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前两个阶段为社会契约思想打下了基础,而最后一阶段与社会契约思想直接相关。西方个人主义发展的第一阶段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它是自由平等思想传播的初始阶段。针对中世纪的等级制度,人身依附关系,农奴制等,文艺复兴家高举“肯定人的价值与尊严,发展人的自由人格”的大旗,向封建统治秩序进行了猛烈的进攻,使西方个人主义思想得到了最初的传播。布克哈特曾满怀豪情地谈到这一点:“经过文艺复兴,人意识到自己独特的价值,意识到自己的地位与尊严……并愿为自由、平等作出努力,甚至献出自己的青春和生命”①。第二阶段是宗教改革,在这个时期西方个人主义思想在社会各阶层得到了进一步的认可和加强。教是西方文化的根基,具有深厚的人文基础。教义首先肯定:人人是上帝的子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像兄弟姐妹一样,和谐相处,人人平等。但是《旧约》中的人人平等要服从于封建教会的等级制度。在宗教改革中,有两个人使西方个人主义思想得以更广、更深刻的传播。一个是马丁·路德,他赋予古老的教“因信称义”这一命题以新的含义:平信徒皆教士,即每个都是教士,皆有资格出现在上帝面前。也就是说,在上帝面前,人人都具有的个体资格②。另一个是德国农民领袖闵采尔,他更革命、更激进,他提倡:“应按教的教义改造社会,使教的精神在尘世中得以实现,把天国的法律变成国家的法律,在尘世就像在上帝面前一样,人人平等”③。通过这两个阶段,自由平等思想在整个社会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为社会契约思想的深入打下了坚实的社会基础。到西方个人主义发展的第三阶段,西方个人主义思想经天赋理论的充实,直接为社会契约思想的发展点燃了生命之火花。因为人只有有了权利,才能把自己权利的一部分让渡出来,建立国家。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采用自然状态、天赋、自然法等话语框架来解释和说明人类社会的原始状态,反对封建等级和特权。斯宾诺沙认为,在市民社会和国家产生以前,人类曾长期生存在自然状态下。他说:“天然状态,在性质和时间两方面,都先于宗教……(在天然状态)没人为神圣的法律与权利所束缚……我们认为自然的状态是先于缺乏神圣启示的律法与权利,并不只是因为无知,也是因为人生来就赋有自由。”④洛克也认为自由状态是一种平等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一切权力和管辖权都是相互的,没有一个人享有多于别人的权力。极为明显,同种和同等的人们既毫无差别地生来就享有与自然一切同样的有利条件,能够运用相同的身心能力,就应该人人平等,不存在从属或受制关系。”⑤洛克还在自然状态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人人享有自然权利,即生命、健康、财产、自由,这就是最古典的四种天赋。

2.的、正义的国家观是社会契约思想的核心

衡量一个国家的是否,要看在国家事务的管理中,是多数人的意志,还是少数人的意志,或者是某个人的意志在起决定作用。的最大特点是社会成员对社会公共事务、国家事务的广泛参与。而专制则是君主统揽国家大权,参与国家事务管理的人员只是少数皇亲贵族,而广大百姓无任何参与的可能。一个国家的是否正义,取决于国家是否为每个公民提供平等参与、平等参与经济竞争的权利与机会,还取决于国家是否为公民提供生存与发展权利的必要保障。历史上存在过的政体形式,如宗法制、寡头制、贵族制、和君主制都没有满足这种的与正义性,而唯有共和制这种政体达到了的与正义性的目的,究其原因国家权力的最后归属不同是最重要的因素。专制政体的国家权力属于神或君主,排除了参与的可能;而共和政体的国家权力归属于,为参与提供了基础与前提。社会契约思想之所以说它是一种正义与的国家观,首先在于它一开始就表明了国家的权力属于,能广泛参与国家,经济事务的管理;其次是因为它表明了国家建立及国家权力运作要合乎正义性。如古西腊智者吕科弗隆认为:为了保证“个利”(自然权利),人们才缔结了契约,建立源于自然正义的关于利益的契约,其目的在于避免人们彼此伤害和受害,人们订立契约成立国家的主要目的是“确保人们相互间的安全,克服相互间的恐惧,避免相互间的损害”①。伊壁鸠鲁认为,人们以契约建立国家的目的是保障民众的权利,并为其谋求更大的幸福,公共福利是社会契约的最高原则②。对社会契约思想所蕴涵的正义与性论述最为明确的是卢梭和罗尔斯。卢梭说:“这种契约并不是上级与下级之间的一种约定,而是共同体与它的各个成员之间的约定.它是合法的约定,因为它是以社会契约为基础的;它是公平的约定,因为它对一切人都是共同的;它是有益的约定,因为它除了公共利益之外,不能再有其他目的;它是稳固的约定,因为它有公共的力量和最高的权力作为保障."罗尔斯的论述十分富有现代意义,在《正义论》一书中,他从启蒙思想家的社会契约论出发,认为契约的目标是“选择确定一种指导社会基本结构设计的根本道德原则(正义原则)”③,该原则分为有关公民权力的“平等自由原则”和有关经济利益的“机会公正平等原则”④两部分。他对社会契约所蕴涵的与正义虽然推崇备至,但他强调“要理解它(社会契约)就必须把它暗示着的某种水平的抽象这一点牢记在心。特别是我的正义论中的契约并不是由此导入一个特定的社会,或采取一种特定的形式,而只是要接受某些道德原则。”⑤

3.社会契约思想实质上包含了通过协商机制平衡各种社会利益的规则

伊壁鸠鲁在论证社会契约思想时,曾说:“人生的目的就是追求幸福……为达到这个目的,甚至不惜违反正义。这样一来,人们之间必然形成彼此妨害以致达到危险的局面,这是同人们追求享乐目的背道而驰的。而唯一摆脱困境的方式则是互相妥协。通过契约的方式建立国家,成立,制定法律,调整人们之间的利益。”①在伊壁鸠鲁看来,建立国家的方式就是和平协商,相互妥协,因为只有通过运用这种规则,才能达到社会各种权利的平衡。洛克也坚持认为建立社会必须通过契约,而这种契约的核心和实质是人们同意。他是这么说的:“他们的社会都起源于自愿结合和人们自由地选择他们的统治者和形式的相互协议”②。订立契约的过程就是各种利益的保存、发展以及限制、平衡的过程,这是契约社会最起码的规则。基于此点理由,洛克认为,征服不可能成为国家的起源,以武力胁迫别人同意,离开契约这种规则,就会导致权利失衡,其结果是被胁迫方的权利无法得以保存③。事实上社会上的利益是多元化的,不同个人之间,各利益集团之间,利益集团与公共利益之间始终存在着利益冲突,要在冲突中保存和发展各自的利益,唯一的办法就是各集团就各自的利益定义和定位进行一种多层次、多方位和连续不停的“谈判”④,即不同的力量依据共同认可的规则,在层面上进行一种“give-and-take”⑤的协商,避免任何一方的全赢或全输。这种“谈判”实质上就是达成契约的过程。这种过程,不仅在启蒙思想家们看来是建立国家惟一符合正义的途径,而且在今天的家们看来,也是保证国家繁荣、稳定、发展的唯一有效的规则。从历史实证的角度来看,1215年的《自由大宪章》实质上是日益强大的贵族阶层与封建专制王权之间第一次和平地正面交锋的结果,也是运用契约这种规则既限制王权,又同时维护国家稳定的一个光

自由主义还是社会x主义—浅议未来中国x原理_行政论文 篇十

不应轻易超越自由主义

中国的现代化,在器物层面上比较容易达成全民族的共识,因此制度上的安排成了关键问题。如果说,走之路是历经长期探索、争论、曲折而形成的主流意识,那么我们必须面对的困境是百年来中国有xxx而无这一事实。近年来,中国大陆知识界明显表现出重新关切、深入探讨问题的趋势,这是令人鼓舞的现象。

中国现代化的后发劣势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当中国人刚认识到西方精神、文化、制度上的某些重要价值,刚开始体认、宣传,远未达到深入认识,更谈不到实行的阶段,就见到西方本土对自己的主流传统意识的批判和反叛,再加上某些具体事件的,人们于是轻易放弃对那些价值的追求,拥抱更新、更时髦的价值,以图满足“迎头赶上”的心理。其结果是“欲速则不达”,中国人在“最革命”、“最优越”的梦幻中不断碰壁,吃尽了苦头,最后不得不老老实实地从头来过,但时间浪费了,机遇丧失了。

中国人对个人自由、市场经济、竞争机制等属于“资本主义”范畴的价值,就有这种从认同、宣传,但很快就质疑、抛弃的过程。这个过程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但过了半个多世纪,历史重演:刚开始清算的蒙昧主义和个人迷信,紧接着就是对启蒙、理性、科学的解构和批判;刚开始大张旗鼓地从事现代化建设,后现代和反现代的思潮就在知识界、文化界甚嚣尘上;刚认识到打破闭关自守、走向世界的必要性,马上就有人把反全球化运动当成最新方向。

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命运也是如此。从严复比较系统、正规地引入西方思想和学术以来,中国人的主流在一、二十年间是自由主义,但五四之后,各种思潮就接踵而至,一些著名的自由主义先驱改换门庭,拥抱,更有不少自由主义代表人物在自由主义立脚未稳的情况下作式的修正,以至于三、四十年代的自由主义阵营的宣言或言论自由主义色彩不浓,色彩不浅(比如对苏维埃体制的赞扬,以及鼓吹“上,经济上”)。如果说当时的既包括和主义即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话,那么从自由主义到的转移过程继续进行,最后是主义大获全胜,自由主义和在近半个世纪都成了无容身之地的异端。

上世纪90年代,自由主义话语在中国大陆重新出现,与此同时,新左派思潮对自由主义的批评日渐猛烈,越来越受到重视。由于新左派和后现代思潮主要是从事批判与消解,正面建构性的内容不多,因此当人们思考中国未来的前途和设计时,是与自由主义相近而最具竞争力的另一种选择。

我认为,就中国大陆前景的基本原理和价值选择而言,不论就逻辑顺序还是时间顺序而言,我们都应该把自由主义放在先于的地位。

的基础和理论框架只能是自由主义

和自由主义的相似与重合之处甚多,在当前中国的现实条件下,二者的相同之处更是多于相异之处。我们也许可以说,在现实目标的追求方面,目前二者是大体一致或平行的,它们有大致相同的理想和反对的目标与思潮。但是,谈到的基本原理,二者的差异就比现实追求和政策考虑层面上显现的要大得多。我认为,从学理、历史经验和现实诸方面考虑,应当选择自由主义而不是。

基本原理和社会政策的考量与调节不同,它必须对权力的来源和界限,对个人自由和权利——如信仰自由、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的保障等最基本问题作出明确阐述。自由主义学说在欧美各国实现的过程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其他后进各国的过程——不论是真正实现还是仅仅在理论上承认——大致是对欧美制度的模仿,从而是在相当大程度上对自由主义原理的认可。从历史上看,从来没有自主地发挥过作为原理的作用。它曾经反对过那些原理,以及根据那些原理安排的制度,只是在改变策略和方向,从力图打碎变为认可它们之后,它才得到发展。即使承认它对的完善和发展有所贡献,那也只是在自由主义基础上的二阶性调适,而没有起到奠基性、原创性一阶原理的作用。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与近现代原理相距甚远,如果我们承认这些原理值得学习,那么我们应当追本溯源而不是仅得其流。事实上,时至今日在捍卫和发展自由原理方面最活跃并作出杰出贡献的基本上全是自由主义的理论家,除了哈贝马斯(J. Habermas),我们很难找得出可以和哈耶克(F. A. Von Hayek)、罗尔斯(J. Rawls)、德沃金(R. Dworkin)相媲美的著名人物。

当代德国社会党理论家托马斯·迈尔(Thomas Meyer)在其教科书式的《导论》中承认,从历史上看,现代是自由主义的的继承者,它的纲领建立在自由主义运动之上,并保持了这一运动的真正成就。他在本书中还谈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社会党主席库尔特·舒马赫“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明确地指出了的要求与启蒙运动和自由主义的原则之间的联系。”1

当代社会党的领袖也承认自由主义对于的前提性作用,比如曾连任四届奥地利总理的社会党领袖布鲁诺·克赖斯基( B. Kreisky)说:“在那些已实现的国家,的先决条件无疑是自由主义创造的。”2

当然,的理论家和领袖在承认上述情况后往往马上就要补充说,自由主义所确立的自由与是有局限的、不彻底的,比如自由是形式上的而不是实质上的,限于方面而没有扩展到经济方面,真正、彻底地追求自由主义确立的目标,把争取自由、的运动提升到新的、更高级的阶段。

这里不可能深入讨论上述主张,但中国、苏联等国的历史经验表明,对自由的所谓“超越”所代表和导致的,决不是更“高级”的自由与,而是对自由的摧残。如果说在欧美国家,在自由主义平台已经牢牢实实地搭建成功之后再去批评、修补、完善这个平台尚无大错的话,那么宣称应当致力于搭建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美妙平台,要么是欺人之谈,要么是理性的僭妄。人类历史还没有提供这样的先例,可以脱离自由主义的成果实现的目标。如果我们像西方真正的者那样承认自由主义是的基础和前提,那么当这样的前提条件离我们还非常遥远的时候搞所谓的超越实质上只能是否定。

与自由和专制的距离

也许有人会说,从历史上看,当然是先有自由主义,后有,但如果和自由主义同样地认同自由、、法治等等,把时间顺序转变为对价值和重要性的判断,从而分出高下,就是不公平的。

上面已经说了,确立一种原则并捍卫这原则,和走了一段歧路后回过头来认可这原则,当然是有差别的。事实上,这两种主义对自由及专制极权的亲和力、抗拒力确有差异,可以从以下方面来考察。

从理论内涵方面看,虽然是对主义的修正,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它的理论资源主要是主义。主义一方面承认资产阶级的自由对于封建的等级制和人身依附是一种历史进步,但它更强调这种自由的所谓“虚伪性”,它全力以赴从事的是摧毁自由秩序,它一方面勉强承认革命在英美可以用和平方式进行,但更是大力鼓吹革命,论证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和必然性。我们大致可以说,社会党没有使用手段来摧毁自由制度,但各个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支持革命学说。它们较晚才明确宣布放弃革命,更晚才在自己的政纲中把自由当成首要的价值,比如德国的社会党迟至1959年才在哥德斯堡纲领中明确无误地把自由置于首要地位。

正因为如此,在专政极权和自由的对抗中,一旦情况稍一复杂,尤其是前者以“新生事物”的面貌出现,以“平等”的口号作号召,者就容易放弃自由而倾向专制,或者在专制的面目已经清楚暴露之后还要惋惜和辩护。当苏俄布尔什维克在国内搞时,英国工党的不少著名人物(比如其理论家拉斯基)和费边社的萧伯纳等人表示支持或同情,就是一例,法国的自由主义者雷蒙·阿隆和者在斯大林主义问题上的争论则是又一例。

如果说,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只能看到洛克、潘恩等自由主义者对个人自由的辩护与捍卫,对君主专制的,而读不到理论家的类似作品不足为奇,那么,在上世纪二战前后自由主义者哈耶克写出《通向奴役之路》,波普写出《开放社会及其敌人》这样反专制、反极权的著名篇章,而在者那里找不到类似的理论建树,就比较说明问题了。

自由主义是在与封建的神权、君权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的拼杀中,是在提出和捍卫“天赋”学说的过程中成长发展的,而从一开始就把自由经济制度和制度作为自己的对立面,二者自由信念的坚定性和对极权专制的抗拒性、敏感度自然不同。对于以建设为己任的中国人,应该以什么学说为原理,是不难决定的。连托马斯·迈尔在《导论》中都承认:“自由主义作为集权主义、国家统治主义和受固定世界观支配的文化解毒剂,是矫枉的不可避免的道路。”3

权力的制衡

的最重要安排之一,是制约的权力,是奉行三权分立原则。

在不少学家看来,的含义就是对权力的制约。比如一位作者说:“简单地说,我用来指国家的强制性权力受到约束这种观念。”4还有学者说;“在传统上,西方思想的突出主题是要设计一些制度来限制权力的行使。”5 “在过去的200年中,有限一直是主义者们最基本的要求。”6

即使不能说,的唯一含义就是限制的权力,但它一定是的最主要含义。

自由主义对思想最早、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就是提出了分权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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